【文/趙達】

一般認為，樞紐地位在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發揮着催化作用。當你打開一幅世界地圖，也許會發現全球絕大多數城市都坐落在這樣或那樣的河流和港灣的縱橫交錯之處。據統計，在過去的70年間，全球貿易總額增長了155倍，沿海大都市地理優勢凸顯。以中國為例，1984年國務院公布的首批14個對外開放城市中，便有13個位於海灣或河口。

追溯過往，自1498年達·伽馬開闢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以來，香港便成為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道的樞紐，被譽為“東方之珠”。由其向南，經過與印度洋溝通的馬六甲海峽，可達歐美及非洲；向北，又是印度洋通往日本等國的要道。如果歐美、日本等國意圖打開中國南部市場，那麼香港無疑是最重要的門戶。

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使得香港在20世紀80年代便已成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亞洲四小龍之首，而彼時的深圳擁有的僅僅是海灘和荒山。不過1979年之後，政策風向突變，特區不斷設立，這意味着偏向性的基礎設施投入、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在此環境下，企業受到的限制大為減弱，更容易誕生優秀的企業家和創新先驅，使得相關區域具有明顯的吸引力。深圳作為其中的佼佼者，歷經30多年急速發展，在2017年，經濟總量已超越香港。考慮到這一奇蹟毫無疑問地與緊鄰香港的空間特徵緊密相關，本章第一節基於區位視角簡略回顧香港的近代歷史。在此基礎上，第二節描繪兩座城市間的經濟互動。第三節通過同時期四大經濟特區對比，探討不同發展軌跡背後的原因。

往事悠悠：為什麼英國選擇香港，中央選擇深圳？

1757年，清朝乾隆皇帝頒布了“一口通商”命令，使得廣州憑藉“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商業都市。隨後，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迫切希望占領巨大的中國市場。鴉片由於利潤率奇高，成為傾銷的不二選擇。

圖3-1 查理·義律

1839年6月，林則徐南下廣東進行虎門銷煙，這場運動隨之轉變為中英兩國之間的正式衝突。1839年10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向海軍上校義律（Charles Elliot）傳達內閣意見，要求奪取中國“舟山群島的一個島嶼或廈門城”，以“作為遠征軍的一個集結地點和軍事行動的根據地，而且以後構建為英國貿易機構的牢固基地”，並“永久占領”。該指示等價於封鎖大運河與大海之間的交通控制權，以及獲得“可能大得多的政治影響力”。

1840年7月，英軍攻占舟山，道光皇帝任命直隸總督琦善前去談判。由於舟山距離北京只要兩星期路途，迫於清廷顏面，琦善認為並無退讓餘地。與此同時，義律發現，在1840年7月至1941年2月的英軍染病人數約為700人，死亡600人，傷殘1000人，病死人數達到整個鴉片戰爭中戰死人數的5倍。

圖3-2 舟山是富庶的中國華東地區門戶

這時候，義律的態度開始轉變。1943年，他在與巴麥尊的交談中解釋了不願意占領舟山的原因。“憑藉對舟山的親身了解，我認識到，與我們以往的偏愛截然相反，它完全不適合我們在中國的目標。航行……充滿危險，除了動力汽船之外，其他船隻幾乎無法航行。”隨後，義律擅作主張，從舟山撤軍，並於1841年1月26日占領了香港島。

巴麥尊對這一行為勃然大怒，他在1841年4月10日送交女王的報告中指出：“巴麥尊子爵對中國遠征軍的結局深感羞辱和失望……義律上校似乎完全錯誤地理解了給他的指令，就在艦隊的軍事行動大獲成功之際，他僅憑一己之願，認可了非常不恰當的條款。”

毫無意外，1841年4月21日，巴麥尊決定由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代替義律行使在華職權。他在函件中對義律冷嘲熱諷，對香港則不屑一顧：“你獲得了荒蕪之島香港的割讓，島上幾乎沒有一幢房屋……很顯然，香港不會成為貿易中心……我們的貿易將一如既往地在廣州進行。他們（英國僑民）可以前往荒涼的香港島，在那裡修建房屋來隱居。”

圖3-3 怡和洋行是當時最大的歐洲商號和最大的鴉片貿易代理行

實際上，對於占領香港島，可以從商業和軍事兩個角度探尋原因。

在商業方面，怡和洋行創辦者、鴉片商最重要的發言人查頓（William Jardine）較早提出了占領香港方案。1836年在華英商喉舌《廣東記錄報》曾公開宣稱：“如果獅子（指英國）的腳爪將占據中國南方某個地方，那就占據香港吧，……十年以後，它將成為好望角以東最大的商業中心。”

