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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援華的軍事專家、顧問並不少，但是大概沒有一位像史迪威那樣、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抗擊敵寇第一線戰場中去的。1942年3月19日，史迪威59歲生日是在重慶度過的。在接受他任命後的首次新聞招待會上他告訴記者：“我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中美軍隊一起攻入東京的時候。”多年以後，曾經兩次隨史迪威入緬作戰的國軍新6軍軍長廖耀湘這樣評價史迪威：“他的確是一位真正的軍人，卓越的統帥，我非常敬佩他那剛毅勇敢的性格和注重實際、講求實效而且忘我的作風與獻身精神。他作為我的長官，永遠受到我的尊敬和仰慕。”
在讀了塔克曼書裡很多描述史迪威正直形象的段落之後，下面這段記敘同樣讓我感到震撼。據史汀生記載，史迪威說：“在中國除非除掉蔣介石，否則毫無辦法”。在被召回之後到他去世的那兩年時間裡，不管史迪威內心是怎樣想的，表面上他連一點意味深長的微笑或者皺皺眉頭都沒有。但是當陸軍部長把他請到家裡做客時，面對多年來一直信任自己的上司，史迪威不隱瞞地敞開了心扉。這70年來，很少有人懷疑史迪威想幫助中國打敗日本人的誠意和勇氣，但是同樣也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史迪威二戰期間出使中國不到三年，卻和當時中國的軍事統帥結下了這麼深的怨恨，難道僅僅是因為戰略、戰術上的分歧嗎？
一般認為，史迪威出任參謀長的最初階段和蔣介石沒有敵對情緒。3月6日史迪威正式拜會蔣介石，他向蔣介石申明了美國方面賦予他的來華使命和職權，並談了他對緬甸作戰的初步想法，以及他最關心的指揮權問題。蔣介石對史迪威表示了熱情的歡迎，兩天后，正式任命他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並負責指揮中國入緬作戰的兩個軍。史迪威在日記中寫到：“這使我鬆了一口氣。現在我不用每天早晨在惶恐不安中醒來，發愁到底能做些什麼來證實自己的存在了。”史迪威本來是準備在非洲指揮美軍登陸行動的，可是事態的發展卻讓他到了中國，而且有了擔任作戰指揮的機會，他知道，讓他統領中國派往緬甸的兩個軍是蔣介石做出的一個友好姿態，史迪威很想抓住這次機會。而在歡迎史迪威的晚宴上，蔣介石第一次談及入緬部隊的戰術，塔克曼書中寫道，兩個小時的討論，史迪威懷着輕蔑聽完了蔣氏“防禦需要三個師對付日本一個師，而展開進攻這個比例是5比1”的外行戰術。顯然，他們的分歧從那時就開始了。
也許今天我們無法判斷蔣當時對中日雙方實力的評估是否太保守，或者太離譜。根據我個人讀《史迪威》後的感覺，我傾向同意西點軍校畢業的史迪威在軍事上比蔣介石高明一些，同時我也感到，在這個世界上，只用軍事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是沒有的。就以中緬印戰區而言，英軍在打通緬甸的戰略上和美國人的想法根本不一樣，英國人對中國軍隊入緬作戰還有其他的擔心。他們擔心這會威脅英國在戰後對緬甸的殖民統治，並刺激印度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甚至還懷疑中國對緬甸有領土野心等。這些都不是軍事方面的問題。事實上，英軍在緬甸的攻、守、進、退直接影響了當時蔣介石的軍事決策。
