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到過周村的說法，來自於台灣學者鄭陶庵先生1930年寫的散文《天下第一村——周村的元宵風光》。文中記載：乾隆皇帝南巡時曾慕名來周村觀花燈，為周村市面繁榮所動，欣然御賜“天下第一村”。那麼，小小一個周村，何以令乾隆皇帝慕名而來，又何以讓皇帝欣然題字呢？

“上不見天，下不露地”的花燈 

唐代，周村建有明教寺、觀音廟等規模較大的宗教建築群，由於於陵城的衰落，周村居民漸多，宗教活動與民間傳統文化 相結合，形成一些節日比較固定的慶祝項目。上元節舉行燈會即是其一。宋、元之時，周村成為魯中地區的一個宗教中心，許多封建貴族在此居住，文化活動開始豐 富，綢市街、絲市等處，春節掛燈已成定例。至明清兩代，周村隨着人口的迅速增長，很快發展成為一個全國聞名的以商貿為主的大城市，文化活動不僅規模大，而 且具有獨特的特色，吸引了全國各地的遊客前來觀看。周村元宵燈會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動之一。周村燈會既繼承了傳統的紗燈特點，又吸收了宗教活動的精華， 形成了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形式和水平。花燈“上不見天，下不露地”，夜晚，競相比賽“打鐵花”，火樹銀花映紅了天空，大街小巷人頭攢動，只有五、六萬人的 周村城一天湧進十幾萬人。尤其是周村開埠後的上世紀初至三十年代，周村的春節文化活動達到了鼎盛時期。膠濟鐵路西至濟南、東到青島段的客車，被到周村觀燈 的人擠得水泄不通。

周村三鎮地圖（攝影：孫建） 

清代才子徐文驤在著名的《周村鎮賦》中有這樣的描述：“端月之柏菽初度，上元之燈火亦賒。千炬燭光，輝分星月；百 枝燈樹，影動龍蛇”，“竹馬戲來，排紫陌而張纓落帽；踏歌人至，擁青娥而墜珥遺釵”。這是多麼壯麗宏大的場面啊，以至於北京的乾隆皇帝都忍不住跑到周村來 看個新鮮，並御賜“天下第一村”之美稱。

而這一切的繁榮都歸結於一個原因——當時周村商業的發達。

物質是形，文化是魂 

周村商業的繁榮得益於齊、魯兩種文化的交相呼應和相互融合。

大約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分封了齊魯兩國時，周村隸屬齊國。但是它處在具有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齊、魯兩個大國之 間，使它極大地受到這兩大國不同特點文化的薰染和影響，形成了獨有的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相互融合的特色文化，為後世商貿的發展乃至魯商群體的出現都積澱了 濃厚的文化底蘊。

周村因屬齊地，因此首先受到了齊文化中的創造性思想影響。其中，變革、開放、多元、務實的因素，深深的薰染着這片土地上的商民們。【詳細】

齊文化注重工商的精神不斷浸潤着古代周村的民俗文化，受齊文化注重發展工商的務實精神影響，周村人非常注意保護自 己的工商業發展。齊文化賦予周村商幫以獨特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就是目光遠大、勇於開拓、敢於冒險。以及因重視商業貿易，而在價值取向上具有重商、慕利的 傾向。這種精神氣質深深地浸透到以“祥”字號為代表的周村商幫的經營理念和實踐中，使他們在商業經營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為魯商的主體和重要代表。

魯文化說穿了就是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當中，義利關係是儒學思想的重要內容，孔子認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必須建立在 合乎義理的前提的之下，提出了“君子義以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孟子認為君臣、父子、兄弟等“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受儒家文化的義利觀長期教化，山東人格外具有道德感，他們在商業經營中，把“義”放在首位，主張“以義取利”、“以義致利”，反對“不義而富且 貴”、“見利忘義”。以山東的百年名店“瑞蚨祥”為例，其經營理念便確立為“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致利”。在“瑞蚨祥”的經營者看來，商業行為固然是 為了謀求利益，但是必須要把對利益的謀求放在對仁義道德的追求之後，這才是生意人真正的價值取向。 

