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一個恥辱者的生日感懷

2016-12-28 01:40:19

•  ——生日感懷

 昨天是我57周歲生日。一早起來就想寫點什麼。然而自去年冬小外孫出生後一直作“準保姆”的我，白天要麼被小傢伙的嬉鬧啼哭所困，要麼要做家務。晚上十點之後才有時間寫東西。所以拖到今晚才完稿。

最近屢屢萌生寫回憶錄的念頭——我不是悲觀主義者，自信不會那麼快去陪上帝，然而近年越來越反常的大氣候告訴我：在一個習慣用自己頭腦思考問題、表達意見的異/見者，時刻可能成為磚政機關的賓客。果真如此，想寫也未必有機會了。

此文只作是我下來寫回憶錄的一個粗略框架吧。

農曆1959年11月28，我出生於一個與江西定南縣、尋烏縣交界的廣東省龍川縣一個山高林密的客家村子裡。為何記農曆？皆因那時鄉人為趕集方便只記農曆。所以，從小隻知自己生日是農曆11月28日。身份證之處以有“591128”號碼，也是因使用農曆。

我的老家

母親生了五個孩子，我排行老二。除最小的弟弟早早夭折外，其餘四人皆長大成人。

“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我呢？一身都是苦難、屈辱、恥辱：上小學開始，經常看到父親隔三差五被“革命群眾”或押着游村示眾，或被捆粽子一般捆着跪在大會主席台前接受批鬥。透過父親脖子上掛着的牌子，我才知道父親是雙重壞人：“國民黨殘渣餘孽”和“現行反革命分子”。

看到父親脖子掛着的“國民黨殘渣餘孽”，不知是啥意思。後來聽大人議論才知道：原來父親年輕時當過國民黨兵。

每當開“批鬥大會”時，看到台上五花大綁、面無表情的父親；看到周邊同學異樣的眼神，心裡既羞愧也極自卑。聽到“革命群眾”上台揭發父親的種種“反動罪行”後，心裡也認定他“對黨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也認定他是“時刻想復辟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因而一度十分痛恨父親——不知有多年沒叫過“爸爸”。到了十七八歲漸漸懂事後，才很不習慣地開始叫“爸爸”。

小時候聽奶奶說，我出生在村裡的“育嬰房”里。因為那時“人民公社”搞“大躍進”運動，村里人或一窩蜂上山砍木頭搞土法煉鋼，或聚集在田裡搞“深翻”、“密植”……公社幹部親自督戰，每天起早摸黑，十分緊張。為方便勞動力管理和調度，村裡的小孩、孕婦都集中起來由專人負責照顧。這，就是我出生在“育嬰房”的原因。

五十多年前農村的“育嬰房”，與現在醫院的“育嬰房”絕對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幾間極其簡陋、沒有任何現代衛生設施的老房子。只有一位學習過“接生”的接生員。以及幾位不能乾重體力勞動的老弱女人。

奶奶告訴我，我出生後沒幾天，“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因為沒有糧食解散了。村里開始發饑荒，越來越多人發“水腫”、死人。所以，我出生後沒幾天，便從“育嬰房”里回到早已空空蕩蕩的家中。

奶奶還告訴我：我們這個近千人的村里，當年共出生了四個小孩，我是其中之一。在村里全面斷糧的情況下我之所以能活下來，完全靠家庭條件相對比較好的外公、姥姥隔三差五送一點糧食。因母親坐月子不但吃不上酒肉，而且稀飯也不能吃飽，所以極少奶汁供我喝。在如此情況下我是靠什麼活下來的，奶奶沒跟我多說，我也沒多問。只知道自己從小非常弱小、多病。隔三差五由母親背着去打針。幸好那時藥費不貴，而且可以賒欠……

聽奶奶說，我出生前幾個月，父親便被抓去縣裡拘留所了。原因是：正當收割稻穀的農忙季節，村裡的主要勞動都被“人民公社”的幹部趕到山裡砍木頭、燒炭，大煉鋼鐵去了（為了完成上面下達的“煉鋼”任務，幾乎全國都如此），我父親是個急性子的人，看到生產隊的稻穀爛在田裡也無人收割，與“人民公社”的幹部吵了起來，結果被打成“破壞三面紅旗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然而因為我父親“認罪態度不好”，在批鬥會上與大隊、公社幹部吵架，再加上又是“歷史反革命分子”，於是被判處一年徒刑。後來在勞改期間逃跑，結果被哨兵發現開槍打傷。於是再加判三年徒刑，直到我四歲之時才釋放回家。

