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密楊元元怎樣走上自殺的不歸路
曹為平

胡守鈞同志：

　近來在網上看到了楊元元事件，對於她的不幸我是很悲痛的。我也看到了人們對你對該事件評論的反評論。

　　胡守鈞同志，我覺得我們首先有必要來回憶一下我們自己上大學時的情況。

　　我的父親是一個小五金店的店員，同時從事機械化生產性勞動，可以算個產業工人。我們祖上一直在寧波工作，但是喜歡住在近郊農村。寧波歷史上經濟、文化、工商業都比較發達，所以窮人家孩子上學的不少，學歷當然不會高。父親也因此有幸讀小學，但是更高學歷就不用想了。他虛歲17就從家鄉到上海來“學生意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逃壯丁，本來家境雖然不好，祖父又生病，小學還是準備讓他讀完的，可是就是在學了五年級時，為了逃壯丁不得不輟學。甚至祖父去世前夕，由祖母出面給寫信，要三個兒子都不要來為他送終，因為一回去就會被抓壯丁。父親曾經因為工作環境差，得了肺結核回家養病，也為了有一口飯吃，到過好幾個老闆手下謀生。解放前他的收入一直很少，難以養家活口。他做夢也不敢想象，他的兒子會上大學，而且是名牌的復旦大學原子核物理系。可是解放了，父親在解放初收入增加很快，我們進了小學。對一個工人來說，如果僅僅憑工資還是個不小的負擔，但那時出現了減免費和分期付款。我們享受了這樣的待遇，上學從此不再難。社會主義改造後，我們的學費又大幅度減了下去，就這樣我家三弟兄依次從小學生到初中，我哥哥升了高中，而我則考進了復旦大學，不要學費，不要住宿費。這是我父親以前連想也不敢想的。原來在他的眼裡，我們的命運最多只能像他那樣，最多讀上幾年小學，然後去“學生意”，即到資本家或小業主的廠店裡去當奴隸。我考進復旦大學時，父親跟我說了一句話：“如果在解放前，你早就去當學生意了。”就這樣一句，沒有更多的了，但是已經說明了問題，我已經記了幾十年了，將終生牢記。以上可以在網上搜索拙作《父親的回憶》。

　　我們畢業以後，國家分配工作，根本不用去愁“畢業就失業”——這在解放以前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們的工資當然不能使我們“先富起來”，但生活有保障，一般來說那個時候兩口子即使普通的工人，供養三個孩子是不成問題的。有免費的醫療，房子不寬，房租是象徵性的。（不能不說一下，現在我國大規模興建房子，也完全是靠以前的“小生產方式”打下的底子——修起來的大批地方小水泥廠、小鋼鐵廠、以及七十年代實現的建築機械化。可是現在修建的房子絕大多數是為貴族服務的，一般群眾甚至許多收入較高的大學畢業生，也成了房奴。）那個時候老年人的退休金可以寬裕地供養好幾個人，以至於在八十年代出現了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兒子、女兒、孫子、外孫一大群來吃“民政局”。由於實行了獨生子女政策，爺爺、婆婆、姥姥、姥爺特別喜歡稀缺的後代，把孩子們寵成了小太陽。自古以來父母輩只負責供養兒女長大到成年，成年以後就得靠自己，並靠自己供養自己的兒女，在八十年代供養第三代竟然成了慣例。

　　我們從來沒有提出過要求助學金，更沒有採取欺騙的手法騙得國家的助學金。但我們那個時候，如果哪家經濟困難，孩子讀書就可以申請助學金。平時我是不大關心誰誰家的經濟狀況如何，誰誰領了多少助學金。但是至少我確切地知道，我們班七個農村的學生，有的還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學生，他們是吃全額助學金的，每個月18元，而學校里規定的伙食費比一般的工人高，15.50 元，吃飯以外還可以落下2.50元作其他用。所以那個時候即使家裡孩子再多也沒有過不去的。記得中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說我父親工資高。可是最後我們算下來，他家裡弟兄姐妹五個，個個享受助學金，加上助學金平均下來他們家裡人均收入比我家還高。我們班上有的農村子弟雖然吃助學金，還戴手錶，買自行車，條件比我還好。那個時候家庭孩子多，如果沒有助學金不但農村同學沒法上大學，就是普通的工人和小職員也未必都供養得起。我不知道那些人現在如何看法。但是我可以肯定，我的農村同學至少有兩個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如果以後發現七個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那我也不奇怪。

　　除此以外，那個時候學地質和學師範的有國家供應伙食。研究生還有津貼費，和大學畢業生同樣的標準，如上海市 48.50元。不但可以維持正常學習，還可以邊學習、邊養家活口。經過文化大革命，工農兵學員中有的人還帶薪學習。

　　這一些想必你是知道的。

　　你是一個小商販的兒子。我想不是我的胡亂猜度，解放前象你父親那樣的小商販，同樣不可能供養你到大學畢業，並且在最後當上博士生導師的。不知你究竟可能讀到那個文化程度？但可以肯定你的父親同樣不敢想象自己的兒子會成為名牌大學的學生。我不知道你家的經濟情況究竟如何？也不準備打聽。不知道你是否享受過助學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和我一樣，即使沒有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兒跑。這一些不知你可不可以告訴大家，如果享受過助學金的話，希望你也能對大家說一下。

　　可是現在這一些全都沒有了。——至於以前據說是一個饑寒交迫的年代。

　　我希望你也比較一下，如果你的父親是現在的小商販，而你是現在的年輕人，你父親能不能讓你上大學呢？我不知道你家兄弟姐妹多少個，至少在現在不要說普通的工人，就是許多小商販也被獨生子女的上學、住房、醫療所困呢！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好幾個，那麼你的父母肯定要被逼瘋。我的猜測不管對不對，都希望你對大家說一下。

　　至少我是如此。我的女兒上學時，我的全部收入大概不比楊元元的媽高多少。一般也就是 420多元，那時我還在職，偶然達到 500多元。楊元元的媽失去了丈夫，而我還有個拙荊有一份比我低的收入。即使如此也幾乎把我們逼瘋。我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以拙荊來說，1995年她還喜歡啃甘蔗，她的工作是打字，眼力好到還在打字。可是到了1998年，頭髮也白了，眼睛也壞了，牙齒也壞了，費了好大的勁節衣縮食，省下 100多元錢去給她看牙醫，黑心的醫生把她的牙齒進一步磨壞了。我們的身體都一下子垮了下來。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得買下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房屋使用權。幸好還有弟弟哥哥資助——我變成要靠別人資助過日子了。1996年到1999年連續四年元旦，我和拙荊上街，1999年我女兒也在內，每人一付鍋盔。自從我有記憶以來，這四年是最苦最苦的了。以前以1962年為最困難，即使如此，元旦我還是吃了肉的。我父親做夢都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上大學，而1976 年我的女兒出生時，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會供不起她上學（1977年以後另當別論）。2000年我的女兒工作了，只能供養她自己。由於企業不景氣，也不僅僅如此，我到這個時候居然還面臨着下崗的威脅，後來是內退。2004年正式退休後我這個廠里科技大會唯一的一等獎得主退休金最低，才 717元。生活上總算有了改善，身體也有所好轉。即使如此，我們兩口子的收入只能供我們兩口子糊口。幾年來收入上升目前已超一千元，但是物價升得更快。到現在我還是修不起蝸居，看不起病，女兒則33歲了還生不起孩子。

　　我的處境還不算最壞，和我差不多的到處都是，還有許多人處境比我們要壞的多。就好像收入的零頭也比我們高的人，不知道我們是怎麼過的那樣，我們也不知道下崗職工是如何生活的。用你的話說：“有錢不知無錢難，飽漢不知餓漢飢。”

