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篇文章，說吳晗“跟風”惹下悲劇，因一篇戲劇招來殺身之禍，令人扼腕長嘆!但我們綜合考量，吳晗終究是個能人、好人。他不僅才華橫溢，學富五車，筆力雄健，著作等身，而且為人正直，品德高尚;尤其是他對袁震的愛情，忠貞不渝，生死與共，夫唱婦隨，可歌可泣，比起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山誓海盟的愛情佳話，一點也不遜色。

吳晗原名吳春晗，字辰伯，1909年8月生於浙江義烏縣吳店鄉苦竹塘村的一個書香世家。幼年的吳晗酷愛歷史，少年時代即能寫出簡短的歷史評論，老師稱讚他有才華、有文采，歷史知識水平遠超常人。

吳晗酷愛讀書，手不釋卷，把家裡的書看完了，就學清代著名學者袁枚的“借讀法”，到親戚朋友家借書看，凡能借到的書，他不分晝夜，非讀完不可;有時人家不讓帶走，便蹲在人家屋檐下苦讀，以致忘了吃飯。他讀書速度極快，借到一本書，很快就還，親朋驚異，試着提問書中的內容，他竟對答如流，令人驚嘆不已。

1928年夏天，吳晗來到上海，以優異成績考入胡適擔任校長的中國公學，發奮研讀各斷代史，並與胡適通信討論疑難問題，他的處女作《西漢的經濟狀況》受到胡適的讚賞，吳晗自此把胡適當作自己最崇拜的恩師。

1930年8月，吳晗決心自費到北平求學。他的目標是北京大學，但在考試中因數學考了0分被拒之門外。在胡適的推薦下，由朋友羅爾綱的幫助，加上蔣廷黻的青睞，吳晗考入了清華大學史學系二年級做插班生。在學習期間，他受到胡適、蔣廷黻、鄭振鐸等名家的指點和賞識，接連發表不少史學論文、雜文、詩歌等作品，並與巴金、冰心、朱自清等名流一起編輯《文學季刊》，參與籌備清華大學史學研究會，成了嶄露頭角的史學新秀，自然也成了眾多妙齡女郎鍾情的白馬王子。

其實，此前吳晗有過一次失敗的婚約。吳晗在金華上中學時，父親就給他和一個世交的女兒訂了婚。對方是當地有名望的富戶，女孩子長得很漂亮，也在讀中學。她家之所以選中吳晗，主要看吳家是書香門第，經濟狀況還過得去。後來，吳晗在學校違反校規，抽煙、賭博，受到學校處分。女家認為，把女兒嫁給這樣的人，怕將來靠不住，就和吳晗退了婚。當時正是“五四”運動後，反對包辦婚姻，爭取戀愛自由，風靡一時。很多男子把未婚妻和已婚妻拋棄，另尋出路。而女子將未婚夫拋棄，則是極少見的。此事對吳晗刺激很大。吳晗的父母受不了這口窩囊氣，要找女方講理，吳晗權父母道：“我受校方處分，人家解除婚約，是我對不起人家在先，不能怪人家。”

吳晗決心痛改前非，反躬自省。他認識到，婚約的解除，未必就是壞事，因為女方條件雖然很好，但是雙方沒有感情，是由父母包辦的封建婚姻，這樣的婚姻能給自己帶來幸福嗎?他決心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和青春才華，贏來真正的愛情。

清華大學這塊豐腴的園地給吳晗發揮才幹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他學識廣博，文筆鋒利，僅1931年上半年，就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近20篇文章，在教授和同學中都頗有名氣。他為人謙虛、熱情，溫文爾雅，博得了許多女大學生的青睞。面對那些窈窕淑女投來的多情的目光，吳晗都顯得“無動於衷”。

1934年8月，吳晗大學畢業，留在清華任教。有同行教師的介紹，他認識了正在清華求學的袁震。也許是上天的安排，吳晗一眼認定：這就是自己夢寐以求的意中人!