前面說過，好強、愛面子的母親極少談及我幼時往事。但偶然一次談起，卻令人刻骨銘心，終生難忘：父親被抓半年後，母親身上揣着外婆給的十多元錢，背着剛滿月不久的我到離家鄉一百多公里的縣城看守所探望父親。來到縣城的當晚，因為吃了不潔食物我患了急性腸炎，母親星夜帶我到人民醫院治療。因為沒錢住院，在我生病的三天期間，母子都睡在醫院走廓的活動床上。沒人送飯。母親三天三夜幾乎沒有睡過覺……

母親談起這宗往事時，只講了故事的大概輪廓。並淡淡地說了一句：那次我以為你要丟掉小命了，好在賤人有賤命。

青少年時代的苦難，與幼年時代的苦難一樣沉重……

祖屋龍興圍，我出生於此

十四周歲那一年，我初中畢業了。各科成績一直名列第一的我，視讀高中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之事。然而，結果卻如此殘酷無情：那一年，因受北京中關村小學黃帥的“反潮流”事件影響，升高中取消了傳統的考試制度，而採用學校、大隊、公社三級“革委會”推薦的辦法推薦家庭出身好的所謂“又紅又專”的學生直接升高中。而我呢？雖然出身“貧下中農”，而因父親曾經是“歷史反革命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誠然也就不符合“又紅又專”的條件。所以，我班有五個升高中的名額，最終全給了公社、大隊幹部的子女。

當班主任宣布升高中同學名單，和學校“革委會”要其他學生“回村好好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決定之後，經受不住打擊的我，不禁當着幾十名同學的面痛哭失聲……

或許有人會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我也承認，愛哭的男人是沒出息的。但我想解釋的是：我那時還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小孩！——在此之前，面對可怕的貧困現實，我心頭一直燃燒着這樣一個強烈的理想：發憤讀書，上高中，上大學。然後成為一個吃“公糧”的人……正因為如此，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十分勤奮讀書，一直是班上的“學習尖子”。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就非常喜歡閱讀各類文學作品。尤其喜歡柳青的《創業史》和浩然的《艷陽天》，把書中的主人翁梁生寶、蕭長春等人為偶像，立志長大後要成為他們一樣的人，帶領村裡的貧下中農戰天鬥地過上幸福生活。無情的嚴酷現實卻早早地碾碎了我的少年之夢……

當得知自己從此不能再上學之時，還是孩子的我，怎經得起理想幻滅的沉重打擊呢？

更讓我幼小而脆弱的心靈不堪打擊的是：班主任不但不安慰我，還當場批評我“學習態度不端正”、“資產階級人生觀十分嚴重”、“中了劉少奇讀書做官論的流毒”……回家後，望子成龍心切、性格暴戾的父親，不但不安慰鼓勵我，而是不問原由無端斥責我，莫明其妙地沖我發脾氣……只有憂心忡忡的母親含淚勸慰我……這晚，我沒有吃飯，蜷縮在閣樓的床上痛哭、沉默，然後迷迷糊糊睡去……畢竟才不滿十四周歲，沒有太強的“革命意志”和“忍辱負重”能力。

上學的權利被剝奪，還要“正確對待”，否則，就是“資產階級人生觀十分嚴重”，就是“中了劉少奇讀書做官論的流毒”……世上竟有如此荒謬絕倫的邏輯！

從此，未滿十四周歲的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位“社員”——或扛着鋤頭下田，或跟着成年人上山伐木砍柴……

記得有一次，因不堪沉重的體力勞動，我病倒了。病中，我從一位知青手中借到一本沒有封面的查理斯•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年幼喪父的大衛•科波菲爾小時雖然也歷經太多不幸，但他自始至終得到慈祥的媽媽，外冷內熱的姨婆，善良無比的辟果提，溫柔多情的艾妮斯等等親友的諸多關愛和呵護。正是有這些人的關愛，使大衛•科波菲爾的心靈創傷得到及時的療治，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人。最終成為一位著名的作家……在幾天的閱讀時間中，我有時被書中的情境感動得熱淚盈眶，有時又悲從中來，失聲哭泣：從懂時起命運如此悲催，然而除了母親可憐的眼淚之外，沒有任何親人撫慰、開導……

