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愛將李井泉

作者：歐陽也


客觀地說，文革前的地方官員，尤其是各省委書記，在執行中央的過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悅上司，罔顧民間疾苦這一點上是尤其過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貫極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經過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對此，白樺的評語是比較貼切的：“李井泉不僅不折不扣，而且變本加厲地執行極左的方針，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飢餓之鄉，在四川，有口皆罵，實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對李井泉有過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樺：《我所見到的胡耀邦》）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占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四川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低於全國，“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則遠高於全國。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李井泉是圍攻彭德懷的最賣力者之一。其間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屬賀龍一派，賀龍因為與彭德懷有歷史恩怨，在“廬山會議”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當然也得賣力。現實的因素則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躍進”中屬“人禍”最重的幾個省，出於自保也非得鬥倒彭德懷不可。

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統計數字是812萬餘人。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出於打擊反對者的需要，還扣住老毛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復甦晚於全國其他省份。丁抒的《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人禍》，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對此有較詳細的描述。當時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肅、山東。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吳芝甫、安徽的曾希聖、甘肅的張仲良、山東的舒同都被調離了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去任閒職。只有李井泉，不僅沒調職，還被提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
    “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幹部的檢舉信,檢舉李井泉欺瞞中央。同時, 李井泉受到眾多與會代表的非難,還有人要求中央將李井泉調出四川。李井泉在鄧小平的保護下過了關，回川以後不是認真改過，反而動用公安機關追查檢舉人，圖謀打擊報復。

李井泉最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使得許多人勒緊褲腰帶積攢的一點存糧化為烏有。直到今日，四川的還有人提起此事就憤憤不平。（見 愚人：《大饑荒遺事》、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     
    
李井泉最為人痛恨的話是當有人談起“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李井泉說：“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完全沒有把餓死人這件事當回事。（見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

 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在說起河南餓死人的時候表示過：“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當時分管農業的省委副書記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也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復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不知李井泉對自己在大躍進中的所作所為有何感想，至今沒見到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義的部隊撤出南昌的時候參加革命的。後來到井岡山、到中央蘇區，一直作到紅四軍秘書長，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書的說法。長征中一、四方面軍會師以後，李井泉派到左路軍，和四方面軍一起南下。後來，二、四方面軍會師以後又在二方面軍任職，從此以後一直在賀龍手下。兩人關係極好，據龍門陣稱是兒女親家。賀龍與鄧小平解放初期在重慶建立了非同一般的關係，因而鄧小平對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風霸道，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四川文革前的老幹部基本上是三個部分：跟隨賀龍、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晉綏幹部，跟隨劉伯承、鄧小平入川的二野幹部，四川地下黨幹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擠二野，打擊地下黨。當然如果誰要是給他提意見，那就不管是哪個山頭都得打擊。以下是幾個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文澄，只因對某上級領導人的不民主作風提出了批評，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並在宣傳系統中整出一個打擊面很大的“張文澄右派反黨集團 ”。（見何蜀：《紅岩》作者羅廣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慶市委幹部蕭澤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廖伯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對西南局領導人李井泉的左傾錯誤提出批評，被打成了"蕭、李、廖右傾反黨集團"。（見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 開始後，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黨人被李井泉當作“黑幫分子”拋了出來。曾在四川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馬識途、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見何蜀：《紅岩》作者羅廣斌在“文革”中）

此外，還有在文革中影響極大的劉結挺、張西挺夫婦的案件。其實劉、張二人亦屬極左，因與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劉結挺被撤銷了宜賓地委書記，張西挺被撤銷宜賓市委書記。文革中劉、張起來造反，成為全國知名的造反派幹部，九大時分別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文革後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見到一個公正客觀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發表以後，彭真和老毛對抗，一直拖到 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報》轉載。李井泉對於是否在《四川日報》轉載，也很傷腦筋。於是打電話給鄧小平，恰好鄧小平不在，於是又給賀龍打電話。賀龍明確回答說：不轉載。這樣一來《四川日報》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轉載。這一點後來成為紅衛兵、造反派攻擊李井泉的口實。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紅衛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見何蜀的《“紅衛兵綁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頭髮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       文革中，老毛還多次說李井泉的壞話,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難, 主要是劉、鄧、李井泉搞的，他們把劉結挺打成反革命，把他開除黨，這次才翻過來。”， “四川、貴州最亂，主要是賀（龍）、羅（瑞卿）、李（井泉）搞的”。

所以，李井泉不僅和各大局書記、省委書記一樣受到打擊，被定為“走資派”，而且還在《中共中央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中被定性為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文革以前，每年的國慶節，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門城樓的式樣裝扮起來，稱為“小天安門”。這時候也成了“搞獨立王國”的罪證。實在是很冤。

如果我們問他一句：“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冤死！”他又怎樣想呢？       “林彪事件”後李井泉被解放出來，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一直低調，直到1989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