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賈雷德·梅森·戴蒙德指出，較早出現糧食（包括家畜家禽）生產並且長期技術領先的，是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和黃河及長江中下游等地，但是從15世紀末開始，西歐和北歐及其移民到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的社會後來居上，在技術上領先並且在政治和經濟上支配世界。戴蒙德把新月沃土等糧食生產等技術領先和西歐北歐後來居上的原因基本上歸結為地理環境。

首先，戴蒙德認為新月沃土未能在近代保持技術領先是因為生態環境脆弱而長期遭到破壞。

新月沃土包括黎凡特（今約旦、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的兩河下游）和阿納托利亞的一部分（今天屬於土耳其）。

新月沃土沙漠化的原因，可能基本上是氣候變化而雨量大減。去年10月BBC報導：英國牛津大學的阿什·帕頓(Ash Parton) 團隊發現，季風每過2.3萬年都會深入阿拉伯腹地一次，使得那裡的植物茁壯生長，動物繁衍生息。這一發現已經發表在《地質學》(Geology)期刊上。

帕頓說，以採集和狩獵為生的人類祖先“在當今阿拉伯的很多地區都無法生存。”他說，“現在，印度洋季風只能掃過阿拉伯半島的最南端，”所以其他地方都是沙漠。

帕頓和他的同事現在卻證明，阿拉伯也曾經歷過好幾段雨量充沛的時期。這將在阿拉伯催生草原和林地，使之更適宜人類生存，從而支撐人類更早離開非洲的理論。

帕頓的團隊研究了阿拉伯東南部乾涸的河床。他們在一個採石場找到了Al Sibetah，那裡保存着許多來自河流底部的淤泥和沉積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6萬年前。他們掌握的證據顯示，那裡曾經有過5段濕潤的時期。在那些時期內，河流會從那裡經過，淤泥逐步沉積。而在乾旱時期，當地的水流匱乏，淤泥沉積量減少。第一個濕潤的時期發生在16萬至15萬年前，最近一個時期大約在5.5萬年前。

之前的研究表明，這些時期的降雨量的確有所增加，但並不清楚具體增加了多少。在炎熱的沙漠中，如果增加的雨量不多，便不會產生太大影響。而最新研究表明，新增的降雨足以支撐起豐富多彩的生態系統。

中國也曾有較大的氣候變化，我在舊文中引述過：

【竺可楨於1972年提出5000年來中國氣候變化的基本認識。他認為西周早期氣候較為寒冷，到春秋時期趨於溫暖，並一直持續到兩漢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於4世紀前半葉達到頂點，估計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至4℃。7世紀中期，氣候變得溫暖，唐代的年平均氣溫也高於現代2℃左右。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到12世紀初，加劇轉寒，直至15世紀進入小冰期。15世紀以來的500年間，17世紀特別是1650至1700年間最為寒冷，其年均氣溫要比現在冷2℃左右。（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張丕遠、王錚、劉嘯雷、周清波認為：歷史上中國氣溫存在三次大的突變。分別位於280年、880年前後和1230至1260年間。在480至500年間降水量發生一次大轉折，導致中國從濕潤變得乾旱。漢代溫暖期延續到280年左右。在880至1230年的氣候階段，中國氣候出現明顯的混沌特徵。1230至1260年間的氣候突變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變化。（張丕遠、王錚、劉嘯雷：中國近2000年氣候演變的階段性。（《中國科學(B)輯》第24卷第9期(1994年)。王錚、張丕遠、周清波：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第51卷第4期(1996年)）】

其次，戴蒙德認為中國未能保持技術領先是因為東亞大陸大的半島和島嶼少而各部分獨立性小而且交通便利，因而自前221年秦統一之後很多時候保持統一，阻礙了創新，而西歐北歐大的半島和島嶼多而各部分獨立性大而且交通便利性中等，因而歐洲從未統一過，最大的羅馬帝國也只征服了歐洲的不到一半，有利於創新。

