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速記稿

二、關於爭取大國地位

毛澤東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這一方面毛澤東對中國來說是功不可沒，我們到現在還在享受着毛澤東當年為我們奠定中國大國地位基礎的好處，受益匪淺，到現在為止還是這樣。

關於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有必要實事求是地還原到中國原來的歷史情況，我把這個稱作歷史還原法。為什麼呢？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用現在的事來判斷當年的是與非，用今天的觀點來判斷當年。很多的同志、很多學者在研究的時候，他也力圖不要用現在的觀念來判斷當年的事與非，力圖客觀一點，但是由於他缺少一種必要的歷史還原，缺少對當年這些領導人每天生活其中並與之打交道的這個世界的基本特徵的把握，所以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用今天的是和非來評判當年的是與非。所以，我是一直認為這個歷史還原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們研究一個問題、研究一個概念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運用這樣一種方法。

如果還原到當年，就是５０年代之前的話，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世界上有兩個基本特徵：

首先，就是人們普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本來，在十九世紀末，很多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包括政治學家對二十世紀人類的進步充滿了一種很好的憧憬、美好的憧憬，信心很足，很看好。結果沒想到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在半個世紀之內，人類連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整個的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在１９２９年陷入了一個空前的危機，出現了一種社會、政治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對全球、對整個世界，除了一些不發達的地方、很閉塞的地方，都產生了衝擊。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個和平的局面究竟能維持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戰什麼時候會爆發？可不可以避免？這是當時人類共同的一個問題；不是毛澤東個人面臨的問題，包括斯大林、羅斯福等等，都面臨着同樣的問題。

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出現了第二個基本特徵，就是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一起通過雅爾塔會議，也通過這之前一系列的國際性會議，確立了一個兩極格局，當然還有一些其它的大國，初步確定了蘇美的兩極格局。兩極格局對於所有的國家，無論你是大國，小國也好，在尋求國家獨立的時候都是不能不考慮的。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背景呢？這就跟毛澤東為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緊密相關的，這件大事就是現在經常有爭論的【一邊倒】政策---在當時來說，作為一個新獨立的中國，儘管它是一個大國，儘管它過去曾經在世界上有過輝煌的歷史，但是畢竟這個時候是一個積貧積弱、剛剛得到獨立的國家，況且還有一個敵對的政權在台灣，還占據着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個時候中國要取得國際上的承認，唯一一個現實的選擇就是要在這兩大陣營選擇一個。當時對於要不要實行【一邊倒】，在民主黨派之間是有過爭論的，有過議論的；而且，這些人公推張治中向毛澤東進言。毛澤東跟他講，我們不能搞在美、蘇兩邊騎牆的政策，只能是【一邊倒】。在這個【一邊倒】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樣面臨着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倒向蘇聯這一邊，這是一個很現實的選擇；同時我們又不能夠成為蘇聯的小兄弟似的衛星國。怎麼辦？這就是毛澤東在第一次訪蘇的時候很艱難的一場鬥爭，既不能跟斯大林翻臉，但是又要結束蘇聯在中國的特權地位。整個的過程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這都已經成為定論的東西了，包括俄羅斯的檔案都已經公布出來了，這都是很清楚的，我就不多說了。這裡我提供一個細節，實際上當時要訂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包括要收回旅順這些港口，還包括當時我們曾經想過把外蒙古收過來，這些都在民主黨派內部通報過。主席的第一次訪蘇都事先通報過，都徵求過他們的意見，但他們都是跟共產黨站在一邊的，而且大家都認為毛澤東如果去了以後，把這幾個問題解決了，那太好了，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貢獻。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可以說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達不到目的回來無顏見江東父老鄉親。這就是毛澤東在蘇聯軟磨硬泡呆了兩個多月之久的原因。弄得斯大林最後沒招，只好適當地做一些妥協，當然我們也妥協。任何一個國際的談判，任何一個國際條約、同盟的簽訂，沒有雙方的妥協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把這種雙方的妥協叫做雙贏。這個問題如果放在當時、當地的特定背景下，我們就可以比較好看出這個決策的得失。

第二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決策抗美援朝。

其實，抗美援朝大家也都知道，抗美援朝的是是非非、長長短短，現在大家都在說，見仁見智。抗美援朝有一個決策的過程，既是一個國內決策的過程；同時，這種國內決策背後也可以看到中、美、蘇三國領導人智力的角斗。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時，美國和蘇聯在國際戰略上都沒有局部戰爭的概念。在他們的眼裡，在朝鮮半島上打的這場仗，如果最後擴大為蘇聯和美國之間都出兵了，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蘇聯是這樣認為，美國也是這樣認為，這就是它們當時的一個國際戰略的基本點，而他們雙方都在力圖避免由於這個地方引起兩國的對壘，引起新的世界大戰。