　　有人說：“讀不起書就不要來讀書”、“沒錢就不要來讀書”，那麼我們是不是當初就不該來讀大學？

　　　　[對上面所發作兩點補充：

　　　　第一：上面說“1977年以後另當別論”——那是因為1977年我已經知道物價暴漲不可避免的了。包括糧食、房租、醫療等，而且終究要弄到許多人吃不起飯、住不起房、讀不起書、養不起老的地步。可那個時候誰信呢？不知是1980年還是1981年，我說以後我們的南充專區醫院要改名為南充專區醫店，我們南充地區農機廠的醫務室要改為醫療小賣部，還把一個大學出來的醫生說得發火了。其實我在當時會公開說，也不是沒有一點現實根據，手頭上一份報紙在，明確說醫療也要按“價值規律”辦。不然人家不信我還不會說。沒有想到他們仍然不信。除此以外我還說過，學校要改名為學店，自從電視裡、報紙里大肆鼓吹，萬事要通過法律時，我就說這是“法店”的廣告。不幸的是，我的預言全部成了事實。正像許多群眾說的那樣：“屈死不打官司。”

　　　　第二：上面我說的是1962年最困難，不是大躍進。文革前，我們上海人習慣上既不是其他地方群眾習慣上稱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不是黨和國家定下的統一叫法“困難時期”，而是叫做1962年。這你想必知道，文革中許多人都因各種原因由各種人物以某某人1962年如何如何給人定罪。比如我們物理二系有個預備黨員和“模範共青團員”在1962年塗改食堂的菜卡，多吃了一塊大塊肉。群眾意見很大，當即被清洗出黨，後來被王零（曹註：復旦黨委代理書記）包庇了下來。羅榮富（曹註：文革中是胡守鈞和我的戰友）不就曾經說過：“1962年，安徽省餓死過人了。”潘定惠（曹註：一個好整人害人的資產階級派性分子）上綱上線說是他的罪行。而安徽省所以會在1962年餓死人，在當時有兩個紅衛兵去調查過，原因是“包產到戶”。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安徽幹部也完全自發地起來批判曾希聖的“責任制”，劉少奇主持會議。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土地分得多，資金多，給他們提供大農具，又不好好種地，去投機倒把。而貧下中農土地分得少，資金少，又不給大農具，再辛苦種地也不夠吃，也沒法救災抗災。最最悲慘的就是勞力少，吃飯人多的孤兒寡婦以及因天災人禍喪失或暫時喪失勞動力的家庭，這樣1961年農業到達了低谷，跌破了解放前，1962年春天青黃不接，就慘了。現在官方的統計資料安徽1961年比1960年減產 8億斤，據我知道實際減產28億斤。總之，我國解放前就是餓殍遍野的國度，安徽省更是叫花子鄉。“辛辛苦苦十幾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退到解放前就是解放前的慘況，孤兒寡婦和天災人禍喪失勞動力的家庭就活該餓死。解放已經讓他們多活了十幾年。不知有沒有楊元元那樣自殺的？]

　　現在許多人在指責海事學校，說實話，我倒對海事學校有一些同情。這種事學校也不希望遇到，遇到了也確實算倒霉。把指責的矛頭全部指向他們也是不公平的。

　　我們那個時候學校一樣不可以容納他人居住在學生宿舍里。我記得1964年我剛上大學時，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寢室同學，中學的老師來復旦，他讓他在寢室里和自己同鋪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我們全寢室的同學全部作檢討。一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覺得我們確實不懂事，太無知，雖然說不知者不為罪，但是遇到一次這樣的事也算吃一塹長一智，並不感到冤枉。按規矩那時只能住學校里的招待所，住宿費幾角吧，偶然的幾角錢，那個同學不是付不起，學校里給了他全額助學金，每個月十八元。除了吃飯還有餘。

　　即使現在，學校不允許學生的親屬居住在學生宿舍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畢竟學校不是旅館，更不是慈善機構。學校必須保持學校的秩序，使得學生有個安靜的學習環境。不然你可以帶媽，他可以帶爸。其他人也帶上爺爺奶奶兄弟姐妹，再帶上八輩子的親族和各種朋友，環境亂糟糟的，學校還成學校？學生們還可以好好學習嗎？和我們那個時候比，學校已經夠亂的了。我們那個時候廁所的小便池比現在許多學生的洗臉盆還乾淨。1983年我回到復旦大學，在走廊里就聞到廁所里一股臭氣，很不習慣！這是精神面貌問題。我們那個時候何至於如此？

　　當然如果有人說什麼：“讀不起書就不要來讀書”、“沒錢就不要來讀書”，那是喪盡天良。憑什麼學習文化就是極少數貴族的特權？校方明確地指責楊順順讀博，實際上也就是那個意思。既然弟弟沒有錢就不能讀博，那麼姐姐也一樣，讀不起書就不該來當研究生。——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喪盡天良就要他們負責賠償。現在世界上喪盡天良的人多得很！讓哪一個來買單呢？

　　從各種情況來看，楊元元的悲劇 404廠倒似乎應該負更多的直接責任。她們的困難不正是沒有房子嗎？是誰使得她們失去了遮雨的片瓦呢？不就是 404場的房改嗎？從此她們成了無家可歸之人。另外她母親在 404廠的收入也太低。不知道為什麼，人們倒沒有批評 404廠。

　　可是如果從另一方面着想， 404廠似乎也是委屈的，企業本身收益不好，尤其軍工企業更是不好，房改又不是 404廠定下的政策。據元元的弟弟順順說，楊母的工資現在是 937元，2002年退休 400多。如果是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工資也不過400多，更談不上937元。在那個時候屬於很高了。許多教授、演員的收入更高。我有一個小學同學父親是演員，月收入1000多元，家庭豪華。但是為什麼楊元元家 400多，甚至 937元就會陷入極端的貧困呢？原因就是物價大幅度上漲了，又有了許多以前沒有的支出，楊元元母親的收入增長遠遠趕不上物價和開支的增長。這在現在是普遍現象。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她家陷入了極端的貧困化。

　　本人也是如此。然而電視裡天天在講人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我在2002年月收入僅 428元，還得扣除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費等，加上扣除極其節省的水電氣費，一個月到手僅僅 280元。

　　在以前不管是企業還是事業和國家行政機關工作，收入都是同一個標準，各地方因為地區差價有些區別。而現在直接生產物質資料的企業收入最低，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工人和農民享受的物質資料，照幾千年的慣例最少。事業單位就要好得多。比如最近學校的教師又要加工資，許多教師一次性加的工資就超過楊母一個月的工資總量。而這還是收入最低的教師所加的工資。至於國家政府機關就更不用提了。這種情況難道完全要 404廠負責？我國的軍工企業效益不好難道也要 404廠負責？七十年代我國的軍工正在生產和研製相當先進的軍工產品。最最起碼的按照一些老軍工的說法，七十年代我國空軍裝備的飛機，和國外最先進水平是在同一層次上的先進和落後的差別，而九十年代則是不同層次上的先進和落後的差別。許多正在研製、已經研製出來和即將研製出來的軍工產品，已經接近甚至達到和超過世界最最先進的水平。比如我國的殲九是雙二五的，殲十是性能超過英國“鷂”式的垂直起降飛機，用於航空母艦。殲十三相當於美國的F-16。預警機我也見過照片。如果說這些正在研製尚未成功的不算，那麼已經成功的如“渦扇六”超過英國的斯貝，只待上級批准大批量生產了，可是才得到權力的上級不准，直至摧垮。一些老軍工痛心疾首地說：如果不搞斯貝，我們的“渦扇六”早就大批量生產了。斯貝也在稍後搞了出來，也不准生產，好像當初引進斯貝正是為了搞垮“渦扇六”。如果說這些尚未大批量生產的被槍斃，就好像阿Ｑ被槍斃一樣有罪。那麼我國的反導彈 640工程不但是世界先進水平還是世界唯一水平。已經部分成功也是傾巢之下安有完卵。1981年，前蘇聯一顆人造衛星要下落，我國測定的準確性世界第一，超過美國，就是用 640的雷達系統測定的。昔日的秘密雷達基地，現在已經成了廢墟，成了旅遊的景點，去懷念那個輝煌的時代。當時正在搞的093、094、095、096核潛艇也和文化革命一起被徹底否定。拖了三十年才搞出093和094，在現在還不算很落後。就算當時被毀滅性地下馬的都是該死的吧，那麼我國1971年已經造出的核潛艇，後來又製造了戰略核潛艇終於成功地發射了導彈，那麼為什麼在後來十幾年裡這種駕輕就熟的核潛艇也沒有再生產一艘呢？十多年裡世界紛紛前進，進行軍備競賽包括核軍備競賽，我國卻大大地落後了。九十年代我國的核潛艇出大洋回來，報上大肆鼓吹成就，我卻難受得不得了。原來二十年過去，我國甚至連老核潛艇上的空調都沒有搞，要士兵們在惡濁的空氣和40℃高溫中扛着。上海的運十飛機你想必聽到過。還有我國南昌的直升飛機廠一度生產麵包車過日子。我們復旦大學的都知道，正是在我校的紅衛兵領導下1968年建成了一個“四•一工廠”，批量生產集成電路，大大縮小了和外國先進水平的差距。而我們學校還不是全國最最先進的，全國搞集成電路的單位多得很。1973年我國搞出了 DJS-100系列台式電子計算機，和國際先進水平的美國只差三年，類似電腦美國是在1970年製造成功的。電子計算機工業和科技在世界上我國處於第二位。據我知道 DJS-100的批量生產，復旦大學也是有貢獻的。1975年研製成功的DJS—131先後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民主德國萊比錫國際博覽會和在美國舊金山、紐約、芝加哥舉辦的中國工業展覽會展出。可是現在我國的電子計算機工業在那裡？全國充斥着的電腦都是洋垃圾。就好像我們學校的同學當作半導體三極管來用的 “四•一工廠”的集成電路廢品一樣。……——以上這些，當然是不能要 404廠負責的。