對史迪威來說問題比較簡單，因為他的終極目標是要打敗日本人，可是蔣介石面臨的問題要多得多。除了國內的，還有同侵略軍日本人的，還有同盟軍英國人的。軍事上，戰略和戰術是有區別的。戰略解決的是為什麼要打，戰術則解決怎麼樣來打。但是它們又是密切相關的：戰略上的決策必然要通過具體的戰術去執行；戰術上的成敗反過來又直接影響戰略的制定。無疑，入緬作戰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具有戰略上的意義，那麼戰術問題就應該服從戰略部署。如果以蔣、史為例，蔣介石側重考慮的是全局戰略，史迪威則負責制定具體每一個戰役的戰術。這樣，史迪威從戰術上考慮，某個戰役應該打，可是蔣介石從戰略上權衡，卻很可能認為不應該打。
戰爭狀態下，上級和下級之間發生分歧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從一開始，凡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戰役打算和安排提出異議時，史迪威就覺得蔣介石是不想打仗，是想為了保存實力戰後和共產黨打。我覺得史迪威這種想法很奇怪，那種還沒有發生的事情他怎麼已經知道了呢？大家知道，1942年時中國政府岌岌可危，面臨着被日本推翻、消滅的結局。雖然蔣介石時時想着要消滅共產黨，但那時他自己就像是泥菩薩過河，他沒有理由不先想着怎樣儘快渡河，而不是已經計劃從河裡爬出去之後做什麼。蔣史分歧本來是針對怎樣打擊日本侵略軍那個共同的敵人，可是史迪威卻去分析蔣介石個人的政治動機和目的，這就把矛頭由針對客觀世界轉化成針對他人主觀內心活動了，這是非常不恰當的。這裡，他既沒有擺正自己從屬的位置，又做出咄咄逼人的姿態，我覺得這種思維方式是造成蔣史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緬甸，中國部隊遭遇了來勢兇猛強悍的日軍，史迪威首次出師不利。失敗的原因在史看來是因為蔣的遙控指揮；高級將領不服從指揮；作戰部隊未經命令自行撤入防禦陣地等等。我想，除了前面提到的戰略和戰術層面上的分歧之外，蔣介石錯誤的決策肯定是有的。因為史迪威是從美國來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將軍，蔣介石和他打交道時難免會有某些顧忌。中國人比較含蓄，有時明明是想拒絕，但不把話說死，所謂留有餘地。對這種方式，外國人很難理解和把握。比如緬甸英軍已經炸毀設施開始撤退、中國部隊也已經無法抵抗日軍的時刻，蔣介石卻通知史迪威讓他給每四個士兵發一隻西瓜。在前線最困難的那個時刻，沒有什麼比這“送西瓜”這樣荒唐的事情更讓史迪威惱火的了，塔克曼說這件事使史迪威對蔣介石的蔑視無以復加。後來在向印度撤退路上銷毀無線電台前、史迪威發了兩個電報，一個是給駐印英軍，讓他們在難民路上準備食物和藥品；一個是給陸軍部的，告知撤退方向和行程，但是沒有通知蔣介石。蔣介石對此耿耿於懷。