瑞蚨祥理念（攝影：孫建） 

正如孔子所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山東商人信守着以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誠實守信、一諾千金 是山東商人最大的特點，也是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取勝的經驗和法寶。在他們看來，在商業經營中，講求信譽不僅能取得生意朋友信任，更重要的是贏得消費者長久的 信賴，贏得真正的市場。在經商謀求商業利益的同時，山東商人還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無論企業大小，企業主都會把自己的企業和地方、和國家聯繫起來。以 “瑞蚨祥”為例，孟洛川樹起了“重信用、講禮儀、市價不二、童叟無欺”的企業形象，使得百年今日，“瑞蚨祥”三個字依然字字如金。

除了誠信，山東商人務實肯干的的品質也是鑄就魯商的重要文化內涵。19世紀中葉曾7次來華考察的德國地質學家利希 霍芬說，就吃苦而言，沒有比山東人更優秀的鐵路工、礦工了，作為單個人來說，歐洲人也不會超出其上。山東人的這種吃苦精神，既有自然環境磨練和先天遺傳的 因素,更有文化、精神的教誨和榜樣的力量。孟子曾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後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這種“苦其心志”精神的感召下，山東商人普遍具有一種以苦為本，以苦為榮，以苦為樂的耐勞品質。

清光緒三十年（1904），周村和濟南、濰縣同時開為商埠。商埠是一個有特定涵義的詞彙。《現代漢語詞典》對此詞的解釋是：“舊時稱跟國外通商的城市”。

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德簽訂《膠澳租界條約》，租借膠州灣，租期99年；修築膠濟鐵路，沿線30華里內礦 產歸德國開採；德國享有優先承辦省內需要外人、外資及器材舉辦事業的權利。從此，山東全省已置於德國勢力範圍之下。膠濟鐵路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勘 路，次年動工，光緒三十年初完成。按照列強慣伎，緊接着應是沿線開通商埠以利其經濟滲透。此時，山東巡撫周馥卻建議自行開放膠濟鐵路沿線的濟南、周村、濰 縣三處為商埠。光緒三十年三月他與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合詞具奏，四月一日（公曆5月15日）具折請於山東濟南等處開為商埠。這是繼光緒二十四年河北 秦皇島、湖南嶽州（岳陽）、福建三都澳，二十六年湖北武昌，二十八年福建鼓浪嶼等處自行開放為商埠之後的第四批自行開放的商埠。

袁世凱湊請開周村商埠事奏摺（攝影：孫建） 

周村為什麼稱為旱碼頭呢？在歷史上是這樣解釋的：碼頭，貨物聚散之地也，周村夫不同水陸，而天下之貨聚焉，熙熙然貿易有經，如游化日，謂之旱碼頭。用現在的話解釋就是：碼頭是貨物的聚散地（現在所謂的物流中心），而周村不通水陸，陸上交通發達，所以被商人稱為旱碼頭。

清代中葉，周村與佛山、景德鎮、朱仙鎮並稱中國四大“旱碼頭”。清末開埠前，周村是山東全境的商業中心，工商業極 其鼎盛，民間流傳着“山東一村，直隸一集”“金周村，銀濰縣”的說法。至清康熙年間，周村已是擁有72條商業街、8大專業市場，“天下之貨聚焉”的“三齊 重鎮”。絲市街、綢市街、油店街、棉花市、水膠場、銀子市等以專業市場命名的街道就有36條之多。【詳細】 

旱碼頭街景（攝影：孫建） 

“濟南、濰縣，日進斗金，不如周村一個時辰。”這是明清時代流傳在民間的一句俗話。最興盛時，周村的銀子市街的票 號有128家之多，資本總額達600萬兩白銀。在風雲變幻的近代，周村老街曾經是中國工商業巨子的搖籃，以“東方商人”孟洛川為代表的孟氏商業集團的商業 巨頭們，以民族工業開拓者張啟垣（電視劇《大染坊》中陳壽亭的原型）為代表的印染業先輩們，以製作“天下第一鑼”馳名中外的銅響業工匠們，以及把諸多商品 “國際化”經營的形形色色的創業者們，他們在風雲詭譎的年代裡，在風起雲湧的商海征戰中，以老街為基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商界神話。

