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没有饿死人， 这是胡说八道。 当然， 三千万还是8千万无法考证， 但是，人被饿死了是肯定的。 与其争论到底饿死多少人还不如直接找出饿死人的原因。 简单化或者是抵赖都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当然， 三千万的传言还是8千万的故事因为数字本身都无法核实， 所以查找原因更是无从下手。 我们应该从有资料的地方开始。 河南信阳事件就是共产党公开承认， 记录在案的饿死人事件。

　　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话语表述“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 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放卫星

　　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今划入驻马店市)，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据说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反瞒产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59 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的一线班子争论激烈， 毛泽东威胁重上井冈山， 不怕自己当右派， 不怕开初党籍， 坚决支持瞒产四分， 会议在毛泽东的威胁下通过了决议。 可是， 反瞒产私分并没有停止， 这到底是为什么? 庐山会议彭德怀痛恨的到底是毛泽东还是另有其人， 值得思考。

　　政治压力

　　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 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人身自由

　　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来决定的。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 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中央干涉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由于当时中央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刘少奇只能对基层干部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很有水平， 不愧是白区工作经验丰富的领袖)。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 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处分

　　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有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高级领导保护，如果想象力丰富一点， 吴芝圃的行为说不定是与某人合作的结果，为了打倒诋毁人民公社， 达到私有化的目的， 某些人不惜杀人流血， 信阳当时粮库并不缺粮食， 所以信阳的百姓是被谋杀的，而不是饿死的)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