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的“視角”）

【深度好文】密集走訪歐洲十國後，審視中國優劣勢

2017-08-01 人大重陽

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本文刊於7月31日觀察者網，以下為

2017年7月12-26日，長期主張“腳底板下做學問”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先後密集走訪了瑞典斯德哥爾摩、芬蘭赫爾辛基、俄羅斯聖彼得堡、愛沙尼亞塔林、拉脫維亞里加、丹麥哥本哈根、荷蘭阿姆斯特丹、比利時布魯日、英國倫敦、意大利羅馬等地，參加了第三屆東西方經濟文化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沿途還與法國前總統薩科齊、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等多位政治人物、多位企業家和多位著名學者深度交流溝通，對中國崛起、企業國際化、全球社會發展等有了全新感悟。7月28日晚，王文回京後力邀同行的徐二明教授、謝耘教授第一時間將相關體會與公眾分享。以下為王文講座內容摘編。

各位朋友周末好，感謝各位周末光臨人大重陽，一起與我們探討實地調研十個歐洲國家後的一些感悟式的結論。

王文院長分享調研後感悟

我一直主張“腳底板下做學問”。現在這個年代可謂是“知識貶值，見識增值”的時代，因為獲得知識的成本幾乎為零，要想獲得知識，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當然，百度不能做學問，不過，很多學者以Google做學問。相比之下，獲得見識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包括時間、金錢、精力等。有時候，知識和見識之間有很大區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知識層面看，一提到我們這次去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百度或者Google上搜，一搜“北歐”基本上都是“北歐模式”，基本的內容是小國寡民、福利高、收入高、幸福國度等等，但我去了以後感受卻比百度谷歌上更豐富、更多元、更複雜。

不過，知識層面對北歐的正面是有現實基礎的。25年前，著名美籍日裔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寫過一本書《歷史的終結》，就把把歷史終結點的榜樣國家視為是北歐的丹麥。去年，差點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桑德斯也曾經講過，我們美國未來發展就要像丹麥、挪威、瑞典那樣看齊。前年蓋勒普調查，155個國家眼裡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北歐國家。從這個角度看，與我們一路走過看到的表面現象也是一致的，街景很平靜，天空很藍，郊區很美，老百姓安居樂業，一幅中國古代道家所言的“小國寡民”狀態。但深刻思考，問題可能更複雜一些。

在我眼裡，大概有以下幾點特殊的感受：

第一，滿大街看到相當多老人，顯示了非常嚴重的老齡化現象。無論是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哥本哈根，服務生、售貨員、司機、教堂禮拜者、廣場步行者，五六十歲以上的比例相當高。回想一下，的確，原來北歐國家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冰島等北歐五國共計2600萬人口左右，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近550萬，約占20%。這什麼概念呢？按聯合國的標準，如果65歲人口超過7%，算“老齡化社會”，14%就是“老齡社會”，超過20%就是“超老齡社會”。

當然，有媒體也夸挪威、瑞典等的平均壽命在85歲左右，都是正面報道，但另一方面，由於預期壽命增加，退休人員領取養老、醫保以及其他服務的時間拉長，使得國家財政承受的壓力陡增，國家不堪重負，發展成本加大，北歐國家的債務上限屢創新高。2011年歐債危機，第一個破產的國家就是北歐國家冰島。芬蘭等國家的債務也已超過了歐盟的警戒線。從這個角度看，恐怕我們要更全面地看“幸福國家”的定義了。

第二，因為老齡化的嚴重，整個社會福利體系近乎終結。我一路上買了一些東西，在最後一國退稅，發現北歐國家的稅率是最高的。再核實，發現北歐國家稅收在50%-60%。對此，我們知識體系中認為，稅率高是社會保障高的表現，的確，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丹麥社會保障費用占GDP比例達到40%以上，其他國家像日本約25%，美國約18%，中國可能在10%。稅負比較高的確是福利社會高的基礎，但理論上看，這種模式並不能持久，而會產生競爭力的下降、社會活力不足。

