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第一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时至今日，已经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可以认为，这些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提出的原则，应该都具备“以理服人”的条件和能力。国际社会只要能够遵循这样的相处原则，一定能创建出一个真正和平、和谐、共赢的环境氛围。让各个国家都可以因此腾出更多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用来解决很多诸如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减排或大规模传染病等，普遍令世人感到头痛的问题。反之，如果在共处过程中、发现有什么不如人意之处，也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来检讨，起码从理论上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清责任方之所在，争取主动占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并尽可能地避免被人制造“浑水摸鱼”的机会，或陷自己于尴尬、被动的境地。

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夸夸其谈，而是有针对性或若有所指的。因为中国文化一向有“严于律己”的传统美德，《论语》中更有“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之说。所以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外交关系的国际事务中，一定要先反求诸己，让自己先具备“以理服人”的条件和实力。可以避免许多因“理亏”而不得不“言左右而顾它”的困境。这中国人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或态度，就是一个典型。

其实，“对本民族历史中作出过贡献的人物，进行祭祀或崇敬、参拜”，乃是每一个民族各自都具有的传统习惯。比如在中国除了逢年过节要对自己的祖先或先人，进行祭祀外，还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对一些特定的人物，如炎黄二帝、孔子、张三丰、鲁班、杜康、岳飞、关云长等各行各业的“祖师爷”，进行参拜或祭祀。而这样的传统习惯，并不具备广泛的普遍性。往往只局限在一个民族或国家、地区的内部。一旦想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产生矛盾、对立或冲突。比如对真主阿拉、佛祖释迦牟尼或天主耶稣的祭祀、崇拜。相互之间甚至可能引发打着宗教名义的肉体战争。而对这样起源于民族或宗教感情性质的冲突或战争，起码在现阶段的理论水平上，是不能用公平正义或是非对错来判断、衡量的。所以由中国周恩来总理当初提出的“五项原则”，应该被认为是当代世界相对最公平合理，且最有操作可行性的原则。中国理应带头执行，成为示范的楷模，从而占领国际舆论的高地。面对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压力下，得以在精神和舆论上，让中国人具备“先正己身再以正人”的以身作则条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不干涉内政”为例来说吧：

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后，包括大陆的新中国和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以及朝鲜、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都处在“自顾不暇”中，没有能坐下来认真检讨和清算日本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就匆匆忙忙地、接受了在正准备要发动“冷战”的美国的有意纵容下，保持了鼓吹“愚忠”的天皇制，和参拜靖国神社的习惯传统。等于客观上为日本保留了复辟军国主义的传统土壤和文化条件。在接下来一系列无原则的尔虞我诈、妥协交换、急功近利的外交博弈中，终于结出了今天这样的“苦果”。客观、理性地看，我们自己也应该负有“不能防患于未然”或“咎由自取”责任的。因为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社会制度或走什么道路，甚至保留什么样的传统习惯（包括参拜、祭祀什么东西）？理应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所以客观上，根据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人是没有理由或权力，来反对日本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因为有等同于“干涉内政”之嫌。就像日本无权干涉中国领导人要向“抗战英雄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的行为，或反对在南京修建“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样。如果能设身处地想一下，除了陷自己于被动、尴尬的境地外，是得不到国际舆论的理解或支持的。那么，我们对这种纯属两国感情层次上的问题，除了虚弱无力地表示不满或抗议外，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当然不是。

我们应该把这个的确“伤害中国人感情”的问题，也放到“内政”的层面上来解决，从自己的历史或某些地区的传统习惯先例中，找到启发，就可以轻而易举了。比如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仿效杭州西湖边的“岳庙”中对罪人秦桧的处理手法，来安置罪恶比秦桧大得多的日本战犯，让他们随时接受中国人的发泄、唾骂；或者效法香港人的“打小人”风俗，由民间印制一些日本战犯的图像，供中国人民在有感情需要时（如日本首相或政府高官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来发泄、表达他们的不满。为中国人开创或提供一个、可以对当年的日本战犯或正在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政府，发泄愤怒情感的出口，以免这种情感因找不到出口、而反过来迁怒于自己的政府，造成不必要的额外伤害。这难道不正是对安倍政府最恰如其分的“门当户对”或“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的“礼尚往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