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實現美國夢之後，我為什麼回國？

《多維月刊》第13期記者楊嗚鏑／倪劍：是不是我留在美國為兒子犧牲掉這種我對中國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熱愛，在中國可能發展的事業，我兒子將來會感激我？我兒子將來會覺得我做得對嗎？我犧牲的價值是多少？那我不去做這種犧牲，做我所喜歡做的事情，是不是會為他帶來更多的快樂？我仔細想過以後覺得，我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實現我自己的夢想，可能會帶給他更多快樂

倪劍，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國際新聞專業，在校時被選為“復旦十大文化名人”，為唯一女生。

1990年赴美國陪讀。餐館打工一年，1993年在曼哈頓獨資買下西式超市，一年收回投資，實現美國夢，1996年在曼哈頓上城買下第二家超市，1998年－01年邊做生意邊讀書，獲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MIA)，新澤西Ramapo College MBA。

2001年在默多克的新聞集團任上海辦事處政府和公共事務經理。

2002年任上海市廣播電視報業集團總經理。

2003年投資創辦申尼邦德諮詢公司、申尼邦德公關公司、申尼邦德廣告公司，均已盈利；主要業務：政府公關，媒體公關，危機公關，公共關係諮詢和服務；客戶包括微軟，美國運通，強生，TNT，OTIS電梯，日本凸版，味之素，德國漢高，Pricewaterhouse Cooper等。

2005年11月15日，倪劍在紐約長島接受了多維電視記者楊嗚鏑的專訪，以下為訪談內容摘要： 誰也不要替誰犧牲 多維：中國留學生通常在美國，讀完書以後就是找工作，找到工作，工作了幾年以後，又面臨着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回國還是留下來。那麼，回去的這個決定甚至比留下來的這個決定還要難。那你當初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是怎麼想的？

倪劍：我可能跟大部份的留學生情況不一樣，因為我當初就不是很想出國。我學的是新聞，復旦大學新聞系，在國內也蠻優越的，工作環境啊，待遇啊，能夠介入的一些事件都比較意思。但是，因為８９學運，這之後有一段時間感覺做新聞的，在未來一大段時間，理想不容易實現。所以，在當時那個特殊歷史環境下，就選擇先出國留學。出來的以後，內心其實是很留戀中國的生活。而我就屬於那種一踏上美利堅的國土，就日夜想着回去的那種人，可能和很多這邊選擇＂單程機票＂的留學生情況不是很一樣。

倪劍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居於上海。圖攝於87年大學時期。(多維社)

再有一點，我從小生活在上海，條件不錯，生活和心理上有＂中產＂的舒適感，因為沒有插隊落戶和正式工作過，所以沒有感受過中國的貧窮和政治上的不方便，加上以前是學生，從學生到學生，不是很了解年長者所謂的中國很多很多的困難。所以，來美國後尤其是在打工時內心老是記着中國美好的一面。那別人會和你說，不要回啦，中國怎麼怎麼不好啊，但內心一直還是很想回去。

1990年來美國，1997年拿到綠卡第一次回上海探親訪友，回去之後，我就很興奮很興奮。就覺得那是個我喜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回美國之後，我就開始想着回去和怎麼回去了。因為我來美國以後，就是打工做生意，沒有讀書。在美國，做作生意掙錢也不覺得學位對我將來的事業有多麼重要。但是，1997年我回了國以後，我開始想，我將來是要回國的，沒有學位會很不方便，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讀書。我花了4年時間來把兩個碩士學位讀完，把生意結束掉，把工作找好，然後回去，其實過程還是蠻長的。

多維：當初，你為什麼做生意，而不讀書呢？

93年創業開店。(多維社)

倪劍：一個是因為自己沒想要出國所以英語在大學裡幾乎放棄了，自己沒有很好地準備考試，一個是想讀書時碰到有做生意的機會，也就沒有時間去讀書了。我先生已經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了，我們倆不可能同時去讀書，我要照顧生意。

