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高倉健的性格缺憾——偶像崇拜反思

世上有一種男人，是高倉健們。按白岩松的說法：高倉健的熒幕形象，讓所有中國男人都感到了一種巨大的壓力。高倉健先生仙逝，人數不在日本之下的中國粉絲們也會與日本人民一道懷念這位了不起的演員。這個可以有，並且應該有。

說到這位優秀演員龐大的中國粉絲群——那些早已為人父母的老資格追星族，其內心深處對高倉健先生的深情一點也不遜色於90後們對當下偶像的強烈情感。從這個視角出發，除了崇拜對象不同，代溝還真不存在。一個毋容置疑的事實是，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偶像。這一現象似乎也讓偶像崇拜有了某種理直氣壯的正當性。

但一個基本問題是，作為中國人，高倉健先生真值得作為男粉絲們的硬漢偶像、女粉絲們的白馬王子加以崇拜嗎？

高倉健不是杜丘。粉絲們最沒有抵抗力的事情之一，就是將劇中角色不自覺地置換為演員本人。如果說這一置換難以避免，幻化崇拜對象，模糊甚至失去價值判斷，看不到偶像的任何缺點，才是更大的誤區！

應該承認，有某種性格缺陷可以成為傑出的演員，這甚至成為本色演員的一條捷徑。藝術現實當然不是生活現實。前者是在後者基礎上的“拔高”，即典型化、理想化、或極端化。通過性格缺陷塑造藝術典型是相當有效的影視手法之一。

《阿甘正傳》中阿甘的形象之所以感人，在於他智力的先天不足帶來獨特到極致的性格。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塑造的敲鐘人醜惡形象也是同樣道理。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之所以能給人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很大的功勞也是性格缺陷。

固然不能認為高倉健塑造的藝術形象存在這些例子中同等程度的性格缺陷，但其性格塑造遵循同樣的原理，只是在國人熟悉的高倉健影片中，其主人翁的性格屬正向或中性極致化塑造。從另一個角度看，性格極致化是基於審美原則打造，而非相反，從而使這些形象最大程度地符合審美訴求。這是高倉健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巨大人格魅力和強烈感染力的根本原因，也是高倉健先生被高度偶像化的公開秘訣。

作為本色演員，高倉健出演的角色在性格特點上具有相當高的相似性！其溫情善良的內心被緊緊包裹起來，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是，沉默寡言，堅定不移，用行動代替語言，不喜形於色，甚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等等。但如果從負面性格的角度解讀，其性格的消極性也立刻凸顯出來！例如，現實生活中的這類男人，往往孤僻、不合群，喜歡與人保持距離、不隨和、難以相處，個性倔強、性情難以捉摸，不善社交、缺乏號召力，往往難以勝任組織、協調、領導性工作，等等。粉絲們眼中、口中、心中所謂的酷、剛毅、冷峻、深沉、男子漢魅力，只是“高倉健們”被藝術化後，不食人間煙火的溢美虛幻錯覺而已。

高倉健先生有沒有類似的性格缺憾呢？看看各方人士對這位日本影星片言隻語的評說即可略知一二。

—— 高倉健的為人和個性與他熒幕上的形象一樣，非常謙遜、忠厚、誠懇。他非常沉默寡言，而私生活更鮮為人知到可謂神秘的程度，直至11月18日傳出他逝世的消息，仍沒人知道他何時患病。

—— 高倉健的硬漢形象，在現實生活中是硬過了頭。1959年，他與當紅歌星江利智惠美結婚，轟動日本列島。兩人隨後去夏威夷度蜜月。在飛機上，新婚妻子將頭靠在他肩上，高倉健居然驚跳起來：“你怎麼可以這樣？”每每說起此事，妻子總是對他不滿。後來，妻子懷孕，因妊娠高血圧症，沒能保住孩子，加上雙方家族的問題，兩人因此產生矛盾。1971年，在妻子要求下，兩人離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智惠美開始洶酒，45歲時孤獨死去。

——高倉健對自己當年冷落妻子的行為非常後悔，因為記掛着亡妻，一直沒有再娶。此後不僅獨身40多年，且從無誹聞。

—— 《追捕》引進中國後做了第二次剪輯。剪去多達39分鐘的片長，共六處場景有刪節，杜丘偷寺廟香客的鞋子逃亡等有損主人翁形象的場景被剔除。“改良”後的杜丘偉岸、高大，毫無瑕疵，成就了高倉健最完美的英雄形象。

—— 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高倉健的表演不着痕跡，就像是在真實地生活。銀幕上的他執着內斂，靜心寡慾；私底下的他也是堅毅寡言，甚至過着離群獨居的生活，很少參加社交活動，偶爾也在日本的報紙上寫一些關於日本教育方面的文章，儘量切割外界的喧囂。

無疑，高倉健先生不僅是一位異常出色的性格演員，還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但作為現實生活中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也會有普通人都會有的某些缺點和不足。看看這些從不同側面的表述，不難得出一個基本認識，高倉健先生確實是一個有性格缺憾的人，儘管這一點也不影響他作為演員的高尚藝德和為人方面值得推崇的嚴格自律和道德。

而去除藝術美化和包裝，還原高倉健本真自我，性格缺陷的裸露也就難以避免了。偶像功能自然也就成為一個值得三思的問題。

不可否認，高倉健類型的性格在人群中是不同程度存在的。但就一般意義而言，他不是國人應該普遍效法的對象。事實上，國人中這類沉默寡言性格因子是太多了，而非不足。與此相反的性格因子則不夠。如西方人種普遍存在的那種長於自我表達、開朗直率、情感豐富、善於溝通、富有合作精神等性格特質，即使在已開放多年的今天，依然是國人的短板。如果說國人性格有改良的需要，向異質性的西方人學習才是取長補短的正確方向。而中、日、韓民族存在明顯的性格氣質同質性，取長補短的成分不多。這是高倉健作為國人偶像的一個基本誤區。

現實中，從改革開放初期國人耳熟能詳的日本藝人高倉健、中野良子、山口百惠、三蒲友和、栗原小卷等，到近年來韓劇“韓流”來襲，日韓影視作品在中國大行其道，日韓版藝術形象和藝人容易成為中國粉絲們的偶像，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東亞人種十分接近，沒有距離感是一個天然優勢，容易引起觀眾共鳴，並形成很強的代入感。而西方影視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和藝人，由於人種差異太大，存在難以逾越的距離感，很難形成代入效應。這是在偶像崇拜方面，西方作品、藝人很難與日韓匹敵的基本原因。

最後，偶像作為一種拔高，一種典型化，一種理想化，可以遠觀，可以欣賞，甚至適度追星也無傷大雅，但不可當真，不宜崇拜，更不可以讓他們“走進”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