所以，在６月２５日以後，美國人宣布要干涉朝鮮內政的時候，當時要開安理會，要成立聯合國軍，美國人有很多很多的準備。但是，當美國代表一進門後，看到蘇聯席位上馬立克缺席，心裡就美了。這表明蘇聯無意和美國人在朝鮮半島問題攤牌，全面對抗，他心裡就有底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人以為可以不顧中國人的警告，以為中國人說話根本無足輕重，可以大膽地越過三八線。對於毛澤東來說，他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國人越過三八線。所以在９月和１０月毛澤東、周恩來連續三次發表聲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話，中國人絕對不會坐視不救。他們想控制這個局面，但控制不住，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中國最後沒辦法了，只能出兵了。

出兵以後，毛澤東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有兩個基本點：第一個就是要控制朝鮮半島的局勢，控制到什麼程度呢？要避免朝鮮半島問題國際化，局部問題局部解決，這就是後來的局部戰爭這個概念的由來。實際上是我們中國人通過朝鮮戰爭教訓了美國人，美國人才從這裡面得到了局部戰爭一個概念。第二個基本點是避免朝鮮半島戰爭長期化、持久化，因為當時毛澤東認為持久對我們不利，但是這個問題後來有所改變。為什麼持久對我們不利呢？主要是考慮我們國內對這場現代化戰爭的支撐能力，經濟上和民心的支撐能力，能支撐多久？正因為有這樣一個要求，所以就導致我們在抗美援朝過程中，特別是五次戰役表現出了一個特點，就是越打也急，第四次戰役和第五次戰役，打得就有點沒有節奏了，我們損失比較大，最後只能從漢城退守到三八線。

在這個時候，即戰爭經過了一年後，出現了一個新的變化，就是國內的經濟不但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反而還受到了促進，經濟在上升、在發展，因為民氣起來了，包括民主黨派、愛國的資本家，大家都起來了，加班加點為國貢獻，支援前方、支援戰爭。不是戰爭影響了經濟建設，而是促進了經濟建設，這是毛澤東意想不到的。這對毛澤東後來對建設中一些東西的認識是很有影響的，這是後話。但在當時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就確立了朝鮮戰爭的方針，叫做【邊打、邊穩、邊建】，【邊打】就是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邊穩】穩定國內的局勢，包括鎮壓反革命，因為當時暗藏在國內的反革命分子認為新的世界大戰就要來了，中國共產黨必敗無疑，台灣馬上就要反攻了，蔣介石馬上就要反攻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要穩定國內的形勢；【邊建】就是搞經濟建設。確定的是這樣一個方針，也就是說國內的經濟支撐能力可以使這個戰爭持久化，沒有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認識到，三八線實際上就是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對比、國防實力對比的一個力量平衡線，我們打不過去，他也打不過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就向美國發了一個信號說，你願意打多久，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美國人願意罷手為止，一直打到美國人願意在和平談判的協定上簽字為止。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任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就軟了。在做出一系列的分析以後，他最後得出結論，朝鮮半島的戰爭持久化、長期化對美國不利。整個的戰爭局面隨之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剛才也講到，凡是決策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中美關係長期的停滯不前，包括台灣受到影響，這都是抗美援朝所付出的代價。但是，抗美援朝的收穫也是巨大的。對於當時中國來說，最大的一個【得】是什麼呢？其它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樹立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這對中國不是句空話。

為什麼呢？過去中國政府說什麼話，第一，沒人聽。第二，說了白說，沒人怕。第三，沒人信。你究竟能不能兌現，你說你不會坐視不救，我打了瞧，到你鴨綠江邊，我看你敢不敢過來，跟你叫板。所以，這個【得】對於中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１９５４年開日內瓦會議的時候，美國人、英國人都一致地要邀請中國代表團。儘管他不給中國代表團相應的正式的外交禮遇。但是他承認，解決越南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不能沒有中國參加。

十幾年以後，美國在１９６４年前後製造了東京灣事件，這個事件實際上是一個戰略上的試探。如果中越兩方在這個問題上要示弱的話，包括蘇聯，它就可以派兵越過北緯１７度線，擴大戰爭。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中國政府馬上做出反應，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了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如果美國人膽敢把戰爭擴大到１７度線以北的話，中國的遼闊國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後方。第二句話，中國人從來不願意和美國人打仗，但是如果這場戰爭和美國人打起來，戰爭沒有國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話，中國人說話從來是算數的。這句話是一個外交辭令，實際上是在提醒美國人，你別忘了朝鮮戰爭。後來，我聽美國的學者講，當時美國的五角大樓，就因為中國政府這三句話一周徹夜未眠。五角大樓忙活起來，趕緊去分析，包括調動它各種各樣的偵查系統，最後得出結論，中國人說這幾句話是要動真的。一直到１９７３年巴黎和約（越南問題的巴黎和約）簽訂為止，它從來不敢派一個兵越過１７度線，它只敢狂轟濫炸。它不敢出兵，這對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個棋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受益無窮。

現在，我們中國政府為什麼說話還有信用？人家還怕？一般的聲明，美國人、台灣人不怕。到了真正叫板的時候，說一句狠話、硬話，他還是怕的。為什麼？跟這個教訓有關係。現在美國人的心理狀態是覺得，一般情況下，你不會像當年這些領導人這麼幹的。但是什麼事情都有一個萬一，萬一最後逼急了，最後干一下，他還是很害怕。所以，現在外交部發言人講，我們要啟動國家的立法程序搞反對分裂國家法，這一下子現在美國人很驚惶。所以，我說抗美援朝對於我們今天還是受益無窮的一件事。

