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於邪教的脫教研究始於1982年。那時，我正深入關注一個組織，它已滲入我82歲祖母所居住的一家療養院內。該組織懷着不可告人的動機，把療養者們當作吸納對象，特別要求其成員作為付薪的專業工作人員應聘於這家療養院。

祖母令我意識到了這一狀況。通過與療養院的執行董事一起調查，我們找出工作人員中的該組織的成員，隨後，他們遭到解聘。這一個人經歷使我初步了解到世界上極端的宗教組織和邪教。接着，我便成為了一名反邪教的活動家和組織者。

那段時期，我被2個國家委員會任命為委員，並且後來應邀加入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一個社會服務機構，成為一名專業工作人員。在該機構期間，我經常遇到父母們帶着已成年的孩子，典型如大學生，到我的辦公室諮詢關於捲入極端組織或邪教。

通常，在我們聘請的心理學家和/或社工的配合下，我總是與（求助的）家庭成員一起工作，努力使人們擺脫更深地捲入邪教。那時，我幾乎不知這一干預過程被稱為“邪教的脫教”。

1980年代，我參與了大約100例對類邪教組織的干預。（求助）家庭成員通過前述社會服務機構，及一個聘請我的社區教育辦事處找到我，或者經由當地牧師，教育者及社區負責人介紹過來。

在此期間，我大部分工作是在猶太社區內開展，通過參與相關會議和專業交流，儘管工作量增加，但我開始意識到（存在）一個遍布美國的反邪教行動者和專業輔助者們的網絡。通過與那些做着基本相同工作的人們進行交流，我後來才知道，我正在進行的干預工作被稱為脫教。

瑪格麗特·辛格，這位常被稱為洗腦和邪教方面的重要專家[1]，把脫教定義為“向成員們提供邪教的信息，並向他們展示他們自我決定的能力已如何被奪走。”

經過多年實踐，與邪教成員分享信息，並向他們表明，邪教的勸化力量已經損害他們獨立判斷的思維，這一基本過程不斷得到完善和改進。事實上，“脫教”這一 名稱本身已成為某種表明政治錯誤的用語。今天，大多數從事於邪教干預工作的專業人士更喜歡以其他名稱來描述他們的工作。例如，“脫離諮詢”，“思想轉化咨 詢”，“系統干預治療”。許多人相信脫教僅指非自願的邪教干預工作。

儘管如此，瑪格麗特·辛格提出的這個定義簡單明了，也是對通過干預手段使人們擺脫邪教的一個最旗幟鮮明、最基本的認識。

美國已經不再對成人實施強制性邪教脫教了。在北美，只能對兒童的邪教成員實施強制性的干預（involuntary interventions）但必須在監護人的直接監督下進行。在上世紀70年代一個相對短暫的時期內，依照所謂託管的司法解釋，確實對成人實施強制性邪 教脫教，但其他任何合法干預都被取消了。

從1986年，我開始獨自工作，這意思是說，我以私人顧問和邪教干預專家的身份開始工作。過去24年間，我參與了幾百件干預工作，足跡遍及美國、加拿大、意大利、瑞典、英國、愛爾蘭和以色列。

我不斷發展、提煉我的干預方法。由於科技的提高和網絡的應用，辛格奠定的基礎依然有效，但在細節上已有很大改善。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干預期間主要是通過書籍、音像製品，以及與前成員的互動，來為邪教成員提供信息。

如今，互聯網、數字化光盤、流式視頻、電視會議以及其他技術手段直接影響着信息提供的過程。這些進步讓干預工作中的相關信息搜集整理變得容易了。這些年來，預備、陳述與交流的方法都獲得了很大提高。

本文希望用簡明的語言與您分享我方法的基本結構與內容，以便更好地理解並且推動邪教的干預工作。

預備階段

所有干預過程的第一步就是做好充分的預備。

當有關的家庭、夫婦或任何人聯繫我後，我必須評估現狀並把這些整理成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包括一個包含大約50個問題的初步問卷，涉及該邪教成員的背景、參與的過程以及對當下環境的關注點。

同時，我也特別注意為這份文件搜集那些與相關邪教和（或）其領袖相關的信息。

然後，通常還要進行一系列的電話諮詢。

在實施干預之前一天，還要專門開一個碰頭會。

在這個準備階段中，由家庭成員來確定，他們中間誰是參與干預的最佳人選。即，在家庭成員中，邪教成員最尊敬誰、最讚賞誰，和誰感情最好？這一預備過程中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要決定（家庭成員中）誰來加盟干預小組。

在確定和組成小組之後，碰頭會通常還要討論以下問題：

·要遵守哪些規則？

·參與的界限和範圍？

·每位家庭成員或朋友將擔當什麼角色？

·他們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

·干預過程怎麼開始、進行和最後結束？

每位家人和朋友的基本角色都集中在達到兩個目標上面。這兩個目標是：

1、確保那位參與邪教的人有所依賴。即，通過營造一種早就形成的對他的支持並且從來就是信任和理解他的氛圍，而防止他中途離開。簡單說就是，邪教成員並 非為了我才參與干預，我完全是一個陌生人。不過邪教成員將一直得到家庭、朋友以及其他相關方面的尊重。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任何對一個成人實施的干預都必 須以自願為基礎並得到他們的贊同與合作。在預備階段要預想可能的方案或潛在的情況。比如，他突然生氣，打算離開。這種情況如何處置？誰是說服他留下來不要 離開的最佳人選？