　　武漢大學曾經給過楊元元破例的溫馨，大家都在讚揚。她在武漢大學就是帶着母親在宿舍里度過的。並予以照顧讓她緩繳學費。但是如果嚴格追究，武大也一樣有罪責。如果武漢大學在她讀大學時期像我們那樣不要學費，也不要住宿費，或許她的媽就不會丟掉房子了。當然，讀大學必須繳納高昂的學費不是武漢大學一家如此。這樣說武漢大學也不是責任人。她弟弟也是貸款讀書，看來也是一樣的。同樣，如果海事大學也能不要住宿費，對她來說多少也可以節省下來一點錢，或許可以為她的母親租上兩平方的容身之地吧。

　　有的人包括海事大學對楊元元的弟弟楊順順和親戚也提出這樣那樣的指責，說他們為什麼在出事以前不多盡一點責任。這種指責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成立，因此歸根結底也是沒有根據的。

　　我看了楊順順的自辯，覺得不但是可信的，而且和他的姐姐一樣對自己的母親和姐姐還是很負責的。他也是邊學習邊攢錢，收入也不多。給家裡也有貢獻，讀研以後，一度極端困難找家裡要了100元錢，母親要給他200他堅決不收。而他一個學生靠邊學邊干給家裡帶來了3000元。他一樣要還學費的貸款。除此以外，他自己也只能非常勉強地糊口。有人無端地指責他留級，他的回答是“我們方向幾乎沒有人不延期，北大博士通過率又低。”為此他“從08年 2月的目標就是1年要攢好2年的生活費。”他說的是真是假為什麼沒有人肉搜索出來？如果沒有根據誰能夠無端地說他留級呢？有人指責他6850塊錢買筆記本電腦，可這正是他給姐姐的貢獻。現在不管上大學還是當研究生，電腦是必須之物。小學生都在提倡學電腦呢？他姐姐學習難道就不需要電腦了嗎？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攢下的錢給他姐姐買必須的電腦，能說他不愛他的姐姐，沒有儘自己的力嗎？他自己還沒有電腦哩！

　　順便說一下，人肉搜索用來對付權勢者，早就被宣布為非法了，而且也確實已經有人受處理了。甚至豪富們玩弄女性的醜事被張揚出來，還犯了侵犯隱私罪，必須道歉、必須賠償、甚至必須受法律制裁。可是為什麼楊順順被人肉搜索就沒人說有罪？究竟楊順順犯了什麼罪？無所不在的“法治”到哪兒去了？

　　至於說她的弟弟為什麼要讀博士，為什麼不能去打工賺錢來養家活口，那就純粹是喪心病狂了。胡守鈞同志，照這樣說你我原本就是不該上大學的。一句話，文化應該為貴族所壟斷，工農的子弟本來就不該有文化。在宣布社會的大環境是絕對合理的前提下，也許可以作出這種指責，同樣還可以指責楊元元，象許多人做的那樣。再認真一些，既然家境極端貧困，那麼本來連小學也不該讀。八十年代不是已經有許多農村的女孩子不能上學？可以在家做雜活、可以去做小保姆、也可以去當 “黃山來的姑娘”。人家不是一樣過日子？照這樣來看，確實是舊社會好，舊社會絕大多數人，占人口的95％就是文盲，工農的子弟沒有必要上學。文化本來就不是工農該沾邊的，本來就是該由貴族壟斷的。

　　有人指責楊順順為什麼要交女友，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楊元元30歲了還沒有交男友大加指責，甚至詛咒她永遠嫁不出去。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橫豎都是他們的理。

　　楊順順已經28歲了，該交女友了。解放前的叫花子也得結婚。工農的子女如果不結婚，工農的後代哪裡來？到時候高貴的貴族們只好讓自己的兒女去當下賤的工農。現在獨生子女政策，工農的後代已經後繼不接了，難道還不滿足。看來我國的貴族們也只考慮到他們自己這一代。至於楊順順和女友去旅遊，這一指責似乎有理，就好像九十年代黃世仁的孝子賢孫們指責楊白勞為什麼不把給喜兒買紅頭繩的錢拿來還債一樣。可是自古以來就有一個說法：“萬善孝為先，論心不論行，論行天下無孝子。”就是因為要指責別人不孝總是可以找出理由來的，即使對父母再好也可以挑剔出照顧不周的。難道窮人就不能有一點窮歡喜？他28歲了，要交女友要結婚，難道連一次旅遊也不可以？現在有錢的人旅遊可以公費、可以一擲千金，如果他也是一擲千金，倒確實要受指責的。但反過來說，窮人談戀愛來點窮旅遊，為什麼不可以？就算他的女朋友提出的旅遊要求，對他經濟上是個很大的負擔，為了不至於戀愛泡湯，他不得不硬着頭皮來一次，我們也不能對他提出指責。總不能忍心讓他一輩子不結婚。何況旅遊的錢，女朋友也表示她會出一部分。——看來窮人根本不該結婚，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該去當二奶、當妓女、當三房、四房的小老婆，供貴族們去玩弄。玩厭了隨手丟棄。楊元元如果早一點去攀大款和大官，就不會有現在的事了？？？！！！九十年代初她就可以去當雛妓了？？？？？！！！！！

　　按照窮人不能有一點窮歡喜這種指責，那麼1995年到1999年我家最最困難的時候，也是可以指責的。我家在頂樓，我們喜歡種花種菜，儘管窮得幾乎要沒有飯吃了，拙荊還是幾十次地購買花盆，每個二到五元，最貴的兩個二十多元。一共花了一百多元。我一再地說：“不買了，不買了，夠了！吃飯要緊，好久沒有吃肉了，與其買花盆，不如去買點肉來吃吃。”可是她還是隔一段時間就去買，不就是圖個窮歡喜而已。如果連一點窮歡喜都沒有，那麼看來我們真的都只好去走楊元元已經走了的道路了。

　　楊順順還準備到2010年 3月接姐姐和媽媽去三亞自助游，這個計劃本來是準備給她們一個驚喜的。考慮到如果給錢，姐姐和母親一定不捨得去，所以一定要他把這個錢先花出去，她們才肯去。——他考慮得多麼周到！這樣的一家足夠友愛了，相互之間足夠體諒了，不要再苛求了，苛求總是有“理由”的。

