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見此文）

透過陳寅恪看中國人的文化生命

2015-03-06 09:38:11

有評論說：徐迅的《陳寅恪與柳如是》是一個沉迷在傳統文化深處的中國文人的心曲。

在本書晦澀的敘述中，試圖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兩朝易代中，士人的心態及其選擇；一是史學家陳寅恪到底要表達什麼。

早在2006 年，這本由民間學者、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社會學博士徐迅撰寫的七幕話劇劇本，就已出版。近日，東方出版社再版該書。

“傳統文化於我們，也許更重要的，還是一種幸福感的來源，是一種精神的生活方式，是我們愛恨情仇之所依託。沒有中國文化，所謂的"中國人"就沒有任何意義。”在回復記者的專訪郵件時，徐迅這樣寫道。本書中，人物跨越晚明、晚清到當代，在時空交錯中，王國維、魯迅、胡適之、陳寅恪、柳如是等諸多歷史名人和大師，穿插古今，跨越生死，交替登場；劇中人所言，句句有出處—分別來自《詩經》、《禮記》、唐詩、宋詞、元曲、明清筆記、現代詩、當代文獻中的記載。

記者好奇，何以這樣艱深的類似學術著作的一本書，會以話劇形式體現—作者，是否考慮過普通讀者的接受度？徐迅直言，寫這本書時，他只是在清理自己的想法，當把這些想法形成見識，並且以文字的形式清晰地表達出來，儘管嘔心瀝血，但更有領略無限風光的愉悅。這些都屬於他自己的感受，也因此，“我沒有更多的能力考慮讀者的閱讀能力和接受能力。”確實，這不是一次輕鬆的閱讀。但對讀者而言，走出閱讀的清淺，或許，會看到另一番天地。

徐迅，1951年生。1980年就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1988年就讀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Albany分校社會學系，1995年獲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社會運動、歷史文化等，著有《民族主義》等。

借《陳寅恪與柳如是》闡釋陳寅恪之初衷

記者：在這本書中，你對從明末至清亡，再到文革前夜，這三個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具有極大衝擊的歷史時期，進行了類似荒誕劇的穿越式排演。在這三個時期，有很多其他名士文人，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及貢獻方面，都具有歷史意義。為什麼你獨對陳寅恪和他所寫的柳如是，更加鍾情？

徐迅：在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歷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鬱、艱辛挫折，可謂多矣。然而，清末民初之際中國所遭逢的，乃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就是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鉅劫奇變”—西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典章制度、倫理道德等所形成的巨大衝擊。

這種衝擊是以“新”為標誌的，新事物，新思想及新人等等，標誌着與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的徹底決裂，也標誌着對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反思。

當人人趨向“新”代表的進步、文明時，而與之相對的“舊”即中國傳統文化，則被冠以腐朽、沒落、愚昧的符號。從思想界、理論界、政界乃至整個社會，對於“新”趨之若鶩，對於“舊”，則深惡而痛絕之。

中國整個二十世紀，敢於逆“新”潮流而動者，寥寥數人而已。他們對“新”潮流持有警覺的認識，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為後世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留下一脈真傳。

這其中，惟王國維（字靜安）和陳寅恪二位先生自覺承擔中國文化託命之使命，以生命踐履儒家仁義價值觀。

正因為如此，當下反思一百多年來的新舊之爭，從而出現了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趨勢，而當初被視為腐朽僵化的靜安先生、寅恪先生，則被重新發現，他們的歷史作用開始顯現出來。

相對於歷史上的大儒，他們的處境更為艱險，若無大智大勇，則難以抵抗新潮流之洶湧。而靜安先生投湖自盡後，寅恪先生更是斯世而獨立，非孤獨、寂寞可以言表。然則，寅恪先生晚年，雙目失明，盲寫十年《柳如是別傳》八十萬言，其中必有大願，方能如此。此即序言所說，撰寫《柳如是別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語甚大，此語特重，亦極費解。我寫《陳寅恪與柳如是》，即希圖闡釋寅恪之初衷。

記者：讀《陳寅恪與柳如是》，確實不是一次輕鬆的閱讀。書中幾乎對每個人物的話語，都標註了出處。如果只是學術著作，或只是劇本，似乎要好操作的多。這種寫法，是一次嶄新的文學嘗試。為什麼會用這樣的寫作方式來闡述？這應該是一次艱難的寫作吧？

徐迅：對於認真的寫作，重要的是你如何把自己的認識和感覺表達清楚。面對把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鉅劫奇變，寅恪先生把“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三百多年前一位青樓女子聯繫在一起，如此形成了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要闡釋這種時空穿越和交錯，並沒有現成的方法。

《柳如是別傳》不簡單是一部史學著作，也不是哲學，不是文學，更不是意識形態，而是陳寅恪先生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的託命之作，其中滲透了對中國文化的至深情感，對中國歷史設身處地的認同，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眷戀。這是一個文化託命之人的宿命。我對陳寅恪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的這種理解，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感覺，無法歸結於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等所謂的學術。