第三是中蘇論戰，這是比較複雜的事情。

我原來寫過一些文章，做過一些分析。總的來說，中蘇論戰，就像小平講的，雙方都說了很多的大話、空話、套話。而且最後形成的一些理論觀點，特別是【九評】裡面形成的一些過【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一些理論觀點，對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非常有影響的。我們也為此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價。但是，中蘇論戰有一條，沒有中蘇論戰的話，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

我記得，９０年代初期，在我們文獻室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大家向胡繩同志提了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為什麼沒有走蘇東的道路，因為當時蘇聯解體，大家都在考慮這個問題，而且也在擔心中國會不會成為第二個蘇東。當時，胡繩同志講了兩點：一點就是《論十大關係》的發表。中國開始走自己的道路，而沒有向東歐這些國家，把自己的經濟命脈都系在蘇聯的老大哥身上，那就不是獨立自主了。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從中蘇論戰得到了一個實惠，就是我們從蘇聯老大哥的陣營里真正地脫出身來，徹底出來了。這樣才樹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的形象。而且我們在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裡面找到了自己的戰略支撐點。在這一方面，我寫過一篇文章，１９９８年我到美國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參加了一個研討會，會議上我遞交的一篇論文就是這個，題目是《毛澤東向兩極格局的挑戰》。這篇論文，他們包括施拉姆教授看了以後，覺得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啟發作用。這篇文章他們翻譯成英文，收錄到學術論文集裡面去。但是題目他們換了，他們覺得這個題目非常刺激，很難接受。

第四個是成功地研製了原子彈。

這個我不多說了，這裡就補充一個信息：毛澤東在１９５５年做出搞原子彈的決策的時候講了一句話，【我們也要搞一點原子彈】。這句話看來很不經意地從毛澤東嘴裡說出，但是事後想想很有道理。去年年初，我曾經跟咱們核物理工程研究院的前任院長，也是一個院士，見過一次面。他當時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毛澤東當年說搞一點原子彈？我說，對不起，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過，我只知道他說過這句話，但是他到底怎麼說，我也沒太在意。他說，這個【一點】特別有學問。為什麼呢？要搞，不搞你沒有大國地位。而且要搞就要早搞，像模像樣地搞，搞晚了人家不讓你搞了，制裁你，你就搞不成了。但是不能多搞，搞一點就行。多搞了，就跟蘇聯一樣，要上美國人的當，被軍備競賽把你拖垮。這是中國的國力絕對不允許的。這個決策用今天的話來說有點【殺手鐧】的意味，但是，原子彈對中國的大國地位來說遠比今天的【殺手鐧】更重要。原子彈爆炸以後，尼克松馬上就改變了態度。尼克松當時還不是總統，他要競選總統，他講了一點，１９６５年他就講過，再也不能夠讓中國逍遙在聯合國等等國際機構之外，不能讓它為所欲為了。我們要把它套回到國際組織裡面去，讓它成為像蘇聯一樣負責任的大國。當然，他所說的【負責任】的含義跟我們所說的【負責任】是兩碼事。從這個來看，這件事情對於中美關係的正常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們和蘇聯決裂，真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再依附於蘇聯的陣營，不再受控於蘇聯，這一點和我們成為核大國這一點一樣，對於後來７０年代中美關係正常化是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的。但現在俄羅斯的特別是俄共的學者（我跟他們有一些交流，打了一些交道）老是說這句話，我們蘇聯共產黨怎麼垮台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們幫助美國人把我們搞垮的。他們到現在還對此耿耿於懷。

第五件事，也是爭取中國大國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啟動中美關係正常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歷史過程我不細說了。這裡面是非常有戲劇性的，把它拍成一個電影，搬上熒幕，都是非常好看的一個片子。這件事恰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發生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對【文化大革命】的本身的理論和實踐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所作所為，還不能完全等同起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這在《歷史決議》裡面也沒有否認。

在２００２年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聯合舉辦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提交了題為《從中美關係正常化到中美建交》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我詳細地探討了這件事的整個過程。這件事不是孤立的外交事件，內政和外交從來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我那篇論文試圖從這個角度來講內政和外交之間的互動。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得益的不僅僅是大國地位，它對於當時我們國內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落實老幹部的政策、教育方針的調整等等，對於當時我們重新認識外部世界，都是很有好處、很有幫助的。說到這裡，我順便講一個個人想法。我總覺得，如果要講改革開放的歷史的話，至少應該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才能夠比較清晰地、比較實事求是地看出這一條歷史脈搏的跳動。一個偉人在歷史關節點所起的決定性的推動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歷史偉人必須要在歷史所造就的歷史脈搏上跳動，才能夠起到推動歷史的作用，這就是四兩撥千斤的道理。基礎的東西還是歷史脈搏的跳動。這跟我們在座的，所有的平民老百姓，所有思想界的人物，也包括一些老幹部等等，這些人合力的作用是完全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