　　楊元元和楊順順姐弟至少比我的女兒更知道苦難。我的女兒在學習時可沒有像他們自力更生，還一會兒、一會兒地來向我要錢。有的是學校要不得不給，有的確實她自己不知道節約用錢。一直到畢業後，自己去找工作，遇到了坎坷，才開始體貼父母了。她自己33歲了還不能生養兒女，回來探親卻一定要幫我買一個電冰箱、一個熱水器。甚至一度還不知道我們這兒的房子價錢，說我們住得高，要我們把房子賣了，她設法湊上一、兩萬元，換個低層的，免得以後年老體衰上不了樓。我們告訴她這是不可能的事，她連連來電話催促，總說我們不努力去辦。直到她回家探親，看到我們這兒的房子也要十幾萬，才不得不罷休。現在十幾萬也買不到了。——對女兒我已經知足了，我關心的只是什麼時候能抱上孫兒。可是她說如果她生孩子的話，不但自己沒法工作，而且女婿由供養一個人到供養三個人，實在負擔不起。這就是現實！

　　相比之下，我有什麼資格再去指責楊元元和楊順順呢？我是如此，其他人呢？他們真有資格去指責楊家嗎？各人自己捫心自問吧！

　　其實我的女兒在九十年代不知苦難也不是她個人的為人，那個時候許多家境貧困的還要受兒女指責，說某某某的父親當了大官大款，家境如何了得，唯有我的父親是個廢物。其實沒有我們這些“廢物”，大官大款們也富不起來。這在那個時候很時興，我的女兒還沒有這樣說過。到了二十一世紀，世道開始改變了，許多窮人的孩子知道疼爹媽了。

　　有人指責楊母，說她年齡還不大，為什麼沒有在工作。——難道你們沒有看到楊順順說的：“當時單位效益很差，對她這樣的保衛來說，退休比工作拿的錢還多。然後辦理了內退。”至於為什麼不可以再去工作，比如做保姆等。你們真的認為現在找工作那麼容易嗎？如果真的如此，那麼為什麼那麼多的人會下崗、會內退，會被以極低的價格買斷工齡？有工作的尚且大批失業，以為失業後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工作，那純粹是騙人的鬼話了。如果找工作真的容易，那麼我們就完全有權利指責武漢大學和海事學校沒有給楊母安排個工作了。有人說找不到工作的都是自己的問題。照這麼說，收入低的貧困戶和下崗工人都是自己有罪，不是在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時期，已經提出什麼優勝劣汰了，被下崗的都是本身低劣活該淘汰？？？！！！為什麼以前沒有大批工人失業這種現象？

　　難道這些人不知道，許多地方在招工啟示中明確說明只要30歲以下或更年輕的，甚至明確說女的不能結婚生孩子。楊母內退時快五十歲了吧，又拖了兩個孩子，難道就那麼好找工作？我們廠里許多30歲的年輕人還“下崗”、“內退”的呢！就是當女傭人，人家還要找年輕的。難道大批職工下崗後找不到工作都是他們自己的罪？資本主義國家還不至於如此說。2000年我不到54周歲內退後也去找過工作，儘管按本人的專業，正屬於年富力強最有經驗的時期，可是人家一看我在貧困中熬花白了的頭髮，就以諷刺的口吻說：“是你也來找工作？還是你為兒孫找工作？”另外，楊母有一兒一女相依為命，或許還有其他原因不能去工作。最最起碼兩個人在一起生活開銷要省得多。

　　現在說什麼，我國的工人失業找市長，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找市場。——這在騙誰？我記得文化革命前，報上發表過一條消息，引起了我們的嘲笑。美國工人大批失業，就找到勞工部長，看來美國的工人也是要找官方的，區別在於不是市長而是勞工部長。勞工部長保證到某某時候，失業率一定下降到多少多少。失業工人問他做不到如何？他說做不到就把帽子吃下去。到了時候失業率不但沒有下降還上升，他就在蛋糕店裡定製了一頂蛋糕帽子當眾吃了下去。報上登了照片，我們大為嘲笑。但相比之下，我國現在的官方決沒有那麼老實，反正現在當官的話最最不值錢，絕對不會兌現。即使是蛋糕帽子也不會當眾吃下去。他們以會欺騙群眾為能幹。

　　至於指責他們的親族，那麼我們同樣要問，既然我們可以同情海事學校，承認海事學校沒有義務為她的母親提供居住，那麼又有什麼理由提出她的親族就一定有義務照顧她們呢？各家有各家的難處，你了解她的親族嗎？也許他們家裡也在為了孩子上學窮於應付，也許他們也當上了房奴，也許他們家中有人有病在為醫療費而奔波。以前各家有各家的難處不能互相照顧，現在出了命案，親戚難道還不出來幫忙？

　　楊元元沒有親族資助，我有兄弟集資。但如果兄弟不資助我，難道我有權利去指責他們嗎？其他人更沒有權力去指責他們。同樣道理，誰也沒有權利去指責楊元元的親族。我看指責楊元元親族的人大多數正是經濟上相當寬裕的人，俗話說皇帝也有幾個窮親戚，不知道他們對於自己的窮親戚作了多大的貢獻。至少他們得捫心自問一下。親族的幫助歷來是不可苛求的，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義務，何況歷來救急不救窮。

　　令人奇怪的正是為什麼總是要把罪責往別人身上推？到現在孩子讀書，親族們來接濟居然成了理所應當的了。這是自古以來從來沒有過的規矩，不知如何定下了？我就聽到過一些中學生在說，現在我們上學都要靠叔叔、阿姨、舅舅、姑媽來資助，否則就讀不起書。我們都是獨生子女，奇怪的是以前我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他們怎麼養起了那麼多的叔叔、阿姨、舅舅、姑媽？可見以前也不是人們說的那麼不堪。社會會出現那麼大的反差，居然沒有人去推究原因。

　　這樣追究下來，竟然任何單位和任何個人都不該對此事件負罪責，至少不該負主要的罪責？那麼誰之罪？誰之罪！！誰之罪！！！

　　胡守鈞同志，你是社會學的教授，你難道就不能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找出罪魁禍首嗎？

　　我也知道，楊元元的弟弟和親屬找到海事大學實在也是找不到、或不敢找真正的罪犯，找到了也無用，才扭住海事大學不放的。因為他們不但已經失去了親人，生活還得繼續下去，而且除此以外別無辦法。

　　在現在類似的或者更慘的事情多得很，楊元元如果不是大學生、研究生，還不會這樣出名，人們早就熟視無睹，神情麻木了。就好像八十年代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轟動了全國，實際上拐賣婦女兒童已經相當嚴重了。1983年我回上海就遇到兩個人販子一前一後坐在我們身邊，還親耳聽到他們談生意，並誘惑我的女兒。誰來管？又好像解放前，美國兵強姦婦女不當一回事，在上海，只要一聽到美國的吉普聲人們就趕快逃竄。女的怕強姦，男的怕被吉普車撞死。都是人見人慣了的。可是皮爾遜強姦了女大學生沈崇就引發了全國性的風暴。

　　我們四川南充這兒就有好多悲劇。

　　那是1994年，正在宣傳優勝劣汰。我們這兒不知是哪個單位的，夫妻倆都被判為劣貨。下崗費每人五十元。合計一百，家中吃飯的人倒有四個。那時米￥1.25一斤，只夠買八十斤米。如按照以前憑票供應，他們四人的定量也決不會僅僅八十斤。究竟怎麼過的日子我們不知道。但家中終年不見肉味那是肯定的了。兒子吵着要吃肉，母親沒辦法，好不容易湊了一點錢，要求肉攤賣給她二兩肉。那時買一斤肉肉攤都不大願意，照例要給你多割一些。何況二兩？母親窮極無法，趁肉攤老闆沒看見就偷了一小塊肉，可偏偏被抓住了。她只有哭，把她家的困境說了出來，許多人都滿含着同情。老闆也動容了，割了一大塊肉送給她。她拿回家去還是把肉煮了全家吃了。但是當晚，她與丈夫兩人沒有睡覺。相對而哭。最後雙雙上吊自殺了。留下了孤苦無依的老娘與兒子。此事發生後，還有人闢謠也不許亂傳。可是“謠言”還是不脛而走。