大德通票號（攝影：孫建） 

根據現有材料證明，現存有記載的民間金融機構是清代初期周村人開辦的鴻昌福銀號、山西祁縣復盛公的大德通銀號等。 後來，陸續有山西祁縣的大德恆銀號、山西平遙縣日升昌、新泰厚、祁縣的三晉源、太谷的協成乾、大德玉、大德川銀號等來周村設立分號，號稱周村的山西八大銀 號。最多時達二十多家。主要分布在周村的絲市街、銀子市、保安街、魚店街等處，控制了當時周村的大部分金融業務。章邱、長山、周村的金融商號，只占很小的 一部分。在周村的江南客商，儘管業務量不小，也是依靠以上各金融商號匯兌。

周村郵局工作人員合影（照片收集：孫建） 

清代中後期的周村，許多外國商人蜂擁而至，街市上有德國、美國、英國、荷蘭、法國、俄國、日本等國的企業100多家。世界知名企業有殼牌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德國禮和石油公司、日本鈴木洋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詳細】

在周村大街的北首，立有一塊六角形石碑，上刻“今日無稅”，這就是著名的“今日無稅碑”。說起這塊碑，周村人會自豪地告訴你，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保稅區”！說起這個保稅區，就不能不提起一位對周村商業經濟有着巨大影響和貢獻的歷史人物——李化熙。

李化熙手跡（攝影：孫建） 

李化熙原為明崇禎七年（公元1643年）進士，官至四川巡撫；後歸順清王朝，官至刑部尚書；清順治十一年（公元 1654年），辭官回鄉。據說，當時順治皇帝詢問他有何要求，李化熙想到家鄉商城賦稅太重，官吏又經常敲詐勒索，就請求皇帝下令免除一些賦稅。皇帝說賦稅 不可免，但給他一道手諭，免除一日稅款。回來後李化璽靈機一動，將皇帝手諭刻到碑上，此後人們無論哪一天到周村，都可以看到“今日無稅”。【詳細】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長山縣知縣金鉽在分析周村突然興旺繁榮的原因時指出:“昔市稅銀兩豪猾多就中取利, 商困難蘇。五弦大司寇(李化熙)予告侍養時,於周村市力捐課稅”,從而使得周村“地僻而業盛”(金鉽《周村義集記》)。清末王遂善所撰《重修宮保李公周村 祠堂碑記》中也說:“當清順治間,周村在長山僅一小墟落,而逋為奸藪,行旅相戒,不出其途。公予告歸,聞其痡民蠹國也,則上言周村粟布征請以身任,勿設駔 儈,其商旅則世世復無所與。當事義之,俞其請著為令。於是,東徂海,西逾河,過於秦晉,南盡湖湘,北抵燕雲,而遼而沈,商賈聞風慕說,羽萃麟遊。周村一隅 屹焉,為東南大都會。”李氏家族為周村商業的繁榮興做出的巨大貢獻,一直深受人們的肯定和稱讚。

“今日無稅”（攝影：孫建） 

李化熙為侍養老母辭官還鄉了。他看到周村街市面繁榮,心裡非常高興。看到那“今日無稅”的石碑,又有些後怕,他心 里最清楚這四個字的來歷和內涵。為了不讓商人再受欺負騷擾,減輕納稅負擔,於是李化熙“歲備周村市稅”(《長山縣誌·李化熙傳》),毅然承擔起了代繳市稅 的重任。李化熙去世後,他的兒子李溉之,孫子李斯佺,曾孫李可淳又繼續代完市稅。又據《李氏族譜》記載:“(李宗昂)(李化熙七世孫)慷慨好義,素多隱 德,先宮保公捐納周鎮課稅近二百年,商賈賴焉。至道光九年忽有黠者假增課稅以便私圖,致令商不安業,市集幾墜。公憤義御之,歷稟各大憲,請示勒石安闔鎮之 商……”可見,李化熙家族代完市稅持續了至少七代,二百年間周村無稅的美譽傳遍遐邇,周村成了四方商人輻輳雲集的“旱碼頭”。

