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要靠制度

習王的新政大概就是大力“反腐”吧？王岐山帶領着中紀委在神州上下“拍蒼蠅”和“打老虎”，忙得不亦樂乎。他們上台兩年，黨政軍高官不斷有人落馬，數量遠超胡錦濤執政時期。其中最高官階者為前常委周永康。曾為前總書記胡錦濤當過多年“大內總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令計劃也折了。一時間好像有點“官不聊生”。我和老伴兒回京過春節之前的那幾個月，中共“反腐”似乎正如火如荼，中共高官因涉嫌貪腐跳樓者接二連三。此舉在海外中文網站上引起各種不同意見者的熱烈討論，說什麼的都有。

不過當我們回北京和朋友們聚會的時候，大家對中共“反腐”好像沒什麼熱度。有人說現在國內年輕人對中共“反腐”更是漠視，聲稱“這跟我沒什麼關係”。我們能聚會的人大都是京城的50後和60後。老實說，其中肯定中共“反腐”者占相當的部分。不過他們往往對掙錢更感興趣，而我則又是門外漢。咱要是談些個人對國內政治上的看法，他們就笑笑“你在國外待的時間實在太久了”；意思是我的想法說好聽的是“過於理想主義”，難聽的當然是“你賣單兒的不怕亂子大”。

對“荒友”們中間讚許習王反腐者大有人在這點，我想這應該是傳統文化意識主導了他們的思維。畢竟，他們不沒有身臨其境地在法制健全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很長時間。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制度有多好，更不會十全十美；但這種制度只要有效地運作，定會比專制制度抑制腐敗的蔓延。這裡面的關鍵是制度上的三權分立。權力的分散性和獨立的監督機制的有效性，加上肯定這種制度的選民的參與性，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相對穩定性。這裡我還是不要說得太多，因為我是“半瓶子醋”，對各種制度的研究知之甚少；再，我主要想侃點兒中國大陸中共的“關門反腐”。

從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上看，各個延續時間相對長的大王朝建立之初，都禁止官場腐敗行為。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苦，恨透了腐敗的官吏對百姓的欺壓。他當了皇帝便大力反腐，其力度嘆為觀止。明成祖朱棣執政後，建立了專門監察各級官吏的“東廠”和“錦衣衛”，持續了兩百多年。這種監察機構的官員直接由皇帝任命，權力大的可謂無法無天。然而，歷代大一統的王朝的覆滅都與不可抑制的腐敗有關。特別是明朝；社會各個層面的腐敗加之天災，民不聊生者揭竿而起，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造反農民軍橫行天下；社會生產力慘遭破壞。由於明王朝上上下下的腐敗，人口一億以上的國家面對咄咄逼人的後金兵束手無策；十幾萬清兵入關便土崩瓦解，幾年後便迅速徹底亡國告終。

翻開清史，你會發現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反腐記載是很多的。下面有個當時的故事摘編。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位鐵腕反腐的典範；其實後來的養出大貪官和珅的乾隆皇帝反腐也不在話下。1757年的時候，當時有位湖南布政使楊灝貪污案發，楊灝貪污侵吞3000-4000兩，被判“緩決”。乾隆知道貪官居然能免死十分生氣，於是連下四道聖旨處死楊灝。

在“重典治吏”的《大清律例》中，公職人員貪污適用“監守自盜”罪，40兩以上就是斬首。楊灝的貪污金額，已經百倍於死刑線，可謂“百死難贖”。不過，雍正時期對刑律做過修訂，將官員的死刑標準提高到了1000兩，升幅高達25倍。而且，即便1000兩以上的大案，也有一套複雜的規定，令那些能在規定時限內退贓的貪官們得到減刑。

楊灝在案發後的最多半年內就已經完成退贓。但是，刑部最早的判決意見仍是“雖已交納贓銀，不准減等。”未說明具體原因。根據各種史料參酌，估計是湖南巡撫陳宏謀不同意——陳與楊是政敵。

在陳宏謀調離後到來。新任湖南巡撫蔣炳提出，既然已經退贓，應當依法改為“緩決”，這是死刑案在執行審批環節的一種分類，指危害性不大而可以緩期執行。歸入“緩決”的，在皇帝勾決當年處決名單時，往往會被放過，留待次年，這期間就可能因為大赦等而得到減刑生還的機會。

但是在乾隆看來，楊灝監守自盜、數額巨大，沒有執行“斬立決”(審理後即執行死刑)而執行“斬監候”(等待秋審核准後處決)，就已經是優待了。湖南省和刑部，居然還將他從“情實”案卷轉入“緩決”，不僅有包庇之嫌，而且會起到一個很壞的示範作用：反正只要退賠就可免死，貪官們必將“前腐後繼”。

乾隆下達的四道聖旨中，命令將楊灝立即處決，並對湖南巡撫蔣炳革職抄家，“拏解來京”。次日，乾隆再度發布長諭，從反腐敗關乎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解釋了其理由，但隻字未提依法辦事。

因“黨庇楊灝”一案，共有69名官員被處分。湖南巡撫蔣炳最重，居然被判了死刑，經乾隆親批，才改判為充軍流放。

不過，5年後，乾隆卻推出了“議罪銀”——官員可以通過繳納“議罪銀”，減免應受的刑事或者行政處分。反腐的伸縮性，令乾隆一朝創下清史兩個紀錄：殺貪官最多、出貪官最大，比如和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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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以下清史資料摘編：