“活着，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是莎士比亞筆下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一句名言。我呢？從年輕時開始，屢屢被這個“哈姆雷特之問”所深深困擾——直到現在。

上述苦難，只是人生無數苦難的幾個場景而已。篇幅所限，這裡不詳談。之後的人生道路就是：14周歲失學。曾砍柴、伐木。曾做過木工、竹匠。1979年冬，“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剛滿二十周歲的我，與一位比自己大兩周歲的女子結婚。兩年後生下一對兒女。完成了“傳宗接代”的光榮任務之時，埋下一輩子痛苦的禍根……

1980年，不甘願再窩在山溝里的我，二十出頭，開始從事長途木材販運。曾成為最早的“萬元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只有二十四五歲的我，在村里還沒通公路的情況下，便花幾萬元在鄉下建起了一兩層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小樓。八十年代末，又到江浙京滬“跑單幫”做皮包生意。32歲之時攤上大事坐牢，直到41周歲才出獄……

建於1985年的房子（左側），三十年多了，自己在這大概住了一年吧。

出獄之後，來到廣州赤手空拳從零開始打拼——嚴格而言是從負數開始，因為坐牢前還欠下不少債……），經過十多年打拼，終於還清債務並買下房子。兒女也分別成家。

我真正引以為幸的是：自己人生實現了質的飛躍——從一位“認命”者、怨天尤人者，成為一位勇於反省、懺悔的基督徒。並成為一位公民寫作者——屢屢獲得鳳凰十大名博，以及“影響中國十年百大名博”，多次獲得“華人百大公共知識分子”稱號。

今年10月在香港參加國際中文筆會時，我特地與澳洲籍的76歲的筆會副會長齊家珍大姐合影。因為她自始至終的樂觀向上精神，給近年有些暮氣沉沉的我極大感染和鼓勵

看過余華小說《活着》的人，都會為主人翁福貴在深不見底的苦難的面前的麻木和“認命”的生活態度而震撼。而福貴的命運，以及面對苦難的態度，其實是數千年來這個民族命運和民族精神的縮影。而我與福貴的苦難也是相似的，不同的是面對苦難的態度：雖然年少失學，之後歷盡無數苦難，但無論順境還是逆境，自己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和思考。在廣州創業最艱難的起步階段，開一個小士多店生意不好，還要靠開摩托車送煤氣維持生計之時（那時女兒剛上大學，幾百公里之外的母親經常生病需要寄錢回家），仍擠出幾千元錢到天河城的二手電腦市場買了一部舊電腦，從簡單的電腦操作和五筆打字學起，然後晚上學習博客寫作。生存環境之惡劣，體力、精力付出之大，真的難於想象。

參加”影響中國十年名博“授獎典禮（右三執話筒者）

我之所以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擠出錢買電腦學習寫作，是一種本能的寫作衝動使然——因為經過長期的苦難折磨，我已經從一位怨天尤人者成為一位思考者、思想者。寫作衝動積蘊在心太久、太久——我的苦難、屈辱、恥辱，又何嘗不是這個民族群體成員命運的一個縮影？

左圖1989年攝於上海外灘；右圖2011年攝於福建土樓

光陰似箭，不覺已近花甲之年。大半輩子，先是像奧威爾像《動物莊園》的動物一樣地聽任拿破崙、斯拉奎們的忽悠，默默忍受苦難、咀嚼恥辱。夢醒之後，青春不再、遍體鱗傷，眼看大多數同胞仍然被拿破崙、斯拉奎的子孫們更精緻的謊言所忽悠、所蒙蔽，以能吃飽喝足的圈養式生活為幸福快樂，深感不能再沉默，不能再認命！

為了兒孫輩不再生活在荒誕和K懼之中，必須挺直腰杆站出來為自由而戰！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此為一個恥辱者的生日誓言。

李悔之  草於2016年12月27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