民俗：九月初九全市商民公祭李大司寇 

清康熙八年(1669)年李化熙去世,皇帝親賜一品祭葬,葬禮舉行了七十二天,周村商民無不前往弔唁。康熙二十六 年，周村商民為了感謝和紀念李化熙為周村減免市稅、打擊市霸維持市場秩序，以及代納稅收，使周村商業繁榮的功勞，不顧李氏子孫的勸阻，主動集巨資，在祠堂 街路北修建了規模宏大的紀念祠。除供奉李化熙及先人和親屬的大殿外，還有畫像室、書畫室、休息室等幾十間殿堂。皇帝賜葬、祀鄉賢的聖旨碑，以及著名書法家 王鐸等人的寫的悼念詩文碑，都豎立在寬闊的大院中。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李化熙死後二十年,周村商民為了感謝他的恩德,專門為他修建了高大宏偉的祠堂,祠堂 位於大街以西約200米處。並把刻着李化熙“嚴定課稅”、“立集始末”內容的石碑立在祠堂內。周村商民共同約定，每年九月九日是全體商民公祭他的日子,屆 時由周村商民共同出資，由政府官員和商界領袖帶領，舉行盛大的紀念和祭拜活動。在祠堂前的廣場上，請有名的劇班唱三天大戲，並掛出李化熙的畫像,供世人膜 拜。現在祠堂已經蕩然無存,但祠堂西側一條長長的南北通道仍然稱為“祠堂街”。由於李化熙字五弦,號白雲道人,乳名五更,為紀念他對周村商民作出的貢獻, 周村許多事情避諱用“五”,如集市設在四、九日,打更不打“五更”,喝酒划拳不講“五魁首”等等。

李化熙的尚書府在周村傅家莊，高樓大廈數十座，貫南北大街，人稱李家大樓群。他家門前的街道因此叫府前街，後面的 叫府后街。周村商民集資為他修建的祠堂在永安鎮西，南北也是貫通兩條街，故祠堂西面的街道叫祠堂街北街，祠堂南面的街道叫祠堂前街，大門以西的街道叫祠堂 西街。這些地名至今保留，成為人們教育後代子孫的寶貴的歷史資料。

十八世紀前後，在中國北方崛起的大商業集團，恐怕要算山東舊軍鎮的孟氏家族了。舊軍孟氏素有“東方第一商人”之稱，其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紛亂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以敏銳的眼光、雄厚的實力、精明的投資、誠實的信譽成為中國民營經濟巨頭之一。

“東方第一商人”是中國魯商的傑出代表。據史料記載，在清康熙以前，周村的大部分商號為山西人和江南人所擁有。清 乾隆以後，山東人逐年增加。道光前後，山東章丘幫、長山幫、淄川幫已經可以與山西幫抗衡。其中，以舊軍孟氏為代表的章丘幫崛起發展最快。而孟氏商業集團的 主要代表人物、有“東方第一商人”之稱的商業奇才孟洛川就是從周村起步發展的，他樹立了中國民族工商業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良好形象，是中華民族工商業成 功創業的典範和魯商文化的傑出代表。

孟洛川畫像（攝影：孫建） 

當時全國曾流傳一句民謠：“山西康百萬，山東袁子蘭，二位財神爺，抵不上一個孟洛川”。孟洛川是孟氏商業集團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使家族事業達到了鼎盛時期。

據不完全統計，從清初到解放前，孟氏商業集團先後在周村及其濟南、北京、天津、武漢、上海、哈爾濱、杭州等城市開辦了以祥字號為主的工商企業有106家以上。粗略統計，有綢布店56家，茶葉店20家，當鋪3家，錢莊6家，其餘20餘家。

