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见此文）

透过陈寅恪看中国人的文化生命

2015-03-06 09:38:11

有评论说：徐迅的《陈寅恪与柳如是》是一个沉迷在传统文化深处的中国文人的心曲。

在本书晦涩的叙述中，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两朝易代中，士人的心态及其选择；一是史学家陈寅恪到底要表达什么。

早在2006 年，这本由民间学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社会学博士徐迅撰写的七幕话剧剧本，就已出版。近日，东方出版社再版该书。

“传统文化于我们，也许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是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爱恨情仇之所依托。没有中国文化，所谓的"中国人"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回复记者的专访邮件时，徐迅这样写道。本书中，人物跨越晚明、晚清到当代，在时空交错中，王国维、鲁迅、胡适之、陈寅恪、柳如是等诸多历史名人和大师，穿插古今，跨越生死，交替登场；剧中人所言，句句有出处—分别来自《诗经》、《礼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笔记、现代诗、当代文献中的记载。

记者好奇，何以这样艰深的类似学术著作的一本书，会以话剧形式体现—作者，是否考虑过普通读者的接受度？徐迅直言，写这本书时，他只是在清理自己的想法，当把这些想法形成见识，并且以文字的形式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呕心沥血，但更有领略无限风光的愉悦。这些都属于他自己的感受，也因此，“我没有更多的能力考虑读者的阅读能力和接受能力。”确实，这不是一次轻松的阅读。但对读者而言，走出阅读的清浅，或许，会看到另一番天地。

徐迅，1951年生。1980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8年就读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lbany分校社会学系，1995年获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社会运动、历史文化等，著有《民族主义》等。

借《陈寅恪与柳如是》阐释陈寅恪之初衷

记者：在这本书中，你对从明末至清亡，再到文革前夜，这三个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具有极大冲击的历史时期，进行了类似荒诞剧的穿越式排演。在这三个时期，有很多其他名士文人，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贡献方面，都具有历史意义。为什么你独对陈寅恪和他所写的柳如是，更加钟情？

徐迅：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多矣。然而，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钜劫奇变”—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等所形成的巨大冲击。

这种冲击是以“新”为标志的，新事物，新思想及新人等等，标志着与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彻底决裂，也标志着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反思。

当人人趋向“新”代表的进步、文明时，而与之相对的“旧”即中国传统文化，则被冠以腐朽、没落、愚昧的符号。从思想界、理论界、政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新”趋之若鹜，对于“旧”，则深恶而痛绝之。

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敢于逆“新”潮流而动者，寥寥数人而已。他们对“新”潮流持有警觉的认识，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为后世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一脉真传。

这其中，惟王国维（字静安）和陈寅恪二位先生自觉承担中国文化托命之使命，以生命践履儒家仁义价值观。

正因为如此，当下反思一百多年来的新旧之争，从而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趋势，而当初被视为腐朽僵化的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则被重新发现，他们的历史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相对于历史上的大儒，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险，若无大智大勇，则难以抵抗新潮流之汹涌。而静安先生投湖自尽后，寅恪先生更是斯世而独立，非孤独、寂寞可以言表。然则，寅恪先生晚年，双目失明，盲写十年《柳如是别传》八十万言，其中必有大愿，方能如此。此即序言所说，撰写《柳如是别传》，“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语甚大，此语特重，亦极费解。我写《陈寅恪与柳如是》，即希图阐释寅恪之初衷。

记者：读《陈寅恪与柳如是》，确实不是一次轻松的阅读。书中几乎对每个人物的话语，都标注了出处。如果只是学术著作，或只是剧本，似乎要好操作的多。这种写法，是一次崭新的文学尝试。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写作方式来阐述？这应该是一次艰难的写作吧？

徐迅：对于认真的写作，重要的是你如何把自己的认识和感觉表达清楚。面对把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钜劫奇变，寅恪先生把“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三百多年前一位青楼女子联系在一起，如此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要阐释这种时空穿越和交错，并没有现成的方法。