2、與我一起參與工作的家人和朋友同時也提供一手的目擊證據。即，他們近來看到了哪些引起他們注意的行為？在一個干預過程中，在不同的時期，一位邪教成員可能會矢口否認。既然我無法直接觀察到發生了什麼，那我就依靠在場的家人或朋友來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們還必須討論和確定我們的任務。

干預專家的角色或任務是什麼？

什麼時候家人和朋友提出他們的意見、證據和關切最好？

我通常建議這個家庭允許我來提供主要信息，引導並推進討論。

干預階段

普通的邪教干預需要三到四天，不包括路上和準備時間。

就是說總共約24到32個工時，每天8個。

我用的時間越多，邪教成員越容易離開他們的組織。

我的干預工作，約有75%是成功的。就是說，被干預的成員在結束的時候決定離開所在的邪教。

我多數的失敗則發生在干預的第一天或24小時內。

也有極少數成員在我和他們相處了3到4天后選擇繼續留在邪教中。

總的來說，我花的時間越多，干預的成功性就越大。

每次干預都是一次不斷進行的對話或討論。在這樣一個討論中，出席的每個人表達他們的感想、觀察和看法。我的任務是導引和推進這個討論，通常把注意力導引和聚集到一些明確的關點上。

要完成一個有效的和有望成功的干預，有四個基本討論板塊或領域十分重要。

這四個討論版塊是：

1、破壞性膜拜團體的定義是什麼？

2、思想改造或轉化是怎樣起作用的？

3、引起關注的團體或領袖的發展歷史是什麼？

4、家庭的關注是什麼？

第一個版塊討論：破壞性膜拜團體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專門討論破壞性膜拜團體定義的版塊是基於心理學家羅伯特·簡·里夫頓（Robert Jay Lifton）所提供的概念[2]預設。里夫頓的概念簡潔客觀，主要基於群體的行為而不是他們的信仰。里夫頓陳述了“膜拜團體可以通過三個特色來辨識”。

1、當最初維繫群體的普遍原則失去力量時，一個具有克里斯瑪魅力的領導人就逐漸成為崇拜的偶像。

2、一個稱之為轉化或者思想改造的歷程。

3、領導人或統治小團體對信眾的經濟、性和其他剝削。

從本質上看，第一個標準可以被視為組織是由人格驅動的。也就是說，組織是被一個活着的極權領袖定義的。他或她是組織的核心和驅動力。他或她言出法隨，認 為對的就是對的，認為錯的就是錯的。組織的信眾最終放棄了自己許多有價值的判斷能力，只因為這些判斷和領袖的不同。我們可以從那些特定的干涉案例中看到歷 史上的膜拜團體領袖們和他們的個人權力。

舉例來說，眾所周知的團體領袖吉姆·瓊斯[3]（Jim Jones），大衛·考雷什[4]（David Koresh），麻原彰晃[5]（Shoko Asahara）和查理·曼森[6]（Charles Manson）都可以驗證此點。考察的目的就是建立一條主線和歷史基礎，藉以理解是什麼或是誰造就了破壞性膜拜團體的領袖。

DVD的內容可以展示這些組織領袖的發家史。

其後我們就可以就這些處於干涉核心的特定領袖們展開討論，他們在某些方面和現存的宗教定義和歷史案例有相通之處。討論可以集中在如果真有一種責任存在， 那麼是什麼限制或監督領袖的權力呢？就他或她的影響力有明確的界限嗎？領袖是否不會犯錯？領袖是否能夠遭到認真得質疑或反駁？如果領袖能確實地被質疑，反 駁或證明錯誤嗎，那麼具體案例有哪些？

關於思想改造我們可以做某種簡單的觀察，比如證明缺乏獨立和個體思考的行為模式研究。

我們可以假定一種觀點：團體的成員一直在做些不符合他們個人利益，但是卻符合團體最佳利益的事情。

最後一個標準是團體的危害性及其向破壞性膜拜團體德演變。其程度依團體的不同而變化。

一些團體可能比其他團體更具破壞性。討論集中在我們涉及的團體所造成的具體迫害。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以前出版的新聞報道，法庭文件和其他來源的資料等文 獻來建立一種基於史實的不平等和迫害的模式。此外，家庭成員和其他被牽扯到改造中的人也可以提供他們的意見。我們可以再一次發現在歷史上的破壞性膜拜團體 和現在討論的團體之間有許多相似點。

第二個討論版塊：思想改造或轉化是怎樣起作用的？

關於思想改造或轉化技術的討論是基於羅伯特·簡·里夫頓[7]（Robert Jay Lifton），心理學家瑪格麗特·辛格[8]（Margaret Singer）, 社會學家理查德·奧謝[9]（Richard Ofshe）和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恰爾蒂尼[10]的著作。這些專家的著作構成了討論的基礎。在奧謝的文章“轉化和態度變化”中，他提供了四個關鍵要素來 區分轉化和其他訓練和社會方案。