清道光初年，章丘舊軍鎮孟硫瀚之四子孟傳珊舉行婚禮，娶本縣名門之女高即蕙為妻。高氏知書達禮聰明賢慧，並且非常 有心計，她為孟家帶來了重要的轉機。結婚後夫妻二人恩恩愛愛，日子過得順順噹噹。但孟傳珊無意仕進，比起三個兄長來，是顯得太沒有出息了。高氏苦勸無效 後，就根據他的特長，另勸他走經商實業之路。孟傳珊對經商早就很有興趣，只是苦於沒有機會，也不好開口跟父親和兄長們要錢。高氏於是拿出出嫁時帶來的私房 錢三千兩銀子，助他在周村擇地建房開設了萬蚨樣雜貨店，主要經營生活用品，如鍋、勺、鏊子及鐵製農具等。因為孟傳珊專心於業務經營，又以質優價廉取勝。使 買賣做得十分紅火。這時，周村大街北首路東一家布店倒閉。孟傳珊立即出資收購了過來，將兩處買賣並在一起，重建了店堂，增加了綢布零售業務。在嚴格管理 下，客戶越來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資金更加充盈。孟毓瀚死去以後，弟兄四人分家單過，孟傳珊自立堂號為矜恕堂，周村的商號從此名正言順成了個人的私產， 孟傳珊也就更加十分用心努力了，加上夫人高氏的協助和眾人的扶持，萬蚨祥逐漸成了一個大字號。孟傳珊在夫人指點下，抽調資金在濟南開設了第一家分號，即瑞 蚨祥布店，專門經營大批量白布業務。經過長時間市場分析，孟傳珊認為茶葉生意好作。經過周密計劃，他於1835年決定將業務方向改為以經營茶葉為主，並將 萬蚨祥更名為泉祥。

泉祥茶莊舊址（攝影：孫建） 

咸豐元年，中國近代歷史上著名的民族工商業巨子孟繼笙出世了。孟繼笙（1851-1939），字洛川（又作雒 川）。為孟傳珊第四個兒子。孟傳珊雖自己無意讀書仕進，對四個兒子卻仍寄予厚望，夫人高氏更是嚴厲督促他們用功讀書，將來好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然而， 孟洛川偏偏繼承了父親的天性，自幼雖聰慧過人，卻唯獨對讀書讀不進去。每逢隨父親到周村來，五光十色的商業街市和繁華的商業經營氛圍深深吸引了他，而且對 於謀畫籌算無師自通，小小年紀就特別鍾愛經營方面知識，父母再責罰也無濟於事，最後只得由他去了，其十幾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將他交給三伯父孟傳廷， 帶着他經常外出參加貿易往來活動，增長了他的商業閱歷和經驗。孟洛川確為商業奇才，僅僅幾年功夫，就對商業經營和管理之道爛熟於胸，並處理了幾件令長輩和 業人拍案叫絕的事情。年紀不大，便主持了矜恕堂的經營業務，憑着他的雄才大略和過人膽識，使矜恕堂很快在族業中異軍突起，並陸續兼併了其他堂號的產業，成 為舊軍孟氏工商業的主要代表。

享譽天下“八大祥” 

1959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出版的《北京瑞蚨祥》一書中明確指出祥字號的起源：“早在1800年以前，孟家就已經是山東第一大鎮——周村一家大字號的財東了。”

孟氏，是以官僚地主起家，而後轉向商業經營的，他們各家遍布全國的商號中，最顯著的特點是絕大多數字號中都帶有一 個“祥”字，故人稱祥字號。最初具有代表性的是謙祥益、元祥、萬蚨祥，阜祥、瑞生祥、泉祥、瑞林祥、春和祥，即享譽天下的八大祥，到後來各號及經營者有變 化，但經營主體變化不大，清代至民國，這八大祥在周村都有店鋪，有的還是母號。其中的主要祥字號代表就是從周村發家的，至今在周村大街上還保留着他們原來 的建築，可以領略到當年他們輝煌的風采，也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發展史上不可多得的老字號標本和博物館，成為商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物資料。

魯商素以“信守以德、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而著稱。“瑞蚨祥”的經營者孟洛川將其經營思想確立為“以德為本、以義 為先、以義致利”，樹立了“重信用、講禮儀、市價不二、童叟無欺”的企業形象；貨真價實、恪守信用、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也由此成為魯商文化的個性特徵。在 舊中國商業界流傳着這樣一句俗語：“學徒北京、上海，不到周村學不出來。”由此說明周村已經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經營理念和經營思想的重要發源地。