袁震也不是一般女子。她原名袁震之，1906年生於湖北老河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16歲中秀才，民國初年擔任過小學校長。受到康有為、梁啓超變法圖存思想的影響，立下挽救祖國危亡的志向。父親的愛國意識感染了少年袁震。“五四”運動中，年僅13歲的袁震就和姐姐一起走上街頭加入遊行行列。

1921年，年僅15歲的袁震隨叔父來到武漢，考入湖北女子師範，由於她天資聰穎，各門功課名列前茅，尤其是文史課更為出眾，深得老師的器重和喜愛。革命先驅董必武、陳潭秋就在女師任教，袁震思想深受其影響。女子師範校長思想保守，當袁震和幾位思想激進的同學毅然剪掉長發時，校長指斥她們“驚世駭俗，有傷風化”，決定開除她們的學籍。在董必武、陳潭秋的支持下，她們據理力爭，最終這場“頭髮風波”以校長收回成命而結束。

袁震在董必武等人的引導下，熱心於社會活動，1922年，她和一些激進女性發起成立湖北女子參政會，她起草了《成立宣言》。

1925年，袁震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因為交不起學費，經老師介紹，又回到女子師範擔任職員，維持生計。就在這一年，她和姐姐袁溥之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經黨組織幫助，袁震進入湖北教育廳工作。她參加中共湖北省黨組織的革命活動，發動婦女界同胞支持北伐軍。1927年汪精衛叛變革命，武漢一片白色恐怖，叔父、嬸母相繼犧牲，姐姐被捕入獄，袁震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1930年，袁震經人介紹，來到北平，進入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在這裡，她不僅打下了堅實的史學功底，也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許多歷史問題都能提出清新的見解，這對後來的吳晗產生了影響。1934年，袁震在清華已經讀了4年，眼看學業有成，就要走上工作崗位了，不幸的是，她竟然得了肺病，被迫停學。以前上學就是靠人接濟的，此時在北平舉目無親，身無分文，貧病交加，幾乎走投無路了。

就在此時，經人介紹，她認識了吳晗。吳晗該怎樣對待這位貧病交加的窮學生呢?

吳晗對袁震可謂一見鍾情。他從內心裡對她的才學、美貌、談吐感到驚異。他沒想到，這位比自己大3歲的女孩子，歷史知識之淵博，分析問題之透徹，很多地方超出了自己。他頓生艷羨之心，感嘆自己遇上了知音，開始在生活上無微不至照顧袁震。由於二人所學同為一個專業，經常在一起探討問題，互相爭論切磋，了解逐漸加深，感情日益融洽，很自然地擦出了愛情的火花。

可是，袁震由於生活條件太差，飲食不足，營養不良，導致病情加重，肺病之外，又得了骨結核病，被一副石膏殼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吳晗不但不嫌棄，反而愈加愛慕，他在病榻旁向袁震表白了愛慕之心。

袁震深知自己的病情，不願拖累這個才華出眾的青年才俊，沒有接受吳晗的表白。可是吳晗毫不氣餒，仍然不斷地來找袁震。當時袁震的姐姐袁溥之和堂妹袁熙之來北平和她住在一起，3 人生活無着落，而吳晗和袁震的關係還未確定，他就以請袁溥之幫他抄寫歷史資料為名，每月給袁震姐妹40元，以解決袁震的醫療費用。

吳晗認識袁震這一年，年僅25歲，風華正茂，春風得意。這位剛畢業的窮學生，居然得到當時中國學術界兩位最著名的學者的青睞——胡適和蔣廷黻爭相要把他羅致門下，胡適要吳晗到北京大學任教，而蔣廷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則破格提升吳晗為清華大學教師，擔任研究生課程。對於這位頭上罩着巨大光環的青年才俊，不知有多少妙齡女郎拋來垂青的繡球，而吳晗卻心無旁騖，滿腹愛戀都傾注在貧病交加的袁震身上。他到袁震病榻前探望的次數更多了，他和她談論學術和文藝問題，談得那樣投機，那樣親密。由於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病床上，吳晗只能站起來同她談話，一談幾個小時也毫無倦意。他想用輕鬆的語言、風趣的故事，來減輕袁震身體的痛苦和精神的寂寞。