多維：那你們倆輪流讀書，是典型地留學生家庭的生活。

倪劍：有些留學生家庭是同時拿到獎學金，同時來讀書，而我是來陪讀的，我丈夫是交學費來讀書的，不久有生了孩子，那我就必須掙錢養家啦。

多維：我記得你們吃了不少苦，在這兒開了個超市，是不是？

倪劍：回過頭來看，應該是很辛苦很辛苦，我的所有的老朋友都不相信我這麼能吃苦。但我們當初出國的時候，因為只帶了幾百美金在身邊，然後就去為每分錢而掙扎。在餐館打過工，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今天買電視了，明天買電腦了，下個月買名車買房子了。所以，做生意的時候，別人都覺得我們很苦，但我們身在其中，每天有收穫有希望，當時還真不覺得什麼苦。

多維：那你們其實已經熬到了一個中產階級的水平，美國夢可以說是已經實現了，有車，有房，孩子也有了。而對小孩來講的話，有了小孩以後，就更難回去了。在美國，我們都知道，真是兒童的天堂。可以說，教育啊，環境啊都非常不錯。我不知道你當初是怎麼安排孩子的？

倪劍：我覺得有兩個因素。我們倆本身就是中國人，而作為我們的孩子，他的優勢在於他具備中國和美國兩重背景，從語言到文化和其他。再者，我父親從小就和我講，他在為我做這個犧牲，做那個犧牲，要怎麼怎麼樣。但我從小就覺得，你應該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別因為你的犧牲就要求我[倍努力或償還，為什麼你要替我犧牲？你的成功變成物質和精神財富留給我，讓我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更好嗎？

等我有了兒子我就回想起自己童年的想法，是不是我留在美國為兒子犧牲掉這種我對中國生活和工作方式的熱愛，在中國可能發展的事業，我兒子將來會感激我？我兒子將來會覺得我做得對嗎？我犧牲的價值是多少？那我不去做這種犧牲，做我所喜歡做的事情，是不是會為他帶來更多的快樂？我仔細想過以後覺得，我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實現我自己的夢想，可能會帶給他更多快樂。 想讓孩子成為中國人 多維：當時他不大，是吧？

倪劍：他當時是小學兩年級，但他跳了一級，所以，他的語言關基本是過了。而且，當時，我送他回去，我就想着要送他進國際學校，或者美國學校，目的是不讓他的英語和美國文化的東西流失掉。

多維：我聽很多朋友說，首先回去的選擇，孩子非常主要，而且孩子的上學也非常重要，是送孩子去公立的學校上學，還是送孩子去一個國際學校。按照你所說的，國際學校能夠接觸美國的文化，特別是英文，公立的學校不一定有這個環境。可是，公立的學校又給他提供了一個正常的社會圈子，真正的一個中國人的圈子。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這個選擇？

倪劍：我想大部份人回去，都想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學校。目前在中國，我們認為最好的學校，應該是國際學校，他們用最好的中國老師和外國的老師，各方面的物質條件也很好，學生的來源，學生的家庭背景通常相對比較好。留學生大多是受過比較好的教育的，孩子的先天智商和後天家庭教育環境都不錯。所以大家都願意把孩子送到這樣的好學校。

美國學校或國際學校每年的學費是１萬到2萬多美元，還不包括車費和其他旅遊的開銷。他們經常會組織去外地或國外比賽和考查，去旅遊。而國內的學校很多都是免費的，或者收很少的費用，這是很多家長因為經濟的原因而選擇公立學校。另外一點，很多人會認為中國式的教育，數學會比較好，或者語文比較紮實。我覺得我們這樣的孩子，他生下來就拿着一本美國護照，他本身的認同就是很特別，他本來的優勢就在國際化上。如果又把他弄成100％的中國人，也是不負責任的，我覺得，經濟條件允許，還是要送到國際學校去讀書。

多維：你剛提到，他有優越感，又有孤獨感，這種感覺是什麼樣的呢？你可不可以描述下？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在裡頭？

