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當時的總理周恩來，第一次向國際社會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時至今日，已經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普遍認同，成為在建立各國間正常關係及進行交流合作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可以認為，這些建立在中國文化基礎上提出的原則，應該都具備“以理服人”的條件和能力。國際社會只要能夠遵循這樣的相處原則，一定能創建出一個真正和平、和諧、共贏的環境氛圍。讓各個國家都可以因此騰出更多人力、財力、物力和精力，用來解決很多諸如經濟危機、環境污染、減排或大規模傳染病等，普遍令世人感到頭痛的問題。反之，如果在共處過程中、發現有什麼不如人意之處，也可以根據這些原則來檢討，起碼從理論上找到產生問題的原因，分清責任方之所在，爭取主動占領道德、輿論的“制高點”。並儘可能地避免被人製造“渾水摸魚”的機會，或陷自己於尷尬、被動的境地。

這不是無的放矢的誇誇其談，而是有針對性或若有所指的。因為中國文化一向有“嚴於律己”的傳統美德，《論語》中更有“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之說。所以意味着我們在處理外交關係的國際事務中，一定要先反求諸己，讓自己先具備“以理服人”的條件和實力。可以避免許多因“理虧”而不得不“言左右而顧它”的困境。這中國人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立場或態度，就是一個典型。

其實，“對本民族歷史中作出過貢獻的人物，進行祭祀或崇敬、參拜”，乃是每一個民族各自都具有的傳統習慣。比如在中國除了逢年過節要對自己的祖先或先人，進行祭祀外，還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裡，對一些特定的人物，如炎黃二帝、孔子、張三丰、魯班、杜康、岳飛、關雲長等各行各業的“祖師爺”，進行參拜或祭祀。而這樣的傳統習慣，並不具備廣泛的普遍性。往往只局限在一個民族或國家、地區的內部。一旦想超出這個範圍，就可能產生矛盾、對立或衝突。比如對真主阿拉、佛祖釋迦牟尼或天主耶穌的祭祀、崇拜。相互之間甚至可能引發打着宗教名義的肉體戰爭。而對這樣起源於民族或宗教感情性質的衝突或戰爭，起碼在現階段的理論水平上，是不能用公平正義或是非對錯來判斷、衡量的。所以由中國周恩來總理當初提出的“五項原則”，應該被認為是當代世界相對最公平合理，且最有操作可行性的原則。中國理應帶頭執行，成為示範的楷模，從而占領國際輿論的高地。面對來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的壓力下，得以在精神和輿論上，讓中國人具備“先正己身再以正人”的以身作則條件，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可惜的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做到這一點。就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不干涉內政”為例來說吧：

日本在二戰戰敗投降後，包括大陸的新中國和台灣的蔣介石政府，以及朝鮮、韓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都處在“自顧不暇”中，沒有能坐下來認真檢討和清算日本推行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就匆匆忙忙地、接受了在正準備要發動“冷戰”的美國的有意縱容下，保持了鼓吹“愚忠”的天皇制，和參拜靖國神社的習慣傳統。等於客觀上為日本保留了復辟軍國主義的傳統土壤和文化條件。在接下來一系列無原則的爾虞我詐、妥協交換、急功近利的外交博弈中，終於結出了今天這樣的“苦果”。客觀、理性地看，我們自己也應該負有“不能防患於未然”或“咎由自取”責任的。因為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實行什麼社會制度或走什麼道路，甚至保留什麼樣的傳統習慣（包括參拜、祭祀什麼東西）？理應屬於這個國家的“內政”。所以客觀上，根據公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人是沒有理由或權力，來反對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因為有等同於“干涉內政”之嫌。就像日本無權干涉中國領導人要向“抗戰英雄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的行為，或反對在南京修建“抗日戰爭紀念館”一樣。如果能設身處地想一下，除了陷自己於被動、尷尬的境地外，是得不到國際輿論的理解或支持的。那麼，我們對這種純屬兩國感情層次上的問題，除了虛弱無力地表示不滿或抗議外，真的就束手無策了嗎？當然不是。

我們應該把這個的確“傷害中國人感情”的問題，也放到“內政”的層面上來解決，從自己的歷史或某些地區的傳統習慣先例中，找到啟發，就可以輕而易舉了。比如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中，仿效杭州西湖邊的“岳廟”中對罪人秦檜的處理手法，來安置罪惡比秦檜大得多的日本戰犯，讓他們隨時接受中國人的發泄、唾罵；或者效法香港人的“打小人”風俗，由民間印製一些日本戰犯的圖像，供中國人民在有感情需要時（如日本首相或政府高官再次參拜靖國神社）來發泄、表達他們的不滿。為中國人開創或提供一個、可以對當年的日本戰犯或正在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政府，發泄憤怒情感的出口，以免這種情感因找不到出口、而反過來遷怒於自己的政府，造成不必要的額外傷害。這難道不正是對安倍政府最恰如其分的“門當戶對”或“以其人之道還治以其人”的“禮尚往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