換句話說，是情景使人有意義，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景的流動才能呈現出他的本性。我也是如此地感受陳寅恪先生的文化生命。陳寅恪的生命詩學是一個整體，在此情景中其核心是託命，在彼情景中是孤憤，不同的情景所呈現的意義是不同的，其意義越多，生命就越    豐富。

國人對傳統文化應有一種自覺

記者：是何種契機，催生你寫這本書？

徐迅：說不清楚。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初讀《柳如是別傳》，匆匆瀏覽一過，只是喜歡書中所引證的那些清詞麗句，但對該書背景一無所知。

十幾年後，我讀到陸鍵東先生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方才使我對《柳如是別傳》非常模糊的印象形成了一個互相勾連的整體。當我重讀了《柳如是別傳》，“震驚”不足以概括我的感受。此時學術界、思想界的主流話語是文化回歸，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鉅劫奇變”以來的歷史得到反思，而“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得到了廣泛的闡釋。

但我仍然不能很好地理解，一個人以一人之力，可以如此地逆潮流而堅守中國文化本位如中流砥柱，屹立不動。我以為，不深入到陳公的生命之中，不深入理解陳公念茲在茲的文化託命，就無法理解他所說的“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無法理解他撰寫《柳如是別傳》的初衷。我寫《陳寅恪與柳如是》，也許就是想探討陳寅恪先生的文化生命。

記者：王國維、陳寅恪等文化大家，在面臨傳統文化幾近顛覆的重大歷史時刻，以生命與歷史車輪相抗，這樣的人物，當然是常人眼裡的“另類”。今天，每每提及關於傳統文化、人文精神、學人風骨這些字眼時，我們總是先想到這二位先生。

徐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不僅是文化大家，而且是文化託命之人。這種人所以出世，乃有大事因緣。

考察中國文化的傳承模式，傳燈者有文化擔當有使命感的，是極少數人，眾生乃受惠者，日用而不知。

我妄自斷言，過一二百年，那時的學術史描述二十世紀的大師，可能只剩下王國維和陳寅恪先生了。因為他們是在中國文化道統的主流上。

王國維、陳寅恪先生在學術史上是另類，但在中國文化史上他們是正統，上接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以託命之人的使命，下開中國文化的未來。

當下的浮躁世態，固有中國文化衰微的前因，亦是眾生各自的因果。當今之浮躁不自今日始，《陳寅恪與柳如是》第一幕“託命”描述對西學的趨之若鶩，即已成為今日種種情狀的遠因；第三幕“史辨”中阿貴同志成為文學革命的主將，則為近因。清末民初的西學強勢，其結果，國人喪失了對本民族固有文化的信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則幾乎徹底毀壞了傳統文化價值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當今中國社會世態遠不止於浮躁，在文化上可以說相當混亂。要整頓這種混亂需要國人對傳統文化有一種自覺，而王國維、陳寅恪先生這些文化託命之人，當然可以發揮先知先覺的典範作用。

文化傳統依附在傳統的生活方式上

記者：從書中浩繁的旁徵博引中就可看出，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在序言中，你反覆強調文化傳統的實際意義。在你看來，以當下的文化氛圍來看，讓部分對民族文化有更深認同的國人回歸傳統，回歸國學，有可能嗎？這樣，是否就能找到久違的文化歸屬感了呢？

徐迅：我對“回歸傳統”在相當程度上是悲觀的。文化傳統更多的是指文化生活方式，如耕讀傳家、宗法制度、琴棋書畫等等，儒家的禮義廉恥等價值觀蘊含其中。當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已蕩然無存，儒家價值觀也就喪失了依附的基礎。

當然，儒家還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處世態度。現在很多人都在努力，如各地的讀經班、蒙學教育、儒家書院等等。當有更多的人能夠自覺認識到傳統文化的價值，創造一種新的與傳統相接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歸屬感的問題可能就比較樂觀了。

記者：在部分章節中，你借劇中人之口嬉笑怒罵，有以古喻今之意。聯想到當下中國文藝界的烏煙瘴氣，這就更顯得有趣和有意思了。

徐迅：當下的文化現象可以說是亂象。在傳統文化中，所有的藝術形式，如詩歌、戲劇、繪畫等，包括絕大多數民俗藝術，都具有教化和勸善的社會功用。而當今的所謂文化藝術，大多淪為低俗娛樂，少數屬於意識形態宣傳。這兩種所謂的藝術，與教化和勸善風馬牛不相及。比如說，藝術的首要功能是審美，而審美是幸福感的主要來源之一。沒有審美意義的低俗娛樂和意識形態宣傳是沒有價值保存和研究的。

無論何時， 一個民族都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是一個民族精神獨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