袁震早年在湖北參加過革命活動，較早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加上她博聞強記，思路清晰，在時勢的分析、學問的研究上，都能發表清新的見解，吳晗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影響，常有自嘆不如的感覺。一次他們爭論一個學術問題，吳晗引證了他所崇拜的“適之先生”的觀點，卻被袁震駁倒了，吳晗也心悅誠服。袁震笑問吳晗：“你常常提起胡適，是不是因為胡適比你高三尺?”吳晗風趣地答：“若說胡適比我高三尺，那麼袁震要比我高一丈!”

吳晗深摯地愛着袁震，袁震何嘗不是打心眼裡眷戀着吳晗!這位才貌出眾的袁姑娘在婚姻問題上有自己獨特見解，不中意的，她絕不含糊。中學時代，由父母包辦和一個家財萬貫的獨生公子訂了婚姻，袁震堅決不依，婚約只好作廢。在清華讀書期間，她又拒絕了清華大學教務長(留美博士)的追求。而對風流儒雅的吳晗，早就產生了深深的愛戀，他的才華，他的善良，他的善解人意，早就撞開了她緊閉的心扉。但是她不敢，她害怕自己的重病之軀給心愛的人帶來不幸和痛苦。而面對吳晗的執着追求，她只好大膽地敞開了愛的心扉。

對於吳晗來說，與袁震的交往和戀愛，不但使自己的思想逐漸傾向激進，他的史學研究也邁上了一個新台階。解放後他曾對陳郁和袁溥之夫婦說：“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

這時，吳晗的父親已經去世。老家的母親得知兒子在北平已有愛侶，且是清華大學學生，心中十分高興。後又聽說未來的兒媳竟患有肺病，且臥床不起，猶如五雷轟頂，哭得昏厥過去。她托人給兒子寫信，要求兒子和袁震堅決分手。吳晗回信反覆解勸，母親就是不答應。兒子在信中不聽話，她就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當面勸說兒子。

吳晗是個孝子，一見老母親不辭辛苦冒着風險來到北平，心中着實不安。為了不讓母親痛苦失望，他與弟弟吳春曦把固定在石膏床上的袁震抬出藏了起來。然後安慰母親說：“袁震已到外地出差去了，所以不能與您老人家相見。”啊，既然能到外地出差，可見健康狀況不像傳聞的那樣嚴重!母親便放心地返回老家。到家後還對吳晗的妹妹說：“你那未過門的嫂子到外地出差，可見身體還可以，我就放心了。”

母親被哄走了，吳晗的許多好朋友也反對他和袁震戀愛。1935年，吳晗得了肺病住進療養院，很可能是因袁震的傳染。他的朋友羅爾綱勸他中斷和袁震的關係。並用各種利害關係反覆勸解。吳晗睡在病床上，閉着眼睛一言不發。羅爾綱就拿自己和吳晗類似的問題，責備吳晗傷了母親，實為不孝;害了自己，實為不智。

吳晗睜開濕潤的眼睛說道：“我和你的情況不一樣，追你的那個女子沒有病，可袁震有重病，我現在割斷情義，她該怎麼辦?你可以從母命，我不能啊!”羅爾綱原以為吳晗抗母命，是由於愛袁震的才高貌美，是有所圖，此刻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需要人照顧。於是他稱讚吳晗“超凡入聖”，敬佩吳晗的情操高尚。