　　90年代後期，具體那一年，我這該死的記性沒記住——我只記得那以後不久，電視裡天天演“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但是我永遠忘不了情節。我們南充這個中國三大絲綢基地之一的綢廠和絲廠全都垮了。有個綢廠工人和老婆一起下了崗。老婆走了。有人說是跟闊佬走了，有的說不是，反正是生活所迫吧。他去賣黃鱔又賣不出去，臭了。那一天，正在他焦頭爛額時，手拿着劃黃鱔的尖刀。他的女兒回家跟他說，學校老師說要五元錢。他回答說：“我沒有錢，我身上只有五角錢。”女兒再三說：“老師一定要的。”他煩躁極了，在絕對絕望與灰心下，就順手一刀把女兒殺了。女兒死了，他才醒悟過來，哀叫道：“我已經把女兒殺了，誰把我殺了啊！”人們都躲回家，以同情、悲哀的心情從窗子裡悄悄看他。但是誰也不會去抓他，也不會按他的要求殺他。更不敢靠近他，怕他萬一性起把刀戳向了自己。——後來這個絕望中的人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他真的是精神病人嗎？可當官的說是就是，不許亂傳。這種情況以前不會有。那時精神病院裡不會有這種病人，也沒有人會同情殺人者，何況殺的還是自己的女兒。

　　——自古以來失業總是悲劇。只有現在才會有這樣的靈感，失業還是什麼動人的故事？？？！！！

　　在八十年代，凡是賣淫女都為正派人所鄙視。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就不一樣了。有的人家，全家都靠媳婦賣淫過活。賣淫後回家，丈夫、公婆都來侍候，甚至洗腳水放在面前。有一次，我們這兒捕捉嫖娼賣淫的，一些賣淫女被捉住了。婦女幹部去教育，說要：“自尊、自重、自愛。”並要她們說出自己的名姓。其中有些人的話，使得聽的人都不禁流淚。有人說：“你們自己有飯吃，就樂得說這些話。如到了我們這地步只怕還不如我們。難道是我自己願意這麼幹？我與丈夫都下崗了，難道我丈夫也願意我這麼幹？全家要吃飯，沒辦法。我不能把姓名告訴你們。我的兒子還在上學。他只知道媽媽上夜班去了，不知道我在幹這個。如知道我在幹這個，他會怎麼想？還有被別人知道了，他在學校里還過不過日子？你叫他在同學中怎麼相處？”那些婦女幹部無法回答。——這也是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2005年我在火車站就遇到一個賣淫女，看樣子就是一個下崗工人。我在前面逃，她在後面追，說道：“我只要五塊錢，我只要五塊錢。”我一邊逃一邊心酸，我們中國的婦女已經賤到這個價格了！！！

　　楊元元不過是又一例悲劇。胡守鈞同志，你們社會學家難道不該好好地研究一下其中的社會原因嗎？目前社會天天在演出各種悲劇，社會學家難道不該找出如何杜絕再出現類似悲劇的道路嗎？

　　我家夠困難的了。但相比之下，楊元元家的境遇絕對比我更差。

　　我和拙荊兩個人供一個孩子上學，而她的母親一個人要供養他們姐弟倆個。他們沒有親族資助，我有兄弟集資。

　　她的父親過早去世，她姐弟倆幼年喪父，她的母親中年喪偶，無論在任何社會裡都是悲劇。有的社會可能要好一些，比如有助學金，有困難補助，有救濟金。有的不問不聞。還有的還落井下石，但是不論哪樣的社會都是悲劇。這個不多說了。

　　根據她出生於1979年六歲喪父來計算，她的父親死於1985年或1986年。在那個時候母親的收入大概幾十元，供三個人生活手頭緊了一點，但還過得去。

　　在那個時候，房子還不寬但房租還是象徵性的。公費醫療已經在許多地方，如我們這裡受到了限制，但還存在。學校還不要學費。助學金已經在被獎學金替代了，據說助學金不合理是大鍋飯，學習努不努力都可以得，獎學金可以獎給努力學習的人。這話好像也很有理。但是，楊元元既然學習成績優異，按理該得獎學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獎學金，現在網上誰也沒有提到這件事。看來還是我當時的預言或者說解讀正確——實現獎學金的真正目的正是徹底取消助學金。儘管許多人不相信我的話，現在都成了事實。至少武漢大學雖然給了她溫馨，卻絕對沒有給她獎學金，仍然要付學費，充其量可以延期而已。她弟弟能夠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讀博，想必成績也不錯，同樣不但沒有獎學金，反而要交學費，我的預言不幸在她姐弟倆身上都成了事實。在八十年代單位里偶然還有困難補助，我不知道她們家裡得到過沒有，反正這種以前很不鮮見的收入，越到後來越少最後沒有了。

　　但是他們家的悲劇絕對不僅僅是幼年喪失父親的結果。一般來說1988年以前大致就是這樣，但是那以後就禍不單行了。1988年人們開始抱怨物價已經漲得難以忍受了。進入九十年代，物價更是飆升了上去，所以一般可以認為他們家中的赤貧和苦難史長達二十年，而在此以前還要好一些。就是在這種困境中，母親一人含辛茹苦將她姐弟倆拉扯成人。

　　在這二十年裡物價飆升，工人的工資遠遠跟不上物價的暴漲，所以至少從1988年起，他們家就陷入越來越大的困境。尤其到了九十年代物價上升得更快，又有許多工廠破產、倒閉癱瘓或半癱瘓，他們家也就和我們家、許多工人的家，還有大多數農民的家一樣陷入了極度貧困的處境。接下去楊元元和她的弟弟先後上初中、上高中，先是高中政策就規定必須交高額學費，而且越來越高。就是初中也一會兒、一會兒地來要這樣那樣的費用。而他們的母親一個人的收入供他們吃飯已經很困難了，不知道如何交的各種費用，連我們這樣的家庭也無法理解他們是如何度過的。

　　1998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武漢大學。但是立即就帶來了高學費問題。她的弟弟也一定已經進入了高中。她不能不一邊打工賺錢，一邊學習。另外還不能不靠向學校借貸或者說拖欠學費，到以後要還，學校也因此把她的證件扣下作為抵押。

　　1990年弟弟楊順順也考取了武漢大學。物價更加上漲了，學校的費用也更大了。而他們母親的單位卻經濟效益日益不好，2000年房改，憑他們這種收入如何出 35000元去繳納買房子的錢呢？於是只好放棄，從此他們連一個蝸居也沒有了。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只好住到武漢大學和兒子、女兒在一起，晚上當然和女兒睡在一起，幸好武漢大學還通情達理，破例讓她居住。

　　2002年楊母選擇內退，收入才達到了400多元。也就是說，在此以前，還沒有那麼多，可是這一家三口要過日子，還要付學費，還有各種不知哪兒飛來的支出。我不知道她要不要繳納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費等，一般來說這是逃不掉的，一個月實際到手究竟有多少錢，也許供他們三個人買米都困難了。據說他們家“幾十年時間的饅頭就辣醬的生活”，但我還是相信，這幾十年也許就是二十年，在他們剛剛喪失父親和丈夫時，還不至於如此。一般來說，那個時候楊元元的母親收入至少40多元，平均每人十幾元，而米價一元錢七斤，即使每人每月吃35斤米，也就是 5元錢，還有十元左右可以買菜和作他用。那時糧食還定量，看來倒再一次地證實了我的預言，糧食敞開供應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糧食危機，窮百姓吃不起飯就少吃或不吃。正是後來糧票取消，包括糧食在內物價大幅度上漲，才落到這個地步的。並且每況日下。