《柳如是别传》不简单是一部史学著作，也不是哲学，不是文学，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陈寅恪先生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托命之作，其中渗透了对中国文化的至深情感，对中国历史设身处地的认同，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眷恋。这是一个文化托命之人的宿命。我对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这种理解，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感觉，无法归结于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所谓的学术。

换句话说，是情景使人有意义，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景的流动才能呈现出他的本性。我也是如此地感受陈寅恪先生的文化生命。陈寅恪的生命诗学是一个整体，在此情景中其核心是托命，在彼情景中是孤愤，不同的情景所呈现的意义是不同的，其意义越多，生命就越    丰富。

国人对传统文化应有一种自觉

记者：是何种契机，催生你写这本书？

徐迅：说不清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初读《柳如是别传》，匆匆浏览一过，只是喜欢书中所引证的那些清词丽句，但对该书背景一无所知。

十几年后，我读到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方才使我对《柳如是别传》非常模糊的印象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整体。当我重读了《柳如是别传》，“震惊”不足以概括我的感受。此时学术界、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是文化回归，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钜劫奇变”以来的历史得到反思，而“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阐释。

但我仍然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个人以一人之力，可以如此地逆潮流而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如中流砥柱，屹立不动。我以为，不深入到陈公的生命之中，不深入理解陈公念兹在兹的文化托命，就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无法理解他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初衷。我写《陈寅恪与柳如是》，也许就是想探讨陈寅恪先生的文化生命。

记者：王国维、陈寅恪等文化大家，在面临传统文化几近颠覆的重大历史时刻，以生命与历史车轮相抗，这样的人物，当然是常人眼里的“另类”。今天，每每提及关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学人风骨这些字眼时，我们总是先想到这二位先生。

徐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不仅是文化大家，而且是文化托命之人。这种人所以出世，乃有大事因缘。

考察中国文化的传承模式，传灯者有文化担当有使命感的，是极少数人，众生乃受惠者，日用而不知。

我妄自断言，过一二百年，那时的学术史描述二十世纪的大师，可能只剩下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了。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文化道统的主流上。

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史上是另类，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们是正统，上接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以托命之人的使命，下开中国文化的未来。

当下的浮躁世态，固有中国文化衰微的前因，亦是众生各自的因果。当今之浮躁不自今日始，《陈寅恪与柳如是》第一幕“托命”描述对西学的趋之若鹜，即已成为今日种种情状的远因；第三幕“史辨”中阿贵同志成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则为近因。清末民初的西学强势，其结果，国人丧失了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信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则几乎彻底毁坏了传统文化价值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

当今中国社会世态远不止于浮躁，在文化上可以说相当混乱。要整顿这种混乱需要国人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自觉，而王国维、陈寅恪先生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当然可以发挥先知先觉的典范作用。

文化传统依附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上

记者：从书中浩繁的旁征博引中就可看出，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序言中，你反复强调文化传统的实际意义。在你看来，以当下的文化氛围来看，让部分对民族文化有更深认同的国人回归传统，回归国学，有可能吗？这样，是否就能找到久违的文化归属感了呢？

徐迅：我对“回归传统”在相当程度上是悲观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指文化生活方式，如耕读传家、宗法制度、琴棋书画等等，儒家的礼义廉耻等价值观蕴含其中。当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已荡然无存，儒家价值观也就丧失了依附的基础。

当然，儒家还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处世态度。现在很多人都在努力，如各地的读经班、蒙学教育、儒家书院等等。当有更多的人能够自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创造一种新的与传统相接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归属感的问题可能就比较乐观了。

记者：在部分章节中，你借剧中人之口嬉笑怒骂，有以古喻今之意。联想到当下中国文艺界的乌烟瘴气，这就更显得有趣和有意思了。

徐迅：当下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乱象。在传统文化中，所有的艺术形式，如诗歌、戏剧、绘画等，包括绝大多数民俗艺术，都具有教化和劝善的社会功用。而当今的所谓文化艺术，大多沦为低俗娱乐，少数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这两种所谓的艺术，与教化和劝善风马牛不相及。比如说，艺术的首要功能是审美，而审美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没有审美意义的低俗娱乐和意识形态宣传是没有价值保存和研究的。

无论何时， 一个民族都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民族精神独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