吳晗和袁震定情後，僅3年時間，便成了馳名中外的明史專家。其代表作《朱元璋傳》在中國史學界享有盛名。而他對袁震的愛情日篤。只是袁震臥病在床，不能結婚同居。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危在旦夕，吳晗應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之邀，赴昆明任教。不久，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吳晗又回到清華，同時兼任雲大課程。此時吳晗28歲，袁震已31歲，不少女大學生聽說這位身兼兩所名牌大學的青年教授吳晗，尚未結婚，所談的對象年齡又大，且臥病在床，遠在北平，就紛紛寫信求愛，希望“近水樓台先得月”，吳晗一一婉拒。

吳晗念念不忘的，是遠在北平的心上人。一封封火辣辣的情書飛到了袁震的手上，給病弱的袁震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吳晗一面拼命工作，一面省吃儉用，為的是省下一些錢按月給袁震寄去，供看病和生活之用。

在吳晗執着愛情的激勵下，袁震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到1939年上半年，袁震終於可以從病床上下地行走了。此刻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昆明找心上人吳晗。不久，她由袁溥之、袁熙之護送，從北平到天津，再搭船到越南海防，再轉赴昆明。到碼頭來迎接的吳晗第一次看到重新站立起來的戀人，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此時吳晗的母親和弟妹早已從浙江老家來到昆明。袁震沒到昆明前，母親不住地念叨：“我那兒媳什麼時候才到呀?你早就該把婚事辦了呀!”及至見到袁震，大吃一驚：這姑娘面色蒼白，步履艱難，生活不能自理!好你個吳晗，你是在騙你媽!

母親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她苦苦哀告：“你說她好了，怎麼還是這個樣子?她的病是要傳染人的，是不治之症，她的身體也肯定不會生育，娶了她要斷子絕孫的呀!”

孝順的吳晗也不敢犟嘴，默默地承受着母親的數落。每日下課後，總要到母親房裡坐坐，問寒問暖。那時日本飛機一日數次轟炸昆明，袁震因病情惡化被固定在石膏板上，不能行動;母親年邁裹足，行走艱難。他們根本無法出去躲避。每次空襲，吳晗就把弟妹趕出家門，到郊外去躲，自己則守着母親和袁震，閉門靜坐，聽從命運安排。在這危難時刻，吳晗就再三向母親解釋，極言袁震的人品如何、學問如何，對自己影響如何，解除老人家的擔心。他向母親表示，其它任何事情都可依從，唯獨這樁婚事不能推掉。

吳晗對代表母親前來勸說自己的妹妹吳浦月說：“母親的用心我何嘗不知?可是母親和你還不懂我們的事。我們在學術研究上，在政治上，有許多問題，看法是相同的，就是說我們有共同的語言、觀點和感情，我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再說袁震學問淵博，對一些問題的見解比我還高明呢!你也要向她好好學習才是呢!”

吳晗又對妹妹說：“一個人的為人，不僅在別人順利時對人好，更重要的是在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更應關心愛護人家，對朋友要患難與共，否則，那就是不義，就是市儈。你願意讓你大哥做個不義之人，做個市儈嗎?”吳晗這番發自肺腑的語言，深深地感動了妹妹。

但是母親心裡依然十分彆扭，她想說服兒子另找對象，而對袁震盡到道義上的責任。她對吳晗說：“袁姑娘是個好姑娘，端莊大方，彬彬有禮，我也喜歡。但是她病成這個樣子，不能為我吳家傳宗接代，你怎麼能與她成親呢?只要你答應不同她成親，我可以把家鄉的房屋、田產全部變賣了，給她治病，這總可以了吧!”

兒子頓時流下了眼淚，抓住母親的手哽咽着說：“媽，您老為我操碎了心，兒子一生一世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可是在這件事上我不能聽您的，請媽原諒!”吳晗抹去眼角的淚水，激動地說：“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錢換取的，我們相愛是因為我們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沒有她，她不能沒有我。這種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一萬兩黃金也買不到的!我們結婚與否，不決定於我，取決與她。她病好了，願意結婚，我一定與她結婚;如果她不願意結婚，我也要照顧她一輩子!”

