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遺老暮年歲月：為法學燃燒生命

每一位東吳人的離世，都讓歷史的蹤跡變得難以尋覓。

而在上海的弄堂里、老樓里、普通小區里，垂垂老去的東吳遺老們過着各自的生活，跨越紀元，他們的身上鐫刻着時代的烙印。

因東吳的教育，他們的故事永遠無法和“法律”割裂，卻在某些時段戛然而止。

1“發狂”的老頭兒

93歲的高文彬老人，穿着乾淨的襯衣、垂墜的長褲，即便是在家他也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他玩單反相機，每天都要聽交響樂，晚年生活充實。

高文彬卻說，他這一生，最有意義的事情大概就是兩件：一是參與東京審判，二是參與審定《元照英美法詞典》。

這中間時隔五十年，而屬於高文彬的黃金歲月，也淹沒在農場的勞動中，如果不是東京審判中方代表團中唯一健在全程見證人的身份，這個老人早已被人們遺忘。

1945年，高文彬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擔任國民政府地方法庭書記官。軍事法庭開庭審訊日本甲級戰犯之時，高文彬因為東吳大學經歷，了解大陸法和英美法，有精通英語，被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挑選為秘書，並擔任翻譯官，直到1948年法庭工作結束。

“我從日本帶回來兩整套軍事法庭庭審記錄，一套送給了母校，一套交給國民政府司法部。可是解放後都不見了蹤影”。高文彬猜測，院系調整的混亂中，這些珍貴的資料丟失了。

彼時，意氣風發的高文彬卻不知道，此後，被棄之敝履、無人問津的遠不止一份資料。

作為舊政府人員，與國民政府的“六法全書”有密切關係的法務工作者，高文彬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建國初被改造人員，那時候二十多歲的他並不以為意，和一大票同學去了福州路改造學習。

改造後，高文彬留在了上海軍管處工作。

1952年，“法公董局62處公產案”成了高文彬人生走向黑暗的轉折。上海軍管處處理租借地案件，卻對租界內事情一竅不通，於是高文彬向老師艾國藩請教。

解放前，艾國藩與租界交往密切，可想很快就被定為“潛伏特務”，於是高文彬就成了“泄露國家機密”的罪犯，被判了十年刑。

1960年，獲得減刑的高文彬本該刑滿釋放，卻因動盪年代，一直留在江西的永橋農場裡“就業”，直到1979年。

“因禍得福吧，躲過了文革和反右”。餐桌上，94歲高齡的高文彬舉杯喝了一口啤酒，與後輩說起失去自由的二十七年，他選擇了一筆帶過。

1979年，重獲自由的高文彬成為上海海運學院的一名外語老師。

彼時，正值重修《海商法》，海運學院海商法研究室主任魏文達聽人提起高文彬，才知道昔日校友落難後成了外語老師。恰好研究室缺人，高文彬就補了個缺。

研究室缺人的幾年，高文彬短暫重拾法律，此後便一直從事外語教學。

1996年，一群年輕人找到退休在家的高文彬，希望他參與審定《元照英美法詞典》。

高文彬當然知道，眼前這一群剛剛畢業的年輕人，毫無支持就說說要編寫一本英美法系詞典有些狂妄。

一頓飯後，高文彬爽快地答應了下來，也許是希望他們去實現自己本該狂妄的黃金歲月。

二十年過去，詞典工作還在繼續。

只要這些年輕人來拜訪，高文彬一定會豪氣地喝一杯酒，儘管身體早已不再允許他“發狂”。

2 晚年的紐帶

如今，詞典已經出版到第八版，而翻譯卻仍是東吳遺老聯繫在一起的重要紐帶。

蔣一平的眼睛有些變形，他不能見到強光，“最後是要瞎掉的”。按照醫生的建議，他不能過度用眼，更別提審定密密麻麻的稿子。

東吳學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前來遊說他，因為他考慮自己的身體，拒絕了那群年輕人的請求。

無奈，蔣一平曾與同窗趙文彶、余政龍三人翻譯過《牛津法律詞典》，彼時趙文彶過世，余政龍移民海外，蔣一平雖也患有眼疾，卻是不能“放過”。

更因為，蔣一平的一生從未離開過外語，很多時候他的經驗比典籍更重要。

1951年畢業的蔣一平是東吳最後一屆完成學業的學生，因為成績優異，畢業後他被公安部選中培養。

到了位於北京白雲觀的教室，他才知道自己要被培養成一個機要人員，於是他放棄了“前程”，回到上海，做了外文書店的一名搬書工。

這一搬就是28年，好在近水樓台的蔣一平從未放棄學習，一有時間就窩在書店裡看書。1979年，外語人才歸隊，蔣一平很順利成為上海化工學院（今華東理工大學）的英語老師。