　　楊母開始總認為現在苦一點，掙扎到孩子長大了就可以擺脫苦境。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剛開始孩子的年齡還小，需要上學，後來元元十八歲了正是1997年職工開始大批下崗，1998年工作不好找，即使決定不再上大學，也難以找到工作。上大學成了唯一的希望，總希望上了大學，掙扎到畢業，學歷高了，就可以找個收入高一點的工作。

　　可是好不容易等到元元畢業，大學畢業生的工作也不好找了。找好一些的、收入高一些的工作，第一要有權，第二要有勢、第三要有關係，第四要有錢，他們全都不具備。從各種情況來判斷，楊元元的工作不但收入低，還不穩定，而且還得還欠下的武漢大學的學費。

　　從2005年 9月到2009年 9月這 4年的時間，楊元元換過多份工作，幹過雜誌社，也做過小買賣，要養活自己和母親，然後攢錢。直到2007年，楊元元才掙扎到把拖欠的武漢大學的3970元學費還上，拿到了本科學士學位證和畢業證。而這段時間裡，楊元元的弟弟也一直住在學校的宿舍內，努力攢錢，歸還自己的助學貸款。上大學改變命運的希望又落空了。於是寄希望於考研究生，希望，又是希望，希望研究生掙扎出來能夠改變命運。楊順順也上了北大的博士生。

　　然而現實生活中是不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就一定有出路呢？現在那麼多的“蟻族”已經夠說明問題了。經過大學而且經常找過工作的人，難道還不知道研究生出來希望還是渺茫嗎？何況弟弟已經是博士生了又如何呢？非常現實地又遇到到了上海讀研究生，母親怎麼辦？此時母親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顧，她再次帶着母親踏上求學之路。最後沒有任何辦法。

　　苦難！苦難！一次次徒勞地掙扎，希望能夠擺脫苦難，結果卻落進了更大的苦難之中。

　　希望！希望！一次次地希望最後還是失望。就算發生奇蹟度過了研究生時期，學出來後又如何了呢？

　　何況她已經30歲了，早就該找男朋友了，連男朋友也沒有一個，以後還好不好找？未來在那裡？

　　不僅如此，現在這個社會笑貧不笑娼。貧困人到哪兒都受到冷眼，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知道，我們就有親身的經歷。楊元元比我們家境還貧困，應該知道得更多。這是比貧困還要難受的煎熬。

　　海事大學臨港校區地處偏僻，租房不易，其實在上海那裡租房都不容易，關鍵就是有沒有錢，有錢一切都好說，沒錢一切都困難。楊元元再次萌生讓母親借宿學校多餘宿舍床位的想法。在 2個多月的時間裡，與母親共同擠在宿舍的小床上。學校最終沒有為其母親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並禁止其母親再進宿舍樓。找房沒有着落，經過5天5夜沒有合眼，於是精神徹底崩潰，發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慘劇。

　　有人提出：“為什麼頻頻發生受過高學歷人自殺的事情，他們在大學裡學到了知識學到了為人處世，卻沒有學會堅強沒有學會面對現實生活，‘太脆弱’成為年輕人的通病”並且呼籲大學重視心理教育，勿讓學子們走上不歸路。難道這真的是不堅強、太脆弱引起的嗎？難道搞個“心理教育”就可以使得社會避免出現這樣的悲劇了嗎？我歷來就不相信什麼“心理醫生”，他們不過是一些職業的騙子，只會粉飾現實，永遠地維持這種製造悲劇的根源。如果他們處於楊元元那樣的地位，他們就能做得更堅強、不脆弱了？

　　這段話只有第一句“為什麼頻頻發生受過高學歷人自殺的事情”才是有意義的。而且需要補充的是：自殺的事情決不僅僅發生在受過高學歷人中間。在我們南充我上面就舉了兩個例子，自殺和殺女兒，現在這種事多得很，只是沒有楊元元那樣的學歷，所以沒有引起轟動效應罷了。

　　胡守鈞同志，聽說你說：死者已逝，為表尊重，大家不應再評論死者，“在目前就業不景氣等複雜的社會背景下，許多貧困生面臨着家庭為求學付出一切，而現實卻很難改變命運的差距，期望與失望的強大落差難免使他們心理出現陰影。這部分人的生活生存狀態確實值得關注，尤其是心理狀態。但出身貧寒的人也要“爭氣 ”，更應該堅強生活，‘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增強心理承受能力，適應社會，否則全盤皆輸，畢竟活着才是對親戚家屬最好的回報。”（摘自網易新聞）

　　這不知道是不是事實。但是大家都這麼說，也沒有看到你來闢謠。但願不是你說的，那麼我們就算是一次探討吧。如果確實是你說的，那麼看來你也認為楊元元不堅強、太脆弱、不爭氣、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不能適應社會了。總之一切的責任都該她自己來負。

　　但據我看，楊元元遠比你堅強得多了。你在年輕時不是也曾經起過自殺的念頭嗎？

　　胡守鈞同志，我記得你以前不是寫了一首詩？

　　人們為什麼不追求墳墓？
　　而留戀□□的生存。（這句記不確切可能有出入）
　　要知道活着就是不斷地鬥爭，
　　只有死亡才能逃避這樣的艱辛。

　　你曾經因為留級而心情灰色，並寫了這樣的詩：

　　活着活受罪，
　　死了心不甘，
　　老天啊！
　　叫我怎麼辦？

　　徐老三（復旦學生在1967年 4月下旬給徐景賢起的綽號）和潘定惠等為了適應張春橋整你的需要，說這是一個反動階級分子認為活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活受罪”，“心不甘”則是準備復辟——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妄加罪名。但畢竟你也曾經有過灰色心情，畢竟一度想過自殺。你可能說你畢竟沒有自殺，你挺過來了。但是能不能說你比楊元元更堅強，不脆弱呢？當然不能說，因為你留級畢竟是一時之痛。而不是二十年的沒完沒了的困境。更不至於絕望。

　　要知道楊元元度過的可是二十年的絕對貧困無助的困境啊！二十年！一個人一生有多少個二十年？而且今後呢？今後的希望在那裡？她能夠度過二十年的極端困苦的生活，在這二十年裡，她、她弟弟、她母親夠自強不息了。上學時期不斷地靠打工賺錢來養活自己和交納學費。你我都沒有這種親身的經歷。

　　嚴格來說，你已經自殺過一次了。在1970年初，圍剿“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時，你在上海的廣播大會上，至少有幾十萬的聽眾，供認自己妄圖“獨霸全球”。——這不是別的，正是自殺。政治上的徹底自殺。而且你這一供述，連我也深信不疑了，並且決心反戈一擊。

　　當然那是由於從一月革命以來你一直受到張春橋打壓。打壓的不光是張春橋吧！別的不說，1970年王零在我們的班上就對你們被定為反革命集團拍手稱快。他說：“就是這些人，當初就是這些人。”四幢樓的“保到底”不是一次次地參加對我們的打壓嗎？從1967年 1月，到1970年圍殲“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不過四年的時光。可是在這四年裡你如何呢？應該說，你開始是堅強的。1967年 1月第一次炮打張春橋失敗以後，你不是像勞元一那樣，即使張春橋拉了一灘屎，指着說：“吃下去！”他就會老老實實地吃下去，還不敢表示噁心；也不是像安文江一樣。你也沒有像趙基會、潘定惠、潘孝龍那樣，靠出賣別人來取得自己的解脫或者甚至謀官，而是實事求是地反映自己的思想過程。但是由於長期的沒完沒了地挨整，你也受不了了。1968年你參與了競爭校革會主任——這我也有錯誤，思想上有過錯誤。1969年由於你們感到自己長期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魯莽地準備搞一次“奔南闖北”的運動，這你們沒有告訴過我，不然我決不會贊成。而到了1970年，你就自污妄圖“獨霸全球”。

