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人普遍認為，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了“中國的問題根本上是農民問題”的說法，認為走農民路線是毛澤東的首創，而歷史真相是，與毛澤東的另一個理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之理論-實際最初是由列寧提出的一樣，首先提出中國農民問題的也是列寧。共產國際早在1923年5月就曾向中共傳達了列寧的指示：“只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中國“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等等。

孫中山與蘇聯建立合作關係後，共產國際從1922年起，提議中共加入國民黨，這個提議最初遭到中共領袖陳獨秀的抵制。陳獨秀是一個理想共產主義者，在他看來，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怎麼可以加入到資產階級政黨中去？但是，無奈中共的經費來源完全依賴於蘇聯，在蘇聯的堅持下，陳獨秀最後不得不讓步，1923年6月，中共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1月，蘇聯創始人列寧去逝，列寧長期的戰友斯大林接班成為蘇共第一領袖。與列寧相比，斯大林對權力有着更熾烈的欲望，統治手段更粗暴殘忍，對待政敵更冷酷無情。斯大林上台後，為消滅政敵，在蘇共黨內發動“肅反運動”，實行大清洗，清除對自己權力有任何威脅的異己分子。大清洗最終變成對蘇聯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的全面清洗和鎮壓，近70萬人遭槍殺。在大清洗中，列寧時代的11個政治局委員，被斯大林槍斃了9個，列寧時代最後一次黨代會的代表中，1162個代表，被槍斃了1095個，蘇聯紅軍的五個元帥被槍斃了三個。大清洗活動也波及到社會上許多人-知識分子，富農，神職人員，科技人員等，被逮捕送押勞改集中營，其中不少人因飢餓或疾病死於勞改營中。斯大林還在其任期內，在蘇聯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政策，鎮壓抵制集體化的富農和中農，最終導致了烏克蘭，伏爾加，哈薩克斯坦等蘇聯多個地區出現大饑荒，造成至少六百萬以上的人因饑荒而死亡。為了控制飢餓的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蘇聯政府宣布，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斯大林時代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西方人普遍將斯大林看成是與希特勒並駕齊驅的反人類暴君。由蘇聯孵育培養的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代即落入斯大林手中，使得中共的早期成長環境格外兇險惡劣，給中共未來的品質留下了中共後人無力修復的烙印，是中共成年後畸形邪惡的根源。

毛澤東1923年加入國民黨後，先是負責在湖南建立國民黨支部，之後，在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的提攜下，於1925年起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1926年5月，蔣介石發令禁止中共黨員做國民黨部門長官，毛澤東被迫離開宣傳部，被汪精衛派往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任職。

當時，國共兩黨達成共識，在國民軍北伐的同時，在農村進行土地改革，地主的土地要實行減租減息。在1926年12月之前，蘇聯代表按照共產國際當時的方針，認為中國仍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共需要與國民黨合作，配合執行國民黨的政策，因此國共雙方都嚴守這個共識，只要求地主減租減息，沒有以暴力手段來沒收地主的土地權。孫中山的既定方針是：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但不能用暴力從地主手中搶奪土地。後來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按照孫中山的這個思路，實行贖買土地的溫和農村改革政策。

1926年11月到12月，蘇聯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會議達成的決議向中共提出了更激進的鬥爭任務，主張“在中國全面實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對國民黨溫和的土地改革方式開始感到不滿，要求中國的土地改革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會影響與一小撮資產階級的合作。斯大林說：“把中國農民捲入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得罪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

中共領導人接到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後，根本不知該如何具體應對，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加大階級鬥爭的力度。在中國農村，地主與貧農之間只有貧富之分，不存在歐洲封建時代那種世家血統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貴賤之差別，貧農如果能勤儉持家，善於經營，就有可能上升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鄉村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從來沒有像共產黨挑撥的那樣尖銳。農民中窮人數量雖然遠多於富人，但大多數人老實純樸，本着他們心目中的天理人情，過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們打破世代的鄉村和諧，起來造反，並不容易。對鄉下農民來講，反而是與那些在鄉村間遊走流竄的無產遊民矛盾更為激烈，這些無產遊民有些以乞討為生，有些是盜匪黑幫，有些純粹屬於遊手好閒之流，他們對鄉村沒有歸屬感沒有責任感，因此敢搶敢奪，敢打敢殺，被鄉下人看成是擾亂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當時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給中共出主意，提出依靠這些敢打敢殺的地皮流氓做“革命前鋒”的觀點，說：“兩湖的農民運動太沉靜，農民都不願意起來，我們應該利用地痞流氓來發動群眾”。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鐵建在一篇史學研究文章里介紹，鮑羅廷的這段言論“有文字可查，當時湖北的報紙就是這樣報道的。”楊奎松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一書中也提到，1927年長沙《大公報》報道說，鮑羅廷明確提出，發動農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鋒”不可。

鮑羅廷的言論一出，突然間，湖南農村一片混亂，社會構架徹底崩潰，暴力橫行，恐怖泛濫，就像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湖南農民運動進行得最轟轟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這樣一幕：農會“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農會對什麼人算土豪劣紳，劃線的標準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隨機，有人喊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標語口號，有的地方把凡是擁有五十畝以上田地者一律歸成土豪，把凡是穿長衫馬褂者一律當劣紳，還有的地方開大會，只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就沒有人會反對。有時對土豪劣紳連姓名都不問，就帶上高帽遊街，還有以群眾審判當場立即槍決的，有的“土豪劣紳”被人用梭鏢刺死，有的在批鬥大會上被直接打死，連當時中共要員李立三的父親，也在那場運動中，以土豪劣紳之罪名被槍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