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國的“中國特色”是穿着馬列破鞋的垃圾。中國文學，文學作品，是垃圾堆上的雜草和蛆蟲。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在思想、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侵略了我們的民族，侵害了我們的國家。”導致民族意識的喪失，民族自尊的喪盡，民族信心的破滅，民族意志的沉淪，因而喪失了自身的民族精神。共產黨憑藉馬克思“反封建”的主張把秦始皇在前221年“廢封建，置郡縣，建立了君主平民政府”到1912年間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全盤否定，繼而把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全部一掃光了，導致了對中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的否定思潮。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白表示，他不會容忍自五四運動以來知識份子所扮演的獨立批評角色，如果有人還不明白，“王實味事件”就是一個警告。“王實味事件”也顯示了教育與使用恐怖手段威脅的兩手策略。在後來的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等邉又校泄慘輝偈褂敏Y爭王實味的方式來鎮壓反對者。
“王實味事件”中最令人震撼的悲劇性因素集中表現在：他提出那些尖銳的批評，主觀上完全出於響應上級號召的動機，他所揭露的問題也都有客觀的事實依據，結果卻被定性為“別有用心的”“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監禁和殺害；他用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和“人道主義”觀點批評邊區的等級特權制度和官僚主義現象，結果卻被冠以“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自由化”的罪名。
在批判王實味、丁玲等人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極端民主化”主張的同時，一種新的革命倫理被悄然建構起來。這種革命倫理與長期以來人們廣泛認同的道理價值判斷之間存在着張力。“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斬斷了世俗倫常的親情和友情，“黨性”與“人性”似乎變得水火不相兼容，來自上級的批判鬥爭不論對錯與否，都被視為對革命者革命意志的一種考驗。結果等級制度、特權思想、集權主義、個人崇拜等因素不斷發展蔓延。（王實味因為批判“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當年延安的生平氣象，寫了《野百合花》，被毛的手下用鈍刀砍殺於枯井。妻子劉瑩探詢了31年才獲知死訊）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出版機關陸續被國有化，書刊的發行渠道被統一操控，作家也被作家聯盟監控。嚴密的審查制度生效，而文學作品則以毛澤東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指導原則，強調作品的思想性。這段時候曾有一些因不符合黨的文學原則而遭到批判及整肅，如胡適及胡風。社會現實主義成為既定的風格，這最終也引發政府與作家之間的衝突。
中國政府轄下的新聞出版總署負責審查將要公開出售的所有中國文學作品。這個機關有權審查及禁止任何形式在中國的印刷，電子或是互聯網出版物。由於出版者須要得到這個機關的發牌許可，故此這個機關也有權力去否定人民出版的權利及勒令完全關閉不遵守這個機關指示的出版商。即使網絡暢銷書《鬼吹燈》也要在刊行前重寫，並刪掉有關超自然的部分。
習近平這個二百五，在北京主持召開專門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講話，妄圖與72年前（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提並論。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在讚揚中國文藝工作者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的同時，也批評"存在着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着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認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
習近平只是對文藝工作者提出要求，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要為人民服務……卻無一字談到創作自由問題。事實上， 審查制度才是中國文學和藝術面臨的鬼門關。只要這個制度繼續存在，中國就不會有文學和藝術的繁榮，只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遵命文藝、太監文藝、婊子文藝、馬屁文藝以及法西斯文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