再次，戴蒙德認為新月沃土、中國和歐洲都一直受到中亞草原騎馬的游牧民族野蠻入侵的威脅，但受威脅的程度不同。蒙古入侵者終於破壞了伊朗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統，但中亞游牧民族沒有一隻在匈牙利平原以西的歐洲森林站穩過腳跟。

第四，戴蒙德認為中國距離歐亞大陸其他先進文明國家路途遙遠，實際上成為一個巨大的孤島。這種相對孤立狀態導致它先是採用技術後來又排斥技術。

第五，戴蒙德認為文化因素除了環境造成的，還有偶然的，例如中國長期使用難以學習的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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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樂山水：宏大歷史哲學的突破

（2016-1-24）

歷史研究可以分為三類：史料學、歷史哲學以及二者的結合。歷史學者大多做史料學，少數做史料學和歷史哲學的結合，極少數做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又可以分為小型歷史哲學和宏大歷史哲學，後者更是罕有人跡。

宏大歷史哲學的先驅是英國學者阿諾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1934至1961年出版了12卷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包含7個文明的歷史，但被批評為對非西方文明的史料審辨不足。此後30多年無人敢於問津宏大歷史哲學，都覺得太難了。

由於幾位奇才的大作，宏大歷史哲學從1990年代末以來可以說是已經獲得突破。

第一位奇才是美國的賈雷德·梅森·戴蒙德 （Jared Mason Diamond，1937年9月10日－），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1997年出版《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文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這是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基本觀點是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發展。

戴蒙德說，這種觀點被歷史學者們認為是錯誤的或過於簡單的環境決定論，或者認為了解世界範圍內的環境差異和社會差異太難了，但是一些學科提供的新知識提供了對上述問題的新眼光。這些學科有：涉及農作物及其原始野種的生物地理學、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種的行為生態學、研究人類及有關動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學、人類流行病學、人類遺傳學、語言學、考古學、對技術、文字和政治組織的歷史研究。

戴蒙德青少年時的志向和學養受到父母的影響。他母親是教師兼語言學者，父親是兒童遺傳病醫師。他中小學時志向是醫師，7歲時還曾狂熱地觀察和研究野鳥。從小學到大學主要受到語言、歷史和寫作訓練，然後讀生理學研究生，1961年獲得博士學位。此後研究分屬兩個領域，一是分子生理學，二是演化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是生物歷史的科學。

第二位奇才是以色列的尤瓦爾·諾爾·赫拉里（Yuval Noah Harari，1976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2012年出版《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4）。這也是一部人類發展史，從如下多學科角度考察：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人類學、生態學、政治學、心理學等。

赫拉里2002年在牛津大學耶穌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此後專攻中世紀史和軍事史。

第三位奇才是中國的劉仲敬（1974年12月10日－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現代史方向博士生。讀博士兩年，已出版專著5部：

《民國紀事本末》（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

《從華夏到中國》（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

《安·蘭德傳 : 生平與思想 》（商務印書館，2015年）

《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歷史建構 》（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

《守先待後 : 思想、格局與傳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仲敬從中國現代憲政史擴展到華夏政治史，旁及世界政治史。劉仲敬的文章網上很多，稱得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劉仲敬12歲（1986年）和13歲之間，為消磨時間開始讀《史記》，遇見精彩的段落就會默記默誦，不看《表》、《志》之類討厭的流水賬部分，只看本紀、列傳之類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這條線路引導他讀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中有故事的部分。

劉仲敬1992年17歲考入華西醫科大學。1996年21歲畢業後任烏魯木齊市公安局法醫10年。

劉仲敬說影響他最大的是約2003年之前讀的三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雷海宗的《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他認為，“……雷海宗是斯賓格勒在中國的真正繼承人。他們和主流的差別不在技術上，而在格局上。這種分歧不是更加精確的實證研究所能解決的。從根本上講，以文明興亡為對象的思辨和以歷史事實為對象的實證是兩種東西。後者的主要用途在於為前者提供儘可能準確的材料；但如果沒有前者，後者就沒有什麼意義。”