義律在1841年6月21日給英印總督奧克蘭的回信中也指出：由於戰爭，貨運被大量囤積……英國要找另一個地方可以清貨，同時不需要再付逾期停泊費和其他額外費用。而且，為了不再給不守誠信的當地商人從中操控和抽取利益，香港行動是有必要的。

在軍事角度方面，義律在1842年1月25日送交阿伯丁勳爵（Lord Aberdean）（巴麥尊的繼任者）的報告中指出，與舟山相反，香港“巨大而安全的港口，豐富的淡水，易於由強大海軍來保護等優點，地域大小和人口狀況都很適合我們的需要”。

作為實際掌舵人，璞鼎查的言行或許值得關注。他曾經明確指出占領香港的三個優勢：第一，隨着清廷的禁煙措施愈來愈嚴厲，占領香港，能為英國商人清除一些主要的貿易障礙，同時擺脫澳門葡萄牙人的牽制。據統計，《南京條約》生效後，香港島逐漸取代伶仃洋，成為世界最大的鴉片走私總站。第二，香港在環境、水深、淡水供應、地域大小和人口狀況方面非常適合建立海軍基地。第三，如果打開中國華南地區地圖便會發現，香港與當時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廣州距離最近，可以經營成對華貿易的重要根據地。最終，維多利亞女皇承認了由於“君令有所不受”得來的香港。

崢嶸歲月：香港與深圳的發展互動

深圳和香港一衣帶水，跨過連接兩地的羅湖橋不過5分鐘時間。地理鄰近使得兩地人員、資本流動頗為頻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用在香港和深圳兩座城市再貼切不過了。

一、風口下的香港

故事的起點或許還要從香港的崛起歷程談起。在1842—1949年的一個多世紀裡，香港的發展一直波瀾不驚。誠如前文所述，港闊水深的維多利亞天然良港是“日不落帝國”進行遠東貿易的戰略支點。為了對怡和洋行等外貿公司進行融資，這裡先後組建了第一家銀行——金寶銀行（1845年），中央銀行——英國渣打銀行（1853年），以及滙豐銀行（1865年）。在此期間，作為當地人，如果能夠從事與洋行相關的服務業便是一份頗為體面的工作了。

即便如此，當時的香港在經濟、金融等方面的景氣程度與上海相比，都難以望其項背。或許是洋務運動的原因，上海在19世紀中後期便已形成輻射全國的金融市場，甚至作為中央銀行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亦是落戶於此。1876年，晚清文人葛元煦在《滬游雜記》中寫道：“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上海和香港被拿來相提並論，不知是不是從那時開始的。當時甚至有英文報道幽默地說到，上海英商自認為高香港英商一等。

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1949年。隨着國民黨政權的瓦解，自1948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上海及周邊地區商人紛紛來到香港，為香港帶來了50%以上的財富。香港學者陳冠中在《90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中寫道：“1949年後，各省來香港的人多了，從山東威海的警察到跑單幫的台灣客，在本地廣東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為矚目。”

在生活層面，20世紀50年代，上海的一個代名詞是“時髦”，打扮飲食一直引領着香港潮流，比如上海理髮師帶來的“平頭裝”“蛋撻頭”“飛機頭”均受到格外歡迎。當時的理髮店名稱上只要出現“上海”，價格就要高出一般水平不少。

隨着上海資本的興盛，作為其支柱產業的紡織業開始在香港生根播種。1953年，恰逢美國放開港製品輸入，紡織品和成衣占到香港出口產值的50%以上，這種盛景，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的內地改革開放。相比之下，隨着全球冷戰氛圍日趨濃厚，上海這座城市的金融屬性被相繼剝離，比如，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要等到近半個世紀後的1990年。

自1960年開始，香港經濟進入黃金時期。在隨後的三個10年裡，其GDP每10年便能夠翻一番，“東亞奇蹟”名不虛傳。一般認為，在1841—1950年的110年間，香港是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然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內地實施了嚴密的經濟封鎖，使得轉口貿易額趨於萎縮，從而逼使香港在短時間內適時調整經濟結構。