倪劍：我們努力想讓他成為中國人，他是一個很平常的孩子，因為我們也是很平常的人。但是周圍的人看到他就會議論說，這個孩子會說英語，這個孩子有美國護照，中國人對擁有美國護照和會說英語的人，有一種莫名尊敬、讚譽和欣賞的心態。那這麼小的孩子，8歲回國，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裝成美國人＂更有優越感。加上他剛回去的時候，中文不好，英文非常流利，所以他就不大敢說中文。越人多緊張的時候，就越說英語。越說英語，大家就越用羨慕和讚譽的眼神去看他。周圍的人在給他這個優越感。

其實我們家庭在努力打消這種優越感。幾個月前，他和他父親發生了很大的一次衝突，他有個口頭禪“Stupid Chinese”，他和他的同學說這話已經養成習慣。而當他慢慢長大以後，我們想讓他明白他只是有美國護照的中國人，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人。我們狠狠地教育了他一下。我想，在這邊長大的ABC到一定的年齡，也必須認清楚這件事情。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還是擁有美國國籍有中國血統和文化背景的中國人，必須把這個認得很清楚才會在學業事業的選擇發展上有好的定位，我們是一直在努力讓他儘早認清楚這一點。

談到孤獨感，我覺得是中國大城市的居住環境不太好。在公寓裡，鄰居和鄰居之間不來往，也不鼓勵孩子來往。我們是鼓勵讓孩子去認識生活周圍的人，但是別人家都相互保持一種距離。所以說，他跟周邊的孩子來往的比較少，來往的比較多還都是美國回去的，有相同背景的孩子，或者是他校車上的同學。所以這個圈子還是相對窄的。但是，這個圈子，人很少信息量卻很大，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經常在國際上旅行的，他們有業務在中美之間，或者歐洲，或者台灣，帶給孩子的信息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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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月刊》專訪：實現美國夢之後，我為什麼回國？

DWNEWS.COM-- 2006年4月15日21:30:36(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多維月刊》記者楊嗚鏑／倪劍：我的優勢是在於，我在美國有些朋友和資源，這些是在中國沒出過國的人所缺少的，會多發展這方面的優勢，而且我對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商業，會比他們更了解點，能夠更好地溝通

多維：所以，對你來說，在中國做這麼一個公關公司是不是對你非常合適？

倪劍：對，因為在美國我不可能開這麼一個公關公司，打造這麼一個強大的網絡。

多維：做公關公司，你和政府打交道一定比較多了。有沒有比較不適應的地方？比如說，條條框框太多了？

倪劍：我碰到很多人，就單個個人而言，還是很好打交道的，如果有比較好的能力和他們溝通並成為朋友的話，其實，大部分公務員是會和我說真話的。那我就可以了解他背後很多的牽制因素，比如說體制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啊，同事之間的政治文化啊。

大的方面來講，其實國營企業和政府一樣，決策的方式和美國不一樣。他們不太有效率，他們只看最後一個結果，在整個過程中，是相當無效率的，而在最後一個時間點的時候，效率會突然非常高。剛開始會覺得失望，覺得很慢，覺得事情一定做不成了，但其實最後總能做成的。所以，一開始，要有很好的耐心。

倪劍96年全家合照。(多維社)

舉例來說，合作一個項目，他們應該用3個月的時間完成，那我從3個月的第一天就開始和他溝通，想辦法解決，但他都不理我，他們開這個會，那個會，都不和我見面；或者見了面也是務虛空談，一直到最後剩下5天，他們一下子出來和你合作把這件事做成了。

這是一種中國很特殊的環境。我現在會非常了解。我現在碰到的最主要的困難是，我要去和我美國的顧客去溝通，＂對不起，我們的中國人是這樣的，不是我們公司沒有效率，是因為我們的政治文化是這樣的，政治制度是這樣的，商業運作是這樣的，但外國人會覺得很奇怪。而且他最終做成這個事的時候，表面是做成了，但是中間過程中一些沒有處理好的細節他們就不管了。但是，這個問題不是我個人的力量能夠改變的。

