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阴影下的东亚民族文化的纷争

一般来说，西方视野下的所谓东亚文化，主要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些东亚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着许多共性和亲和性。首先，它们同属于一个汉字文化圈，其文化皆植根于古代汉语言文化；再者，佛教、儒家、道家等宗教和思想体系成为连接东亚国家文化的强有力的纽带。在前西方殖民时期的东亚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存在成为塑造整个东亚文化的重要力量。唐宋文化强有力的辐射力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语言、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而韩国在朝鲜末期仍旧以“小中华”自居。然而，随着中国本土文化再不断受到外族入侵的过程中融合了其他民族并把它们吸纳入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中华文化圈，例如蒙古和满清，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动摇。尽管汉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包容力同化了所谓的“蛮族”，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享有较高文明的汉族不得不两次臣服于所谓“蛮族”的政治统治。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古代中华文化优越的“中国中心论”。曾经积极仿效学习中原文明的日本和韩国发现：中华优越的文明并不能保证它受到外族的侵略，事实恰恰相反，享有高度文化的中国中原地区反而成为外族垂涎的“逐鹿之地”，这使得看似强大的中国在政治军事上上变得更为危险和脆弱；而频繁的外族融合在为中原文化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毁坏着原有的文化并破坏着原有单一民族文化的凝聚力， 这种事实让愈来愈庞大的古老中华帝国显得更为孱弱和迟缓。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和古代中华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的日本和韩国发现曾经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汉族原来并不能够强大到一直保持自封的“天之骄子”的地位，并保持它们所倾心学习的中华文化的纯粹性。与之相反，日本和韩国所承袭的古代中国文化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自认具有了一种相比中国本土更“正统”的中华古文化传承性。日本以第一个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引以为骄傲，而近代的韩国更出现了所谓“朝鲜中华主义”的理论，甚至断言明代灭亡以后东亚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韩国，韩国是原有“天朝文化”的正统代表，而中国本土文化则统统打上了满清的“野蛮”标签。然而，讽刺的是，自认为比满清优越的朝鲜国非但在政治上直接成为满清的朝贡国，在文化上受到清朝中国文化更强烈的影响。 但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入侵者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有中华文化对邻国所形成的向心力。

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在近代的彻底崩溃发生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入侵之后。在元明时期已经开始和中国本土形成敌对的日本首先加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列。满清对日本战争的失败开始揭开了近代中国惨遭凌辱的噩梦的开端。亚洲的中国中心主义在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攻势了彻底失败了。曾经由于强大而造成的文化向心力已不复存在，一种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等价值体系影响下的离心力撕裂着在文化上不可分割的东亚文化圈。曾经在历史上享有着长期繁荣的古代亚洲文化不但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被遗忘和忽略，而且受到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严重的扭曲。在政治上分裂共产主义中国的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民族和文化的纷争变得非常敏感和政治化，经常沦为政治上遏制中国的武器。日本，不言而喻，希望在亚洲经济和文化的舞台上继续自己近代领先者的地位，成为亚洲文化的代表。韩国近年来热涨的民族主义也颇受世界的瞩目。由于日本和韩国在政治和军事上跟随美国和西方，使它们在西方世界具有比共产主义中国更有力的话语权，而经济的相对发达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的膨胀。相比之下，共产主义中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某种程度上在西方的亚洲文化圈中长期保持着一种近乎沉默和边缘化了的状态；更不用说台湾在直至80年代时期仍旧以中华文化的姿态出现在西方国家。
显然，方兴未艾的东亚文化的研究一开始就注定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文化圈的纷争将成为东亚国家政治经济交力的另一个战场。但是，只要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政治经济实力一直在整个世界占统治地位，东亚国家的纷争将不可避免地别打上后殖民主义的印记，而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力图建立对己有利之秩序的隐性文化战争。在古代东亚文化的延续性受到了现代西方文化严重挑战的状况下，正确认识东亚文化的历史和纷争成为东亚文化复兴的一个根本先决条件。东亚国家难道必须在西方的节奏下起舞，重新建立一个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次东亚文化秩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