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沒有餓死人， 這是胡說八道。 當然， 三千萬還是8千萬無法考證， 但是，人被餓死了是肯定的。 與其爭論到底餓死多少人還不如直接找出餓死人的原因。 簡單化或者是抵賴都不能避免悲劇的重演。

　　當然， 三千萬的傳言還是8千萬的故事因為數字本身都無法核實， 所以查找原因更是無從下手。 我們應該從有資料的地方開始。 河南信陽事件就是共產黨公開承認， 記錄在案的餓死人事件。

　　1959年河南的“信陽事件”，是三年困難時期最慘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話語表述“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的18個縣市，有15個縣市出現了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信陽事件是“大躍進”和“反右傾”兩個運動的直接產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的徵購1150億斤，這是1958年的標準。但實際上1959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11%，而徵購數卻增加了 14.7%，征糧當中相當一部分不是農民自願交售的餘糧，而是各省、地區、縣、公社各級黨組織執行中央的指示，“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裡搜颳走的口糧，全國大形勢如此，信陽也就在劫難逃了。

　　放衛星

　　信陽地區是河南省衛星放得最多的地區，第一個人民公社就出在該地區的遂平縣(今劃入駐馬店市)，1958年的收成由於大煉鋼鐵等誤了農時，沒能及時收割，損失了10%左右的糧食。1959年因為天災大歉收，實產糧食20多億斤，僅及大豐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匯總到地區成了72億斤，又是個“特大豐收年”。徵購糧當然就按照這個虛數來報了，留給農民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產量減少，徵購數量卻在增加。怎麼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瞞產”的結果，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門挨戶搜查，據說是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了的糧食。

　　反瞞產

　　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於是圓滿完成，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幾乎達到當年產量的一半。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准，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

　　1959 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同志的一線班子爭論激烈， 毛澤東威脅重上井岡山， 不怕自己當右派， 不怕開初黨籍， 堅決支持瞞產四分， 會議在毛澤東的威脅下通過了決議。 可是， 反瞞產私分並沒有停止， 這到底是為什麼? 廬山會議彭德懷痛恨的到底是毛澤東還是另有其人， 值得思考。

　　政治壓力

　　在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的巨大政治壓力下，信陽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都作為“餘糧”交了徵購。但就是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眾當做“階級敵人”和“流竄犯”來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所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了 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

　　人身自由

　　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同時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一切，不僅農民的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被剝奪了，連維持生命的口糧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種什麼莊稼?下多少種子，一天吃幾兩糧食都是由公社的幹部來決定的。公社和食堂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本村的土地上，農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非正常死亡

　　1960年2月，信陽地區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衛生部的注意，信陽地區與河南省的領導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內務部的郭處長在地方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深入調查，發現當地餓死人的情況十分嚴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領導匯報。內務部馬上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匯報，習仲勛感到問題嚴重，立即又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匯報，董必武派了中央監委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到信陽調查。他們的工作同樣受到了河南省委與信陽地委的阻撓，但是他們排除萬難，在基層調查了3 個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查有實據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70萬人。

　　中央干涉

　　毛澤東對這個事件的批示是，這是打着共產黨招牌的國民黨在實行階級報復。劉少奇主持了當時對信陽事件的處理，由於當時中央的政策沒有改變，所以劉少奇只能對基層幹部是“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很有水平， 不愧是白區工作經驗豐富的領袖)。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他承認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萬人，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吳芝圃仍津津樂道於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概算單位好”。毛澤東在 1958年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後，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並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1960年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工作組根據信陽實地調查的情況，向中央提交了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6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再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頭上：“樹藩同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裡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麼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經過調查，陶鑄發現問題嚴重，他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當他們到達河南時，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而是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陵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於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

　　與吳芝圃推卸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來表示：“信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我有責任。”當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飢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整整一夜沒合眼。

　　處分

　　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信陽的一些縣、公社的幹部被打成了“國民黨”、“階級敵人”受到了嚴厲懲罰。(有豐富白區工作經驗的高級領導保護，如果想象力豐富一點， 吳芝圃的行為說不定是與某人合作的結果，為了打倒詆毀人民公社， 達到私有化的目的， 某些人不惜殺人流血， 信陽當時糧庫並不缺糧食， 所以信陽的百姓是被謀殺的，而不是餓死的)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吳芝圃抓到鄭州批鬥，稱他是“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但是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