6

圍繞租借物資的分配和使用是蔣史之間另外一個非常嚴重的分歧，那背後牽涉的已經超出對物資本身價值的關注，而和意識形態相關。
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以“租借”形式將實物提供給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任何國家。在該法案45年9月終止之前那4年半里，美國一共輸出價值達500億（50.1 billion，維基網站）美元的物資，其中絕大部分到了歐洲戰場，中國得到了其中的16億，3%多一點。這一方面是由於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和北非戰場，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華運輸的艱難。中國軍隊遠征緬甸就是為了開闢陸路和保證空中運輸安全這一戰略上的考慮。
《租借法案》授予總統對租借物資分配和使用的權力，為此，羅斯福政府建立了一個“租借管理辦公室”，但那主要是負責協調各地區的分配平衡，至於租借物資究竟怎樣使用並沒有具體規定。比如戰爭物資到了英聯邦地區，完全由英國人自己做主。那時對租借物資的管理有兩個層面，一是在歐亞各戰場之間的分配問題，一個是物資到了接收國如何使用的問題。蔣介石雖然作為中緬印戰區的首腦，但是中國在這兩個層面上沒有一點的權力，因為在那個運作過程中有史迪威。
羅斯福不贊成把控制租賃物資的用途作為手段來對中國提任何要求，他認為向一個瀕臨絕境的盟友提出各種條件有點太小氣了。當蔣史矛盾激化時，羅斯福曾對史迪威提出過嚴厲指責，他在給馬歇爾的信中指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與蔣委員長打交道時採取了完全錯誤的方式。委員長認為，必須保持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他既是行政首腦，又是最高統帥，我們不能用嚴厲的口氣同這樣的人說話，或是像對待摩洛哥蘇丹那樣去逼迫他作出許諾。
不錯，管理“租借物質”是陸軍部最初給史迪威確定的三項任務之一，至於史迪威具體怎麼管理，陸軍部並沒有明文規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史迪威個人的意志和理念。所謂“管理”是一個非常空泛的概念，史迪威完全可以按照總統的意思，租借物質經過自己的手後交給中國人自己去安排，這樣既省心也省事。他也可以設計一套方案，或者以他個人對中國事務、對蔣介石個人的評判作為標準去分配。但是這樣，除非史迪威的標準百分之百的超脫、客觀、公正，否則很難處理得好。問題就出在這裡。
在史迪威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他這麼說：“這個政權敷衍塞責，言而無信；它雖然期望同盟國勝利，但卻不儘自己的本份去努力爭取勝利，而企圖到戰爭結束時囤積一大批軍火，以維持他們的統治。”這同他認為蔣介石不想打日本人一樣屬於個人主觀猜測。所以他就主張要以美國的租借物資為交換條件，迫使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改革和積極對日作戰，“否則蔣介石就會把大量的美國援助囤積起來，最終用來對付共產黨和國內的其他敵手。”