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看了何清漣文《非暴力抗爭在中國的前途》之後寫的。

我支持暴力抗爭，我也同意何清漣的觀點：在中國不能搞非暴力不合作，中國不是印度和南非。因為中國的政體是專政體制，老百姓面對的威權政體與當年甘地對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對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質的差異。一黨制就是專政體制，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老百姓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應該暴力抗法，暴力，至少能夠給政界內殘存的左派勢力提供奪權的契機。

我不擔心左右輪換執政，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左和右的搖擺中前進，我甚至贊成左右輪替執政，中國的政權交替頻率應該比美國低，不一定非要4年一次大選，完全可以30年或者50年輪換一次，這樣有利於長期戰略的貫徹。如果右派政權還沒有達到執政危機的臨界點，那麼不妨讓他們繼續執政下去，應該看到，右派們還是為中國社會做出了貢獻的，比如說強行拆遷，無非是為了修公路，修辦公樓，修高級公寓。讓他們去修好了，左派上台後可以徵收高稅逼迫那些住公寓的富人救濟窮人，還可以乾脆讓富人把公寓騰出來，把房子分給窮人住。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早年間都是獨門獨戶的私有財產，後來毛主席共產黨來了，成立了房管所把四合院分給窮人住。這就叫共產，共產黨的性質決定它天生具有調節貧富差距的能力。

我就不喜歡美國的那種多黨制政權，他們對富人徵稅救濟窮人，據說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保持適度的貧富差距以刺激奮鬥。其實這只是一種美化，是得了勢的資產階級對自己的美化。稅收調節貧富差距的最終效果只能是把人與人的不平等合法化，合理化，讓窮人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看着富人住高級公寓，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看着富人選擇自己家的女兒做情人。

作為一個窮人要想在這種所謂民主體制下改變階級則是極其困難的，沒有錢上不了補習班，進不了名校。富人們在培養子女上花費的投資，是窮人們根本捨不得的。這就像一場賭局，永遠是資金多者勝出。另外，階級環境不同造成的思想觀念的差距，更是加深了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的惡性循環。窮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善惡觀、甚至審美觀...都註定了窮人家庭出身的孩子進入上流社會途中要跨越的障礙，比一個富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要多得多。

所謂“民主國家”不會明目張胆剝奪窮人的居住權，他們採取的是一種“不占領”政策，富人不會去搶你窮人的房子，他們只要保持比你富，保持自己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就行了。就好像非洲那些的窮國，美國根本就不希罕去占領，只要你老老實實把自己的資源拿出來給我就行了。

所以我認為，作為無產階級的一分子，是沒有理由支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從政治原理上講，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制，也比資產階級專政的多黨制更加符合窮苦百姓的利益。如果有朝一日，中國共產黨真的墮落成資產階級政黨，或者墮落成封建政權，那可就毀了，那樣的話中國人要想翻身可就太難了。我們的父輩不計個人得失，奉獻一生建立起來的重工業、輕工業、國防工業、民生工業可就全都沒了。全都要被竊國者拿走。到那個時候老百姓即使回過神來，想重新拿起暴力武器都來不及。

我認為中共現在還沒有完全墮落成資產階級政權或封建政權，理由就是中共還沒有達到“不占領”的境界。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而中共對私有財產還不那麼尊重。

中國今天發生的抗拒拆遷現象，本質上是中共右傾的反映。老百姓的房子被拆，當然要抵抗。本來是人民內部矛盾，非要搞得跟黑社會霸占民房似的。這就是右派路線愚蠢的地方，要搞建設沒有錯，要徵地也沒有錯，但是不應該去強奪，完全可以贖買嘛，贖買不成也沒關係，如果政府沒有錢，或者覺得成本太高，那就給吃了虧的拆遷戶發光榮榜，發大紅花，要不成就像電影《老井》那樣給拆遷戶立碑，還記得《老井》裡那位老者說的話嗎？“年輕力壯的都上去打，那井是咱們村的，死了我給你們立碑！...”。

為什麼不能給拆遷戶也立個大碑呢？就擺在新修的高速公路或者寫字樓的旁邊，上面刻上所有犧牲個人利益，配合拆遷工程的老百姓的名字，要讓那些拆遷戶感覺到：共和國會記住我，子孫後代會記住我，將來用這條公路的人都會記住我。共產黨只要講仁義，老百姓死都不懼，何懼一個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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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何清漣的《非暴力抗爭在中國的前途》原文

