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大概为了配合中国的计划生育宣传，左派学者何新在《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一文选用了几个特例，牵强附会地认为人口多是中国动乱的根源，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 [26]。言外之意是：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就需要减少人口。自由派学者何清涟也认为中国人口过剩威胁社会稳定，何清涟在1998年还认为20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几乎呈无限供给趋势，认为农村超生严重，嘲讽 “希望工程”救助多育的农村家庭；但是事实上现在农村已经没有年轻劳动力可供转移，出现大范围的民工荒。无论是左派学者何新，还是自由派学者何清涟，在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却是惊人的相似。从马寅初、夏衍，到宋健、何新、胡鞍钢、何清涟，都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知识精英的耻辱，而不能单纯归罪于决策者。在1980年代那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下，决策者想不实行计划生育都难。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由于尊重精英的观点，对人口控制也是非常热情，现在后悔莫及。印度的知识精英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由于印度知识精英不能垄断决策，因此印度的计划生育计划往往夭折。
现在何清涟反过来又谴责中国在计划生育方面违背人权了，同情起陈光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