根本原因是，誘使相當大一部分年輕人不願意工作，養了許多懶漢，有人把他稱為“30％的人養活了70％的人”。我在赫爾辛基、里加、塔林街頭，的確看到許多年輕人在做街頭表演，提琴、舞蹈、古樂器等，但有一搭沒一搭的，表情輕鬆，目光卻是空洞，這實際上是社會慵懶症。數據顯示，在瑞典一度有年均400萬雇員沒上班，占人口40%的國民靠休“病假”、領取各種社會福利金生活。病假補貼占到瑞典公共總支出的16%，失業率持續上升。由此再審視知識層面的“福利社會”概念，可能會更複雜一些。

更糟糕的是，如瑞典對收入最高階層的徵稅率達到84%，資本外流嚴重，企業成本上升，人才流失嚴重，創新能力下降。近十年來，北歐國家經濟平均增長率持續在2%上下徘徊，低迷不前。北歐最著名的三個企業品牌：諾基亞、愛立信、沃爾沃。前兩個最新年報顯示，2016年同比收入均下降了14-17%。一度壟斷手機市場的諾基亞，未能跟上智能手機創新大潮，已退出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沃爾沃的利潤增長了66%，沃爾沃人透露，主要原因是2011年被中國公司收購了。

不過，據《經濟學人》報道，瑞典已在改革，把公共開支占GDP的比例從1993年的67%降到2013年49%。個稅、財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紛紛下降或被廢除，種種最新的事實已說明，傳統知識層面上的“北歐模式”正在終結或被改革，不再是當年人們內心的擁躉。

第三點感悟是，這一路十個國家，我們有不同的嚮導，但特別有意思的是，每一國都有嚮導提醒我們，要小心扒手，社會治安令人堪憂。在聖彼得堡，曾發生了掛在胸前的照相機大鏡頭蓋被人不知不覺間順走的案例。在羅馬，“扒手”更是重災區，聽說中國人每兩三人里就有一個在羅馬被人割了口袋、偷搶了包的事例。過去，我去巴黎、維也納，都曾被提醒要小心扒手。

注意扒手的警戒標語

當地人把這種社會治理的失效歸因於“全球化衝擊”。難民和中東歐的移民（如吉普賽人）大量湧入北歐、西歐國家，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進而導致了主張極端排外的北歐極右翼政黨支持率的上升。目前，瑞典極右翼的政黨已是議會的第三大黨，丹麥極右翼政黨已是第二大黨。

極右翼政黨有很強的民意基礎。比如，這次我們在丹麥參觀某城堡，走錯了路，從出口進去了，看門的一位大媽就相當不友好，對我們吹鼻子瞪眼睛，好像欠他們什麼似的。多年前，在北歐另一個富國挪威，乘坐公交車，我與同行的中國朋友坐在最後一排，當時剛放學，幾個高中生，人高馬大上車，看到後座有幾個外國人，就一邊看我們一邊竊竊私語。下了車以後，集體朝我們座位邊的窗戶上吐唾沫，場面較為驚恐，行為相當粗魯。據說對中國人還算好一些的，對穆斯林就更受歧視。所以，歐洲正在面臨非常強烈的“伊斯蘭報復”。一些城市如布魯塞爾、倫敦等穆斯林人口極劇上升，甚至有的區域90%人口都是穆斯林。有一本書中曾記述把歐洲稱為叫“歐拉伯”（Eurab），是Europe和Arab的詞合在一塊兒，意指歐洲的阿拉伯化。

最後一點感悟是，一路見證了中國影響力在歐洲的提升。在聖彼得堡冬宮門前、彼得大帝像下，中國旅行者是可以用人民幣直接購買東西的，這說明背後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清算與匯兌體系掛鈎的。在北歐、西歐等每個人多的地方，都會有當地人用“你好”、“謝謝”、“再見”與你打招呼。這些年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明顯的。

這次還非常有幸見到了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和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卡梅倫在英國脫歐後辭職，很少見到他的消息。這次他公開講解了許多看法，包括要向中國學習基礎設施建設，反思民主政治等等。