或許是機緣巧合，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進入工業轉型期。美、日等國人口增長率下降造成工人短缺和工資上揚，因而要想大力發展鋼鐵、化工、汽車和機械等出口導向型資本密集工業，自然需要將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進行轉移。香港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機遇，集中力量發展服裝、塑膠、玩具、鐘錶、化工、電子等輕工業，也因此成為亞洲地區製造業中心之一。

到60年代末，香港製造工業產值已占本地生產總值的30%，產品出口的比重已由50年代初的10%增加到80%左右，這標誌着香港經濟結構已成功地由轉口貿易為主轉變為以輕工業製造業為主。

圖3-4 1949年等待進入香港的內地民眾

圖3-5 20世紀60年代以來香港經濟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

在20世紀70年代，幸運女神再次降臨在香港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兩次“石油危機”促使能源、礦產資源等初級價格上漲，嚴重壓縮了美、日重化工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利潤空間。20世紀80年代，科技革命、信息技術又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高科技產業領域成為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新戰場。為了快速占領制高點，美、日必須儘可能多地丟掉舊包袱。於是在勞動、資本密集型產業繼續轉移的同時，標準化的技術產業也開始在外布局，最終促成了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崛起的第一道風口。

如果說天時始於運氣，那麼最終的成功則依託於人和。在外部環境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香港政府不失時機地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對腐敗採取了零容忍態度，從而極大地促使香港逐漸轉軌為現代、透明的高效政府典範。

與此同時，伴隨着法治的進一步健全，金融發展所需的制度土壤日趨完善。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銘記的一天。由華商李福兆牽頭籌備的“遠東交易所”正式開業，標誌着由外資統治香港證券市場的舊格局被首次打破。在基礎建設領域，香港政府開始實施“十年建屋計劃”（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計劃”（1976年），金融與房地產這一孿生兄弟出現盤旋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香港製造業向金融服務業的迅速轉型。然而，香港的歷史機遇還遠不止於此。

圖3-6 20世紀以來全球發生的三次產業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創新的港深“前店—後廠”模式

縱觀全球，任何港口貿易的發展都依賴於腹地經濟的滋潤，比如新加坡植根於南亞、東南亞經濟，鹿特丹則以西北歐為依託。因此，香港的發展無時無刻不與內地密切相關，這在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體現。

圖3-7 20世紀80年代香港轉口貿易再次興起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就香港而言，1980年年初，製造業在本地的發展受到空間狹小、資源短缺、成本高漲、競爭激烈等因素嚴重阻礙。因此，藉助珠三角的巨大優勢，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迫在眉睫。對於內地來說，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使得資金監管較為嚴格。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各大金融財團紛紛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並以此為跳板打開內地市場，這對於香港金融中心建設無疑是強心劑。1986年，香港證券市場的交易額悄然從1969年的25.46億港元攀升至1231.28億港元，“紐倫港”格局初現。

數據顯示，1979—1984年的大多數時間裡，GDP增速均在20%甚至30%以上，20世紀90年代香港的服務業占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超過80%。或許恰如歌曲《我的1997》所描述的：“香港，香港，怎樣那麼香？讓我去花花世界吧，給我蓋上大紅章！”

港深兩地合作為深圳帶來的效益是可觀的，甚至是驚人的。深圳市前副市長鄒爾康曾用幾個數字描述1979年的深圳：工業產值6000萬元，農業產值1100萬元，兩者相加，還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兩萬分之一。鄒爾康因此詼諧地說道：“老百姓都夜不閉戶，一是因為民風好，另外也沒有東西可偷啊。”事情的轉折點也恰在這一年。在20世紀80年代，深圳GDP增速只有一年沒有達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為83.53%，平均增速破天荒地達到52.11%。即使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也高達40.66%。

現在看來，當地政府頗有遠見地通過“三來一補”形式，將電子、機械、五金、化工、塑料、紡織、服裝、玩具、食品等香港主要製造業部門悉數吸納，為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性作用。1985—1995年的數字顯示，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資於製造業的資金由5億美元增至58億美元，年均增長達到27.5%，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工序和生產線轉移比例高達70%—90%。因為遷移企業的主要是生產基地，所以依然和香港保留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種背景下，香港保留並擴大了為工業提供各類生產服務的功能，從而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前店—後廠”地域分工模式。部分學者統計，這一時期參與“後廠”服務的企業約占香港服務業的60%。在這個過程中，深圳不僅學習了先進技術，還積累了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走上市場經濟道路提供了種種可能。