清朝的反腐敗細化到皇帝親自抓禁賭的地步。據考證，從順治皇帝開始，清政府就開始禁賭，而到了康熙時期，賭風卻愈演愈烈，康熙皇帝加大了禁賭的力度，禁賭的條例也日漸細化；到了雍正王朝時，禁賭已成為定製。1726年雍正皇帝頒布了《禁止賭博諭》。“諭”的大致內容是，賭博之事壞人品性；如果下等人賭博，一定會聚眾，作奸犯科由此而起；如果讀書當官的人賭博，一定會誤時誤事，哪裡會有高尚的品德？聯多次申明禁止賭博，可是，直到現在也不見成效，實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產賭具，就不能除賭博之根；現在，聯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將紙牌骰子全部封存銷毀，不得再賣，違者重治其罪；如果還有賭窩或者引誘入局賭博的，輸家可自首並檢舉同夥，所輸的錢可追回歸還，並免其無罪矛盾的是，清朝禁賭法規最為嚴厲的一個朝代，也是賭博最為盛行的一個朝代——這無疑表明了清朝禁賭的失敗。

雍正時期，巡察史宋筠在孟縣看到十幾個人在聚賭就問道：“新頒布的賭博新例那麼嚴，你們就不怕被官促去受罰嗎？”

其中一個賭徒答道：“那些官員離這兒有數十里，怎麼會知道。”

宋筠又問，“那麼衙役稽查來了呢？”賭徒又答：“送他幾百文錢就完事了。”

宋筠再問，“如果地方鄉約來查，又怎麼辦？”賭徒再答：“同一塊地方住，他們怎好意思抓我們。”

從巡察史宋筠在孟縣的經歷可以看出，禁賭已成了表面文章。清朝的吏治腐敗到了乾隆時期已成積重難返之勢，在這種背景下的禁賭法令，成了查禁賭博的官吏索賄的籌碼——禁賭成了一些官員非正常收入的一個渠道。

其實清朝的吏治腐敗從清初就開始了。在中國，自秦以下的2000多年的王朝歷史中，建立過200年以上的大一統王朝只有西漢、唐、明、清。腐敗幾乎伴隨着中國王朝歷史的始終。對今人來說，重要的是找出腐敗背後的深刻機制問題。

雍正清查虧空，在查辦內務府虧空的案件中，牽涉到自己的一位皇弟，雍正斷然令其賠償貪污的銀兩。無奈之下，皇弟只好將家中的古董玩器拿到大街上折賣，以此來補償虧空的銀兩。另一位皇弟被責令賠償數萬金，後來為補足賠償，竟被抄了家產。與此同時，雍正還大刀闊斧地查辦了地方上的虧空大案。被革職查辦並查封家產的地方官吏有湖廣布政使張聖弼、糧儲道許大完、湖南按察使張安世、廣西按察使李繼謨，直隸巡道宋師曾、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江南糧道李玉堂。

清朝算得上是個有反腐敗力度的王朝。但這個王朝同歷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樣，終究沒有走出腐敗——反腐敗，再腐敗，再反腐敗，如此循環往復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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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歷史上這種比比皆是的例子舉兩個就差不多了，已能說明問題。說明什麼問題？人治解決不了腐敗問題唄。這次在飛機上看了個香港武打片《繡春刀》。杜撰的是明末崇禎年間“錦衣衛”奉旨追殺失勢大太監魏忠賢的故事。影片中崇禎皇帝恐懼地要求立即斬首一名涉嫌受賄的“錦衣衛”，喃喃道“別讓他供出太多的牽連者”，意思是殺官太多他將無法進行有效的統治。這簡直是含沙射影。我看得忍不住樂了。

前些日子網上有這樣的傳聞，說王岐山嚷嚷“不信邪”，他就是要在一黨專制下反腐敗，而且一反到底。或許他真的這麼說了，然而怕是言不由衷。現在讓我們在大略回顧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你會發現，每次政治運動（當然包括反腐敗），很多情況下會演變為層層黨政機構內的“官報私仇”－－藉機整人。在京期間我還真看了兩本《炎黃春秋》的期刊。上面儘是這樣的故事。我雖然對此雜誌的一些政治觀點不認同，但這些歷史故事我看得很仔細。

當前“習新君”領着中紀委大力反官場腐敗；我看這種“反腐”早晚會演變成各個層次的派系爭鬥。官場上的各派往往借“反腐”的名義壓制對立的一方。就算習近平和王岐山真心反腐，要通過廉政加強中共的統治能力，可中共層層腐敗的官吏們會真心跟着習王走嗎？再說，中共的官場腐敗人人有份，只是不同程度而已。沒有制度的制約，單靠無法無天的，類似明朝“東廠”“錦衣衛”的中紀委就管用？嗨，該說的都說了。現在嘛，就剩下“騎驢看唱本”了。

回顧這幾年的思想變化，感覺自己原來確實異想天開，一廂情願地希望看到國內民眾的價值觀念有個質的變化（當然是盼望老百姓明確地提出政治制度的改革），其實這是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兩千年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怎能在朝夕間產生巨變呢？

在民眾被動地接受現實的同時，中共內部的派系爭鬥此起彼伏；其表現形式是中國各個大王朝的“宮廷政治”。這種“外戚”和“宦官”之爭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局面將相當險惡，並有着不可預測性；而且勢必將演變為民族的災難。說到這，我想，對國內政治的悲觀看法要是杞人憂天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