但我印象更深刻的還是薩科齊總統。他公開有一場大的講座，我向他提了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2008年你當總統的時候，也沒有保護好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還見了達賴喇嘛，後面幾年中法關係特別好。是什麼原因讓您對後面幾年中法關係做了調整和扭轉？”他一看有些挑釁性，立刻來勁了，說“不要以為2008年我對中國不好，2008年我是第一個表示來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許多歐洲大國都沒來。”“為什麼巴黎沒保護好火炬？因為巴黎市長是我的反對派，他是在反對我。你應該去問他。”“為什麼我要見達賴喇嘛，因為沒有任何人決定我見誰和不見誰，但我也很顧及中國的感受，我沒有在巴黎總統府見他，而是在波蘭見他”等等。他很坦誠，給我很直率的印象。第二天早上，有機會與他早餐，他一見到我就說，你的問題我很享受，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問題。我也說，是啊，那麼多的人，給了您一個機會回應。

後來，在倫敦，薩科齊還與卡梅倫做了一場對話。他對中國的看法也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們要向中國學習最重要的事情是，願景！他特別欣賞中國領導人每五年、每十年給國民的許諾，讓國民能夠有更大的可能性實現生活願景。而這些願景正是國家發展的希望。另外，他還講到，全世界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不確定性，但中國很確定。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極其難以駕馭，非常佩服中國領導人的駕馭能力。

互動環節：

問：大家好！我來自清華大學，我有個問題想提給王文老師。您這次見到了薩科齊總統，也見到了卡梅倫，這都讓我們感覺很高大上，去年您參加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也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我的問題是，剛才你已經點評了對其他大國元首的印象，特別想知道您對習近平總書記的印象。

王文：這個問題還是蠻敏感的。（眾笑）不過，人大重陽受到過三十多個國家總統、總理接見。坐在現在這個會議室位置上的總統總理就有近10位，如加拿大前總理馬丁、斯洛文尼亞前總統圖爾克等等。中國學者越來越自信了，能夠與各國總統、總理侃侃而談。比如，這次主持薩科齊與卡梅倫對話的是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他坐中間，很自信，非常值得學習。國家崛起伴隨着中國學者的崛起。

隨着自信心的恢復，我們看世界的眼光也變了。過去，我們老說中國制度有劣勢，現在反過來看中國制度的優勢。長期以來，在知識層面受西方人影響很大，一提起美國，書上就寫着“美國三權分立多麼棒”，政治課、馬哲課老師課堂上也會這樣講，說美國總統要是干不好，四年以後就會被選下來，顯得很有制度優勢性的。現在反過來看，他是制度劣勢，因為幹得再好，8年後也得下來，管他洪水滔天呢。最典型的，是小布什總統8年兩場戰爭，耗幹了國庫。

選舉制上台還有一個大問題是，執政者思想準備得不充分。半年多前，有張特朗普勝選後低頭沉思的照片在微信里流傳，配圖文字大體是“原來只是想玩一下，現在竟被選上了，怎麼辦”。結果顯而易見，他毫無準備被選上，半年多後的今天，他內閣主要崗位還有約一半沒有填滿。被填滿的，還辭職、被炒魷魚得不少。前段時間，特朗普高調地說，美國願意加入“一帶一路”。我問幾位美國官員什麼意思，他們幾乎一致回復是，“哎呀，千萬不要相信我們總統的話，他其實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可見美國高層政治有多麼地無序。

剛才幾位老師也都提過薩科齊和卡梅倫都在反思民主、反思制度。的確，中國制度當然還是需要大量的改革，但從領導人的素質上看，中國還是要比純民主制下的歐美國家強得多。其實，大多數人都與我有相似的感覺，在中國體制下，要干到正司局、副部級以上，那真是需要相當相當強的能力，非一般人能及。

我一直主張國與國平等，但從體量上看，我這次去多數國家都只有幾百萬人口，大量相當於咱們一個地級市。而中國國家領導人幾乎都具有幾千萬人口的省份一把手履歷。薩科齊總統這次也明確說，中國領導人太厲害了，那麼多複雜的矛盾要處理，這裡體現了極強的政治優勢。

問：今天聽了王文兄的介紹收穫很大，因為我們也準備帶着中國大的品牌走出去，所以這個活動對我們也很重要，我想請教一下諸位老師，現在中國企業在國外的情況，丹麥、瑞典、挪威總體情況怎麼樣，走出去有什麼問題，怎麼樣走出去會方便？因為我們後面會有2000多個大的品牌隨着我們走出去，所以想向大家請教一下。