兒子鐵了心，再說也無用，母親只好流着眼淚答應了這門親事。但心裡總是不痛快，便讓二兒子吳春曦送自己返回浙江義烏老家。

袁震在吳晗的精心護理下，身體有所好轉。1939年10月，二人在昆明城內的一家旅館裡住下來，第二天，昆明報紙上刊登了他們的結婚啟事，一對有情人，終於結成了終身伴侶。

袁震雖然身體有病，但是在學術上是吳晗的得力助手。吳晗不停地研究寫作，她便為吳晗搜集資料、整理文稿，還和吳晗一起切磋史論、辨析史料，代吳晗收發信件、解答讀者和學生提出的疑問。吳晗一生著述甚豐，而每一部著作，每一篇論文，都凝聚着袁震的心血。

從結婚到1949年的10年間，是吳晗和袁震夫婦成果豐碩而生活最為艱難清苦的時候。抗戰後期，國統區危機重重，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吳晗雖然收入不菲，卻也經常陷入困窘。他要寄錢奉養老母，照顧弟妹上學，還要為袁震治病。屋漏偏逢連夜雨，袁震又得了子宮瘤，出血不止，吳晗瞞着袁震親自為她輸血，自己一度得了腦貧血，幾次暈倒。為了省錢，堂堂大學教授，穿着大學時的破舊衣衫，腳下是露着腳後跟的布鞋。每次上課，從不坐車，要步行幾十里地。買不起肉，就買些牛骨頭燉湯給袁震補身子。實在沒有辦法，吳晗忍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好書賣給清華大學圖書館，得到一些錢以解燃眉之急。他的朋友、植物學家蔡希陶為此贈他一副對聯：“書歸天祿閣，人在首陽山。”(古代伯夷、叔齊隱居首陽山，寧肯餓死也不食周粟，採薇而食，竟至餓死;後人用“首陽山”指代有氣節。)

吳晗後來寫文章回憶這段生活時說道：“‘身份’是早已沒有了，穿得破破爛爛，除了自己的學生，誰都以為我是個難民。”

困難壓不倒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夫妻。每當夕陽西下、晚霞滿天的時候，人們總可以看到吳晗攙扶着袁震，在林蔭道上緩緩地散步，直到夜幕降臨。每天晚上，吳晗照顧袁震上床安睡以後，自己就在昏暗的燈光下備課、寫作。

生活如此艱難，袁震和吳晗依然牢記“貧賤不移”的古訓，保持着正直史家的氣節。1941年，國立編譯館約吳晗編寫一步《明史》。編譯館通知說，只要把稿中的“紅軍之起”改為“民軍之起”(可能是忌諱共產黨“紅軍”的歷史)，就可以發表，並可預先支付部分稿酬。但袁震和吳晗商量後認為，把“紅軍”改為“民軍”，不合史實，這與她和他的一貫良知相悖。於是回覆說：“寧可不出此書，此字萬不能改。”

1946年，清華大學準備遷回北平。這時，袁震的子宮瘤發作，急需手術。在中共黨組織的幫助下，袁震由人護送到了上海。住院治療割除瘤子，需要一大筆錢，院方提出要用金條作抵押。吳晗實在沒有辦法，最後還是靠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幫助，才把妻子送進了一家私人醫院。手術很順利，醫院還為袁震特製了一件剛背心，袁震靠着剛背心終於能支撐着站了起來，從此告別了常年臥床不起的痛苦日子。夫妻二人激動興奮之情，難以言表。

清華大學遷回北平後，吳晗一家住在清華園西院12號，房子十分陳舊，但他們非常喜歡。1946年的北平，仍是滿天陰霾的國統區，但吳晗袁震的家裡卻不斷發出爽朗的笑聲和熱烈的爭論，“民青”“民盟”的同志和地下交通員經常在這裡聚會，許多次運動的宣言、聲明、通電，都是在這裡起草的。然後吳晗帶着稿子出去徵集簽名。為了協助黨把青年和進步人士輸送到解放區，吳晗夫婦做了大量工作。

