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停刊標誌中共已經無藥可救

      余不潔

《炎黃春秋》被迫宣布停刊，這個結局並不令人意外。它能夠存在至今，已經是一個奇蹟。而之所以能夠產生奇蹟，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該期刊創辦者和顧問團的社會背景。這些人都是中共體制內的高幹和高知，和統治集團有着一定的利益關係。從另一個方面看，這群人可能又是中共內部最後的一批理想主義者和良心人士。他們的存在可能給當局製造了某些麻煩，但他們客觀上也是幫助了中共，讓一些百姓覺得中共似乎對過去的歷史錯誤有所認識和反省，中共或許還有悔改的可能。而這批理想主義者和良心人士存在的本身，實際上就已經在社會上給中共帶了不少正面影響，甚至讓某些人還對中共抱有期望。當局今天投鼠不再忌器，對這樣一個期刊也強行處置了，用冷峻的事實徹底消解了這批人殘存的幻想和期望。

《炎黃春秋》能夠出現，得益於文革結束後一些老人對中共歷史的反省。在他們脫離官場的羈絆後，終於有機會一訴衷腸。這本雜誌為那些政治運動倖存者提供了一個訴說歷史和思想的渠道，民眾由此也得以知道了一些歷史真相。作為國內正式出版的期刊，其在國內民眾中的權威性、影響力和它的獨特的地位在目前的中國是無可替代的，雖然更重要的話題和內容《炎黃春秋》不得不加以迴避。儘管如此，披露歷史真相，破除迷信，以及倡導改革和呼籲憲政，《炎黃春秋》的正面意義值得肯定。

《炎黃春秋》的文章作者，很多是歷次政治運動劫後餘生的老人。他們痛定思痛，對害人害己的毛澤東式的統治模式有所反省，希望共產黨能汲取教訓，兌現早年的一些承諾。當然，這也是這些人當年投身中共的初衷。簡而言之，他們要求中共當局尊重憲法、尊重憲法中賦予公民的諸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基本權利，希望中共走類似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之路。他們實際上是不忍心中共繼續墮落下去，在最後關頭挽救中共。可惜，他們的努力註定會落空。

所謂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在本質上和歐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並無二至。只不過，這些國家更加注重保護勞工權力和社會福利。其憲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任何政黨都要通過定期選舉贏得民眾的授權，才可以執政，絕對不可以壟斷政權，在這一點上，和中共獨裁體制有着本質的不同。而這些主張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們，更多地看到了北歐國家左翼政黨長期執政的現象，以及那些國家對國民社會福利的保障等問題，而輕視了最本質的公民政治權力問題。而只要允許選舉，共產黨就絕對不可能替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中共最大的禁忌。

實際上，中共從一開始就擁有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基因，而毛澤東成為中共的絕對領袖之日，就已經帶領中共走上了獨裁專制的不歸路。中共對民主自由的承諾，一開始就是一種虛假的幌子，從來就沒有準備兌現過。中共剛剛獲得政權，毛澤東就撕下了偽裝，公然宣稱：“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而在中共對中華民族犯下了累累罪行、同時又控制了和掠奪了天文數字的財富之後，中共更不可能放棄權力，放鬆對百姓的壓制，尤其不會放鬆對輿論的管控。期待中共統治集團尊重憲法，保障百姓的言論自由，無異於與虎謀皮。中共所謂“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的宣示，已經公開告訴世人，也告訴這些理想主義者，他們是準備一條道走到黑——不獨裁，毋寧死。

民主社會主義的重要鼓吹者之一辛子陵，自稱屬於“救黨派”，他曾經提出“救黨三策”：

  實現“耕者有其田”，將私有化原則堅持到底，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

  社保、醫保及各項社會保障性開支要占中國政府財政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國企落實人人有份的實名股份制。

辛子陵救黨三策的實質上就是給百姓以適當的經濟利益，而讓百姓放棄政治權利。然而，在現行體制下，給百姓增加經濟利益根本就是無法實現的空話。而百姓沒有政治權利，實際上就無法保障經濟利益，甚至既有的利益都可能被剝奪，私有企業被搶奪、土地被霸占、住宅被強拆等無數殘酷的事例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次《炎黃春秋》雜誌社被公然劫掠，又是一個最新的例證。

辛子陵一方面承認國家應該存在兩黨制，同時又強調：“中國的兩黨制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試問兩個共產黨有同時存在的可能性嗎？如果他們都堅持替無產階級專政，那該如何調和？如果他們都堅信槍桿子裡邊出政權，那軍隊歸誰？雙方都堅持公安必須置於黨委的絕對領導下，那省市縣的公安又該歸誰管，如果一方動用警察和刑事偵查手段打擊另一方又如何處置？共產黨體制對這些問題根本無解。所以，兩個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並存的。這種設想完全是讓百姓畫餅充飢、望梅止渴。

毫無疑問，假如統治集團能主動開啟民主轉型，當然是對民族和國家最有利的事情。但是，無視中共的歷史和本質，在當局連《炎黃春秋》這樣一個由中共內部良心人士主辦的刊物都不能容忍的情況下，還依然寄希望中共，那只會延長中華民族的苦難，讓民族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次《炎黃春秋》停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意味着中共內部最後的理想主義者和良心人士正式被統治集團徹底棄絕，中共已經無藥可救，黨主立憲之類的玄虛之論從此可以休矣。

中共的壯大顯然得益於早年的一些理想主義者，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對現實不滿，渴望改造社會，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制度。可惜，他們明珠暗投，害人害己，不幸把自己的命運和中共連在了一起，甚至在耄耋之年還寄希望中共能夠完成他們早年的理想。在中共已經徹底墮落的今天，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主觀努力在客觀上已經走向反面。他們不但不能救黨，更不能救中國，甚至也不能救自己。這不能不說是一幕悲劇，一幕令人不忍目睹的歷史悲劇。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要對於這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把死馬當做活馬醫的中共當中最後的一批理想主義者、良心人士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深切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