1、依靠對一個人自我意識劇烈的人際和心理衝擊來提高順從感。

2、使用有組織的同性質膜拜團隊。

3、利用人際壓力來促進服從感。

4、操控某人的全部社會環境來固化被改造的行為。

這些膜拜團體的基本要素因而可以按照李夫頓（Lifton）的8條標準來梳理和展開。這8條標準是李夫頓在他《洗腦與極權主義心理學》一書中提出的，用來確立一個洗腦計劃的本質。

1、“環境控制”，奧謝把這解說為對環境和交流的控制。

2、“神秘主義操控”，奧謝把這解說為一種情感和行為操控，在膜拜團體信仰和實踐的偽裝下完成。

3、“對純淨性的要求”，或者按奧謝的解說，要求對來自或由膜拜團體意識形態規定的行為絕對服從。

4、“懺悔的膜拜儀式”，奧謝把這個看作對個人或團體懺悔的一種偏執要求，最終會把個體成員變得完全脆弱、透明，沒有一點兒個人隱私。

5、“神聖的科學”，奧謝把這解說為承認膜拜團體的意識形態是完美、無瑕疵的，或按李夫頓的說法，人類生存秩序的終極版本。

6、“語言攙假”，李夫頓把這解釋為對語言的操控，特點是一些無思想的陳腐主題，代替了批判和分析的思想。

7、“教義高於人格”，李夫頓進一步把這描述為通過膜拜團體教義的透鏡和措辭對人類經驗和情感的重釋。

8、“對生活方式的分派”，李夫頓把這看作對——那些不把膜拜團體教義看作低級和不值得尊重的人——的分類。

強制說服或轉變思想與其他說服形式（比如教育、廣告、宣傳和傳授）是有所區別的。

辛格瑪格麗特·辛格繪製出了一個表格，將這些區別分門別類列在這個表格中，比如：知識體系的側重點，交流的引導與範圍，應變的能力，信念的結構，親屬關係的類型，欺騙，知識的廣度，容忍度與方法。

思想轉化是一種與其他說服方式不同的特別的說服形式，可以被看作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與故意欺騙，為了澄清這一點，討論這些區別很重要。

辛格在她的表格中擴展了埃德加·夏恩（Edgar Schein）提出的強制說服的三階段論。埃德加·夏恩是說服技巧的倡導者和專家，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他描畫了強制說服的過程和三個步驟：

1、“解凍”，或如辛格辛格所述，“動搖個人的自我意識”。這一過程包括“使他意識不到正在發生和變化的東西。控制他的時間，如果可能的話，控制他的物理環境。製造一種氛圍，讓他感到自己處在一個無力的隱秘處，既可怕又離不開它。儘量壓制他的以前的行為和態度。”

2、“轉變”，或按辛格辛格的說法，“讓這個人對自己生命歷程做出徹底的重新解釋，從根本上改變他的世界觀，使他接受關於現實和因果關係的一種全新版本。”

3、“再凍”，或按辛格辛格的解釋，“提出一種封閉的邏輯系統；不允許現實的錄入或批評”。其最高境界是辛格辛格所描繪的那樣，讓一個人冷凍或“對組織……對一個用得上的助手產生依賴感。”。

可以播放一些紀實性的DVD，來證明這些說服技巧是怎樣發生作用的。

其中可以包括有關邪教的新聞報道，以證明它們的內在行為方式，同時也探索通過諸如催眠，痴迷，感應，冥想，瑜伽，唱歌以及各種不斷重複的生理訓練來獲得一種易受影響的狀態。

人們是如何通過被支配的偶像、間接的暗示、同輩的壓力、規範的行為以及情緒的掌控而操縱這種易受影響的狀態？

應當集中討論的是，這些標準和說服技巧在有關邪教中又是如何得到具體運用的？

那些加入到干預活動中來也會提供他們關於邪教具體運用執行這些標準的。

同時還要評估各種感化技巧。

這種討論基於羅伯特·恰爾蒂尼（Robert Cialdini）的作品《感化》一書，他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提出了所謂的“感化六原理”：

1、“互利原則”，要求人有所施，我有所報。辛格辛格解釋說，這條有可能被邪教歪曲。即，邪教提供某種安全感、拯救感、幸福感和愛的感受，但也希望它的皈依者回報以絕對的順從。

2、“委身與堅守”，想要通過語言、信仰、態度和行為來表達堅定不移的立場，而這種立場是社會所珍重的。辛格辛格解釋說，一個邪教完全可以把這一條規則顛倒過來，一旦他們對組織承諾的義務責任的堅守出現偏差，該組織就讓他們產生罪責感。

3、“社會的證明”，這種方法通過觀察周圍其他人相信什麼是正確的，以決定什麼是正確的。辛格辛格解釋說，在邪教的環境中，“你環顧四周，你將看到人們 行為與眾不同。你會模仿你所親眼目睹的一切，認定這些行為是得體、優雅和人們所希望的”。辛格辛格還進一步說，在邪教環境中，這一條可以被用來激發順從 感。

4、“偏愛”，人們傾向於贊同他熟悉和喜愛的人。不過正如辛格所說，一個邪教組織里的新人可能成為貌似無條件的愛的目標，這通常 被稱作“愛的狂轟濫炸”。這讓新成員感到他們是受歡迎和被愛的，這也使他們喜愛組織中的其他人。於是他們感到，既然他們喜愛這些人，他們就應該順從這些人 的關切、建議，變得俯首帖耳。