劉仲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演化生物學的影響，比較像戴蒙德。

2009年34歲進入四川大學世界史專業讀碩士，37歲獲碩士。譯有大衛·休謨《英國史》和麥考萊《英國史》。2013年38歲進入武大歷史學院讀博士。

晶報訪劉仲敬：智力優越的“游士”和極端脆弱的少數派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40113988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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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胡煥庸線新表現、成因和起始

2015-12-10

舊文“一帶一路等投資概念炒作和投資體制背景”中曾經引述過胡煥庸線：

【中國東南半邊和西北半邊自然條件天差地別，造成人口分布和密度懸殊。對此，地理學者胡煥庸1935年提出了璦琿-騰衝線（黑河-騰衝線、胡煥庸線）。這是一條貫穿中國版圖的假想直線段，從中國東北邊境的黑龍江省黑河市璦琿區一直延伸到中國西南邊境的雲南省騰衝市：

胡煥庸說，“自黑龍江之璦琿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平方千米，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萬四千萬，約占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中國人口之分布”，《地理學報》1935-2）1987年，胡煥庸修訂說，“……東半部面積占目前全國的42.9%，西半部面積占全國的57.1%……在這條分界線以東的地區，居住着全國人口的94.4%；而西半部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5.6%……”（“我國人口與經濟的地區分布”）】

1987年的數字修訂，胡煥庸根據中國大陸1982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排除二戰後台灣光復和外蒙古獨立導致中國版圖變動的因素。中國大陸人口增長約1.5倍，1949年後歷經多次向西部移民，這條人口地理界線依然效果不變。胡煥庸線可以在近年的中國人口密度圖中顯示效果：

近日見到胡煥庸線的一些新表現，例如QQ兩億在線用戶分布圖中，在線網民分布從東部密集到西部稀疏乃至空白的截然分界線：

再如中央氣象台的中國霧霾日數實況圖：

再如中國國家高速公路網布局方案圖：

胡煥庸線的成因首先是中國地形三級梯狀分布：

大圖：

https://pic3.zhimg.com/62bf952efa10fa7f92a7a6ebe624355a_r.jpg#sthash.eVtS1POp.dpuf

中國地形造成了如下氣候分區：

夏季海洋季風（熱帶和亞熱帶季風）和冬季西伯利亞季風（溫帶季風）給胡煥庸線東側送來降水，但被西側的高山和高原擋住。這造成了接近於胡煥庸線的中國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線：

年降水量的東西部截然界線造成了接近於中國年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的中國東部半濕潤區與西部半乾旱區的截然界限：

東西部地形的高低懸殊和海洋季風造成了接近於東北之外的胡煥庸線的中國年平均氣溫10度等溫線：

胡煥庸線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地形三級梯狀分布以及海洋季風和西伯利亞季風，這是自然地理環境決定的。雖然社會、經濟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論被很多人反對，可是胡煥庸線卻強有力地支持自然地理環境決定論。

胡煥庸線可能始於中國1230至1260年的氣溫降低突變。

竺可楨於1972年提出5000年來中國氣候變化的基本認識。他認為西周早期氣候較為寒冷，到春秋時期趨於溫暖，並一直持續到兩漢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於4世紀前半葉達到頂點，估計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至4℃。7世紀中期，氣候變得溫暖，唐代的年平均氣溫也高於現代2℃左右。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到12世紀初，加劇轉寒，直至15世紀進入小冰期。15世紀以來的500年間，17世紀特別是1650至1700年間最為寒冷，其年均氣溫要比現在冷2℃左右。（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張丕遠、王錚、劉嘯雷、周清波認為：歷史上中國氣溫存在三次大的突變。分別位於280年、880年前後和1230至1260年間。在480至500年間降水量發生一次大轉折，導致中國從濕潤變得乾旱。漢代溫暖期延續到280年左右。在880至1230年的氣候階段，中國氣候出現明顯的混沌特徵。1230至1260年間的氣候突變是近2000年中最大的變化。（張丕遠、王錚、劉嘯雷：中國近2000年氣候演變的階段性。《中國科學(B)輯》第24卷第9期(1994年)。王錚、張丕遠、周清波：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發展的影響。《地理學報》第51卷第4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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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山水：再談東亞兩河法家帝國