　　我當然明白你受到的壓力很大。但是你確實自殺了，四年！你不過四年就選擇了自殺，政治上的徹底自殺。從這個意義上說1966年的胡守鈞早就不存在了。而楊元元她受了整整二十年的困苦，二十年以前也有幾年的困難，要好一些。依此論，她的堅強、她的自強不息、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你至少強五倍。比你爭氣得多。我當然更堅強，我幾十年如一日，階級本性決定決不改變，也決不絕望。我看張春橋也比你堅強得多，他坐牢29年至死不彎腰。你在挨批鬥時卻自己把腰折成了九十度。

　　應該明白一個人如果不是絕對絕望，不會隨便去死的。這次楊元元就是絕對地絕望。我是不會指責她不該絕望的。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勇氣來自那兒，而楊元元她沒有這個來源。

　　人們指責楊元元，找出千條萬條理由說明她不該自殺。她當然不該自殺，但也不該給她加罪呀！誰不愛好美好的生命呢？如果不是到了極其無奈和萬念俱灰誰會走上這條道路呢？我也根本不承認有一種叫做憂鬱症的疾病。把自殺不是看成絕望而說成疾病，這是一個自殺成災的社會裡才會想出來的名稱。使我奇怪的是，比如我們四川李井泉的老婆自殺、還有那個自殺不成，當了殘廢人領頭的人，為什麼就沒有人指責他們，為什麼不說他們是疾病，而說他們是受迫害？

　　楊元元自殺前一天感嘆“知識難改變命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楊元元的母親告訴警方“楊元元在11月25日白天跟我說過，她活着沒有什麼意思，奮鬥多年想改變人生，但還是這樣。她還說，在武漢代課時她的一個15歲學生自殺的事情，以及其他地方大學生自殺的事情。”——這實在是楊元元的最好的自白。從這兒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國的自殺確實成了災。

　　所謂的“知識改變命運”本來就是一句謊話。反過來就是說，知識不多的人，而所謂的“知識不多”主要又是指學歷不高，註定應該命運悲慘。由於大多數人學歷不高，這就為把大多數人投入悲慘的命運提供了“理論根據”。當然目前過得很滋潤的不但未必真的都有知識，甚至也未必都有真正的學歷，但這個不要緊，到時候就另有說法了。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全都是說起來容易，聽起來好聽，實際上另有目的的一句謊話。就以我來說吧！1990年廠慶四十周年全廠科技大會我的論文得了唯一的一等獎（大概就是我得的所以有獎無金），我自己也奇怪，自認為沒有好高的水平，加上搞科學研究的困難，四周到處都是嫉妒的眼睛，出的成績遠遠不是我應該出的。但實在不知道平時不可一世的總工程師和副總工程師的水平會那麼差，居然會讓我得了這唯一的第一。可是得了第一後又如何呢？從此以後把所有的總工程師和副總工程師都得罪了。全廠的大學生和大專生，我各樣待遇都最低。而一些又懶、又笨、又不努力、又壞的人，卻得到了最好的待遇。這個世道就是這樣。30 歲了，楊元元終於明白，希望“知識改變命運”是受了多麼大的欺騙。

　　有人評論道：

　　　　在元元經歷了幼年喪父、大學貸款、七年零工還貸的情況下還堅持了下來，並且考上了研究生，其心理素質並非如當初剛知曉事件時以為的那般差。否則，要自殺她早就在武漢讀書時或者畢業後無固定工作時承受不住了。

　　那才是真正地了解楊元元。有人感嘆：一個30歲的“貧困”女研究生，與貧困抗爭了多年，取得過暫時“勝利”，在號稱“人間天堂”的上海，就是因為租不起房，卻最終倒在貧困的宿命里。

　　胡守鈞同志：我記得你曾經做過一首詩，內有兩句：“有錢不知無錢難，飽漢不知餓漢飢。”當時徐老三和潘定惠等人為了適應張春橋的意願，把你打成反革命，上綱上線說這是反對社會主義，自然是無稽之談。不過我覺得在那個時候你並沒有餓着，卻能夠體諒餓者。你雖然不算有錢，但生活穩定，不是缺錢缺到過不去的地步。還能體諒貧困者的生活。

　　一晃幾十年過去，目前你成了博士生導師，大概不但是個飽者，還可以算個有錢的吧！我相信不管是楊元元和她的媽、她的弟弟，還是我，我們的工資大概最多不過是你的零頭。你是不是有了錢了，就不知道處於極端貧困之中的人們的難處了。你一定不但不飢餓，而且還一定吃得很好了吧？為什麼就不能體諒餓者了呢？而這種餓者目前到處都存在。復旦大學裡也難說沒有。

　　我只要有機會就到大學裡去了解學生的生活狀況。據我的觀察，大多數大學生的生活不及我們。我們這兒的大學我去過多次，也問過學生。除此以外我還去其他大學。我不否定有一些人比我們那個時候好得多，我還沒有去貴族學校觀察過，還不知道能不能進門。但是許多人是一盒盒飯，也有許多人在學校的食堂——那也是私人的——吃飯，也不見得比一盒盒飯好。在盒飯里又是點綴着一些肉。——我才知道這是什麼肉呢。在超級市場、在肉鋪，我親眼看到許多看來使人噁心的肉一車車地拉出去，就是做盒飯的，大概還要染上一些顏色，以冒充瘦肉。食堂里也有這樣的肉做的菜。2007年我去成都，到了一個大學，還有意在食堂里吃了一頓。那一天中午，吃飯的學生不過二十出頭，除了四個人各吃了一個雞腿以及其他菜絕對比我們讀大學時好以外，其餘的主要就是蔬菜。點綴一些肉。我吃了一份豆腐二元錢，加上五角錢的飯，大概三兩。學生們也都吃五角錢的飯。我看到一個學生吃一份胡蘿蔔加五角錢的飯，問他多少錢，我本以為一元錢的純蔬菜。可使我吃驚的是，他居然回答三元半。仔細看才發現有極少的肉沫點綴着。幾乎看不出來。

　　除此以外，我還親眼看到大學生在垃圾里找殘食的，並且親眼看到她吃下去。聽說上海也有這種事，我沒有機會觀察，不知道復旦大學有沒有。你是搞社會學的，應該去調查一下。——這種事，在我們上大學那個時候根本不可想象。

　　我也到復旦大學吃過飯。那是2000年，但我觀察的學生比較少，一般來說印象比任何學校好。但當我對同學說復旦的食堂還不錯時，卻被他們否定了。當然，或許復旦的學生有錢的比較多一些。2004年我又一次到復旦，本來也準備去食堂仔細觀察的，卻失去了機會。

　　在網上我和一些反共的右派辯論。我說了我觀察到的大學食堂的情況。並且說六十年代我們在復旦大學學習時，糧食定量是33.5斤，一般中午晚上吃四兩，早上一隻二兩的饅頭加一碗半量的粥，而這半兩粥不比現在一兩粥少。我們的伙食標準國家規定是 15.50元。早上一塊蘭花豆腐乾或者一塊素雞，中午和晚上頓頓吃葷，中午和大多數晚上一塊大塊肉、或一塊魚、或一隻獅子頭、或炒雞蛋，另外加上蔬菜，有時晚上吃粉絲炒肉片，最差也是菜梗炒肉片，肉也要比現在的所謂盒飯多得多。那些反共右派就以故作驚訝的姿態說，那個時候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大概也就 20～30塊，一般群眾的伙食都不過三、四塊錢，你一個人吃 15.50元，吃掉了一般群眾四、五倍的伙食，還說我是太子黨，高乾子弟，紅色權貴等等。還說我們那個時候只有特權階級才能上大學。除此以外還有什麼“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都是什麼出身啊？能不吃魚吃肉嗎？都是幹部子弟啊。”“六十年代農村子弟能通過高考上大學嗎？”還有人說什麼“就現在頓頓吃葷的學生也不多吧，呵呵，何況那個年代”——這話供認了現在這個年代學生的伙食情況，又好像我們那個時代註定比現在差。

　　胡守鈞同志：你跟我在同一個學校里，而且也曾經在一起吃飯，你說，你我是不是太子黨，是不是高乾子弟，是不是只有特權階級才能上大學？那個時候是不是一個熟練工人的工資只有20～30塊，是不是一般群眾的伙食都不過三、四塊錢。我說的中午和晚上我們頓頓吃葷是不是事實？我們學校里有沒有農村的學生？你來說句公道話。