5、“權威”，順從權威人物的召喚是社會中一股強大的力量。辛格解釋說，這種尊重權威的傾向很容易被用於宣稱擁有高級知識，威能和特殊的使命的邪教領袖。邪教成員把邪教領袖當做終極權威了。

6、“匱乏”，在機遇匱乏的時候，一旦機遇出現，人們就會格外珍視。辛格說，邪教成員可能被告知，如果沒有團體，他們將失去無憂無慮的生活，失去無限的 知識和福佑；在變化多端是世界上迷失方向，喪失按時回家的能力;或者，喪失該組織所提供的一切貌似很重要的東西。該組織還可以通過宣稱自己的唯一性，即， 沒有任何別的組織可以提供相同或同等的達到圓滿道路，而把這個原則效果放大了極限。

我們要再次集中討論，某個特定的邪教是如何具體實施這些原則或感化原理的。

至此，我們應該評估一下邪教的文獻，它們也是邪教運用這些原則是領域。參與干預活動人們也應提供他們與邪教及其領袖接觸的一手經驗，而這些經驗也是通過實例說明邪教是如何運用這些原則的。

討論的第三板塊：邪教組織或其領袖的有什麼獨特來歷？

在這裡，應當考察一下有關邪教組織。

它有着怎樣的獨特歷史？

其領袖或領袖們的背景和個人歷史是怎樣的？

此處的目的是集中討論任何邪教組織及（或）其領袖向其成員所隱藏的東西。

而且，有哪些發生過的事件，可能會被邪教組織歪曲解釋或宣傳？

由於可以從互聯網獲得相關信息，這一過程自然容易多了。

各種關於邪教及（或）其領袖的材料如今已是汗牛充棟，如今都可以討論。

現在，與邪教及（或）其領袖明確相關的各種剪報、歷史文獻、法庭檔案、電視新聞報道或紀錄片，都可以加以討論。

在此，反覆討論越來越集中在家庭成員是怎樣看待這類組織的歷史和個體的參與的。他們可能會補充在他們看來是對這種組織值得注意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額 外重要。這一過程為邪教成員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在受到控制的環境之外，去評估並批判性地考察該組織及其歷史。這對邪教成員來說，可能是首次有了一 個外部的參考框架，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第四塊討論：家庭成員的具體關切是什麼？

在這個環節，家庭成員和有關人士注重表述的是他們為什麼覺得階段介入並對此展開討論是重要的。他們根據其親身的觀察來詳細解釋，為什麼參與這種組織對他 們來說是有問題的，甚至使他們感到一種潛在的不安和危險。例如，關注的領域可能包括這類組織的資金需求、減少和緊張的通信、越來越多的隔離、不符合標準的 生活條件、醫療疏忽、非法行為、性虐待、兒童虐待和忽視，現在或潛在的暴力以及明顯增長的個體的心理和情緒的不穩定。

每個參加者都在 這裡提供了他們自己的觀點。一些軼事的例子能夠說明這些關注的問題是如何顯現出來的。這時往往是干預期間最不穩定，最困難和最情緒化的階段。在這一過程 中，我主要是集中關注這類組織是怎樣可能已經造成或加劇個人問題和處境。例如，干預可能會因破壞性膜拜團體參與而爆發的某種特別危機而引發。這種危機可能 是待處理的分居或離婚，個人破產，嚴重而又得不到及時治療的疾病，或是一些預期的同破壞性膜拜團體相關的法律情況等。

個案

接下來是一些最近在美國和加拿大發生的涉及干預的具體案例。其中包括兩個成功的案例，一個的結果是好壞參半，另外一個則以失敗告終。

特里卡研究所（The Trika Institute）

一位丈夫向我求助，說是擔心他的妻子陷入一個新東方團體。這個團體名叫“特里卡研究所”，位於加利福 尼亞州的伯克利這對夫妻已經結婚十幾年，並育有兩個年齡分別為七歲和九歲的孩子。39歲的妻子加入這一團體已經近兩年。她擁有碩士學位，曾在一個私營企業 里擔任營銷經理。然而，為了撫養他們的兩個孩子，她不得不放棄工作，成為一個全職太太。這最終模糊了妻子的個體身份並導致了她自尊感的降低。

最初，她是在一個朋友的鼓勵下，參加了“特里卡研究所”的瑜伽課程。起初，她僅是希望通過定期的運動來保持良好的體型，而並不知道特里卡研究所是一個宗 教團體。但是隨着課程的進行，特里卡研究所已經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並非一個簡單的鍛煉場所，而是有着精神領袖和獨特信仰體系的組織。該組織的成員表現出極 度地尊重和熱愛他們的大師帕特里·克羅男，他也被“Dharmanidhi Sarasvati”。克羅男除了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特里卡研究所外，他在泰國也維持着一間機構。妻子持續不斷地參與終於導致了家庭危機的爆發。由於她不斷 增加在這一機構的承諾和時間，年幼的孩子被忽視。最終，在經過多次激烈的爭吵後，夫妻兩人分居。妻子搬出家，住進接納Trika成員的一所公寓。