此後，重新修訂涉外法律、外國法律代表團訪滬、修訂法律詞典，都離不開蔣一平的身影。

1996年，66歲的蔣一平身體出現狀況，婉拒學校要求堅持退休，那時，他是外語學院裡唯一一名正教授。

正是那一年，潘漢典找到在家養病的蔣一平。蔣一平起初不理解，這本與潘漢典本無太多關聯的詞典，卻能驅使早有成就的他來上海遊說自己。

最終蔣一平答應了下來，沒想到放大鏡一舉就是近二十年，比他做教授的時間還要長。他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二十幾位同窗都一頭扎了進去。

“那是一種認可、一種紐帶，甚至比我們的校友會還有凝聚力，”初接工作時，蔣一平和同是東吳畢業的蔡晉一組。

兩個老頭兒互相翻譯、互相校對，每次都是稍年輕的蔣一平騎着自行車帶稿子去蔡晉的小屋子裡討論。

蔣一平終於在蔡晉臉上看到笑容。這位同窗沒有他“幸運”，文革後沒有因知識改變命運，普通工人退休，晚年生活窘迫。

蔡晉曾對蔣一平說，“我以為一輩子法律也不能派上用場”。

那一刻，蔣一平才想通，把這二十幾位老頭兒凝聚在一起的紐帶是什麼。2002年，蔡晉毫無預兆地離開了人世，他甚至沒有看到自己審定的詞典出版。

但至少，這些老人缺失的歲月，因一份認可得以小小的慰藉和彌補，他們的名字永遠地印在一本英美法系的詞典上。

3 班長的紀念冊

劉造時是1944屆東吳法學院法律專業的班長，性格外向的他被不少跨屆同窗所熟知，很多東吳老人都說，“想聽故事一定要去拜訪劉造時”。

拄着拐杖，劉造時從書櫃裡拿出一本破舊的冊子，這是他們那一屆的畢業紀念冊，第一頁夾着一張紙，是他用鋼筆手寫的班裡同學的名字。

這是劉造時晚年回憶所寫，那一屆71個人，他能回憶起60個人的名字，都整齊地寫在那張紙上面。

劉造時一生在郵電系統工作，和同窗一樣經歷反右、文革，勞動改造後回到崗位，退休後主持組建上海郵電系統內的法律司，參與修訂《郵電法》。

1982年，上海市律師協會經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正式恢復，劉造時成為恢復的第一批律師之一。

上海律協恢復後，劉造時找回不少昔年的同窗好友。比如他的同學居同匱。

這個留美博士選擇畢業後回到祖國，於是成了上海市靜安區延中街道生產組的一位木工。

法律工作恢復後，“木匠”居同匱如獲新生，整個八十年代，居同匱都在上海錦江飯店的會議室里，幾乎“天天都有談判”。從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間，上海的中外合資項目，包括大眾汽車、金山石化等等，大多是在居同匱手中談成的。

居同匱已經定居海外，可這個名字仍被劉造時評價為“傳奇一生”。

喜歡收集同窗們的“事跡”似乎是劉造時的愛好，這比自己的成就還讓他興奮。

1986年，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委託蔣鴻禮代理一起跨國詐騙案。

瑞方的律師辯稱，根據國際商務慣例，應運用仲裁程序；又辯稱，法院“凍結”瑞方公司在中國的銷貨款缺乏法律依據。

那時，在全本無涉外法律、甚至不懂仲裁程序的中國法律界，這樣的案子必敗無疑。瑞士人卻栽在了熟悉英美法的蔣鴻禮手裡，一審判決追回了消失在境外的百萬美金。

“這在有人意識到，律師在涉外經濟事務中作用不可低估。”

整整一個下午，這個老人沒有喝一口水，興奮地講着屬於他的紀念冊里的故事。

上至二十年代，下至五十年代，在劉造時口中，東吳畢業生如數家珍，居同匱、卞濟川、蔣鴻禮、高文彬、盧繩祖、馬裕民、王天祿。

每提到一個名字，劉造時都會拿過記者手中的筆記本，工工整整寫下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的去向或是生死。

這些時候，眼前這個語速極快滔滔不絕的老人總是一言不發，安靜地寫字，筆觸慢得像是要留住他們離去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