瑞蚨祥原總店（攝影：孫建） 

清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舊軍孟氏家族的一支——矜恕堂，在濟南古城內商業最繁華的芙蓉街開設了孟氏祥字 號的第一家分店，商號瑞蚨祥。取祥瑞之意，蚨字古意銅錢。據晉代《搜神記》記載，青蚨形似蟬，產卵必須依附着花草的葉子，即使被人偷偷地拿走了它的卵，不 管有多遠，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用母青蚨或者子青蚨的血塗錢各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這意思是說，錢 花出去，還能再飛回來，也就是生意永遠昌盛的象徵。把中國傳統文化中，與美好、幸福相關的字眼——祥瑞，置於代表周而復始的蚨字兩端。以此昭示天下，在金 銀往來的買賣間，承托着祥瑞的感恩與祝願。而這個由一對母子蚨組成的圖案，就是今天中華老字號北京瑞蚨祥綢布店的註冊商標。

清道光元年（1821年），瑞蚨祥在周村大街掛牌，1835年它的第一家分號——瑞蚨祥綢布店在濟南開 張，1876年當時年僅25歲的瑞蚨祥掌門人孟洛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華的商業區——大柵欄，投資8萬兩白銀，成立北京瑞蚨祥綢布店，並征服了京城的達 官顯貴，慈禧太后的壽袍、袁世凱的“皇服”都出自瑞蚨祥。直至解放前夕，從周村老街走出的瑞蚨祥布店仍是北京名氣最大的綢布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前夕，周恩來總理指定瑞蚨祥製作了第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詳細】 

瑞蚨祥店規（攝影：孫建） 

孟洛川善於經營，進貨注重質量,經常研究市場需求,不斷更新貨物品種;銷售做到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禮貌待客,服 務周到;用人注重能力,管理十分嚴格。各店號按旬報告,重大事項親自決定,從不假手於人。孟洛川不嗜煙酒,不喝茶,不修邊幅,食宿穿戴不甚講究。書房內不 擺書籍,閒暇以翻閱賬冊自娛。而對理財卻一絲不苟,錙銖必較。企業利潤按東七西三分配,購置修葺房產和設備從管理費中開支,不列資產,既不需東家投資,又 可成為東家財產;對代理人的使用不簽訂任何合同,隨時有被辭可能,因此被稱之為“水牌上經理”。他在涉足企業的最初20餘年間，生意有較大發展。1893 年(光緒十九年)和1896年，先後在北京大柵欄和煙臺開設“瑞蚨祥”，經營綢緞、洋貨、皮貨、百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前門一帶被焚，瑞蚨祥 成為一片瓦礫，不得不遷至北京天橋設攤營業。1903年，北京瑞蚨祥新營業樓落成。後又在北京增設瑞蚨祥鴻記綢緞店、西鴻記茶店、東鴻記茶店、鴻記新衣 莊。1904年（光緒三十年)，在青島設立瑞蚨祥緞店。次年，在天津增設瑞蚨祥鴻記緞店。1924年，濟南瑞蚨祥增設鴻記分店。所經營的瑞蚨祥、泉祥等 “祥”字號商號，遍布京、滬、津、濟、青、煙等大中城市。1900年資本總額約40萬兩銀子，到1927年時，年利潤即達300萬兩白銀。他除投資於企業 外，還廣置田宅。在章丘有田產2300餘畝，另在山東霑化、利津、泰安、萊蕪置有莊田。章丘之住宅為六進院落，前廳後樓、左右廂房共近100間。為當時中 國知名的民族商業資本家，京津及濟南等城市報紙皆以“金融巨頭”稱之。【詳細】

歷史的浮華已然散去，留下了一段段傳奇任由後人評說。然而，“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致利”的理念卻沉澱了下來，化作一種文化符號深深的印在了齊魯大地上，留在了魯商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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