　　至於現在的農民，大批地出來當農民工，顯然比在家鄉種地要好，不然就不會出來。那麼看看他們的生活吧！七十年代我和農民工接觸不少，也一起工作過。那個時代糧食定量，農民工45斤，我也有三年零九個月45斤。我親眼看到農民工一頓至少吃半斤，一般吃六兩，偶然吃七兩。而現在農民工一般不過一盒盒飯，三兩。你我都曾經下鄉勞動過，也到工廠勞動過，你來說，強體力勞動一盒盒飯吃不吃得飽？按照以前定量的標準，農民工該吃兩盒，可是沒有錢了，只好自己勒緊褲帶。無怪乎現在的農民工大多面帶菜色。而以前的農民工大多數面色黑里透紅。

　　大學生一頓吃一盒盒飯或五角錢三兩的飯，也比我們那個時候吃得少。營養上也是不夠的。所以現在許多大學生臉色蒼白。我們那個時候，也可以看一下那時留下的照片，大多數人包括大學生臉色都是黑里透紅的。當然比農民要白得多，和現在比可黑了。那時留下的電影也是這個臉色，藝術來源於生活，不能說那時故意把中國人的臉色說成黑色。前一段時期，電視裡供認現在大學生身體素質比以前差。據說原因就是負擔太重。可是八十年代負擔已經很重了，為什麼身體素質還不至於下降，至少比現在好。那時抱怨的是學生由於缺乏鍛煉，身體長得像豆芽菜。真正的原因只能是現在的大學生，和以前比嚴重地營養不良。

　　好了！現在我們該總結一下了，該從社會學的角度上確定一下楊元元的悲劇的罪魁禍首了。對此我們不能不先假設。

　　假設提前十年。楊元元的生於1969年，他父親去世於1975年，那時她母親30多歲，收入一般至少30多元，條件好的地方40多元。我不知道宜昌是幾類地區，但是工資至少30多元，加上附加工資如果比較高的話，就可以突破40元。三個人生活手頭上比較緊，但是每人也有十幾元。還可以申請困難補助。

　　再提前五年，1975年楊元元母親正工資絕對40多元，1971年加了工資。此時楊元元和她的弟弟，都已經上小學。如果生活拮据可以申請助學金。如果社會始終是七十年代水平，這一直可以維持到她們升初中、升高中、進大學。我們不必假設他們是工農兵學員可以帶薪學習。就算我們六十年代上大學那樣吧！大學畢業後國家安排工作，工資正常水平可以供養兩個孩子。如果當研究生，帶薪學習，也可以養家活口，楊元元也許早就結婚生子並且和丈夫一起供養孩子了。至於他們的母親，五十多歲一個人開銷，至少有五十多元。至於學費、醫療費、住房等等都不必考慮。當然七十年代住房面積小，但是如果這個政策維持到現在，憑什麼說就不能改善住房，要知道現在建築房屋的水泥、鋼材都是那個時候辦的小水泥廠和小鋼鐵廠生產的。後來小鋼鐵廠被強行關閉了三分之二，小水泥廠也備受指責，如果沒有這些折騰，現在的水泥產量和鋼鐵產量要高得多得多。404 廠作為軍工企業也不會陷入困境。

　　誰之罪！誰之罪！！誰之罪！！！

　　在現在，許多企業垮了，癱瘓了，尤其軍工企業更是大批地垮了或陷入了困境。職工在職的收入低微，大批工人下崗內退——就是變相失業。

　　在現在，物質資料的生產者，享受的物質資料最少。工廠不如商業，企業大大不如事業，政府機關又大大地，十倍、幾十倍地超過工廠。本來不管是國家政府機關還是企業事業單位都是社會必須的組成，對社會各有各的貢獻，缺那一個都不行。如果說有什麼多餘的、沒有貢獻的人，那麼政府機關里才最最多。憑什麼理由收入要有那麼大的差距。在工廠，工人和一切做實事的又大大不如“管理人員”。或者說奴隸大大不如奴隸主。同樣有許多“管理人員”才是多餘的。

　　在現在，還要繳納種種以前沒有的支出，如：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費、教育基金等。

　　在現在，房改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把爹媽逼瘋，醫改叫你提前送終。楊母交不出35000元，就把蝸居也丟了，成了無家可歸的人。學校學費高昂。

　　在現在，不但沒有了助學金，而且學習成績優異的也根本沒有獎學金。

　　在現在，畢業等於失業，有關係有門路，或出錢找門路的才能夠找到收入高的工作，不然就是找到工作也只能當收入極低的“蟻族”。

　　在現在，研究生沒有津貼費，生活沒有保障。學出來後也不等於能夠改變命運。

　　在現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大多數群眾的收入增長趕不上物價高漲，實際收入大幅度下降。——1987年趙紙樣說：要長工資，不要漲物價，我這個總理辦不到，等下一屆。——這話十年以前為什麼不說，那時沒有因為物價暴漲引起的人民群眾實際收入大幅度下降。為什麼只聽到這些人以貓哭老鼠的口氣說工人的工資低了。他們說四十多歲的人工資只有四十多元。——這種情況有，但不但在上海幾乎沒有，在我們四川南充這個三類地區也不是個個如此，我廠鑄工車間許多四十出頭的工人，工資50多元，還有米貼和三塊附加工資。就以四十多歲的人只拿四十多元來看，在當時也可以買 300多斤米，而沒有高額的房租、學費、醫療等開支，也不需要繳納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費等。而我一個50歲的大學畢業生，在1996年收入只有 400多元也只能買 300多斤米，還有種種高額的支出。而拙荊47歲一度才70元，後來 100多元。楊母也是40多歲，估計比我還低。相應地我們就可以看到當初他們訴說工人收入低之虛偽了。用《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話說：借用力量。

　　在現在：

　　如果企業職工和事業單位以及國家政府機關的收入水平相同、如果企業職工和企業管理人員的收入不懸殊、如果物質資料的生產者不是享受的物質資料最少、如果企業關心生活困難的職工有困難補助、如果職工生活和工作有保障、如果不是大批的企業職工下崗內退、如果不是畢業就失業、如果大學畢業生工作國家包分配並且有足以養家活口的工資、如果研究生學出來後也是國家包工作、如果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如果學校不是學店不要學費或象徵性地交些學費、如果學校住宿不用交高額的住宿費、如果家境困難的學生有助學金、如果研究生有生活津貼、如果國家房屋的使用權還是人民群眾的只要交些象徵性的房租、如果房租不是飛速暴漲、如果不是搞房改強迫群眾高價購買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房屋使用權、如果不是有種種以前沒有的高額支出、如果……

　　這些如果只要有一個成立，楊元元就決不至於走上不歸路。可是這一切都沒有了，於是楊元元的悲劇就必然出現了。就算她遇到好運度過了難關，也難免有李元元、張元元的。為什麼這一切現在都沒有了！！！

　　誰之罪！誰之罪！！誰之罪！！！

　　胡守鈞同志，你是搞社會學的，你該研究一下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應該由真正的罪魁禍首對楊元元之死負責，並且做好善後問題。還得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徹底剷除出現楊元元事件的土壤，杜絕再次出現楊元元事件。不但必須解決大學生和研究生博士生的問題，防止出現因極端貧困、絕對無出路、絕對絕望而自殺的現象，就是無數沒有學歷的工人農民也必須杜絕把他們逼到死路去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胡守鈞同志，你要求人們“適應社會”？萬萬不能贊同！目前我們需要的正是改造這個使得大多數人民陷入極度貧窮，以至貧困而自殺的事層出不窮的社會。為什麼反而要求不該貧困的人民心甘情願地去適應這個社會？？？

　　就算你不敢說出誰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那麼我也不希望你在受難者身上尋找所謂的原因。

　　以上這些希望深思再深思！

　　如有不妥，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