此外，史迪威還認為蔣介石雖然多次表示“原則同意”授予他指揮權，（這裡的指揮權是指對整個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卻遲遲不肯採取任何行動，其目的不過是想用一張空頭支票換取對美國租借物資的控制權。他寫到：“如果大元帥控制了分配權，我還有什麼用呢。共產黨人將什麼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帥的親信才能得到物資，我的部隊將只能去舔別人的屁股。” 在9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他甚至建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向華北日軍的側翼發動一次聯合進攻，並要求向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的西北部隊“給予充分的供應”。
史迪威當時把“共產黨”作為分配租借物質的一個因素來考慮，這樣就把事情弄得更加複雜。不像英國和蘇聯那時國內不存在“反抗力量”，中國的情況特殊之處在於，“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讓共產黨從長征後非常危險困難的局面中解脫出來，40年代開始慢慢“崛起”。他們一方面在政治上做出開明的樣子，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軍事上同國民黨分庭抗禮，而同美國溝通、示好則成了表達這種願望的最佳途徑。《史迪威》書中提到：43年6月，周恩來在重慶對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說，如果委員長同意，他會率領共產黨部隊發起進攻奪回緬甸，而且，“我會服從史迪威將軍的指揮！”塔克曼說，史迪威記下了這句話。很明顯，這讓他日後一直惦記着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可能。這種花言巧語後來也許沒有多少人相信了，可當時，自由世界裡很多人都受到了中共的欺騙和誘惑。
蔣介石在同美國人打交道時，有沒有使用小聰明，甚至不守諾言，漫天開價；或者持草鞋對皮鞋，赤膊對西裝的心態和行為？我想那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蔣介石應該不能倖免。在《史迪威》書裡，他以撤出緬甸，推遲派軍隊到印度受訓，拋出同日本媾和等等手法要挾以達到他索要物資的目的。問題在於，他的那些不那麼高尚的手段和執行中的租借法案有沒有衝突。如果是為了抗日，我們不能太責怪他，雖然那些不是正確的方法。我感覺史迪威對蔣介石非常苛刻，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史迪威是一個非常正直的軍人。緬甸失利時，他讓手下參謀跟陳納德的救助飛機脫險，而他自己則帶着最信任的助手在熱帶叢林裡徒步走到印度。史迪威堅守清教徒式的傳統道德觀，對家庭保持着一種神聖的感情，從不放縱自己，甚至拒絕接受向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派遣女軍人。我想，如果他把出使中國的使命完全限制在軍事方面，而不是用政治去解決軍事問題，或許後來的情況就不會那麼糟。讀史迪威故事，看得出史迪威在政治智慧、眼光和見識方面比較欠缺，大概這就是為什麼他要招募一個政治顧問的原因。

