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譁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黃琪翔等人見眾怒難犯，一起宣布辭職前往香港。由於汪精衛在寧漢分流時支持共產黨、而共產黨的“廣州起義”又恰恰發生在發生在蔣介石準備復起之時，不由得蔣介石有所想法。而桂系從廣東敗退，這自然是個攻擊汪精衛的藉口。於是國民黨各派系都指責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廣州暴動。

剛從共產黨漩渦中脫身的汪精衛根本沒有辦法說得清、道得明，桂系的南京特委會也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準備綁票暗殺汪精衛。

所以說“要綁我和碧君的票”完全是桂系報復，和蔣介石也沒有關係。至於“我被他苦逼出海，亡命海外”，就是在此時。雖然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這怎麼能說是“被他苦逼出海”？更談不到“亡命海外”吧？事情緣由一清二楚，現在卻要來胡攪蠻纏，汪精衛毫無道理，屬於強詞奪理。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

陳公博的疑問很正常，汪精衛遇事不是住院就是出洋，這個架勢並不像是在搞政治鬥爭，而是像女人的撒潑耍賴。汪精衛在政治上遇到什麼難題，喜歡與陳璧君探討，而陳璧君也樂此不疲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陳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過問，汪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動與想法，就是出自陳璧君的主意。陳公博就曾評價，“汪先生如果沒有夫人，成不了大事，但汪先生如果沒有夫人也壞不了大事。”說實話，沒看見“汪先生”成了什麼大事，而壞事確確實實的太大了。

“槍傷我”、“ 下流至要綁我和碧君的票”、“ 苦逼出海”這三件事和蔣介石沒有關係，而且早已事過多年，現在拿出來說還有什麼意思？這種完全不可理喻的思維只有在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上才可以見到，而現在發生在汪精衛身上，實在是令人嘆息，看來陳公博所言“汪先生如果沒有夫人，成不了大事”是客氣，後一句話才是本意。

退一步講，即便這三件事都是蔣介石干的，在當下這個情況，私人恩怨怎麼能和對日態度這種國事攪和在一起？即便你汪精衛認定要走“曲線救國”這條路，那也不能說是與蔣介石的私人恩怨而引發的是不是？汪精衛的這番話充分表明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

再看日本方面，近衛一辭職，對華態度也就隨之改變，背後原因就是日本方面有強大勢力不認可近衛與汪精衛的合作。即便是日後日本再提“合作”，這個“合作”也肯定不會如汪精衛今日之所願，所以講近衛辭職就說明了汪精衛“和平”企圖的破產，汪精衛作為一個“政治家”連這一點都看不清楚的話、而且還要繼續走下去只能說是自取滅亡了。

汪精衛最重要的追隨者陳公博也不同意這樣的“和平”建國。陳公博出身官宦，乃是廣西提督陳志美60歲得子。陳公博國學底子極為豐厚，而且與他人不同，白天誦讀四書五經、晚間閱盡小說，為印證小說內容就開始閱讀史書、及至翻閱地圖。1917年從廣州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結束學業回到廣州後創辦《廣東群報》，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1921年3月與陳獨秀、譚平山等人創辦共產黨廣州支部，7月23日參加“一大”。

陳公博

黨不鬥就不能叫黨，共產黨自然也不例外，“一大”十三個代表最少就分了兩派，會議討論出現分歧繼而發展成了爭吵，陳公博認為是兩派摩擦、傾軋，“心內冷然……不由得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事變，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但陳公博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於是中央要求陳公博去上海回答黨的質疑。陳公博寫信給陳獨秀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隨即召集廣東共產黨組織會議，聲明與中共決裂，不再履行黨的任務，由此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到國外留學。

1925年4月陳公博結束美國留學回到廣州，在廖仲愷的勸說下加入國民黨開始從政，很快得到汪精衛的賞識，僅僅幾個月後的1926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陳公博也成為汪精衛的最重要助手和追隨者。

