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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法律反腐的屠夫己死，以TNT炸彈殺狗的屠夫誕生
發帖者：吳淦錄視頻 (時間：2015-07-07 10:11:05)

靠輿論法律反貪的屠夫己死，以TNT炸彈殺狗的屠夫誕生

靠輿論反貪的屠夫己死，以炸彈殺官的屠夫誕生

雙人余水鑫

吳淦預先錄製視頻：我不會自殺及不會放棄請律師

今天收到吳淦先生（網名“超級低俗屠夫”）於三年前預先錄製的一段視頻並獲授權發布。在視頻中，吳淦強調他沒有犯罪，並聲明一旦被失蹤或被以莫須有的方式入罪，他不會自殺及不會放棄請律師為自己辯護。

視頻拍攝於2012年7月10日,吳淦在視頻中細述了自己從2008年開始的維權經歷，包括鄧玉嬌案、福建三網民案及夏俊峰案等參與的維權事件。吳淦說，如果自己被失蹤或被抓，他不會自殺，並不會拒絕請律師。

吳淦在視頻中強調他愛這個國家，想讓國家變得更美好，不希望看到被流氓把持的政權危害這個國家。他呼籲外界關注像他這樣“沒有安全的一批人”，希望外界支持他為他呼籲，也希望國際社會能為他呼籲。

據燕文薪律師今天發布的消息，吳淦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尋釁滋事兩罪批准逮捕。

燕文薪律師今天發布的消息稱：“剛剛接到廈門市檢察院電話通知，稱因之前已收到律師提交的法律意見，故現向律師作出答覆，檢察院採納了辯護律師的部分意見，目前對吳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尋釁滋事兩罪批准逮捕。”

5月20日因“擾亂單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被江西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的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5月27日被福建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燕文新在6月27日接到廈門市檢察院電話通知，屠夫吳淦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三個罪名報捕。

“屠夫”吳淦出現在公眾視野，有據可查的當屬2009年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吳淦的參與使該案及相關細節、進展迅速傳播開來，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對涉案官員的聲討和對鄧玉嬌的聲援

。或許是迫於公眾的壓力，該案最終以判決鄧“有罪”而“免於處罰”結案。該案為吳淦此後參與維權、抗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揭露涉案、涉事地區官員的各種劣跡、犯罪行為，以此

吸引對事件的廣泛關注，形成公眾壓力，

促進事件向有利於被侵權者的方向發展。這種模式後來被“屠夫”稱為“殺豬模式”。

2009年以來，每當出現熱點事件，吳淦幾乎無役不與。個人當然很難承擔如此支出，參與的事件和參與的人數也越來越廣泛，於是有了後來的各種針對事件聲援、圍觀等的募捐，這也是引起有些人非議的重點。

以上背景，隨着吳淦被抓廣為人知。本文並非要還原什麼、記錄什麼，或者向公眾展示什麼，想要了解自然有多種渠道；本文試圖圍繞屠夫吳淦，對其價值、模式等作出闡述，並希望能夠對相關的討論作出評價。

一、 關於維權與抗爭

維權是民眾權利覺醒的開端。極權在統治過程中，必然包含着對民眾權利的剝奪，維權因此而生。因極權的區域治理結果產生了對民眾權利的侵犯，參與者以上訪、傳播、訴訟等為主要方式，期待通過對權利的持續爭取，改善權利被侵犯的處境。從最初的一些案例，如2008年的“結石寶寶”，以及維權方式看，維權包含着對當局統治合法性的默認，而主要針對其治理的有效性，即治理結果。

這在2012年之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至少權利被侵害的個體，在維權律師、公益人士等的熱心扶助下，境況得到了改善，有些權利也得到了實現。而在2012年之後，形勢變得嚴峻起來。

參與維權的律師和公益人士受到了廣泛的打擊，如許志永因其主導的公盟廣泛參與各類公益活動而獲刑四年。

形勢的變化說明，維權對當局治理有效性的衝擊已經形成了持續的社會壓力，治理有效性充分暴露在公眾面前；同時，隨着社會矛盾的加劇，治理有效性的歸因已經越來越難以覆蓋侵權

的廣泛和深重。對於治理有效性的衝擊，已經構成了對當局統治合法性的反對，這是維權、公益被打擊的根本原因。

吳淦所參與的維權，往往屬於矛盾更加尖銳、侵權行為更加突出的那一部分。在2012年之後，維權和抗爭在政治上已經合為一體，吳淦也因此處於抗爭的前列。抗爭是實現自由權利的唯一途徑，極權不會因為民眾的服從而有任何改善；中共建政60餘年的境況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抗爭與極權之間的對抗，也很難有調和的餘地，統治者用行動表明了鎮壓的決心。

二、 關於異地參與

對自由權利的追求只能起於失去自由者本人，本地化的抗爭是最為主要的抗爭形式。在近年來的熱點事件中不難發現，本地化抗爭的水平，最終會對事件的走向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這並不是說一定會取得怎樣的效果，而是指參與的程度——畢竟，極權的一意孤行，使很多抗爭行動最終沒能取得積極的結果。

屠夫的參與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他認識到了這種介入的必要性。外部力量介入的必要性則表明了本地化抗爭的不足——或者是抗爭力量的不足，或者是抗爭水平的不足，而屠夫的參與，提升了本地化抗爭的力量、經驗和烈度。

一次次的參與就相當於一次次的示範。本來並不為公眾所知的惡行，因為參與而被暴露在公眾面前；本來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默認順從會避免更大損失的民眾，因為參與而變得勇敢起來，邁出了主張權利的第一步；本來只是少數人的覺醒，因為參與者的帶動，而被當地的民眾分享，從此意識到了權利的缺失，以及因此造成的苦難。人們在參與中學習、分享了抗爭的經驗和勇氣，得到了權利的覺醒和人格的提升。

這種作用是決定性的。當人們選擇不再沉默，也不再順從的時候，也就是極權的末日。本地抗爭和異地參與的聯合，形成了民間的自組織化，這是當前能夠實現的最高級別的抗爭形式；

這樣的抗爭進而產生各地抗爭的同步，就是極權最大的恐懼。這一點，極權當然是清醒的。這種提升本地抗爭烈度和抗爭水平的行為，也就必然成為當局重點打擊的對象。屠夫因此被打擊，而打擊本身也就最終確證了他的價值。

三、 關於募捐

抗爭者與極權的鬥爭，根本上還是資源的鬥爭。與極權相比，抗爭者在資源上處於絕對的劣勢，這就使抗爭、尤其是異地參與的抗爭，必須整合抗爭資源。

募捐就是很好的整合方式。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屠夫那樣有着充分的行動力。而有了募捐，不能參與現場行動的人，就能以捐助行動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參與到抗爭當中——這事實上就成為對抗爭的認知，也成為抗爭的行動。和表達者一樣，捐助者以他想做的、能做的形式參與其中。行動存在更大的風險，這是每個人都知曉的。募捐使參與的門檻降低到了任何人。

每一次募捐，也和每一次異地的抗爭行動一樣，在提示着人們權利的缺失，也在呼喚着社會資源越來越廣泛的參與。捐助者或者雖然沒有捐助但是一直關注着自身權利的人們，因此而感

受着爭取權利的勇敢。募捐不僅僅是資源的整合，也是對社會的動員，它的價值已經超越了純粹的經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