國民黨“華北剿總”已將吳晗列入“黑名單”，隨時準備暗殺他。李維漢、徐冰、劉仁幾次催他到解放區，可他總想利用自己的條件多工作一天。“華北剿總”大逮捕之前，吳晗偕同袁震奔赴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切接見。1949年2月，吳晗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50年代中期，又擔任北京市副市長，主管文教工作。

吳晗一向嗜煙、嗜酒。有一次和北京市幾位領導在一起喝酒，吳晗喝得酩酊大醉，回來後的第二天依然不醒，不能和袁震一起商定一篇文稿，袁震很不高興，批評吳晗要珍惜身體，少吸煙，少喝酒。為了引起領導同志的注意，袁震還提筆給軍管會主任聶榮臻寫了一封信，提出從吳晗飲酒誤事想到其他領導同志切莫飲酒誤事的建議。聶榮臻看了信很高興，稱讚吳晗有位好夫人!

此時吳晗的家庭條件大為改觀，黨和政府對吳晗夫婦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袁震也有了更好的醫療條件，身體稍有恢復，便大力協助吳晗進行寫作研究。吳晗在繁忙的公務之餘，撰寫出版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春天集》《投槍集》《三家村札記》等，如果加上整理出版的著作，那就更多了。人們卻不知道，這些作品的每一篇都凝聚着夫人袁震的心血。

吳晗袁震同甘共苦20餘年，果然應了母親說的話，袁震由於身患重病，不能生育。可他們喜歡孩子，希望有自己的孩子。根據康克清大姐的建議，吳晗從孤兒院抱回了一個小女孩，取名小彥。後又從孤兒院抱了個男孩，取名吳彰。一對子女活潑可愛，給生活增添了情趣，4口之家溫暖幸福，其樂融融。

誰能想到，就是因為吳晗善於“跟風”，擅長寫作，給自己和全家帶來一場滅頂之災!

1959年4月，吳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撰寫了一批有關海瑞的文章，引起了文史學界的重視，吳晗又一鼓作氣，將海瑞的故事寫成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不料卻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受害者!

江青和毛澤東等人認為，吳晗的這篇戲劇是為彭德懷翻案，是攻擊“三面紅旗”，便授意姚文元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拋出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給吳晗扣上“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等大帽子，後來又給他加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罪名，逮捕入獄。他們操縱紅衛兵，把吳晗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用皮帶抽，擰耳朵，極盡摧殘侮辱之能事。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吳晗被捕入獄，將近兩年的時間，他幾乎天天被揪斗，迫害逐步升級，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損害。

與此同時，袁震和兩個孩子也慘遭迫害。當時在全國聲討“三家村”的叫嚷聲中，一批批暴徒衝過來，朝吳晗家中扔石頭，辱罵吳晗。袁震在極度氣憤中說：“簡直比對待敵人還厲害，吳晗也不是敵人!”於是她便受到株連，1968年4月，袁震被送到“勞改隊”實行群眾專政。一雙兒女連照顧他們的權力也被剝奪了!

袁震本來長期臥病，怎能經得起折騰?她有時夏天還得穿棉衣，現在卻讓她住在潮濕冰冷的舊浴池裡，一個冬天下來，她的雙腿就癱瘓了。直到1969年3月17日，袁震才被允許回家看病，次日突然病發，小彥和吳彰把母親送到醫院，醫生知道她是吳晗的家屬，怕人家說“劃不清界限”，不敢認真搶救，3月18日，一代才女袁震與世長辭，她雙眼半睜，蒼白的面頰上還殘留着幾滴發黃的淚珠……