關於這次投降日本的“和平行動”，陳公博一開始完全不知情，直到“重光堂”談判開始之前，汪精衛才將陳公博從成都招到重慶。陳公博早上去見汪精衛時，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在場，這些人全都明白底細，單單瞞着一個陳公博。

汪精衛開口便道對日和平已有端倪，這讓陳公博摸不着頭腦，但是現場還有別人，而且按照和汪精衛的關係來說，自己都比這幾位要近，於是陳公博也不敢張口只能靜聽。等到他人都離開後陳公博再問汪精衛對日和平已有端倪的具體所指，汪精衛還是含糊其辭，不過陳公博聽明白了，一個是蔣介石不知道這次的什麼“對日和平”，二一個是汪精衛在等時機成熟時離開重慶。

陳公博於是和汪精衛展開爭論。其實汪精衛自己心裡也覺得這件事並不是完全正確的，所以總是含糊其辭，可是他越不明說，陳公博就越發反對，一直爭到了11點，陳碧君出來結束爭論，“你們辯論時間太久了，食過中飯再來談罷。”言罷也未留飯，陳公博出門返身就去找周佛海。

周佛海早就知道陳公博一定要來，一見面未等陳公博開口自己先說，“你一定嚇一跳罷？”

陳公博一跺腳，“怎麼不是呢？這樣大的事，為什麼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周佛海倒是有些悻悻，“我也對汪先生說過應該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說，公博近來太懶，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們都走，他是不能單獨再留的。”

陳公博聽見這句話，默然無話只有長嘆一聲，心裡很清楚，根本不是怕什麼“懶”，而是怕自己反對。

陳公博是汪精衛最重要的助手，陳公博的意見對汪精衛極為重要，而陳碧君已經預見陳公博會反對“和平運動”，竟然阻攔陳公博的反對意見，這等於是綁架了汪精衛、也綁架了陳公博。從這件事上來看，陳碧君對這次所謂的“和平運動”是掌握全部的，哪個人可以驅使、哪個人可以“會商”、哪個人可以“綁架”等等，全部瞭然於心。

陳公博吃罷午飯再去找汪精衛辯論，直到日暮才迴轉旅館。以後每次見到汪精衛都是反對、反對，直到最後汪精衛罷戰，“這事雖有頭緒，尚無結果，等到將來發展再談罷。”於是陳公博迴轉成都，而此時“重光堂”談判已經結束、協議已經簽訂、汪精衛出逃時間、路線都已確定。

等到一切安排妥當，汪精衛再次電招陳公博到重慶會面。這次倒是開門見了半山，說日本已經同意“和平”，條件是一二三四五，“中國如果答應，則日本於兩年內撤兵。”陳公博根本不認可，雙方又開始辯論，二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其實此時汪精衛行程已經確定，已是鐵心降日，辯論已無意義，而陳公博還想挽狂瀾，其實還是被蒙在鼓中。

陳公博越說越激動，陳碧君在一旁突放冷語，“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

陳公博可以跟汪精衛辯論甚至爭吵，但是不能和“嫂子”爭辯，而且陳碧君的這個話已說絕，陳公博啞然無言，藉此時機汪精衛通知陳公博大約20日成行。行程都已確定，這說明此事已無可挽回，陳公博只能黯然回到成都，

“自回成都以後，每夜都不能合眼，我只有最後一個希望，即離川以後，以個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組織政府，更希望黨對汪先生的制裁能夠緩和，減少汪先生的衝動，這樣我可以從容努力。如果汪先生能夠中途中止他的行動，這是旦夕所祈求的。”

12月12、13日，汪精衛遣副官通知陳公博務必於18日抵達昆明，結果因為天氣原因陳公博20日才到昆明，而汪精衛已於前一日飛往河內，陳公博尾隨而去。

22日近衛發表聲明，汪精衛擬定《和平建議》交與周佛海、陶希聖和陳公博三人帶到香港發表，是即所謂“艷電”。陳公博臨行之時力勸汪精衛不要離開河內，並且不要和日本人來往，其實這對汪精衛來說都已是無用的空話。

陳公博到香港以後，不巧母親病重，於是藉機閉門侍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