在了解完情況後，我讓丈夫不要再計較他的妻子已經加入特里卡研究所，並對之前所做的任何憤怒的對峙感到內疚，以清除任何影響他們未來對話的不利因素。他 這樣做了幾周以後，夫妻之間的摩擦消失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變的越來越友好。他們倆雖然還在分居，但同意一家人一起到夏威夷過聖誕節。當他們從夏威夷返回 後，丈夫請求我立即飛往加利福尼亞進行干預。他的妻子曾建議他安排在1月1日，不過，到那時她將搬到一個控制更嚴的居所。我立即飛往加利福尼亞開展我的工 作。當我到達後，我會見了丈夫以及妻子一方的家庭成員，包括妻子的父母和她的哥哥，他們也是干預團隊中的一員。我指導他們應該根據各自所參與的環節認識 到，那些話應該說，那些話不應該說。家庭成員應該提供他們第一手的觀察所見，但不應去爭論、指責或者是進行無用的對抗。我們還討論了誰是最重要的情感引 力，能不讓妻子離開。此外，我們還討論和排練如何處理突發的事情，比如妻子突然切斷干預或是離開。

我還同家庭成員一起審查了，在早先 時間我們已經排練過的主要談話環節。他們也提問了一些諸如我們的時間安排、休息、飲食以及在干預期間的每天晚上應該做什麼等問題。在干預開始前的一天，我 們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準備。計劃已經制定到位，丈夫要求妻子在他出席一個商務會議期間回家來照看孩子。當妻子回家後，我和他的父母、兄長已經等候她，孩子則 被鄰居照看。

妻子立即認識到這是一次家庭干預，她最初表現的非常憤怒，並拒絕參加，直接奔向車庫。她的父母趕緊追上她，請求她回來解 決問題。半個小時以後，她終於重新踏入房間。這時，丈夫把我介紹成是一名有利於會談並能提供專家意見的顧問。妻子詢問了我的背景、經歷以及會談的目的等問 題。我解釋說這次干預的目的是為了分享消息，以便能夠介紹一種可供選擇的觀點、意見並對之進行解釋。在場的每個人都一再強調指出，無論最終的決定是分居、 離婚或是繼續同這一組織在一起，都將由她自行決定。我們希望她在做出決定時，也能考慮當前的一些相關研究，以及我們所能分享的信息和討論。我談到多年來我 處理類似特里卡研究所這些有爭議的團體和運動的一些經驗，接着我指出我已經研讀了涉及這個機構及其領導人的歷史、結構、活動和目的等問題的材料。我最後告 訴妻子，一個沒有什麼去隱瞞的機構就沒有理由去恐懼審查。到這時，妻子才同意留下並加入進來。

在干預的第一天，我們討論了一組問題， 包括前文所列舉的四個討論環節的每一項。我們談到了破壞性膜拜團體的定義，思想變化的過程；討論了這一組織的歷史，以及這個家庭所關心的問題。在第一天， 我們整整用了八個小時來討論和評述。第一天結束後，我希望妻子在第二天能繼續和我們見面。我也希望她不拒絕我任何方法和形式同與特里卡研究所相關的人保持 聯繫。這些形式具體包括電子郵件，短信，電話或其他形式的溝通。我還解釋說不會打斷她在Trika的訓練，同樣也希望特里卡研究所不要打斷我們之間的討 論。隨後家人根據他們的觀察說，她對所提供信息的反應均是她自發的、自己的想法，並沒有看出受到來自這一團體的影響。但是，妻子再次出現了情緒爆發，她變 得憤怒並攻擊她的父母和丈夫，指責他們干預她的生活並試圖控制她。在這時，她的兄長站了出來，並講了他的感受。他說目前的情況在他看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他才拋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開車幾個小時來參加這次干預。這立即讓妻子再次感受到家人所關注問題的重要性。於是，她同意在第二天的早上繼續討論，不再與特 里卡研究所聯繫或是受它的干擾，而是決定留在家裡過夜。

在丈夫送我回賓館的路上，我們又重新明確了前一天的指令。這就是，在我們第二 天會合前，任何人都不應再討論這個組織或是與其相關的話題。只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因我不在而有可能出現的爭執。第二天的早上，我們繼續討論。這一天我們集中 在更加深入地討論破壞性膜拜團體的定義。我們的談話經常集中在類似破壞性膜拜團體的行為、動態、結構等方面，以及是如何被特里卡研究所和它的領導者克羅男 所排列實施的。以這些準則為基礎，我們又審視討論了由丈夫所複印的這一機構的一些出版物和成員之間的一些通信郵件。我們還觀看了一部DVD紀錄片，是關於 一個眾所周知的破壞性膜拜團體的歷史記錄，其中包括許多前成員的評述。以上就是我們在第二天所進行的活動。在我們第二天結束時，妻子似乎很好奇，問了一些 關於這次干預的問題，即沒有生氣也沒有爭論。她答應不管有任何困難都會參加第三天的會見。

在第三天，我們深入討論了採取強制說服進行 思想改造的過程。這次討論包括研讀先前列舉的李夫頓、辛格、奧謝、夏恩和恰爾蒂尼等人的研究資料，並以此作為談話要點的基礎。在這一過程中，再次涉及到把 Trika有相似之處的內部行動和實踐看作平行的例子，來進行技術上的比較。在第三天結束時，我們觀看了另外一部DVD紀錄片，這部紀錄片主要集中討論心 理和情緒的操縱問題，包括恍惚誘導及相關冥想技巧，催眠以及間接指令的使用。改變意識狀態就是特里卡研究所所主要關注的。我們討論了個體的暗示性和脆弱 性，而這種經歷會改變意識的狀態。在第三天做總結時，妻子似乎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儘管對我們揭露的信息也深感不安。她與她的家人特別是與他的丈夫在一起輕 鬆了許多。沒有任何猶豫，她同意繼續第四天的會談。