（2016-2-1）

我在昨天的文章里說到東亞大陸法家帝國。實際上與包含阿拉伯半島或其一部分的伊斯蘭帝國相比，應該說是包含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或其一部分的法家帝國，可以叫作東亞兩河法家帝國。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戰國時期華夏（漢語族）族群占優勢的地區。

昨天的文章說到法家帝國的九個階段，其中有三輪循環。

第一輪循環包含第一階段的大一統和第二階段的南北分裂：

【第一階段是第一華夏帝國（秦漢魏西晉）時期，從前221年秦滅六國到316年西晉滅亡。

第二階段是南北朝時期，從317年東晉建立到589年隋滅南朝陳。南方是第二華夏帝國（東晉、南朝），北方是439年開始的第一鮮卑（蒙古）帝國（北朝）。】

東晉和南朝是比較純粹的秦政制，而北朝以及後來的隋唐五代遼西夏金元清在東北亞等非華夏區繼續實行部落聯盟制，在華夏區繼續實行秦政制。

第二輪循環包含第三第四階段的大一統和第四階段的南北西分裂和南北分裂：

【第三階段是第二鮮卑帝國（隋唐）時期，從589年隋滅南朝陳到907年唐朝滅亡。

第四階段是沙陀（突厥）帝國（五代）時期，從907年後梁建立到960年後周滅亡。

第五階段是宋遼西夏金時期，從960年北宋建立到1278年元滅南宋。有第三華夏帝國（兩宋）、契丹（蒙古）遼帝國、党項（羌和鮮卑的混合）西夏帝國和女真（通古斯）金帝國。】

東晉和南朝不能擴張到北方，因為華夏族群的軍事技術和能力以及以戰功獲富貴的制度和風尚都已衰敗。

鮮卑武士為主體的隋軍征服南方，建立帝國。同樣是鮮卑武士為主體的軍隊更征服朝鮮和大片中亞地區。

鮮卑武士腐化蛻變到不能打仗了，其他中亞武士成為唐軍的主體，最後沙陀武士成為唐軍的主體，建立帝國。建立後梁的軍閥（節度使）朱溫是漢人，但其軍隊的主體是沙陀武士，後四代開朝君主都是沙陀軍閥。

北宋不是大一統帝國，而是南方帝國，與東北和燕雲的遼金和西北的西夏鼎立。這是南方帝國較大的南北朝，而南宋和金更像南北朝了。

第三輪循環包含第六到第九階段的大一統帝國：

【第六階段是蒙元帝國時期，1278年元滅南宋到1368年元廷從大都（今北京）逃到漠北的上都。

第七階段是第四華夏（明）帝國時期。從1368年元廷北逃到1644年李自成打進北京。

第八階段是滿清帝國時期，從1644年清朝遷都北京到1912年滅亡。

第九階段是第五華夏帝國時期，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至今。】

兩宋如同東晉和南朝，不能擴張到燕雲、東北和西北，還是因為華夏族群的軍事技術和能力以及以戰功獲富貴的制度和風尚都已衰敗。如果沒有蒙古軍隊的向南征服，金軍終將征服南宋。

元代華夏族群叛亂，藉助於來自波斯的明教，如同太平軍藉助於來自西方的基督宗教。而明末饑民叛亂武裝沒有外來宗教整合，有了權力迅速腐化失敗。

民初的名義上大一統，是全靠英國和日本支持的北洋軍閥維持的。北伐軍和解放軍的叛亂成功，全靠蘇聯資金、軍火和顧問援助以及革命意識形態和組織模式。

中國終將跳出這種死循環，但是何時能跳出就不好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