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看了何清涟文《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前途》之后写的。

我支持暴力抗争，我也同意何清涟的观点：在中国不能搞非暴力不合作，中国不是印度和南非。因为中国的政体是专政体制，老百姓面对的威权政体与当年甘地对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对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质的差异。一党制就是专政体制，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老百姓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应该暴力抗法，暴力，至少能够给政界内残存的左派势力提供夺权的契机。

我不担心左右轮换执政，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左和右的摇摆中前进，我甚至赞成左右轮替执政，中国的政权交替频率应该比美国低，不一定非要4年一次大选，完全可以30年或者50年轮换一次，这样有利于长期战略的贯彻。如果右派政权还没有达到执政危机的临界点，那么不妨让他们继续执政下去，应该看到，右派们还是为中国社会做出了贡献的，比如说强行拆迁，无非是为了修公路，修办公楼，修高级公寓。让他们去修好了，左派上台后可以征收高税逼迫那些住公寓的富人救济穷人，还可以干脆让富人把公寓腾出来，把房子分给穷人住。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早年间都是独门独户的私有财产，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成立了房管所把四合院分给穷人住。这就叫共产，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它天生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

我就不喜欢美国的那种多党制政权，他们对富人征税救济穷人，据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持适度的贫富差距以刺激奋斗。其实这只是一种美化，是得了势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美化。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最终效果只能是把人与人的不平等合法化，合理化，让穷人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着富人住高级公寓，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着富人选择自己家的女儿做情人。

作为一个穷人要想在这种所谓民主体制下改变阶级则是极其困难的，没有钱上不了补习班，进不了名校。富人们在培养子女上花费的投资，是穷人们根本舍不得的。这就像一场赌局，永远是资金多者胜出。另外，阶级环境不同造成的思想观念的差距，更是加深了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恶性循环。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善恶观、甚至审美观...都注定了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进入上流社会途中要跨越的障碍，比一个富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要多得多。

所谓“民主国家”不会明目张胆剥夺穷人的居住权，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占领”政策，富人不会去抢你穷人的房子，他们只要保持比你富，保持自己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行了。就好像非洲那些的穷国，美国根本就不希罕去占领，只要你老老实实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给我就行了。

所以我认为，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是没有理由支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从政治原理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制，也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多党制更加符合穷苦百姓的利益。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共产党真的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堕落成封建政权，那可就毁了，那样的话中国人要想翻身可就太难了。我们的父辈不计个人得失，奉献一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轻工业、国防工业、民生工业可就全都没了。全都要被窃国者拿走。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即使回过神来，想重新拿起暴力武器都来不及。

我认为中共现在还没有完全堕落成资产阶级政权或封建政权，理由就是中共还没有达到“不占领”的境界。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而中共对私有财产还不那么尊重。

中国今天发生的抗拒拆迁现象，本质上是中共右倾的反映。老百姓的房子被拆，当然要抵抗。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非要搞得跟黑社会霸占民房似的。这就是右派路线愚蠢的地方，要搞建设没有错，要征地也没有错，但是不应该去强夺，完全可以赎买嘛，赎买不成也没关系，如果政府没有钱，或者觉得成本太高，那就给吃了亏的拆迁户发光荣榜，发大红花，要不成就像电影《老井》那样给拆迁户立碑，还记得《老井》里那位老者说的话吗？“年轻力壮的都上去打，那井是咱们村的，死了我给你们立碑！...”。

为什么不能给拆迁户也立个大碑呢？就摆在新修的高速公路或者写字楼的旁边，上面刻上所有牺牲个人利益，配合拆迁工程的老百姓的名字，要让那些拆迁户感觉到：共和国会记住我，子孙后代会记住我，将来用这条公路的人都会记住我。共产党只要讲仁义，老百姓死都不惧，何惧一个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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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何清涟的《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前途》原文

非暴力抗争在中国的前途

何清涟

今年以来，在数次拆迁引发的抗争事件中，受害者选择的抗争形式表明，中国的社会冲突已经逼近公众忍耐的临界点。
笔者顺便挑选三次事件加以分析：一是今年８月１日凌晨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老鸦陈镇师家河村因土地纠纷引起的警民流血冲突；二是今年５月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安仁坊的暴力拆迁事件；三是从９月下旬开始北京市民白振侠因拆迁遭受冤屈申诉无门，在美国联合国广场绝食抗议事件。