非暴力抗爭在中國的前途

何清漣

今年以來，在數次拆遷引發的抗爭事件中，受害者選擇的抗爭形式表明，中國的社會衝突已經逼近公眾忍耐的臨界點。
筆者順便挑選三次事件加以分析：一是今年８月１日凌晨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老鴉陳鎮師家河村因土地糾紛引起的警民流血衝突；二是今年５月陝西省西安市新城區安仁坊的暴力拆遷事件；三是從９月下旬開始北京市民白振俠因拆遷遭受冤屈申訴無門，在美國聯合國廣場絕食抗議事件。

從事件發生的地點、人物的社會地位及其抗爭方式特點分析，這三起事件沒有一處是“天高皇帝遠”、沒有“王法”管著的地方：北京是“天子腳下的皇城地面”，按理應該是最文明、最有法制意識的地方，受了冤以後“告御狀”（上訪）似乎也有地利之便。另外兩起則發生於大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省會城市，西安承接煌煌漢唐文明餘緒，有“西都”之稱；河南號稱“中原”，一向被視為中華文明的中心與發源地，兩省政府在招商引資時，更是從未忘記渲染自己“悠久的歷史文明”。

三起事件的利益受損者，鄭州是近郊村民，安仁坊居民與白振俠是市民，從他們的抗爭方式及對法律的認知程度來說，應該說代表了中國人民中等偏上水平。鄭州師家河村民只因不滿當地黨員幹部在非法變賣土地過程中貪污腐敗，中飽私囊，決定派人上訪中央。但決定剛剛做出，當地政府就派出６００名防暴警察進村逮捕帶頭反抗幹部的村民，並開槍鎮壓村民，造成３０人被橡皮子彈射中受傷，據鄭州市民向自由亞洲電台反映，受傷最重的村民身中８彈，該市公安局通知全市醫院，每取一顆子彈必須收費３，０００元。可見這“執政能力”往“防患於未然”之方向加強，已到滴水不漏之境。

安仁坊拆遷事件，其實是當地政府官員親自坐鎮指揮，使用黑社會手法製造的暴力拆遷事件。從安仁坊居民們散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抗爭有幾個特點：第一，充分了解中國現有法律法規及中央政府文件；第二，懂得援引湖南嘉禾與陝西周至地方政府合理處理暴力拆遷事件的案例；第三，他們訴諸輿論，希望形成社會壓力，改變政府的非法行為。從其材料標題可以看出他們的抗爭技巧：“安仁坊暴力拆遷欺上瞞下，有恃無恐”，所謂“欺上瞞下”，是給“上級”與受僱參與暴力拆遷的學生與各種無業人員（其中可能有下崗者）留了餘地，設想他們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助紂為虐的，希望打擊面只集中在區長副區長几位官員身上，以便爭取儘可能多的社會同情。

白振俠個人的抗爭則將中國民眾反暴力拆遷的個人英雄劇上演到最高水平。為了讓拆遷者不那麼容易得手，他曾穿上自製的布滿鋼釘的盔甲，用鐵鏈將自己固定於地面之上，這一措施類乎於動物界刺宀護身的方式。他也選擇過向媒體反映，向所有他能夠想得到的官方機構如中紀委反映的抗爭方式，但無一得到回應。於是他千方百計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向中國駐外領館多方申訴無果，最後迫不得已選擇了他認為“讓中國人出醜”的方式——到聯合國大廈前絕食，希望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為他自己及同類受害者趟出一條荊棘之路。

筆者注意到白說過的幾段話：“作為一個人，我們已經失去了許多權力，我們都忍受了，但是，這個最後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權力、居住權力，都被剝奪了，讓我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值得的呢？”“我不求與什麼體制對抗，我也不想做什麼組織的槍子，我只想維護自己應得的一點權益，所以，我要一個人，絕食下去。”這些話說明這個硬漢很知道在中國個人反抗強權的底線在哪裡，為了不被中國政府習慣性地用“與海外反華勢力勾結”名義栽贓，他選擇了一條最孤獨無助最悲壯的反抗之路。

筆者曾見到有論者分析，中國老百姓還沒學會合法抗爭，應該走當年印度聖雄甘地，南非曼德拉那種非暴力抗爭道路。但如果仔細分析上述三個案例，就會發現，中國民眾其實已經很懂得如何合法抗爭，只是他們面對的威權政體與當年甘地對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對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質的差異。那兩個政府畢竟是民主政體，這種民主政治體制給了甘地與曼德拉一定的活動騰挪餘地，與此同時，當時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及支援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商業利益的關係，如今的國際社會不同於當年甘地與曼德拉麵臨的國際社會，中國的威權體制也比那兩個政府蠻橫得多，公權私人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與暴力合法化已經成了政府行政的特點。在這種情勢下，公眾的非暴力抗爭，較之甘地與曼德拉要艱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