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共产主义由于不会「倒」，战俘的最大经济价值就是当食物吃掉。进入到奴隶制，战俘有了作为奴隶的生产价值，于是改变屠杀并吃掉战俘而为将战俘拿到奴隶市场上去「倒」。这是奴隶社会比共产主义更人道和更有效率之处。

人类社会从共产主义进步到奴隶制，再经过封建制，最后历史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以「倒」的发达程度来度量的。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把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一步打回到共产主义。

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得先「倒」起来再说。但由于公有制和长期禁「倒」，投机倒把阶级无法形成，民间没有会「倒」的和手里有资本以供「倒买倒卖」的商业资本家。有「倒运」经验和能力的都是原来的官商。那么一旦开放，必然是「官倒」走在经济运行的最前沿。

从经济学上来讲，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进步合理。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官倒」。无此，则迈不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所以「官倒」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是一种进步现象。反倒是以反「官倒」为名的八九学潮可能爱国，也可能民主，但在经济学上讲却是一场非常反动的运动。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高足张五常教授支给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一招就是“用贪污买下共产党的特权，以化解对市场经济走向的抵制”。

贪污不是好事，但在由人为强行制造的计划经济窠臼里逃脱时，却（确）是一招。「官倒」严格说起来并不是纯粹的贪污。挣着国家菲薄工资的官员在「倒买倒卖」的过程中，按例抽成。如果他们不挣这份官薪，则就是一个商人，完全说不上任何错误。他们错只错在不该在倒手抽成的同时还挣这一份菲薄的官薪，仅此而已。

一只脚踏上贼船的同时，另一只手还抓着岸上的栏杆以防落水。划过船的人无不如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一旦市场经济建成，「官倒」要么脱去官身成为商人，要么弃商重回官场，官商分家。

事过境迁，现在重提八九六四，已经没人再提「官倒」了。但当年那么大一场运动却都是在反「官倒」的旗号下进行的。其实在广场割据之势已成的当时，连王丹被同学问及「官倒」还反不反时，王丹都回答说，与他要实现的“精英政治”相比，「官倒」只是小事一桩。

就为这么点从计划经济和平过渡到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小事，学生领袖居然要用“血流成河”的办法来阻止，不但丧尽天良，而且反动透顶。

追悼会上书，学生缺德

马悲鸣

王丹因发了一通貌似公允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论，遭同伙攻击，又马上跳出来澄清。王丹澄得清澄不清先不去管他，就这领袖人物“金口不开，开口不改”的作派，王丹就一点都没学会。如此颠三倒四之人，将来如何领导竞选呀？就这么澄清来澄清去的，王丹信誉何在？

王丹眼界狭窄，只认北大和“天安门一代”。这两个交集之外，王丹就都不知道了。对八九六四的是非判断，王丹只会强调“爱国民主运动”。所有对他们胡来的指责，王丹只会一句反驳∶“那你就是说杀人有理”。

是否“爱国民主运动”，不能由运动的发起人自己说了算，得由公平的第三方，最好是国家司法当局做出的裁决才能算数。否则任何一名强奸犯都可以说自己是做爱，是太爱被害者了。

至于是否“杀人有理”，也同样要由最高司法当局做出裁决。比如一般说来，刽子手杀人就都有理。刽子手杀人是在执行司法正义。即使冤案错杀，也是司法当局错判的责任，刽子手没有任何责任。

我与八九六四的双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以第三方的身分给出八九六四的全面法理分析∶“学生有罪，政府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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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书，学生缺德

胡耀邦四月十五日去世，在随后的一周悼念活动中，政府没有阻拦学生的吊唁。但学生忽然在胡耀邦的追悼会门前下跪上书。此举毫无道理。

首先，这是追悼会，不是人大。上书有各种渠道，比如国务院信访办、中共中央信访办，人大信访办。实在不行也可以到中南海侧门递给传达室嘛。何时何地不能上书，偏选在人家追悼大会的门口上书，不但文不对题，而且对死者毫无尊重。

人大会堂里，哀乐声中，正在肃穆庄严地围绕着死者瞻仰遗容，哀声切切地致沉痛的悼词。门外两个衣冠不整的学生，跪在台阶上，头顶一卷白纸。要说是披麻戴孝呢？白纸举得太高。要说是打幡呢？白纸又举得太低。这时候免冠徒跣，以头抢地，不是成心恶心人，故意破坏追悼会气氛吗？学生缺德，一至于此。

试想，如果在胡耀邦追悼会门前下跪上书的那人自己的父母葬礼上，有人给他下跪上书，或者叫化子跑来下跪讨钱，那可多煞风景。葬礼上营造的一片悲伤气氛，还不全让那上书的或讨钱的都给搅了吗？

中国自古就是礼义之邦，尤重丧礼。这帮自称“读书识礼”的大学生一点礼貌都不讲，偏要搅和胡耀邦追悼会的气氛。

古语云“宁拆一座庙，不扒一座坟”，宁搅婚礼，不搅葬礼。八九学潮的参加者，纯粹一帮有人养，没人教的不义之徒。

王丹的父母不是都还健在吗？等到去世安葬的那一天，大家一块儿去上书。看到时候王丹是否笑脸相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