在第四天，我們深入討論了特里卡研究所以及它的領導人帕特里·克羅男的歷史。我們 一起審讀了由她丈夫複印的這一機構的文件，所公布的報表，房地產的記錄以及克羅男和他追隨者之前的私人信件。一種開發模式開始出現。據稱這一組織有一個慈 善的目的並致力於改善人生存的條件。然而，很顯然，大師通過犧牲他的追隨者而過着安逸和奢華的生活。這可以通過相關文獻、在泰國的合作團體的居住安排以及 克羅男通過電子郵件持續提出的個人要求等得到明顯的體現。所有這些都幾乎不能反映“無我”和“開明”的存在，體現出來的恰恰是一個自私的機會主義者。我們 還觀看了另外一些揭露這些類似膜拜組織領導者行為的DVD。在此期間，家人一再插話來訴說它們對這一組織的觀察以及對他妻子生活的影響。在第四天快要結束 時，妻子表現的非常安靜並最終哭了出來，她請求她的家人原諒她的“愚蠢”。在這時我插話說，當這一組織用欺騙的方式招募她並對她施以操縱時，她不可能對這 一組織給出實事求是地評價。

這一組織及其領導者究竟如何？

他們應該對他們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呢？

難道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不應該得到指責嗎？

之後，我們繼續討論並跟進輔導，此外還利用在加利福尼亞的各種資源為她的不斷覺醒提供幫助。對那裡的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鼓舞而又高興的結果。 丈夫和妻子之間得到和解，她沒有再與這一集團以任何方式進行接觸。當然她也曾因擔心可能受到這一組織對她或她的家人進行打擾，而在之後同我保持聯繫。

神的號角（Trumpet Call of God）

她是一位30歲的網站設計者，項目經理，是一個已婚的媽媽，育有兩個孩子，一個6歲，一個兩歲；但她卻開始陷入一個名叫“神的號角”的網絡宗教組織。該組織包括20至30名完全通過互聯網進行聯絡的積極成員。

組織的領導人——斯彼得·蒂莫西·拉思本（Speed Timothy Rathbun）宣稱，他直接從上帝那兒得到啟示。這些啟示被轉換成“來自上帝的信”的形式，並通過拉思本來發布。該組織幾乎全部在網上通過使用通信電話 會議，頻繁的電子郵件以及網站留言板來進行聯絡；成員遍布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拉思本親自在位於內布拉斯加州的家中來經營這一組織。給“神的號角”所 做的捐獻主要是通過互聯網進行。

在她的丈夫和家人聯繫我之前，這位居住在加拿大的年輕媽媽已經加入這一組織兩年了。這時她剛剛告訴她 的父母和兄弟，基於她的信仰，她將終止與他們聯繫。她10年的婚姻生活也變得越來越緊張，儘管她仍然與丈夫住在一起。我是應她父母之邀來進行此次干預，這 也得到她丈夫的支持。

準備會這一天集合了所有的家庭成員。正像在前面案例中所講的那樣，準備會是用來解釋和討論我們各自的角色以及可能的合理預期。第二天，年輕女子回父母家進行一個特別的探望，在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了分享她的信仰，並解釋她先前為何決定與家人切斷聯繫。

我的存在讓她感到十分意外。她同樣也不希望他的哥哥、嫂子以及丈夫在場。家裡的所有電話和網絡接口都被切斷。在經過幾個小時的談話後，年輕女子變得明顯 激動並稱這是對她信仰的“攻擊”。我向她保證說，在場的每一個人都不希望批評她的基督教信仰，而是針對這個組織和它的領導者的行為。隨後，她慢慢冷靜下 來。

第一天的討論幾乎持續了8個小時，在結束時，年輕女子同意在家裡過夜，並將她的手機關機後交給她媽媽保管。我們也要求她不要再嘗試同這一組織的任何成員進行聯繫或通話。在丈夫和家人的催促下，她答應了這些要求。

我們花了一整體的時間來討論破壞性膜拜團體的定義，它的歷史以及如此眾多的以“聖經為基礎”的破壞性膜拜團體。並將這些團體與“神的號角”進行橫向比 較。例如，討論了大衛考雷什和威克大衛教派，考雷什也曾宣稱在神那兒得到特殊的啟示。吉姆·瓊斯有歪曲聖經的嗜好，並以此來操縱他的追隨者。我們還討論了 瓊斯鎮和在考雷什之後的所謂的“大衛教”的一些細節。

第二天是用來測試檢驗思想改造和強制性說服技巧，特別是那些以“聖經為基礎”的 破壞性膜拜團體所可能採用的。有關“大衛教”和“瓊斯鎮”的記錄片也得到觀看和討論。此外，我們還討論了這些組織的一個典型特點是缺乏財務透明度和問責 制。也就是說，沒有其他人，只有領導者才能知道這些錢最終去了那裡。緊接者，一份由家人委託所做的私人偵探報告得到評閱。這份報告包括了拉思本的房產目 錄，公司的記錄和他最近宣布的收入，這一數目是非常巨大的。所有這些信息都直接違背了拉思本曾經給組織成員的話以及他一再宣稱不是被金錢所驅動的承諾。