圖3-8 前店—後廠模式

資料來源：薛鳳旋，《都會經濟區：香港與廣東共同發展的基礎》，《經濟地理》，2000年第1期

深圳市原市委書記李灝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中央領導認為，深圳就這麼小一塊地方，並不要求實現多少GDP，向中央上繳多少財政收入或者是創造多少出口外匯，重要的是為開放、改革探索，創造新經驗。

“特區不做好改革探索工作，無論搞了多少GDP，都不能說完成好了特區的任務。”

話是這樣說的，深圳確實也是這樣做的，而接下來的改革無時無刻不體現着香港的身影，比如取消糧票、打破鐵飯碗、工程招投標、用工合同制、效率工資、土地使用權拍賣、房地產商品化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深圳就是吃着香港的“螃蟹”長大的。

“炒魷魚”從深圳傳到全國。當時，香港妙麗集團董事長劉天就在深圳成立了第一家港資賓館——竹園賓館。由於服務人員態度和服務水平不高，開業幾個月後住客越來越少。劉天就向社保部門領導反映：“勞動工資制度非改不可，再不改我的老本都要蝕光了。”他建議實行合同制，讓員工能進能出，稱職就留下，否則就走人，用香港話來說就是“炒魷魚”。

時任深圳市勞動局局長的張文超組織調研組在蹲點調查後，提議以竹園賓館作為用工改革試點，率先打破固定工制度，採用勞動合同制，並讓企業享有用工自主權和工資分配自主權。就這樣，在新制度試行一年後，竹園賓館在1982年的純利潤比1981年翻了一番。

1983年，《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和《深圳市實行社會勞動保險暫行規定》分別出台，深圳成為內地第一個實行勞動用工合同制及社會勞動保險制度的城市。可以說，深圳的做法打開了全國勞資關係改革的閘門。

另一邊，深圳土地財政改革緩緩拉開序幕。

這還要從1980年的一場大雨說起，兩個小時之內，羅湖一帶就變成了汪洋。大雨過後，時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叫來工程師們，估算“五平一通”成本，結果發現，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資近20億元，加上根治羅湖水患需要的巨額資金，這對於當時的特區簡直是不敢想象的天文數字。

時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長駱錦星回憶說：“香港人啟發了我們，香港財政收益三成以上都來自土地拍賣。於是我們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換資金。”1986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調研組成立，課題是“如何推進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不能拍賣土地”。

1987年12月1日，深圳土地使用權拍賣的“第一槌”，開啟了政府先徵用土地，再出讓給市場，以地換錢的模式，做到了用3000萬元原始資本撬動76.3億元的基礎建設投資。而在拍賣舉行前夕，現場來了一群特殊的嘉賓，他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國務院外資領導小組副組長周建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以及來自全國17個城市的市長。這個被很多人形容為“後無來者”觀摩團的到來，表明了中央對這種“吃螃蟹”行為的支持。即便如此，深圳的做法還是招致了種種詰難。深圳市原市委書記梁湘，甚至被有些人批判為“20世紀80年代的李鴻章”。

然而從現在看來，深圳的做法不僅創造了新中國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的先例，深遠影響了後來的財政體制、金融改革與城市化進程，甚至推動了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即以法律形式確認了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深圳市體改委原主任徐景安事後回憶：在北京還在為一些理論問題爭論不休時，深圳在實踐上已經走出很遠。

三、改革的反覆：“深圳大圍剿”與特區地位的弱化

然而，特區的發展並非如表面上一帆風順。1985年5月出版的香港《廣角鏡》發表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文鴻的文章《深圳的問題在哪裡？》，主要對深圳特區5年來的試驗結果進行評估和質疑。有人稱這是打響“特區失敗論”的第一槍，而且揭開了深圳“第一次大圍剿”的帷幕。

陳文鴻得出的結論是：中央和深圳政府對經濟特區的期望，是能發展成以工業為主體的綜合經濟，可是，深圳經濟卻是以貿易為主。數據不會說謊，1983年深圳工業總產值7.2億元，而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為12.5億元，做生意賺的錢比工業掙的錢多得多。

他還對深圳的貿易模式提出了批評。當時深圳提出的口號是“外引內聯”，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一窮二白，沒什麼東西可出口，1983年外資占比也僅為30%，這30%中又主要是港資。因此，“外引”引不進來便只能更多地指望“內聯”了。所謂“內聯”，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挖內地牆腳，來蓋自家院牆。

