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首先不能够说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不民主的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看不到什么不民主的条款，每一位公民都有相应的权利。

因此，也就是只能说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如何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程度排一个名，那么中国应当排第一位，其它国家都排在后面，而且差得老远。

如果把这一点认识了，以后的讨论就都容易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最民主”不等于“很民主”，有可能是矮子里面拔将军，有可能是大家都不怎么样，但相比之下中国稍好。

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民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民主制度，是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更先进，更完善的制度。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民主制度，是比美国的两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制度更民主的制度，也是比前苏联的只有一党的制度更民主的制度。

当然，有许多人听到这里觉得是笑话，是谬论。为什么呢？是他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熏陶，或者说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华势力们的反复宣传，洗脑的后果。也就是说，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不民主，所受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对他这个人洗了脑，使得他心目中产生了一系列其实并非真理的所谓的“真理”，一种适应那个社会的好恶观。

例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凡是现代国家都可以认识到，通奸并不是一种罪行。但是人类的前期，以及现在的一些非洲等国家，还是认为通奸是一种罪行。一个从旧中国的环境里长大的人，可能认为通奸当然就是罪行，这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受的教育的结果。如果他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是另外的教育，那么他也就不会认为通奸是罪行了。

同样的道理，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只有美国那种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才叫民主制度，他所受到的洗脑就是这样，当然也就会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政治结构是不民主的制度。

那么，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长大的人，甚至在争论中都是永远无法争论的，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比如说，如果现在论坛上有一个人相信通奸是一种罪行，那么我试图说服他，说通奸并不是一种罪行，我可以提我的论据，但是他也可以提他的论据，他也可以洋洋洒洒一大堆文章来似乎是非常“严谨”地证明了通奸就是一种罪行。

或者说，如果我要和一个笃信美国制度才叫民主制度的人在争论，那么我相信我也永远说服不了他，因为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成长，当然受到的教育就都不同。

那么，在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永远没有真理了呢？我认为还是有真理的。但是这个真理并不能够事先规定。比如说事先规定“通奸是一种罪行“是真理，或者事先规定“美国制度是民主制度”是真理。

如果真的要探讨真理，那么还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入手，按科学研究的办法来，即人类社会的运动，无非是一种物质运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人类首先要吃，穿，住，等等，然后才能够从事其它的高尚活动。而要吃，穿，住，就必须生产，因此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前进的。而人们在生产中，为适应不同生产力的需要，就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构成的生产系统，被称作经济基础，需要一个称作上层建筑的系统加以支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变更，而经济基础的变化或快或慢地推动上层建筑的变更，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是真正从科学的角度研究的真理。

而好年华先生满脑子由于帝国主义长期反动宣传造成的所谓的真理，却并没有提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基础，象一个空中楼阁一样地大谈人权，缺少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而在谈到人权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其实更在意的是生产关系中的人权，即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他有那些权利的问题，而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们总是避免讨论的问题。

比如说工作权，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或者有一块土地，能够在上面劳动，生产粮食，或者没有土地，但是有工作，每天工作，每月获得薪水，这样一个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请注意毛泽东时代的头几年，那个时候的宪法是明确规定承认我国有五种所有制的，其中包括资本家所有制。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中，有没有人回顾说，他那个时候即无工作，又无土地的呢？我认为是没有的。

实际上当一个人移民或者旅行来到一个国家的时候，他第一关心的就是工作权，能不能在这里打工挣钱？这是他脑子里第一关心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是个有钱人另当别论。我就不相信他来到一个地方先关心的是有没有言论自由，能不能结党什么的。但这个工作权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犯得最厉害的人权。

从顺序上看也是这样，一个人先要有吃的，然后才能够开口说话。如果连吃的都没有，还说什么话？那就是个死人了，死人能够有什么言论自由？

说到我国是最民主的制度，那么，什么标准呢？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上层建筑的评价，就是看它能不能够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在当今社会，越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越民主的制度。因此，民主当然是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的。

再谈人权，其实，任何一个人有上班时候的人权和下了班的人权，这二者中间，最重要的是上班的时候的人权，老板能不能对你破口大骂？能不能对你性骚扰？能不能让你去吃屎？能不能让你无节制地加班？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们更关心下班的时候的人权，至于上班的时候一个人是怎样地受到压迫，他们是不太关心的。

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对人权的各种限制和规定。而社会环境也对人权有各种限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不关心社会环境对人权的限制。但一个人实际享有的人权，是和社会环境有关系的，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综合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一个人虽然在制度上似乎什么权利都有，什么人生自由都有，但是街上正在武斗，一上街有可能被打死，这个环境就限制了他的人权。而政府实行戒严，镇压了武斗，实行了宵禁，看上去政府在限制人权，但实际的效果，可能每个人感到更安全了，人权反而更多了。

也就是说，一个强有力的管理看似限制了更多的人权，却导致了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实际获得的人权要多。反过来，一个松散的管理看似更加自由，但导致了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使每个人实际获得的人权更少。

比如说，俄罗斯的松散管理，导致议员频频被暗杀，命都没有了谈何人权？

就说对非典的控制也是一样，如果政府不更多地限制旅游者的权利，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大家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落后了，因此在成立之后一直处于或快或慢地追赶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中国就象一个高速飞行的飞机，这种高速飞行当然要对每个乘客的安全负责。比如说在飞机上一遇到危险的时候要求人们系上安全带，似乎在限制人们的人权，而航空小姐们却仍然能够在客舱里走动，是因为她们要为乘客服务。

作为一个乘客，如果注意到飞机正在高速前进，则对于要求他系上安全带的作法就没有什么意见，这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但是反过来，如果飞机根本就没有前进，在机场呆了五十个小时，仍然要求乘客系安全带，那么乘客当然有理由挣脱安全带破口大骂。

当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虽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好，仍然要不断地改进，完善。但只要注意到这个“最好”，就知道改进和完善并不是向资本主义的独裁制度靠拢，完全不必参照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