更大的不幸還在等待着小彥和吳彰。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接姐弟倆去看吳晗。姐弟倆慌忙趕到醫院，發現爸爸早已斷氣。他們哭喊着撲到爸爸身上，發現爸爸由於受到長期殘酷批鬥，僅有的稀疏的頭髮，已經被紅衛兵在批鬥會上拔光了……

吳晗被揪斗期間，經常遭到毒打，大口大口吐血。但他仍然認為自己沒有錯，仍然認為自己正義在手，他對女兒小彥說：“我只要不死，就要與姚文元鬥爭到底。”他還儘量抽時間閱讀馬列著作，在抄家後殘存的史籍里尋找有用的史料，他天真的想要用充足的論據駁倒姚文元的無恥讕言!他的女兒吳小彥也哭喊着要找姚文元拼命。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主要觀點，都是江青和最高領袖確定的，你與姚文元這位御用文人再拼命、再鬥爭，有什麼意義呢!?

父母的突然離世，使小彥和吳彰斷了經濟來源，成了無依無靠的流浪兒。小彥一面咒罵着姚文元，一面寫信給周恩來，托周榮鑫轉呈，沒有結果。萬里恢復工作後，儘可能給姐弟倆以照顧;袁震的堂妹袁熙之過去曾受過吳晗的接濟，現在每月都接濟小彥，使姐弟倆在屈辱中能苟活下去。

1975年8月，吳小彥給專案組寫信，要求給吳晗作出公正的結論，發還被抄去的書籍財物，領回吳晗的骨灰。結果吳小彥被關進監獄。在獄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她的闌尾炎發作了，不給治療，只給她吃止痛片;她痛哭不止，就注射冬眠靈;她的門牙打掉，頭上傷痕累累。但她不屈服。她在獄中寫道：“爸爸真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人，我永遠愛你——親愛的爸爸!”“您和媽媽是：生前不能共羅帳，死後天上成雙對。”“我敢大聲說：我爸爸媽媽是最好的，天底下再沒有比爸爸媽媽更好的了!”

她在“犯人家屬”送物收據單上，寫着“勝利”，署名“吳晗”，然後又將“晗”字划去，寫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由於長期受到折磨和刺激，吳小彥竟然精神失常了!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這位有感情、有才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小姑娘，竟然死於“四害”將除、曙光將現的時刻!

正如小彥所說，吳晗確實是個好人。他雖然“跟風”惹下悲劇，他的極左思維也傷害了一些人，但是，對母親他是好兒子，對妻子他是好丈夫，對兒女他是好父親，對社會他是好學者;他豐厚的學問，高尚的情操，令人讚賞，無可指摘。但是，這樣的好人卻沒有好報，這說明什麼呢?

尤其值得感嘆的是，才華橫溢、前途無量的吳晗，不顧母親和世俗的反對，愛上了貧病交加的紅顏知己袁震，他們的愛情故事感天動地，可歌可泣。後來袁震果然成了自己學術研究的得力助手。但是，在袁震的影響下，吳晗熱衷政治，思想左傾，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1946年，最看重吳晗的胡適由美國回到中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得知吳晗已走出書齋，在北平積極參加民主運動，遺憾地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胡適認為，吳晗與其他進步青年不同，他不僅具備了學術研究的條件，而且已經跨入了學術殿堂;如果在明史研究上持之以恆，深入下去，其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必將超過他從事的革命事業。胡適的觀點究竟有無道理呢?

1979年9月14日，即吳晗、袁震被殘害致死的第10年，北京市委在八寶山公墓禮堂，為已經被平反昭雪的吳、袁夫婦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其中一幅輓聯十分精當地概括了吳晗悲劇的過程：

《罷官》容易折腰難，

憶昔《投槍》夢一般。

《燈下集》中勤考據，

《三家村》裡錯幫閒。

低頭四改《朱元璋》，

舉眼千回未過關。

夫婦雙雙飛去也，

只留鴻爪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