多維：就你的經歷而言，你都是在中國，在美國來回在跑，好像是起到了一個橋梁的作用？

倪劍：我的優勢是在於，我在美國有些朋友和資源，這些是在中國沒出過國的人所缺少的，會多發展這方面的優勢，而且我對美國的文化，美國的商業，會比他們更了解點，能夠更好地溝通，我能夠朝這方面發展。還有一點，中國的公關市場剛剛開始起步，在成長階段，中國公司幾乎很少用到公關公司，幾乎不會有這方面的預算。他們願意做公關的事情，但當真正要用錢的時候，他們就會問＂這個事情還要花錢啊？不是你打個電話就能解決了嗎？我為什麼要給錢讓你去做這件事情？＂他們不明白公關公司的服務可以幫助他們的公司取得更好的業績和提升效率。外國大公司就有這個部門，這個預算，所以這些外國公司是我很好的客戶。

多維：你最終想把它辦成怎樣的一個企業？

倪劍與丈夫孫哲。(多維社)

倪劍：我希望我的公關公司能夠成為中國十個最好的公關公司之一。再者，因為公關公司的地域性很強，是在上海，我希望在公關的過程中發現一些很好的投資機會，然後我能夠在投資方面去做一些發展。當然，未來的投資方向一定是和媒體教育文化相關的領域，因為這是我熟悉的領域。

多維：那你現在其實也在面對不小的競爭，因為許多美國的公關公司，包括一些廣告公司都在做類似的項目，那麼你的公司會不會和他們產生一些衝突或者一些競爭的關係？

倪劍：從長期來講，應該會有競爭局面出現，但是目前，我們這家公司相對而言還是一家比較小的公司。我們也找到了我們新的競爭優勢。他們是大公司，他們雇的員工都必須是英語語言能力比較強的，他們的一些管理者都是說英語的。在中國，英語很強的人，對中國媒體，對政府的了解一般就不強。那麼，中國的公關公司對美國，對歐洲的文化相對陌生，或者理解的不夠。他只能做一些很本土的業務。那我正處於中間，象我們這樣背景的公司並不多。

多維：那你找到了你自己的市場？

倪劍：是的，這個市場其實是很大的。其實現在一些大的跨國公司都和我們有合作關係，有簽約的關係，因為他會覺得他們不夠了解上海，不知道如何操作上海市場的公關業務。

兩邊都有不適應的地方 多維：你經常回國，那麼有沒有經常想念美國的地方？

倪劍：作為一個女人，我喜歡美國的購物。在中國，我很少去逛商店。有的時候，我同事都會說，作為做公關的人，你應該去看看，關注百貨公司里發生的公關。但我不喜歡人很多的地方。所以我很留戀美國購物的環境。

另外一個就是美國媒體信息的豐富和自由，這是兩個最大的留戀．當然還有一些老的朋友，因為在一起這麼多的年，大家溝通起來會很快樂。而和中國的朋友，一些話題，尤其是政治性的話題，幾乎是不去碰的。

多維：那你在中國是如何取得那些信息的呢？你是過來才買一些書和看一些在國內被禁止的網站嗎？

倪劍：在中國，大部份的網站還是看得到。但政治性的東西，因為我們生活環境中，有很多人會過來，會從他們身上獲得一些信息。如果花時間多點，其實還是可以看到你們的多維網。通過不同的服務器，比如在美國我只要15分鐘就把多維網站上大部份信息就看完了，但在中國可能需要花1個半小時，所以有時候就沒有時間去尋找。

多維：你回去已經很多年了，是不是還是有不適應的地方？

倪劍：因為在美國我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在中國，我遇到不適應的地方，我會想，在美國我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兩邊都有不適應的地方。最大的不安全在於醫療保健和食品部份，你經常看到一些報道，很多東西不能吃，而且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不能吃，比如說雞蛋、蔬菜、水果。這是很痛苦的，活得沒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