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人雷立柏（LeopoldLeeb）用中文撰写《张衡，科学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实际上是作者的博士论文–––1999年作者以此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作者写作此书，用力甚勤，特别在张衡的著作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一个外国人能在中国古籍中如此浸淫，也要算难能可贵了。

全书的主体也是最特别的是第五章“张衡、科学与宗教”，作者用逐字逐句搜寻之法，在张衡作品中归纳出七种精神，依次为：1、“外在超越”精神；2、观察精神；3、“自然法则”与宇宙的可理解性（重点是“世界的可衡量性”）；4、事物的特殊性（特别是关于“光明与特殊性”）；5、“wonderment”精神（按即好奇心）；6、乐观精神；7、严肃认真性。作者主要从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等作品中，寻章摘句，尽力搜寻与上述七种精神有关–––实际上是他认为有关–––的字、词和句子，以构成证据。而在此基础上，作者断言：“基于以上七个观点可以说，张衡著作中有一些很符合科学精神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假科学’或‘伪科学’的因素，而是完全符合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精神的。”（第181页）这样，作者归纳的张衡七种精神，就成为本书的立论基础。

无疑，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至少前贤没有这样处理过有关张衡的史料。但是，鼓励或欣赏一种新的文献处理方式，并不一定就是赞同此种方式或所得的结论。

作者雷氏所依据者，主要是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四赋，而只要对东汉之际的中国文学史稍有涉猎，就可知张衡“两京赋”之作，并非孤立。《后汉书‧张衡传》说：“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由此可以看出张衡赞成班固《西都赋》、《东都赋》之主题，但是不满意其内容或技巧，故有《西京赋》、《东京赋》之作。

更进一步来看，雷氏所用张衡诸赋，其前其后，都不乏同类作品。比如班固有《幽通赋》，张衡就有《思玄赋》，差可对应。稍后西晋左思有著名的“三都赋”–––《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也是精思十年方纔问世的力作，写成后被竞相传抄，“洛阳纸贵”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而“三都”之作，与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二京”，有着明显的承传关系。

指出这些作品的相同类型和承传关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如果从张衡诸赋中归纳出七种精神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些在张衡稍前或稍后的作者的同类作品，确实可以得出貌似有理的归纳和立论。然而，如果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雷氏的归纳和立论，实际上经不起哪怕是极为简单的推理。

作为这种推理的尝试，笔者取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幽通赋》，左思《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共六篇作品，依据雷氏所说七种精神中的四种，对它们作了一番与雷氏对张衡诸赋所作的同样功夫，结果十分有趣：

关于“观察精神”雷氏在张衡的《西京赋》中引用的词句有：“弥望广像，顾临太液”、“隅目高匡”、“目观穷”、“临迥望之广场”等。同样在班固的《西都赋》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词句：“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若游目于天表”、“览沧海之汤汤”、“目极四裔”等，在《东都赋》中有“躬览万国之有无”、“指顾倏忽”等；左思的《蜀都赋》中有“开高轩以临江，列绮窗而瞰江”等。

关于“世界的可衡量性”雷氏引张衡的《西京赋》有：“于是量径轮，考广嘉，经城流，营郭郛，取殊裁于八都，岂启度于往旧”、“方轨”、“程巧致功”等。类似的词句班固的《西都赋》有“批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宫馆所历，百有余区”。左思的《蜀都赋》有“经途所亘，五千余里”，《吴都赋》中有“上图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通门二八”、“列寺七里”、“四方之所规则”等。

关于“光明与特殊性”张衡的《西京赋》有“流景耀之华晔”、“流景内照，引耀日月”、“光炎烛天庭”等。在班固《西都赋》中可以找到“悬黎垂棘，夜光在焉”、“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左思的《吴都赋》有“耀明月于涟漪”，《魏都赋》有“应期运而光赫”、“庭燎晰晰”等。

关于“wonderment精神”（好奇心）雷氏引张衡《西京赋》“群窈窕之华丽，嗟内顾之所观”、“众形殊声，不可胜论”。而班固的《幽通赋》有“惟天地之无穷兮”，《西都赋》有“实列仙之攸馆，非吾人之所宁”；左思的《蜀都赋》有“异类众伙，于何不育”、“卓荦奇谲，倜傥罔已”。

根据上面的引文，一种近乎荒谬的推理结果正在向我们浮现，那就是：

班固、左思，以及与张衡之前之后的许多其它作者，都不折不扣地具备了和张衡一样的、亦即雷氏所谓的“完全符合真正有创造性的科学精神”！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张衡是一个在当代国际天文学界得到公认的有科学成就的学者（国际编号为1802的那颗小行星就是以张衡的名字命名的），而班固或左思不是。

然而，如果要寻找张衡这样一个近两千年前的学者的“科学精神”，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笔者撰此文，既无意于恶作剧或煞风景，也无力指出应在何处有效地寻找张衡的“科学精神”的证据。笔者只是试图指出，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在《西京赋》之类的作品中去找到这种证据。因为在这类文本之中，以雷氏所用之法，所能找出的证据，在中国许多其它古典文学作品中都广泛存在着。如果将科学精神宽泛化、庸俗化，再加之以在古籍中寻章摘句，穿凿附会，搞得科学精神随处可见，唾手可得，就难免顾此失彼，在理论结构中隐含荒谬的结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