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於2005年6月3日）

　　1
　　16年前的今天。
　　凌晨1、2點，傳說人民解放軍要去廣場與學生“聯歡”，一批北大學生（時下叫“憤青”）騎着自行車向偉大首都的市中心飛馳。現在想想，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當時大概是要“保衛廣場”吧（想想冒虛汗啊，秀才去跟當兵的較勁）！大約兩百多輛自行車疾駛在深夜的北京街頭，應該蔚為壯觀。我和同學、哥們PC（哈哈，怎麼一縮寫成了“個人電腦”）也在其中，他現在是黨國“要員”（後來同學聚會，他一口一個“黨國”），他LP（也是同學）留美歸來，在“四大”會計師所之一，兩口子一個吃官飯、一個吃洋飯，小日子頗為滋潤。
　　風風火火趕過去，但偌大的廣場哪有人民子弟兵的影子！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大學生，估計絕大部分是外地高校的（當時許多外地大學生、包括我當時的女朋友蹭火車進京，跟“文革”串聯一樣；後來局勢無法收拾，客觀上與這些外地學生也有一定關係，因為他們沒地方住，只有住廣場）。我和PC在祖國的心臟逗留不到十分鐘，感覺無趣，便打道回府。
　　當晚我還鬼使神差一人騎車到了黃莊，本來準備進城，但因為凌晨那番折騰，我感覺非常疲倦，又沒有公交車可坐（當時都停了），便又回到了學校（天佑我也，那天如果我出現在公主墳、木樨地、西單、六部口，絕對是凶多吉少）。十點鐘左右我就上了床，剛要迷糊過去，突然聽到樓下許多學生敲臉盆，隱隱約約好象是說到南門集合。
　　想睡也睡不成，我就起身到了南門，迎面碰見一個瘦小的男生，衣衫不整，渾身髒污，手裡提着一件血衣（也不知道是誰的），沙啞着嗓子（第二天我才知道催淚彈會讓人嗓子變啞，我同宿舍一哥們整整啞了一個星期，他是那年5月中旬與我在廣場並肩空腹抗爭150多小時的戰友，後來成了教授），好象只會說這幾個字：“打槍了！打槍了！”
　　多年過去了，我還無法忘記那晚在校南門遇見的這個瘦小男生。
　　至於其他，以後寫在書裡吧。
　　地球還在轉動，太陽依舊溫暖。
　　願上蒼保佑糧食順利通過人民。

　　2
　　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多維專訪嚴家祺：判斷“六四”這樣大事件的是非需要大原則》，看來看去，原來先生說的大原則是這樣的：
　　“在判斷和理解89民運和‘六四’事件的是非及事件影響時，最大的問題還是‘六四’真相。”“‘六四’真相的最關鍵問題是：北京是否有屠殺，以及是否有所謂暴亂。”“作為一個政權，有暴亂發生，會採取手段平息。”“六月三日，北京沒有因為衝突死人，也沒有反革命暴亂。是當晚軍隊開槍鎮壓，引發大規模衝突，而且主要是老百姓流血。沒有暴亂卻動用如此強大的暴力手段血腥鎮壓和平示威者，這就是事實真相。”“‘暴亂說’是中國政府編造出的謊言，是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的說法。因為，是否發生暴亂，是評價血腥鎮壓的是非的關鍵事實。所以，中國政府才偽造事實。討論‘六四’真相和是非，應當首先討論‘六四’是否有暴亂以及是否屠殺百姓。”
　　文章中說，嚴家祺先生是“中國80年代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之一”。事實也許如此。但嚴家祺先生關於判斷和理解“六四”的上述大原則，未免過於單薄，沒有達到任何思想的高度；我直接的感受就是，在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正確評價“六四”，還需要若干年。所謂任重道遠。
　　嚴家祺先生立論的前提之一是，“作為一個政權，有暴亂發生，會採取手段平息。”也就是說，如果是暴亂，那麼政府平息是正當的。他在這裡首先就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所有的暴亂都是不正當的，應該被鎮壓的。但實際上，古今中外歷史上，許多偉大的、正義的事件，都是從“暴亂”開始的，比如美國獨立運動。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嚴家祺先生上面這句話里，我們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光輝和學者的嚴謹。
