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是蔣介石要放中共領導人和紅軍主力部隊逃走。

為什麼蔣介石要這麼做？部分原因在紅軍過湘江後浮現：蔣介石部隊把長征紅軍往更西的貴州和四川驅趕。蔣介石的計劃是利用紅軍為己所用。這兩個省和雲南一起。組成了一個包含100多萬平方公里、1億多人口的大西南；它們事實上獨立於中央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也很少向南京繳稅。其中，四川最大最富，人口也最多（5000萬），尤為重要。四川周圍崎嶇群山形成天然屏障，用李白的詩就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蔣介石視之為“國家復興基地”（意思在抗日戰爭中作為安全大後方）。

只有自己的部隊進駐各省，蔣介石才能有效控制這些地方，但是遭到了拒絕，如果他強行進入，就是開戰。蔣介石不願意公開向軍閥宣戰。他的建國計劃更加的馬基其雅維利，也更加精明。他想把紅軍趕入這些頑固省份，各地軍閥擔心紅軍成禍水，就會允許蔣介石的軍隊進入驅趕紅軍。蔣介石盤算着這樣，他的軍隊就可以長驅直入，可以順利實施中央政府的控制。他希望能保存紅軍的主力以對軍閥造成足夠威脅。

蔣介石對他最近的秘書說出了他的計劃：“現在當共軍進入貴州的時候，我們可以跟進。這總比我們自己開戰征服貴州強。四川和雲南會不得不迎接我們以保存他們自己……從現在起，如果我們出對牌……我們能建立一個統一國家，”11月27日，正當紅軍開始過湘江、入貴州的時候，蔣介石發布了自己的建國綱要，一個“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間分權宣言”。

此事是蔣介石一生的秘密，也仍然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官方歷史學隱瞞。兩黨都把中共成功逃脫歸結於地方軍閥，蔣介石譴責他們，而中共讚揚他們。兩黨都在乎一個事情：不要泄露其實是委員長本人放紅軍走的。對於國民黨來說，蔣介石利用紅軍來搞定這些搖擺不定的省份的方法過於曲折，而且這種失算的利用——導致了紅軍的最後勝利——令人羞辱。對於中共來說，要承認著名的長征其實在被蔣介石遠程操控，也令人尷尬。

放紅軍走，也是蔣介石對蘇聯的善意姿態。因為當時中國正面臨日本的威脅，他需要和克里姆林宮搞好關係。中共是莫斯科的嬰兒。

但是還有一個更加秘密、也完全私人的原因。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在蘇聯當人質已經9年了。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唯一親生骨肉，不過不是和著名的宋美齡生的，而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當經國出生之後，蔣介石因為感染了幾次性病而不育，因此還收養了另一個兒子：緯國。但是經國作為骨肉，依然是他最在乎的。蔣介石受中國傳統影響較深，認為頭大大事就是留後。不能延續香火是恥辱，是對父母和祖先的最大傷害，會讓這些死靈魂們無法安息。在中國最毒的詛咒可以是：“你斷子絕孫！”而尊重父母和祖先（孝順）是自古背誦的最基本道德律令。

1925年，蔣介石把15歲的經國送到北京念書。當時他在莫斯科支持的國民黨中逐步得勢。很快蘇聯人發現了經國，邀請他去俄羅斯留學。這個年輕人很興奮。到京幾個月之後，他被邵力子——一位鮮為人知但頗為關鍵的人——帶到莫斯科，而這個人是國民黨內的一個重要共產間諜。

安插間諜無疑是莫斯科饋贈給中共最無價的禮物之一。大部分間諜在1920年代的前五年參加了國民黨，當時孫中山向蘇聯人獻殷勤，把黨的大門向共產黨員敞開。滲透在幾個層次上進行。一部分人如毛澤東以共產黨員公開身份在國民黨內活動，另外一部分人身份保密，還有第三種人是假裝背叛中共。當蔣介石1927年清黨和中共分開的時候，大量的這類間諜依然保持“休眠”狀態，只有在未來適當的時候才被啟用。在之後的20多年，這些人不但給紅軍以關鍵情報，而且還能對國民黨政策以實質影響，甚至有些人不斷在國民黨系統內高升。最後，這些間諜為毛澤東接盤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甚至在高層政治上的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國家的例子。很多事情到現在還沒公布。

