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遠新在“文革”中做過三次聯絡員

    現在所有談到毛遠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說他做聯絡員，只談到1975年這一次（當然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實際上，毛遠新在“文革”中做聯絡員，不止這一次，而包括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總理的聯絡員。1966年9月，他從雲南部隊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好幾個月了，他對要打倒劉少奇的事，還不知道什麼。毛主席要他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希望他參加一個單位的全過程，至於去哪個單位由他自己定。毛遠新考慮了一下，他是101中學畢業的，但離開6年多了；離開哈軍工才一年多，那裡還比較熟，於是他決定去哈爾濱。毛主席同意。毛遠新到哈爾濱時，對立的兩派早形成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為造反派的一個領袖。他說，當時很威風，很神氣，連省委書記潘復生，都經常找他聯繫，或“請示”工作。後來，他又到延邊造反，還參加過那裡的武鬥。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後，住到釣魚臺十一號樓（江青住的樓）。毛主席因為他到少數民族地區造過反，要他讀點民族問題的書，研究一下民族問題。為此，我（當時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還幫他從《紅旗》雜誌圖書室和中宣部圖書館借了十幾本關於民族問題的書（主要是列寧的）。在這次交談中，我問他，在1967年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周總理轉來你寫的信讓江青閱，怎麼沒看到你給江青寫信啊？他告訴我，他從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總理的聯絡員。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當聯絡員。

    第二次’，是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1967年春夏，毛遠新正在認真研究民族問題，有時還到我辦公室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記得他說不同民族終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辦公室來，跟我說，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邊了，也不回哈爾濱了，留下來，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對此我很高興，因為我們相處甚洽，很談得來。不一會兒，江青從外邊回來了，她到我辦公室，看到毛遠新，就誇獎起來了，十分高興地笑着說：“你是好孩子，留下來，做聯絡員好，好好做！”聽她這樣夸毛遠新，我感到很彆扭。就在幾天前，她從外邊同來，一進門就問警衛員孫占龍：“李訥住這裡嗎？”孫答：“這幾天李訥沒住這裡，遠新在這裡住呢。”江青氣呼呼地說：“他住我這裡幹什麼？”孫也沒再說什麼。毛主席為什麼把毛遠新留下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呢？我們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遠新和這兩派的領導人都很熟，因此讓他幫助做兩派聯合的工作。這是毛遠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聯絡員。

    第三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毛遠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聯絡員。這確實是毛遠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聯絡員。其作為人們已經說過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補充一點，他是怎樣做了這次聯絡員的。2001年，毛遠新到我家作客時，他告訴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為祝賀新疆維普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陳錫聯）參加完慶祝回到北京後，毛主席告訴他，你不要回瀋陽了，留在我身邊做我和政治局的聯絡員吧，那兩個“小耗子”跳船了。毛遠新以毛主席的意志為意志，就這樣，他留下來，做了毛主席的聯絡員。這實際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聯絡員。

    “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曾告訴我：在1975年做聯絡員期間，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險柜裡的文件給登記一下，以便她查找。這件事沒法拒絕。我就把她保險柜裡的文件，按目錄一一登記下來。交她看後，她說，這樣我還是只知道題目，不知道內容，能不能每個文件都摘個內容提要。我覺得這樣做，很費時間，很難做，我沒答應。江青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還是要求我給她摘每份文件的內容提要。在這封信上毛主席畫了一個圈，沒批語。我不知是什麼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畫了圈的這封信找我，就去問毛主席。毛主席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說他進監獄是“三進宮”

    毛遠新說的所謂“三進宮”，是指當局兩次準備想讓他從監獄裡出來，都沒成功，以致他繼續留在監獄裡。1976年l0月8日晚抓“四人幫”時，毛遠新也被換了住的地方，當時宣布對他是“保護審查”。其實和對“四人幫”的“隔離審查”沒有什麼不同，後來都是關在秦城監獄。按照毛遠新的說法，這是“一進宮“。1982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關押了六七年的毛遠新談話，希望他寫個材料，替毛主席承擔一些責任，說這樣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遠新說，這個責任，我承擔不了，都有毛主席寫或批的字，其數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勸說。毛遠新答應寫就寫吧。接着說，材料在監獄怎麼寫啊？那人說：“好，給你找個地方。”毛遠新住到了秦城監獄招待所。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寫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滿意，說他“頑固不化”。毛遠新繼續關進秦城監獄。他稱這是“二進宮”。1986年經過審判，毛遠新被判刑17年。罪名是“崩覆無產價級專政”。毛遠新告訴我，接照當時的意見，判過了就對他實行“假釋”。在這時候，他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毛主席寫的那些批示還給他——有關人員說，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寫的東西，那是文獻，都要存檔的；二是在毛主席書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給他的，希望還給他——有關人員說，這個可寫報告。毛遠新比劃着跟我說，你在電視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書房的一個地方放着同樣版本的兩套《二十四史》，那套舊的，是毛主席看過的，上面有他的批註；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給我的。毛主席為什麼送毛遠新這套《二十四史》？毛遠新解釋說，在我當聯絡員期間，我拿毛主席看過的《二十四史》看，有時毛主席也要看，這就發生衝突。因為出現這種情況，毛主席說：孩子，這樣吧，我給你搞一套同樣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註抄在上面，這樣我們都可以讀了，並且還可以討論。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況。“天公不作美”。正準備“假釋”我的時候，恰逢胡耀邦辭去中央領導職務，這件事就被擱置起來，我繼續被關在監獄。這就是毛遠新所說的“三進宮”。

    毛遠新說：我的媽媽朱丹華，還有我的妻子、女兒，都急盼着我出來。1989年3月，我媽媽找了楊尚昆，要我“保外就醫”。楊主席發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讓我到江西我媽媽那裡去。這樣決定後，公安部的人問我：“你什麼時候走？”我毫不猶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這是我吸取了“假釋”不成的教訓，怕“夜長夢多”。公安部的人說，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馬接上去說：“我不相信你們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幾張去南昌的票！”就這樣，第二天，我總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