在最後一天，家庭的每位成員都分享了他們對這一組織的具體關切，以及它是如何影響到年輕女子的行為。她的父母表示，當得知女兒要與他們切斷聯繫後，他們 感到非常的悲痛。他們說無論女兒信仰什麼，他們都會永遠愛她；只是不明白為什么女兒決定與他們切斷聯繫。他的哥哥談到幾個月來都沒有她的任何信息，他是多 麼想念他的妹妹。他的丈夫則說，妻子向這一組織所做的曾諾似乎是要取代任何其他實際的考慮，包括她的婚姻和照顧子女。

在最後兩天，年輕女子越用越多地問到關鍵問題。到第三天，她開始揭露一些有關這一組織的不為認知的關 鍵信息。她談到在這一組織中有婚姻關係的其他人也都忽略了他們的孩子。這位年輕的女子還透露，一位特別虔誠的成員最終被迫宣布破產，她懷疑其中部分的原因 在於他向這一組織進行了過度的捐贈。

這些披露所提供的證據表明，這一組織的影響和控制正在衰落。

最後，這位年輕婦女關注的是如何警示他人不要捲入這個組織。

我們討論了通過羅斯研究所的留言板分享信息，以及是否有可能通過它聯繫剛剛加入組織的人。

年輕婦女最終完全脫離了上帝之聲（Trumpet Call of God）

法輪功

一位36歲的有4個10歲以下孩子的已婚母親通過好友加入了法輪功。

起初，她將該組織視為鍛煉與求得身體健康的一個機會。

但逐漸地，法輪功操縱了她的心智，並深刻影響到其宗教信仰。

這位年輕的母親出身正統猶太教背景，她的整個家族都虔信著名的猶太哈西德教派，他們謹遵嚴格的飲食規則、安息日、服飾要求，以及男女間適宜的關係。

她的丈夫和家人發現她竟捲入了法輪功，深感震驚，自然認為這與家庭長期堅守的傳統以及珍貴的宗教信仰相矛盾。

一個周四的上午，我參加了預備會。我們這個預備會是在在她哥哥家舉行，因為家人一致同意在此過安息日，安息日是從周五日落持續到周六日落。

正統的猶太教守安息日，期間禁止使用任何電子器械，也禁止任何形式出行。我們認為最加干預時間就是在安息日期間的私人家裡面，因為安息日固有的嚴格規約使之無法與外界法輪功成員聯繫。

出席預備會的有年輕女子的父母、丈夫和兄長。父母專程從佛羅里達飛抵新澤西共同實施這種干預。

令在場的每個人都深感憂慮的是，如若她繼續捲入法輪功，離婚和對子女監護權的爭鬥就在所難免。

周五日落之前，我到了她兄長的家。她的家人介紹我為專家和顧問。我們舒適地坐在一間小房間裡，開始討論。

我扼要介紹了我的背景和此次聚會的目的。

她傷感地問家人何必如此，認為法輪功是“無害”和“良性”的組織。

每個家庭成員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

她的父母認為，他們有悠久的猶太教信仰傳統，不明白女兒為何背棄這一傳統，放棄她作為猶太母親的角色？

哥哥對她的選擇也深表沮喪，他說，多年來，姐姐對猶太教虔敬不渝。

丈夫的言辭最為尖銳，他一再強調，他們舉辦了猶太教傳統的婚禮，雙方均在“耶和華面前”承諾要構築一個猶太家庭，兌現“神的誡命”。他斷言妻子違背了誓言，無視承諾。

妻子一再向大家保證，法輪功並非一種宗教選擇，而是一種活動。

她還宣稱，她的婚姻一直存有問題，並潸然淚下。

家人反駁說，沒有一樁婚姻是完美的，倒是在她參與法輪功之前，她的婚姻幸福美滿。

顯然，這位年輕女子與另一位法輪功參與者發展了一段浪漫的愛戀。

她的丈夫質問他們的關係是否已親密無間，是否已不忠。

妻子堅持說雖然彼此間有感情，但並未發生性關係。

第一晚的會談結束之際，我們約好次日再談。

安息日規定禁止電話或任何電子通訊，就沒有必要再要求她承諾不與法輪功組織聯繫。屋裡一重歸寂靜。

次日清晨，我們集中討論了邪教的定義、法輪功是否符合這一範疇。

我們提及“李大師”的角色，他超自然主張，及其組織的行為方式。

我們還討論了法輪功的坐禪和催眠。

難道法輪功鼓勵意識的轉換狀態？

一些組織的練習是一種自我催眠？

如何測量基於情感的主觀結果？

除了道聽途說的故事外，法輪功還有創造了別的什麼可以擁科學檢驗的東西？

李洪志如何證明具有超自然的神力？

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一直持續到下午。臨近日落，年輕女子指出，猶太教的超自然力量同樣也無法加以證實。