邵力子就是這樣的人。他實際上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但莫斯科命令他遠離黨的活動，甚至大部分中共領袖都不知道他的身份。當蔣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反共的時候，邵給俄國人發了封電報以尋求指示，後來提交給了斯大林：“上海非常困擾我。我不能成為反革命武器，我請求指示如何戰鬥。”

以後的22年，邵力子繼續留在了國民黨內，占據了許多重要職務——一直到共產黨在1949年勝利，他才投向毛。他1967年逝世於北京。甚至在共產黨政權下，他的真實面目都沒有公開，他至今被認為是一個忠誠的革命同情者，而不是一個長期間諜。

毫無疑問是莫斯科指示邵力子在1925年11月把蔣介石兒子帶到蘇聯。當1927年經國完成學業的時候，沒被允許離開，反而被迫公開批判他的父親。斯大林把他當成人質，一方面告訴世人是他自己自願留下。Peggy Dennis，美共領導人Eugene Dennis的妻子，如此描述了1935年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曼努伊斯基的來訪，當時在她和她丈夫正準備離開蘇聯返回美國：“炸彈靜靜投下，甚至在不經意間。曼努伊斯基通知我們不能帶提姆回家：‘……我們會在某個時間、某種情況下放他回家。’”但是蘇聯人再也沒有釋放。

經國是蘇聯人質的事實是在1931年才由另外一個蘇聯間諜、妻妹宋慶齡告訴蔣介石的。她替莫斯科傳話，提出用經國換在上海剛剛逮捕的兩名高級蘇聯間諜。蔣介石拒絕了。兩名間諜被捕是一個公開事件，他們被公開審判和入獄。但是莫斯科的提議讓蔣經國極為痛苦，認為自己兒子可能已經“殘忍地被蘇俄人處死”。1931年12月3 日，委員長寫下日記：“在過去幾天，我一直在呼喚我兒子。我死時該如何面對我父母啊！”14日的日記：“我承認犯下了不孝之大罪……”

蔣介石繼續忍受兒子不知所終的焦慮，他的痛苦甚至可以解釋數千公里之外發生的事件。就在這個事情，1931年12月，邵力子的兒子在羅馬被槍殺。這個兒子是邵力子1925年帶到蘇聯的經國遊伴。但是和經國不同，邵的兒子被允許回國。意大利的報紙把這次死亡描述為愛情悲劇，一張報紙標題為“一位打傷愛人的中國人的悲劇終結”，他的女人據說是捷克人。雖然國民黨和中共都掩蓋真相，但是邵力子和家人確信他兒子是被謀殺，是國民黨特務干的，這只能是得到了蔣介石的授權：一場個人復仇，以子換子。

當長征開始的時候，蔣介石想出了精心設計的交換計劃：用中共的生存換經國。這不是一個能說出來的提議。他小心地執行他的計劃。他的想法是把紅軍暫時限制住，然後利用日本人幹掉他們。蔣介石知道和日本的戰爭無可避免，也知道蘇聯人希望這場戰爭發生。斯大林最擔心的場面是日本可能會占領中國，然後利用中國的資源和7000公里漫長的中蘇邊境線攻擊蘇聯。蔣介石估算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莫斯科一定會要求他的中國夥計積極抗戰。到那天，蔣介石讓紅軍生存的這個禮物，足夠交換兒子回來。