王文：中國企業走出去進展很快，但過程很不容易。比如，近些年海航成為德意志銀行最大股東，併購了希爾頓酒店，這相當於是中國工商銀行、長安街沿線的酒店都被外國人併購了，中國人會怎麼想？所以，中國企業走出去，受到的狙擊、國外輿論的懷疑是必然的。中國引領的全球化，實際上是由中國企業為重要載體的，但這個中國往外走的過程相當漫長，也很艱難，但我相信會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問：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介紹，知識的盛宴，我來自環保部，也是人大的畢業生，我提個問題，這次我們到歐洲訪問之後，感覺到歐洲和中國在未來在全球治理領導力方面有什麼樣的感受？

王文：我再補充一下，剛才謝老師講的特別好。美國前總統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寫過一本書，講全球進入覺醒時代，不只是西方國家，1500年以來，技術、制度、經濟、政治都是西方文明在領先全世界。21世紀以後，全球覺醒，一是西方從過去的傲慢中覺醒，正在深刻反思，二是發展中國家在覺醒，從盲目崇拜西方到發現自我優勢。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看來要真的感謝秦始皇，歐洲版圖和中國差不多，現在卻分成了二三十個國家，因為中國大一統制，有統一文化、文字、語言。歐洲卻是持續分裂，直到二戰後才逐漸走向統一進程，但這個進程比中國晚了兩千年，且未來命運未卜。歐洲一體化對全球治理的示範作用，是被我們建構出來的，是被我們崇拜出來的。

這裡我用一個有意思的親歷故事來說明，三年前去巴黎，發現有越來越多拉三輪的，像北京胡同的那種，我坐上一次感受，從凱旋門到盧浮宮5美元。我於是與拉三輪的那位年輕人攀談。他說自己25歲，匈牙利鄉下人，巴黎第四大學畢業，會德語、英語、法語，現在正在學中文。我問，為什麼學中文？他說，在網絡上找到一個中國女友，在上海工作，是一位公司總監，準備去找她。我問，中國女朋友知不知道你在拉三輪？他說，當然不會讓她知道。現在一個月能掙1500歐元，500歐元是飯錢，500歐元住巴黎地下室租金，存下來500歐元正在攢機票錢飛到上海，然後就不用自己花錢了。我實在無意取笑上海或者任何女性，只是講述了我的親歷。背後是中國人看待外國人的某種社會現象。（笑）我當然支持自由戀愛，老外有許多特別優秀，我只是說，中國女孩要警惕外國男帥哥是不是屌絲。（笑）

這段親歷讓我思考，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到巴黎、倫敦等地打工越來越多，這是英國要脫歐的重要背景。許多英國人都說，英國擺脫了歐洲，但擁抱了世界。而這種移民的現象，事實有點像20、30年來甘肅、四川、安徽、重慶等地農民工跑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打工。中國優勢在於，在大一統體制下採取“先富帶動後富”的區域遞進發展戰略，一步步解決貧困，走向小康。現在，重慶就脫掉了“農民工輸出比例最多省份”的帽子，因為重慶產業發展，如PC機製造等，農民可就近找到工作，收入遞增。但在歐盟卻很難解決，文化分散，政策分權，政治分化。如果說15年前歐盟因為一體化進程，還對全球治理有着示範性作用、典範性作用的話，那麼，現在，歐盟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力恐怕在極劇衰弱。現在英國脫歐了，馬上可能荷蘭想脫、意大利想脫，西班牙也想脫，不光西班牙想脫，西班牙內部也想獨立。如果解決不了集權統一等政治改革問題，我對歐盟是看低的。

再說遠一些，過去很多人都在鼓吹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現在看來，改革開放才是普世價值，比如政治體制改革。歐洲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美國也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歐洲需要開放，美國也需要開放。近期有一部紀錄片叫《將改革進行到底》，我上周還在《人民日報》還對此發了評論文章，明確講“不改革，死路一條”。中國有很多不足與缺陷，但中國和歐美國家相比，它的特徵是“具有可改革性”。而只有不斷改革，中國才真正有未來，才會對全球治理能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