具體來講，由於內地省市尚有許多具備出口優勢的創匯企業，按照當時的政策，這些企業創匯的大部分都被地方政府的外貿部門拿走了。如果這些企業與深圳搞聯營，通過深圳來出口，其創匯就可以與深圳的出口商對半分，企業何樂而不為。當眾多內地企業都通過深圳出口時，便斷了其他省市的財路。

陳文鴻還舉例說道，20世紀80年代，內地各省市為了出口創匯，通常會給出口商品以大量補貼。比如，一把摺疊傘，市場價為10元，但外商不會要它。為了出口，只賣3元，這樣的低廉價格，外商當然要了。但這樣賤賣，廠家不是虧本了嗎？不要緊，財政會給廠家補貼。

1988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灝的發言或許能夠對此進行側面印證：深圳從無到有，總投資是87個億。其中國家投資撥款，銀行貸款，香港、澳門投資約17個億。那麼另外70個億是從哪裡來的呢？他承認是中央各個部委、各省市自治區投資的。為什麼他們那麼積極地投資？或許是政策窪地效應。

在金融領域，1994年，清華大學學者胡鞍鋼教授的《欠發達地區發展問題研究報告》使尚處於鄧小平南方談話餘熱中的深圳，感受到些許涼意。撰寫文章首次提出了“特區不特”論，說“特區是特權”，是“國中之國”，是靠“剝削內地”“經濟尋租”“政治尋租”發展起來的。

以金融為例，當時國家定的匯率為1美元兌換5.5元人民幣，而深圳銀行被允許以高於國家牌價來收購外匯。這樣一來，全國各地的外匯持有者都不願意到所在地銀行換匯，而是拿到深圳，結果是，整個國家的金融秩序都被破壞了，深圳卻坐收漁利。尤其是對落後者來說，一個比深圳落後的地區還要為深圳作貢獻，是何情理？

這場風波最終以中央的表態畫上句號。在1995年9月國務院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財政部部長劉仲藜表態說，中央已經決定，對特區部分政策做一些小的調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經濟遭受重創，使得深圳增速明顯放緩。1998年3月，在國務院第四輪機構改革中，國務院特區辦被撤銷。當時的一篇評論文章認為，“雖然深圳仍以特區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實際決策體系中，已經沒有特區之位了”。

2001年，隨着中國加入WTO，內地經濟由局部試驗向全面改革推進，來自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從1992年上海市浦東新區成立，到2014年6月，國家已經批准了12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改革方向也更趨多元化。比如重慶、成都為統籌城鄉試點，瀋陽經濟區為新型工業化試點，黑龍江的兩大平原為農業現代化，山西省為資源型經濟轉型試點。曾經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深圳，如今只是改革開放中的一個試驗區。從這個角度看，中央對深圳改革的預期已經改變了。

四、深港逆轉：轉型的成功與失敗

相比於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動輒50%以上的GDP增長率，深圳之後的發展則稍顯疲態。在90年代的後五年，這一增速先是跌落30%，接着又跌破20%。2000年之後，GDP增速能超過20%的年份已不多。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爆輿論，年僅28歲的咼中校以樸實卻又專業的語言剖析了深圳發展之瓶頸，部分內容甚至被寫成內參選交中央。

誠如前文所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傾向於將深圳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歸結於改革。然而，隨着經濟體量的爆炸式增長，利益關係趨於複雜，改革漸漸地改到了改革者，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務。例如咼中校在文中提到的暫住證問題。

2001年10月，財政部等部門頒布《關於全面清理整頓外出或外來務工人員收費的通知》，要求取消暫住費、暫住（流動）人口管理費，僅保留5元工本費。然而深圳有關部門卻有意提高辦證門檻，增加程序所需公章至11個，根據《南方周末》報道，深圳市公安局負責人曾坦言，對出租屋開徵治安管理費，目的便是彌補暫住證收費下降導致的虧空。其他部門如勞動局、人事局、物價局等7個部門還圍繞暫住證形成地下產業，這讓一個財政收入位列全國前茅的深圳備感“臉紅”。

面對困難與挑戰，深圳市政府一邊刀口向內，一邊引導經濟轉型。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逐步換擋至經濟轉型。按照深圳市政協委員、政經評論員金心異的分析，深圳有三次比較明顯的轉型。