蔣介石不想紅軍留在中國富裕的心臟地帶。他的目標是把他們驅趕到荒涼、人煙稀少的地區，好圍住他們。在他的腦海中，這種“監獄”在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坡，主要在陝北。為了保證紅軍上套，蔣介石允許在那裡存在一個共產主義根據地，甚至繁榮發展並向外擴張。

能實施蔣介石這個計劃的人只會是邵力子，就是帶他兒子去俄羅斯的人。邵力子1933年被任命為陝西省省長。雖然蔣介石肯定知道邵的真實顏色，他卻從不揭發，繼續用他，好像他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黨員。蔣和邵的關係，一如他和其他黨內間諜的關係一樣，幾乎一個難以置信的陰謀、謊言、欺詐、甚至雙重欺詐的混合體，這些最終使他對此種關係失控，走向垮台。

蔣介石的算計是，只有間諜才會護住紅軍的盤子，而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卻能讓紅軍毀滅。實際上，正是在邵上任之後，陝西（和西部甘肅邊界）才逐步出現小股紅軍游擊隊的行動。正當長征開始的時候（1934年10月中旬），蔣介石訪問了陝西省。他一邊公開要求匪軍必須被殲滅，一邊卻允許紅軍根據地以空前的方式擴張；幾個月內，根據地增長到了3萬平方公里，人口90萬人。

蔣介石創造的是一個畜欄，他好把心臟地帶分散的紅軍全部驅趕到裡面去。他的計劃是在路上顯著地削弱他們，但不是完全消滅他們。後來蔣介石告訴一個美國使者：“我驅趕共黨從江西……到陝北，他們的人數降到了幾千，我們就不追了。”

他操控他們的方法是通過電台和自己的部隊聯絡，他知道紅軍肯定會破譯。紅軍發現：“敵台不斷被我破譯，我軍對敵人意圖和行動瞭如指掌”。但是蔣介石拒絕更改密碼。紅軍因此往沒有敵軍或者很少敵軍的地方進發。

為了保證紅軍按照他設計的路線走、並且排除他們的任何變化，蔣介石決定在紅軍出發之夜就打擊情報網。6月，國民黨不動聲色地襲擊了中共的上海電台——該台一直保持着瑞金和莫斯科的聯繫。幾個月中，國民黨讓電台在自己的控制下運作，10月才把其完全關閉。中共試圖通過派出一個高級發報員到上海以恢復聯繫，但是一到上海就失敗了。刺客被派出刺殺他。他們錯過了第一次機會，但在德國人開的醫院病床上把他成功殺死。從此，上海就和中共沒什麼關係了，雖然這裡依然是莫斯科的間諜活動基地。

長征被蔣介石用來啟動他的紅軍換兒子計劃。在中共的瑞金根據地突圍之前，他通過外交管道向蘇聯請求歸還還兒子。 1934年9月2日，他日記上記着“一個接經國回國的正式代表團成立”。在10－11月中共突圍最緊要關頭，蔣介石找到了一個強烈告知蘇聯人他自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紅軍走人的方法：他不但不出現在前線，而且反方向拉後1000公里在東北做40天的長時間訪問。

莫斯科理解了這個訊息。在蔣介石提出要兒子，和毛和紅軍過湘江及數次突破圍剿之日的精確間隙中，莫斯科戲劇化地增強了對他們人質的監控。經國之前在農場和西伯利亞金礦工作，現在在烏拉爾一家機械廠。那時正如他後來記述的，“1934年從8月到11月，我突然受到了克格勃的近距離監視。每天我都有兩個人跟着。”

12月初，當中共紅軍最後一次反圍剿突圍的時候，蔣介石又向蘇聯人要兒子（克格勃通知了經國）。但是蘇聯人告訴他他兒子不願意回來。“蘇俄敵人的令人厭惡的欺騙沒完沒了，”蔣介石日記寫道，雖然他說他能“平靜地應付”。“我覺得我真的有了進步因為我居然可以忍受這場家庭災難”。蔣介石知道如果他能為紅軍做更多的事情，他的兒子會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