7

1942年2月，史迪威帶了35名軍官和5名士兵前往中國。在他自己挑選的這些參謀、助手裡，有一位隸屬於國務院的外交人員戴維斯。戴當時在遠東司中國科任職 ，據他個人回憶錄披露，珍珠港事件後他和史迪威及助手在華盛頓一起吃晚飯，他提出想到史迪威手下擔任外交隨員一類職務的事。（《抓住龍尾》第177頁）後來陸軍部同國務院商量，以借調的名義安排戴維斯出任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有時也充當史迪威的翻譯和發言人。
戴維斯的父母是傳教士，他出生在四川，並且在中國讀完了小學和中學。大學畢業通過了政府外交人員資格考試後回到中國任職。1935年他在北京碰到了史迪威，史迪威對他的印象包括聰明，有學識，而且擅長寫詳盡的報告等。
既然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的主要任務當然就是圍繞政治。1938年戴維斯在武漢時就和周恩來有過接觸，由於這層關係，42年在重慶，戴維斯得以頻繁接觸共產黨駐重慶辦事處人員，因此他很容易地獲得共產黨方面的情況、意見、建議等等。
一個人的立場和認知可以互為因果。戴維斯可以通過識別共產黨的計謀然後把他們提供的材料為己所用，當然他也可以直接把它們轉化成自己的觀點和看法為他人服務。在周恩來、戴維斯和史迪威三者之間究竟誰影響了誰，塔克曼在《史迪威》書裡沒有提及。而通過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和戴維斯本人回憶錄，我們可以看出，史迪威在租借物資管理、使用上針對蔣介石的方法，以及他對蔣個人的一系列評價，或者說，他很多涉及政治層面上的觀點幾乎統統都可以在戴維斯的報告裡找到出處。而戴維斯的材料來源，觀點結論則統統來自共產黨重慶辦事處。對政治缺乏敏銳感覺的人某種程度上更容易受他人的影響。史迪威的任務裡面本來可以不要去摻雜政治的，可是他卻偏偏篤信他的政治顧問，效果非常不好。
比如1942年7月31日戴維斯在給史迪威的報告裡寫到：“中國抗戰目的只在保存實力。”“租借物質將被囤積”。8月6日的報告：“周恩來函告居里（注），希望美政府加緊控制租借物質，勿被當權派儲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報告：“除中共軍隊及駐印軍外，中國軍隊士氣皆低落，官長貪污，無意抗日，保存實力，對華政策宜以租借物質為交換講價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報告：“訪周恩來，周要求美國派員長駐共區”。（以上均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頁）
很明顯，共產黨要求美軍派員長駐延安，他們當然是最大的受益者。任何一個爭取生存、希望壯大的反抗組織，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怎樣尋求“外來勢力”的幫助，這樣可以讓外界了解他們，同情他們，支持他們。不僅如此，共產黨另外一個考慮是，高調同美國人建立關係，也是給斯大林的一種壓力，增加他們在和蘇聯交往中的籌碼，一石二鳥。“在美國駐華外交官和軍人中，確有一批人同情並支持中共。儘管他們的出發點是維護美國的利益，防範蘇聯在亞洲的擴張，但看到在充斥着獨裁、腐敗的國民黨統治下竟然還有像中共這樣一支追求民主、辦事清廉的欣欣向榮的政治力量，這些讓美國人感到欣慰”。（見沈志華《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2011/3期《炎黃春秋》）
戴維斯在給史迪威的報告裡多次提出設立“延安觀察組”的建議，這些報告經史迪威簽名後送給了陸軍部和總統。天真的是，戴維斯的列舉的理由裡面除了包括收集氣象資料、解救跳傘飛行員之外還有可以像控制國民黨那樣控制共產黨。幾經周折，44年7月美軍觀察組首批成員抵達了延安。雖然幾個月之後史迪威就被召回，但美軍觀察組一直延續到1947年3月。觀察組成員謝偉思（他和戴維斯一樣，也是出生在中國的傳教士家庭）多次駐訪延安，共產黨讓他們看到了一個鮮亮的新式政權，而戴、謝兩人則認為是他們讓美國人知道了一個真實的共產黨組織。一直到1997年，戴維斯還認為自己一生最輝煌、最有成就的業績就是促成了美國政府派出軍事觀察小組進駐延安。（見維基“戴維斯”條目“外部鏈接”之二。）戴維斯這個所謂外交上的成就其實是虛的，倒是黃華告訴人們：1945年日本投降後的8月25日，毛澤東出面借觀察組飛機，將“七大”後仍然滯留延安的20位後來的元帥、將軍送過黃河，幫助共產黨提前兩個月到半年部署好了和國民黨爭奪天下的局勢是真的。（《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第三章，第7、8節）
44年年底，時任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感到戴維斯在延安的言行直接干擾了他當時正在着手的國共談判，建議國務院將其調離中國。1954年國務卿杜勒斯開除了戴維斯，理由是他“對美國安全是一個危險”。（見《抓住龍尾》第13頁）而在官方文件里，戴維斯最後被以“缺乏判斷能力、不慎重和可靠性有問題”而被解除外交職務的。謝偉思亦因為泄露國務院機密文件而受審、除名。戴、謝都曾經因為“同情中共”的嫌疑而成為麥卡錫的目標。從“左派”立場出發，“麥卡錫主義”具有的是消極意義，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來，那些對美國左派親共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

