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論定毛澤東

生不逢時

毛死了二十八年,本來早就應該蓋棺論定,由於一些人為的原因,遲遲下不了定論,豈非怪事。

撇開政治不談，我們先將歷史回顧一下，孫中山先生推翻了幾千年的帝制，可是老一輩革命家不是去世的太早，就是被暗殺，投機的官僚政客爭權，軍閥混戰，害得不少百姓流離失所，共產黨乘機坐大。這是改朝換代免不了的過程，何況這是兩千年一次的大變動。

除了戰爭地區，中國占絕大部分的農民生活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我舉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家裡來說吧。根據蕭瑜“與毛澤東一起行乞記”描述，何家在寧鄉，有豬十頭，水田數十畝，平時自耕，忙時請幫工，另有菜園種菜，水塘養魚，一家不愁吃穿。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富裕中農的生活，當然是祖上勤快積累而成。過去地主多由長工省吃儉用而來。

那些貧下中農又是從何而來？基本上是鄉下遊手好閒，好吃懶做之人，賭徒和吸毒者敗家子。

歷史上農民視土地為命根子，除非迫不得已，絕對不會拋棄自己的土地。明朝末期，橫徵暴斂。苛捐雜稅繁多，農民將地契丟在地上，誰檢來看，他就說，好啦，田歸你吶，如釋重負。可見明朝不倒，沒有天理。

還有一種情形，比如中共的革命，將地主富農財產沒收，將他們的土地分給貧下中農，由此奪得天下。這種強取豪奪的行為，只能是一次性的，再來不靈。

現在農民種田無利可圖，大量放棄賴以謀生的土地，到大城市去作工，這是值得執政者重視的問題，穀賤傷農啊。

再看一看知識分子的待遇，毛的湘潭老鄉，英文語法專家錢歌川從日本回國當講師，月薪大洋一百五十，還不包括兼課寫書。每天小菜錢幾毫子，請保姆每個月幾塊大洋就夠了。後來經常有人將他挖去，每跳槽一次，工資跟着上漲。

解放以後，副教授拿一百五十人民幣，請保姆每個月十五到二十元一個月，每天菜錢至少一元，生活水平起碼下降一半。

上海一個姓陳的中醫回憶，他曾經拜名人為師，寫得一手好字好詩。不管是在蔣介石治下還是汪偽政權時期，每個月收入有幾百快大洋。並且投資房地產，大有收穫。生活適意極了。試看解放後，有哪一個醫生的生活達到那個水平？！

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成任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月薪四百大洋，加上兼課寫書，和蔣介石的特任一級，月薪七百二十五塊不相上下。

至於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平民，那個時代跟現在差不多，至少沒有大量餓死人的事情發生。社會上的善人如劉文采，每逢災年開倉施粥，救濟窮人。

文革期間，農民們憶苦思甜，居然不是回憶解放前苦，說再苦也比不過六十年代初吃樹皮草根的日子。地主被打倒了，施粥的人也沒有了。

六十年代初劉少奇趕到中南海游泳池對毛說：“古時食人是要上書的呀”。
劉怕的是後人寫歷史。四川王李井泉叫囂什麼：“死幾個人算什麼，哪朝哪代不死人？”真該千刀萬剮。文革期間廣西還有吃人情事發生。

可見在毛澤東的統治之下，儘管處於和平時期，老百姓的整體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連生存也成了問題。毛的德政帶給老百姓的是戶口，糧票，布票等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枷鎖。

難怪一些老年人說，雖然國民黨也是搞獨裁，可是我們寧願生活在那個年代，也不願意生活在天天搞政治運動，民不聊生的毛時代。

國民黨時代，知識分子至少還有說話的自由，魯迅還沒有被送進大牢，同時還賺到大量稿費。老百姓有結社組黨的自由，可以合法出版報紙雜誌。毛欠全國人民最大的一筆債，就是毀壞中國故有傳統文化，結果後患無窮。

還有一些怪事，和毛打過交道的不少老人，對毛居然一臉不屑。比如前湖南大公報社長張平子，1920年左右替毛登了不少要求湖南獨立的文章，是毛的大恩人。文革期間被斗遭毆打，他氣憤不過說：毛潤之有什麼了不起，長髮披肩，以前整天在外面示威遊行，晚上沒有地方睡，鑽到我的床上來，一雙腳丫子臭死了。本來當局想以侮辱領袖罪槍斃他，沒有想到他將和毛數十年的來往信件放在書桌上，當局不敢動他。老人說：“老而不死是為賊。”民不怕死，奈何懼之？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

至於網絡上那些大叫大嚷的糊塗蛋，不管它跳得多高，毛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早已經被歷史老人給釘上去了，有人要為其翻案，首先要問牛頭馬面判官肯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