　　其次，嚴家祺先生武斷地說，“暴亂說”是中國政府編造出的謊言。我們都看過當年燒軍車、甚至燒死軍人的鏡頭，這些不太可能是在鎮壓之後發生的，也不可能是政府偽造現場；而這些舉動，是不折不扣的暴亂。所以，如果正視歷史的話，就應該承認當時的確發生了暴亂，至於暴亂的程度和範圍，以及是否需要調動大批軍隊鎮壓，則是另外的問題。如果承認當時的確發生了暴亂，按照嚴家祺先生的邏輯，政府的鎮壓就是正當的了。這顯然不是嚴家祺先生所希望的結論。
　　再次，嚴家祺先生認為“中國政府至今否認‘六四’殺了人”。此言謬矣。事實上中共在“平暴”後很快就在報紙上公布了大學生死亡人數（36人），中央部委也傳達了中央機關幹部死亡人數（比學生還多）。共產黨很可能少報了數字，避重就輕，但它沒否認殺了人。
　　平心而論，正確評斷“六四”問題的是非，不得不考慮以下這些問題：
　　第一，當時運動的參與者和主導者（其實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沒有集中、統一、公認的領導，作為全程參與者和北大“三角地”及西南門外大字報的活躍寫手，我和許多人只是在鎮壓後才知道“柴玲”、“吾爾開希”這些名字）究竟有沒有明確的、貫穿始終的訴求。作為過來人，我認為是沒有的；不是沒有訴求，而是訴求非常不明確甚至可以說非常混亂。據我所知，運動的初衷並非推翻政府，但後來顯然失控了；即使是改良的主張包括一些具體的要求，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稚氣有餘智慧不足，讓政府無所適從。運動有沒有明確的訴求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直接關繫到政府當時究竟有沒有可供選擇的應對手段；換言之，後來除了鎮壓，政府還能做什麼。
　　第二，運動的訴求有沒有合理性，以及合理性有多少。我認為，某些訴求當然是合理的，要求民主、進步、懲治腐敗，運動的初衷是正當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作為一個轟轟烈烈的運動，僅有正確的初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現實的、合理的、可行的策略和主張。遺憾的是，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下，運動的訴求，尤其是後期的訴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其實，運動最多到5月19日絕食結束就可以收場了，它照樣會名垂青史，王丹們也許還會坐牢，但絕不會坐那麼久，許多無謂的犧牲也可以避免，中國至少會多贏得三年的、在良好的國際環境中發展的時間。這決不是馬後炮，我5月下旬就在廣場上對曲阜師範大學的兩個女生（其中一個是我的前女友）說，這樣下去沒有希望。
　　第三，除了學生運動，當時還發生了什麼。這就是嚴家祺先生所提出的，是否發生了暴亂的問題。這至多是第三個問題，它不可能是大原則，只能是“量”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即，有了暴亂，政府的大舉鎮壓也不見得正當；沒有暴亂，政府也未必就不能採取行動。
　　第四，政府和學生是否彼此了解，是否對當時的局勢、運動的走向都有正確的判斷。遺憾的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在當時還沒有手機、網絡這樣先進、迅速的信息傳輸方式，還可能由於最高決策者（鄧小平）周圍的人對他的某種程度的、有意無意的蒙蔽或誤導，致使政府（當然，主要是最高決策者）不了解運動的性質、程度和走向，學生也未意識到政府在特定情況下會有“不怕流血”的決心和手段。其實，共產黨要鎮壓的是暴亂，而學生認為是鎮壓學潮；鎮壓過程中死了一些學生、市民（毋庸諱言，包括少數暴民）甚至官員和軍人，而全世界似乎都認為犧牲的只是和平示威的學生。悲劇由此產生，並延續至今。