難道聖經的奇蹟真的發生過？

摩西分開了紅海？

還有諾亞方舟？

聖經中的描述當真是一種歷史？

於是，我追問年輕女子，她的言外之意是法輪功聲稱的超自然力是基於信仰的宗教說教？

她未輕易做出答覆。

我抓住這一點，有意問她是否認為李洪志的主張是一種宗教的主張。如若它們是宗教的主張，何以能同時信奉兩種宗教體系？

我們還討論了李大師的種族主義言論。

她再次解釋了李洪志的種族主義言論，其中包含有一種由分配給各種族許多神靈組成的宇宙觀。

我再次指出同時秉持兩種信仰體系是不可能的，尤其當它們彼此矛盾時更是如此。也就是說，一方面猶太教是一神信仰，而法輪功不是。

她何以可以同時信奉這兩種有衝突性的信仰體系？

至日落時分，她似乎已經無計可施。

該年輕女子堅持認為修煉法輪功與宗教信仰並無衝突。

她向丈夫和家人保證，她的孩子會成長在一個“猶太家庭”。

我於是再次重申，一神教是猶太教因而也是猶太家庭最顯著特徵。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年輕女子拒絕進一步討論，說我們的討論已告結束。

最後，每個人都同意尊重她的意願，結束干預活動，但覺得夫妻倆應去做婚姻諮詢。

年輕女子也表態完全終止參加法輪功，斷絕與任何法輪功成員的聯繫。

喀巴拉中心

紐約的一個猶太家庭在時隔15年後決定退出一個頗有爭議稱做“喀巴拉中心”的組織。該組織由拉比菲利普·伯格領導，他的妻子叫卡倫，還有兒子邁克爾和耶胡達。喀巴拉中心不被主流猶太教所接受，也未受到喀巴拉社區學者的信賴。

相反，喀巴拉中心經常被指責為“邪教”

當父母在還是組織成員時，撫養了三個孩子。他們脫離組織時，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很樂意離開，但是大姐表示反對，她堅持認為父母脫離組織是錯誤之舉。

我受託對仍留在組織的21歲的女兒進行干預。

我們開了多次預備會。最後一次預備會是在波士頓，她的父母、姑姑、叔叔，以及一位來自倫敦的前喀巴拉中心的成員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籌備上，我們確信女兒對叔叔最有親和力，一年多來，父母對女兒繼續參與組織有過無數次的爭執，但叔叔對喀巴拉中心從未有過過份的指摘。

我們討論了干預期間阻止與組織成員聯繫的重要性。

我們指望女兒與她的姑姑在波士頓賓館同住一個房間，在這間房間裡開展干預活動。

父母則住進同一樓層的另一房間。

次日早晨會談開始後不久，年輕女子大發雷霆。她生氣父母沒有事先向她申明此次的會談。我解釋說這是我的決定，是考慮到喀巴拉中心的影響和潛在的干擾。

她感到非常難以接受，衝出了房間。

她的叔叔追到了大廳，最後說服她回到了房間。

有一位來自倫敦的前喀巴拉中心成員分享了她的經驗。她曾經是一名職員，工資微薄，不足以承擔食宿，沒有健康保險等固定保障。

這位前成員解釋了像她一樣的員工如何受領導人盤剝。她還披露了作為內幕人士，由於伯格極端獨裁的領導作風所忍受的粗暴待遇。

我們討論了邪教的定義，以及喀巴拉中心符合哪一具體標準。

隨後進行了大量討論，尤其是關於思想改造和強制說服的技巧。

父母和前成員不失時機地現身說法，以其個人回憶和經驗，披露其如何運用這種強制說服技巧的。

討論持續了一整天，期間，女兒時不時會暴怒，離開房間。

她的叔叔會盡責地跟着她出去，長時間在大廳與她交談，最後他們又會回到房間。

如此，持續了三次。

最後，在長達間歇被打斷的8小時討論後，我們結束了會談。

但女兒拒絕與姑姑或其他任何人呆在賓館。她最終同意呆在波士頓的叔叔家。

我們商量好次日早晨再談。她同意不再與喀巴拉中心有任何聯繫。

次日早晨她走了。

他的叔叔送兩個孩子上學，將她單獨留在了房間。

顯而易見，叔叔離開後不久，她就與喀巴拉中心取得了聯繫並逃之夭夭。

隨後的幾個月，她拒絕與家人見面，與組織成員生活在了一起。

結論

希望我的干預/脫教法有助於對這一過程更好領悟。

作為一種干預手段，脫教是一種打破邪教編程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它在美國已成功運作了30多年。

正如案例所示，這一過程困難重重，並不總能如願以償。

我希望，通過共同努合作，比較和分享我們的經驗知識和信息，我們就能更好地服務於個人和家庭免受邪教的荼毒。

附註：
[1]“瑪格麗特·辛格，一位洗腦和邪教方面的重要專家，82歲逝世” Anahad O’Connor，《紐約時報》2003年12月7日。
[2]"Cult Formation" th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February 1981 by Robert Jay Lifton
[3]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jonestown.html
[4]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culteducation.com/waco.html
[5]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asahara.html
[6]Ross Institute bio located at http://www.culteducation.com/manson.html
[7]"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by Robert Jay Lift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8]“Cults in Our Midst”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5
[9]“Coercive Persuasion and Attitude Change”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ume 1,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0]“Influence” Robert B. Cialdini, Ph.D. Quill, NY, 1984 Revised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