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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法律反腐的屠夫己死，以TNT炸弹杀狗的屠夫诞生
发帖者：吴淦录视频 (时间：2015-07-07 10:11:05)

靠舆论法律反贪的屠夫己死，以TNT炸弹杀狗的屠夫诞生

靠舆论反贪的屠夫己死，以炸弹杀官的屠夫诞生

双人余水鑫

吴淦预先录制视频：我不会自杀及不会放弃请律师

今天收到吴淦先生（网名“超级低俗屠夫”）于三年前预先录制的一段视频并获授权发布。在视频中，吴淦强调他没有犯罪，并声明一旦被失踪或被以莫须有的方式入罪，他不会自杀及不会放弃请律师为自己辩护。

视频拍摄于2012年7月10日,吴淦在视频中细述了自己从2008年开始的维权经历，包括邓玉娇案、福建三网民案及夏俊峰案等参与的维权事件。吴淦说，如果自己被失踪或被抓，他不会自杀，并不会拒绝请律师。

吴淦在视频中强调他爱这个国家，想让国家变得更美好，不希望看到被流氓把持的政权危害这个国家。他呼吁外界关注像他这样“没有安全的一批人”，希望外界支持他为他呼吁，也希望国际社会能为他呼吁。

据燕文薪律师今天发布的消息，吴淦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两罪批准逮捕。

燕文薪律师今天发布的消息称：“刚刚接到厦门市检察院电话通知，称因之前已收到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故现向律师作出答复，检察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部分意见，目前对吴淦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两罪批准逮捕。”

5月20日因“扰乱单位秩序、公然侮辱他人”被江西公安机关行政拘留的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5月27日被福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燕文新在6月27日接到厦门市检察院电话通知，屠夫吴淦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个罪名报捕。

“屠夫”吴淦出现在公众视野，有据可查的当属2009年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吴淦的参与使该案及相关细节、进展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涉案官员的声讨和对邓玉娇的声援

。或许是迫于公众的压力，该案最终以判决邓“有罪”而“免于处罚”结案。该案为吴淦此后参与维权、抗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揭露涉案、涉事地区官员的各种劣迹、犯罪行为，以此

吸引对事件的广泛关注，形成公众压力，

促进事件向有利于被侵权者的方向发展。这种模式后来被“屠夫”称为“杀猪模式”。

2009年以来，每当出现热点事件，吴淦几乎无役不与。个人当然很难承担如此支出，参与的事件和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广泛，于是有了后来的各种针对事件声援、围观等的募捐，这也是引起有些人非议的重点。

以上背景，随着吴淦被抓广为人知。本文并非要还原什么、记录什么，或者向公众展示什么，想要了解自然有多种渠道；本文试图围绕屠夫吴淦，对其价值、模式等作出阐述，并希望能够对相关的讨论作出评价。

一、 关于维权与抗争

维权是民众权利觉醒的开端。极权在统治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民众权利的剥夺，维权因此而生。因极权的区域治理结果产生了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参与者以上访、传播、诉讼等为主要方式，期待通过对权利的持续争取，改善权利被侵犯的处境。从最初的一些案例，如2008年的“结石宝宝”，以及维权方式看，维权包含着对当局统治合法性的默认，而主要针对其治理的有效性，即治理结果。

这在2012年之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至少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在维权律师、公益人士等的热心扶助下，境况得到了改善，有些权利也得到了实现。而在2012年之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参与维权的律师和公益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击，如许志永因其主导的公盟广泛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获刑四年。

形势的变化说明，维权对当局治理有效性的冲击已经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压力，治理有效性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治理有效性的归因已经越来越难以覆盖侵权

的广泛和深重。对于治理有效性的冲击，已经构成了对当局统治合法性的反对，这是维权、公益被打击的根本原因。

吴淦所参与的维权，往往属于矛盾更加尖锐、侵权行为更加突出的那一部分。在2012年之后，维权和抗争在政治上已经合为一体，吴淦也因此处于抗争的前列。抗争是实现自由权利的唯一途径，极权不会因为民众的服从而有任何改善；中共建政60余年的境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抗争与极权之间的对抗，也很难有调和的余地，统治者用行动表明了镇压的决心。

二、 关于异地参与

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只能起于失去自由者本人，本地化的抗争是最为主要的抗争形式。在近年来的热点事件中不难发现，本地化抗争的水平，最终会对事件的走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效果，而是指参与的程度——毕竟，极权的一意孤行，使很多抗争行动最终没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屠夫的参与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他认识到了这种介入的必要性。外部力量介入的必要性则表明了本地化抗争的不足——或者是抗争力量的不足，或者是抗争水平的不足，而屠夫的参与，提升了本地化抗争的力量、经验和烈度。

一次次的参与就相当于一次次的示范。本来并不为公众所知的恶行，因为参与而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本来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默认顺从会避免更大损失的民众，因为参与而变得勇敢起来，迈出了主张权利的第一步；本来只是少数人的觉醒，因为参与者的带动，而被当地的民众分享，从此意识到了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造成的苦难。人们在参与中学习、分享了抗争的经验和勇气，得到了权利的觉醒和人格的提升。

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当人们选择不再沉默，也不再顺从的时候，也就是极权的末日。本地抗争和异地参与的联合，形成了民间的自组织化，这是当前能够实现的最高级别的抗争形式；

这样的抗争进而产生各地抗争的同步，就是极权最大的恐惧。这一点，极权当然是清醒的。这种提升本地抗争烈度和抗争水平的行为，也就必然成为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屠夫因此被打击，而打击本身也就最终确证了他的价值。

三、 关于募捐

抗争者与极权的斗争，根本上还是资源的斗争。与极权相比，抗争者在资源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就使抗争、尤其是异地参与的抗争，必须整合抗争资源。

募捐就是很好的整合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屠夫那样有着充分的行动力。而有了募捐，不能参与现场行动的人，就能以捐助行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参与到抗争当中——这事实上就成为对抗争的认知，也成为抗争的行动。和表达者一样，捐助者以他想做的、能做的形式参与其中。行动存在更大的风险，这是每个人都知晓的。募捐使参与的门槛降低到了任何人。

每一次募捐，也和每一次异地的抗争行动一样，在提示着人们权利的缺失，也在呼唤着社会资源越来越广泛的参与。捐助者或者虽然没有捐助但是一直关注着自身权利的人们，因此而感

受着争取权利的勇敢。募捐不仅仅是资源的整合，也是对社会的动员，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