第一次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大量湧入為標誌，讓深圳從此前的以轉口貿易為主，快速走向工業化；第二次始於90年代中期，以將高科技企業打造成深圳的支柱產業為標誌，比廣東推行的“騰籠換鳥”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則與第二次相聯繫，以服務業的蓬勃興起為標誌。

2009年，深圳市委推出了涉及全部46個部門的整合改革方案，減少部門15個，98名局級領導、139名處級幹部、199名科級幹部被列為了再安置對象，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辦事效率，改善了營商環境。

來自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深圳第二產業增加值7700.43億元，占GDP的39.50%，同比增長7.00%；第三產業增加值11785.88億元，占GDP的60.46%，同比增長10.40%。這意味着，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突破六成。

相比之下，香港的發展則令人擔憂。從某種程度上說，香港奇蹟是特定歷史機遇、自身經濟基礎與努力結合的產物，而反觀當下，香港仍是香港，世界卻已不是昨日的世界。國際產業轉移不可能重演，當年的地理、制度、產業等優勢已漸行漸遠。

第一，在中國內地被西方封鎖隔絕的情況下，香港作為支撐內地對外的唯一港口有着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這一功能隨着改革開放由點到面而逐漸弱化。表3-1顯示，2016年深圳港口年吞吐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三，香港則下滑至世界第五。

表3-1 近年來世界各主要港口吞吐量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基於網絡信息搜集整理

第二，在向珠三角轉移輕工業後，香港並未像其他“三小”那樣加快製造業升級，而是選擇了以金融、地產等為代表的服務業，這就使得香港的產業結構變動方向，與中國內地20世紀90年代後期產業結構變動方向不匹配。香港難以從內地經濟（如汽車和房地產所需鋼材）高速增長中“由輕而重”獲得高分紅。

圖3-9 香港地區製造業占比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

香港沒有第二產業優勢是所有問題的邏輯起點。美國第二產業比重雖然在近年來持續走低，卻始終保持在20%以上，並在2012年啟動“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2013年，德國正式提出“工業4.0”概念。中國隨後制定“工業製造2025”規劃，試圖在“互聯網+”領域彎道超車，香港製造業的嚴重空心化，導致與內地經濟聯繫日漸疏遠，失去了發展“工業4.0”的先機。2016年年底，香港製造業占比居然還沒有達到1.5%（圖3-9），比起美國的12.1%和德國的22.6%，差距絕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趕上的。

第三，從人口結構來看，香港已經步入遲暮之年。0—19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996年的25.4%下降至2014年的16.2%，20—39歲的青年人口所占比例由1996年的36.2%直降至7.2%。相反，40—64歲的中年人口占比由28.2%大幅上升至39.6%，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了5%—15%。嚴重的勞動力老齡化帶來的是有效勞動力不足，不僅如此，由於房價畸高，各行業壟斷勢力有增無減，香港年輕人出現了向內地流動的趨勢。這些進一步導致社會經濟活力降低。

相比之下，由於深圳在住房、年輕人才吸引方面投入巨大，截至2016年年底，其常住人口平均年齡為32.5歲，屬於全國最年輕的城市，為科技創新提供了人才保障。

千年伊始，在經歷了稅收有優惠、土地有保障、人工很低廉的“前店—後廠”合作後，深圳付出的代價也十分驚人。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到蛇口調查時發現，僅蛇口一帶便有30餘家印染廠，將附近沙灘全部染黑，所以他認為產業結構調查迫在眉捷。而內地出口導向產業也逐步培育了本地化服務設施（如現代空港和集裝箱碼頭）。

1996年，深圳公布了《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集中打造高新技術產業。自此，兩地似乎很難再相互獲得發展動力。2003年，香港因受到SARS疫情衝擊，市面蕭條，當年5月，赴港遊客同比下跌68%，僅旅遊收入就減少123億港元。這一損失很快波及零售業和消費業，失業率最高達8.8%，香港經濟、民生籠罩在沉沉陰霾中。

恰在此時，中央與香港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CEPA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內容，由於內地在製造業具有比較優勢，而香港在服務業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服務貿易逐漸成為合作的主要內容。截至2015年年底，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達1225.6億美元，占內地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7.2%，香港成了內地的第一大服務貿易夥伴。