8

如果把人們對政治問題的立場當作光譜，那麼處於這個光譜兩端的要麼是左派要麼是右派，還有一些人處於中間狀態。除非一個人完全沒有政治觀點，否則任何人都能在這個光譜里找到自己所處的那個點。美國左派又叫自由派，而右派則叫保守派。概而言之，自由派比較容易接受新的思潮，相對來說，他們比較容易同情弱者。當然這種分類是極其鬆散寬泛的。史迪威是傳統的美國共和黨人，他的政治立場應該算是右派、保守派。
史迪威曾經在1911、1920、1926 和1935年四次到過中國，加起來，那些年裡他從南到北走了很多地方。尤其是第四次作為軍事觀察員，在中國逗留了4年。那段時間裡，他親歷了日本人扶植的華北自治運動、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和南京大屠殺。從“皇姑屯”到“珍珠港”的那十多年是日本人最猖狂，也是近代中國最不堪、最窩囊的歲月。在日本鬼子追趕和屠殺下，中國人從北向南再往西像洪水般地逃難，史迪威和他的家人一度也夾雜在那些落難的人群里。因此他比民國政府內很多其他官員更多地從底層直接感受到了國破家亡的滋味。所以也就會有外國記者白修德責問蔣介石為什麼不救河南災民的故事。
和當時其他一些駐華人員一樣，史迪威看到了一個主權國家被外敵侵入的混亂和悲慘局面，很自然，他們把最初對侵略軍的義憤轉化成對中國政府的責問：為什麼不組織軍隊抵抗？為什麼聽任日本人在中國的大地上蹂躪、屠殺？然後他們再進一步追問：政府內部腐敗，對外無能，為什麼還要把有限的軍事力量用去阻截共產黨，為什麼不組織聯合政府一起抗日？
應該說，史迪威對蔣介石提出的建議比如像整編、訓練軍隊，實行獎懲制度等都是合理的。即使像針對制度方面的批評，如管理腐敗，官員無能等等也都是事實。同時，作為從民主自由國家來的人，史迪威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蔣介石立即放棄一黨專政，同共產黨平等競爭等等。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先前在中國的經歷已經讓他頭腦裡面形成了某種概念，那些概念已經使他失去了對蔣的信任。這就是為什麼本來在一些具體問題是分歧，一下子就升華到抽象意義上去了。42年來中國時，蔣介石這個中國的領袖在史迪威頭腦里實際已經打了折扣，他不願意從蔣介石的角度去看問題，也忘了把中國政治文化和歷史作為一個大背景去考慮，他無形中把自己放在和蔣介石敵對的位置上了。在史迪威的眼裡，蔣介石本身才是中國問題的實質，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必須去除（elimination）蔣介石。這才會出現蔣介石口頭上表達出來的意願，到了史迪威這裡，他總覺得另外還有什麼東西被掩蓋住了。蔣史之間如此缺乏基本的信任，我想，這才是史迪威的悲劇意義後面的真正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並不是所有和史迪威、戴維斯等有相同經歷的美國人都那麼去看待當時中國的問題。比如同樣是傳教士家庭、出生在中國、後來成為《時代周刊》創始人的盧斯（Henry Luce）則是蔣介石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另外，曾任重慶大使館外交官，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的David N. Rowe 1952年在參議院作證，說費正清一貫地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宗旨；81年他在台灣演講時指證：40年代初重慶大使館是反蔣擁共情緒的溫床。另外，44年底接替史迪威參謀長職務的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看到的也和史迪威不一樣，他說“在那種條件下要求中國改革、民主化，就像颶風來臨當口要房屋的主人立即更換他的屋頂一樣。”《魏德邁報告》第374頁
今天，我們當然可以說蔣介石沒有能夠解決中國當時面臨的問題，所以他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年那些批評者有沒有接着再問一下：中國當時面臨的問題，裡面究竟有哪些是蔣介石不願意改，哪些是他無能力去改的？但是無論如何，歷史沒有給蔣介石最好的機會。史迪威的任務沒有完成，也是蔣介石的失敗。
歷史既無法假設，也不能求證。1944年蔣史之間的矛盾並導致了史迪威被提前召回，這一系列事件究竟有沒有改動歷史的方向和進程，我們無從知道。後來的情況是，1946年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矛盾，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國共和談不可能成功。但那時，這對從兩黨政治中走出來的美國人會是一件讓人非常受挫的事情。10月，史迪威去世，馬歇爾人在中國，所以他沒有出席葬禮。47年1月7日，杜魯門總統提名馬歇爾擔任國務卿，次日，馬歇爾離開中國赴任，隨後，美國的援助統統停止了。確實，中國那裡是一個無底洞，中國政府是一坨扶不上牆的泥巴。也只是到了那時，美國人才算是真正離開了被史迪威稱作“糞堆”的地方。但是中華民族，中國人則一直在承擔着後果。

註：居里，Lauchlin Currie，也譯成科里，羅斯福的經濟顧問，特使，42年7月到中國來調解蔣史矛盾，回國後建議羅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但被馬歇爾拒絕。

參考書目：

塔克曼《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戴維斯 《抓住龍尾》

梁敬錞《史迪威事件》

查爾斯·羅馬努斯，萊利·桑德蘭《史迪威的中國任務》、《史迪威的指揮問題》

魏德邁《魏德邁報告》

杜魯門政府《對華關係白皮書》1949年8月5日

參考論文：

魏良才（美國文化學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史迪威使華任務失敗之評析》

說明：本文除註明出處的引文，其餘均取自塔克曼《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