从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抗争方式特点分析，这三起事件没有一处是“天高皇帝远”、没有“王法”管著的地方：北京是“天子脚下的皇城地面”，按理应该是最文明、最有法制意识的地方，受了冤以后“告御状”（上访）似乎也有地利之便。另外两起则发生于大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会城市，西安承接煌煌汉唐文明余绪，有“西都”之称；河南号称“中原”，一向被视为中华文明的中心与发源地，两省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更是从未忘记渲染自己“悠久的历史文明”。

三起事件的利益受损者，郑州是近郊村民，安仁坊居民与白振侠是市民，从他们的抗争方式及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来说，应该说代表了中国人民中等偏上水平。郑州师家河村民只因不满当地党员干部在非法变卖土地过程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决定派人上访中央。但决定刚刚做出，当地政府就派出６００名防暴警察进村逮捕带头反抗干部的村民，并开枪镇压村民，造成３０人被橡皮子弹射中受伤，据郑州市民向自由亚洲电台反映，受伤最重的村民身中８弹，该市公安局通知全市医院，每取一颗子弹必须收费３，０００元。可见这“执政能力”往“防患于未然”之方向加强，已到滴水不漏之境。

安仁坊拆迁事件，其实是当地政府官员亲自坐镇指挥，使用黑社会手法制造的暴力拆迁事件。从安仁坊居民们散发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有几个特点：第一，充分了解中国现有法律法规及中央政府文件；第二，懂得援引湖南嘉禾与陕西周至地方政府合理处理暴力拆迁事件的案例；第三，他们诉诸舆论，希望形成社会压力，改变政府的非法行为。从其材料标题可以看出他们的抗争技巧：“安仁坊暴力拆迁欺上瞒下，有恃无恐”，所谓“欺上瞒下”，是给“上级”与受雇参与暴力拆迁的学生与各种无业人员（其中可能有下岗者）留了余地，设想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助纣为虐的，希望打击面只集中在区长副区长几位官员身上，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同情。

白振侠个人的抗争则将中国民众反暴力拆迁的个人英雄剧上演到最高水平。为了让拆迁者不那么容易得手，他曾穿上自制的布满钢钉的盔甲，用铁链将自己固定于地面之上，这一措施类乎于动物界刺宀护身的方式。他也选择过向媒体反映，向所有他能够想得到的官方机构如中纪委反映的抗争方式，但无一得到回应。于是他千方百计飘洋过海，来到美国，向中国驻外领馆多方申诉无果，最后迫不得已选择了他认为“让中国人出丑”的方式——到联合国大厦前绝食，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为他自己及同类受害者趟出一条荆棘之路。

笔者注意到白说过的几段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权力，我们都忍受了，但是，这个最后的、最最基本的生存权力、居住权力，都被剥夺了，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的呢？”“我不求与什么体制对抗，我也不想做什么组织的枪子，我只想维护自己应得的一点权益，所以，我要一个人，绝食下去。”这些话说明这个硬汉很知道在中国个人反抗强权的底线在哪里，为了不被中国政府习惯性地用“与海外反华势力勾结”名义栽赃，他选择了一条最孤独无助最悲壮的反抗之路。

笔者曾见到有论者分析，中国老百姓还没学会合法抗争，应该走当年印度圣雄甘地，南非曼德拉那种非暴力抗争道路。但如果仔细分析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中国民众其实已经很懂得如何合法抗争，只是他们面对的威权政体与当年甘地对抗的英殖民政府、曼德拉对抗的南非政府有本质的差异。那两个政府毕竟是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给了甘地与曼德拉一定的活动腾挪余地，与此同时，当时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及支援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商业利益的关系，如今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当年甘地与曼德拉面临的国际社会，中国的威权体制也比那两个政府蛮横得多，公权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与暴力合法化已经成了政府行政的特点。在这种情势下，公众的非暴力抗争，较之甘地与曼德拉要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