五、深店莞（惠）廠：新時代“前店—後廠”模式成型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深圳陸地面積只有1997.27平方公里，是北京的12.17%，上海的31.5%，廣州的26.87%。從人口密度來算，深圳壓力最大，2015年年末每平方公里有5697人，是北京的4.3倍，上海的1.5倍，廣州的3.1倍。從人口增長速度來看，深圳的吸引力也遙遙領先，2016年淨增人口達到53萬，是北京的13倍，上海的10倍，廣州的1.2倍。

相比之下，臨近深圳的東莞和惠州土地面積分別為2460平方公里和11343平方公里。從自然稟賦來看，深圳土地成本高企有一定的必然性。根據媒體統計，2013年3月至2016年8月，深企在東莞拿下土地4000畝，約合265萬平方米，出讓金總計近14億元。同一時間，深圳土地供應面積為216.79萬平方米，2016年土地出讓金為242.4億元。深圳拿地成本約為東莞的17倍。不少老闆表示，雖然有人在為我打工，但我卻在為房東打工。

圖3-10 CEPA簽訂對於香港旅遊、運輸、金融業輸出

資料來源：萬得資訊

在此背景下，深企外遷勢在必行。深圳市原市長許勤在一次講話中指出：“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其中六成企業外遷是因為“房地產價格、廠房租金太高”“人工成本過高”“用地需求無法滿足”。

根據東莞官方透露，2015年東莞引進的內資項目中，34%來源於深圳。2016年上半年，差不多每拍出三塊工業用地，就有一塊被深圳資本拿下。惠州則在2016年的市委第十屆九次全會中明確提出：全面對標深圳，主動接受深圳的輻射帶動。中山市發展改革局統計顯示，自2013年以來已接納230多家深圳企業落地中山。江門市工商部門統計顯示，已有198家深圳企業在江門投資，同時，深圳企業在江門設立的分支機構達到225戶。

深企外遷，似曾相識。廣東省政府特聘參事陳鴻宇將隨後發生的外遷潮分為三波：第一波是2002—2006年，勞動密集型以富士康為代表的企業外遷；第二波是2007—2012年，裝備製造等資本密集型企業走出去；第三波特徵在2012逐漸開始顯現，以華為、中興通訊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生產基地逐漸外遷。

可以看到，在以前的“前店—後廠”中，香港是“店”，深圳是“廠”，現在這一模式則演變為“深圳總部研發”+“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生產製造”。“深店莞（惠）廠”的悄然形成則反映出深圳強大的創新能力。這一變化或許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比如，在華爾街公布的2015財年最賺錢的企業名單中，蘋果公司以395億美元淨利潤奪冠，而該公司除了研發、設計、營銷在美國本土外，製造業幾乎全部外包。

六、待解的難題：粵港澳大灣區的分工與競爭

在2017年3月5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那麼，誰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火車頭”呢？深圳，在創新和GDP方面已經是諸雄中的領頭羊，不過在政治、科教醫療、文化與歷史方面與廣州和香港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香港在國際知名度上無疑最大，在金融和貿易物流方面的競爭力猶強。至於廣州，政治與文化影響力是當之無愧的老大，唯獨在金融與高科技兩個關鍵指標上較為落後。

對於龍頭之爭，在本書付梓之際仍難作出判斷，但是灣區各城市的職能分工問題卻十分明顯。日本運輸省於1967年提出的《東京灣港灣計劃基本構想》，建議把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橫濱港、橫須賀港、木更津港和船橋港在內的7個港口整合為有機整體（表3-2）。經過多年發展，千葉成為原料輸入港，橫濱專攻對外貿易，東京主營內貿，川崎為企業輸送原材料和製成品。如此一來，灣內各市都有各自優勢產業，同時緊緊相連，加工生產要素在城市間可自由流動集聚，形成了巨大的集聚效應，提升了東京灣在全球的競爭力。

表3-2 東京灣主要港口職能分布

資料來源：王建紅，《日本東京灣港口群的主要港口職能分工及啟示》，《中國港口建設》，2008年第1期

反觀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擁有深圳港和廣州港兩大排名前十的港口，珠海港、東莞港、惠州港、中山港、虎門港、南沙港國際排名也在迅速上升，因此，如何在適度競爭的基礎上進行差異化定位，構建大、中、小規模合理，中轉、外貿、內貿功能統籌，空間布局科學的港口群，是未來提升投資效應和運營效益的關鍵。

《深圳奇蹟》，張軍主編，東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