　　第五，政府調動軍隊平息或者鎮壓運動是否正當、合法。如上所述，當時的“運動”，已不是簡單的學潮，而是穿插了“暴亂”的成分；這是不以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意志為轉移的；就象16年後（2005年4月）上海等地的反日活動，由於出現了針對使領館和平民店鋪的打砸行徑，致使活動的意義和中國民眾的國際形象大打折扣。政府究竟應不應該開槍和動用坦克，這只能是分析到最後才能回答的問題。
　　總而言之，我認為：
　　第一，“六四”運動在總體上沒有明確的、貫穿始終的訴求；
　　第二，即使是可以勉強歸納出的、運動的某些訴求，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也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
　　第三，運動後期發生了學生所無法控制的暴亂；
　　第四，政府與學生對當時的形勢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誤判。
　　最後， 不得不遺憾地說，儘管由於導致了民眾的傷亡，政府對“六四”運動的鎮壓在道義上失分不少，但在當時卻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選擇。
　　一個沒有被證明為非法的政府，為維護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採用過激的、擴大化的手段，平定了一場目的不明、曠日持久、已經出現非法和失控行為的大規模民眾運動（而不是簡單的學潮），這，就是我對“六四”事件的描述性結論。它也許不是最終的歷史評價，但離真理不會太遠。

　　3
　　事件已經發生了，而且已經過去了16年；死者不能復生，歷史不能重寫，如何正確面對這場悲劇，對中國政府、民眾、海外人士包括民運分子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課題。
　　我沒有時間展開這個問題，只羅列一些基本判斷或原則（無論是否與“六四”直接有關），希望歷史證明我的正確：
　　第一，“六四”事件是全民族的一場悲劇，而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一場反動的、血腥的暴力鎮壓，或者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欠債；
　　第二，除非發生戈爾巴喬夫式的戲劇化政治事變（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共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可能為“六四”平反；
　　第三，在客觀上（無論民主自由人士在理性上和感情上多麼不情願），中國在若干年（可能是幾十年）內不可能擺脫共產黨的統治；
　　第四，中國只有出現美國傑斐遜、日本福澤諭吉、印度甘地這種級別的偉大思想家、啟蒙先驅，並在民眾中形成了全新的價值觀，才有可能對“六四”事件作出蓋棺論定、載入史冊的客觀評價，而這個時代遠未到來。中共式的頑固和僵硬，民運式的壯懷激烈和預設前提，嚴家祺式的盛名掩蓋下的膚淺，加上中國普通民眾的麻木與冷漠，使我們還看不到公正評價“六四”事件的曙光。
　　迄今為止，在國內噤若寒蟬的、令人窒息的冷漠與淡忘氣氛中，在海外鋪天蓋地的憤怒聲討和血淚控訴中，關於“六四”事件最有思想光輝、最富有建設性、站在歷史和人性最高度的評論文章，恐怕只有北大哲學系研究生江緒林的《點燃第十一支蠟燭》一文（說這話會得罪不少自以為滿腹經綸的仁人志士，歡迎謾罵）。這歸功於他的基督教情懷，也歸功於我們共同的母校。我曾經懷疑他幼稚，可時間將會證明他的睿智。
　　有興趣的“六四”研究者，不妨找出那篇文章一讀。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是難得的飛速發展時期。每一個有責任心的華人，有義務關心中國，呵護中國，擺脫線性思維，擯棄偏見和成見，用建設性的態度和甘地式的情懷，容忍所不能容忍的，將中共看作一種不能迴避的客觀存在而不是邪惡的象徵，正視中共自身以及中共主導下的中國的變化，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並不多，戰爭和內亂的危險從來不曾消失，全世界華人，敬請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