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一篇發自上海的報道指出，中國政權趁着經濟下行之際，大舉搜捕異見分子以及它所認為的麻煩製造者。報道說，這“可稱之為鎮壓指數”，而且認為這個預測中國經濟走向最準繩的指標，現在還同時是一個政治指標。

報道指出，儘管領導層經常向外界展示其信心十足的一面，但鎮壓行動卻不啻反映了當權者在面對增長放緩可能危及中國共產黨地位合法性，越來越感到怯懦不安。這導致當局的決策舉棋不定，領導人也難以大膽推出困難但又必須的經濟重整方案。

報道說，在此同時，中國主席習近平和他的總理李克強兩者經濟政策的傾軋則越發明顯，人民日報今年5月訪問“權威人士”的談話，等同是習近平的代理人全盤否定了李克強今年年初放寬信貸的政策。

文章認為，中共似乎正面臨多事之秋，中共心中明白，從一個成效不高依靠政府投資的經濟模式，快速轉型到一個由服務業、消費和創新主導的模式，將會對增長造成打擊，還可能導致社會不穩，而且還不能保證最終會成功轉型。

經濟上要改弦更張，其實是政治考慮重於經濟因素，因為必然會把大型國企的增長利益重新分配給每家每戶。這個革命顯然不是黨領導人願意扛上的責任，原因是重新分配的不只是掌權階級的財富，還涉及權力的分配。

整頓國企將威脅到整個制度，因為國企對國家的稅捐、提供社會服務以及使得工人就範。而且國企都是龐大的雇主，尤其是成效不高諸如老式的鋼鐵和水泥生產，只有這些企業才可以消化過剩的煤炭產能。

報道指出，這些殭屍企業正是中國增長的矛盾所在，越來越多的投入，只能夠釋放出越來越少的成果。

但對領導者而言，他們對此的困擾，還萬萬比不上一旦有成千上萬的失業工人如遊魂般的上街來的那麼束手無策。

文章指出，相反，政治的鎮壓卻是刻不容緩。鎮壓指數的重要數據應該包括維權律師遭到大規模搜捕。去年7月開始，至少有300個法律專業人士和社會活動人士被拘捕和被盤問，有數十個被正式起訴，演戲般的審訊目前正在上映。

報道指，鎮壓指數還要追蹤當局對民間組織設下的新限制條例，評估信息審查的監控程度以及計算黨媒出現“外國敵對勢力”的次數。自毛澤東以來，這個詞的出現率，是測量領導層心虛怯懦的最準繩指標。

指數的“次數據”則可以包括電視台播出飛彈、戰機和戰艦的次數。民族主義飆升，是政治不穩的必然結果。

中國這次的政治冰凍期，令人想起1989年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後的那一段日子，並不偶然，那時中國的經濟也是面臨困境。

文章指出，維權律師成為箭靶，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在經濟不景的時候，組織和匯集分散於各地的民怨。他們為這些民眾提供辦法，換言之，協助一群對自己權益開始醒覺的人民，但這卻冒犯了由上而下列寧共黨統治的制度。

而這正正就是問題的癥結：不鬆綁政治的枷鎖，經濟轉型可否成功？審查制度與知識型經濟是背道而馳的。意識形態的教條只會壓抑創新所需的自由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