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2005年6月3日）

　　1
　　16年前的今天。
　　凌晨1、2点，传说人民解放军要去广场与学生“联欢”，一批北大学生（时下叫“愤青”）骑着自行车向伟大首都的市中心飞驰。现在想想，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当时大概是要“保卫广场”吧（想想冒虚汗啊，秀才去跟当兵的较劲）！大约两百多辆自行车疾驶在深夜的北京街头，应该蔚为壮观。我和同学、哥们PC（哈哈，怎么一缩写成了“个人电脑”）也在其中，他现在是党国“要员”（后来同学聚会，他一口一个“党国”），他LP（也是同学）留美归来，在“四大”会计师所之一，两口子一个吃官饭、一个吃洋饭，小日子颇为滋润。
　　风风火火赶过去，但偌大的广场哪有人民子弟兵的影子！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大学生，估计绝大部分是外地高校的（当时许多外地大学生、包括我当时的女朋友蹭火车进京，跟“文革”串联一样；后来局势无法收拾，客观上与这些外地学生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们没地方住，只有住广场）。我和PC在祖国的心脏逗留不到十分钟，感觉无趣，便打道回府。
　　当晚我还鬼使神差一人骑车到了黄庄，本来准备进城，但因为凌晨那番折腾，我感觉非常疲倦，又没有公交车可坐（当时都停了），便又回到了学校（天佑我也，那天如果我出现在公主坟、木樨地、西单、六部口，绝对是凶多吉少）。十点钟左右我就上了床，刚要迷糊过去，突然听到楼下许多学生敲脸盆，隐隐约约好象是说到南门集合。
　　想睡也睡不成，我就起身到了南门，迎面碰见一个瘦小的男生，衣衫不整，浑身脏污，手里提着一件血衣（也不知道是谁的），沙哑着嗓子（第二天我才知道催泪弹会让人嗓子变哑，我同宿舍一哥们整整哑了一个星期，他是那年5月中旬与我在广场并肩空腹抗争150多小时的战友，后来成了教授），好象只会说这几个字：“打枪了！打枪了！”
　　多年过去了，我还无法忘记那晚在校南门遇见的这个瘦小男生。
　　至于其他，以后写在书里吧。
　　地球还在转动，太阳依旧温暖。
　　愿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2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多维专访严家祺：判断“六四”这样大事件的是非需要大原则》，看来看去，原来先生说的大原则是这样的：
　　“在判断和理解89民运和‘六四’事件的是非及事件影响时，最大的问题还是‘六四’真相。”“‘六四’真相的最关键问题是：北京是否有屠杀，以及是否有所谓暴乱。”“作为一个政权，有暴乱发生，会采取手段平息。”“六月三日，北京没有因为冲突死人，也没有反革命暴乱。是当晚军队开枪镇压，引发大规模冲突，而且主要是老百姓流血。没有暴乱却动用如此强大的暴力手段血腥镇压和平示威者，这就是事实真相。”“‘暴乱说’是中国政府编造出的谎言，是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说法。因为，是否发生暴乱，是评价血腥镇压的是非的关键事实。所以，中国政府才伪造事实。讨论‘六四’真相和是非，应当首先讨论‘六四’是否有暴乱以及是否屠杀百姓。”
　　文章中说，严家祺先生是“中国80年代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事实也许如此。但严家祺先生关于判断和理解“六四”的上述大原则，未免过于单薄，没有达到任何思想的高度；我直接的感受就是，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正确评价“六四”，还需要若干年。所谓任重道远。
　　严家祺先生立论的前提之一是，“作为一个政权，有暴乱发生，会采取手段平息。”也就是说，如果是暴乱，那么政府平息是正当的。他在这里首先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假定所有的暴乱都是不正当的，应该被镇压的。但实际上，古今中外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正义的事件，都是从“暴乱”开始的，比如美国独立运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严家祺先生上面这句话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思想的光辉和学者的严谨。
　　其次，严家祺先生武断地说，“暴乱说”是中国政府编造出的谎言。我们都看过当年烧军车、甚至烧死军人的镜头，这些不太可能是在镇压之后发生的，也不可能是政府伪造现场；而这些举动，是不折不扣的暴乱。所以，如果正视历史的话，就应该承认当时的确发生了暴乱，至于暴乱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是否需要调动大批军队镇压，则是另外的问题。如果承认当时的确发生了暴乱，按照严家祺先生的逻辑，政府的镇压就是正当的了。这显然不是严家祺先生所希望的结论。
　　再次，严家祺先生认为“中国政府至今否认‘六四’杀了人”。此言谬矣。事实上中共在“平暴”后很快就在报纸上公布了大学生死亡人数（36人），中央部委也传达了中央机关干部死亡人数（比学生还多）。共产党很可能少报了数字，避重就轻，但它没否认杀了人。
　　平心而论，正确评断“六四”问题的是非，不得不考虑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其实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没有集中、统一、公认的领导，作为全程参与者和北大“三角地”及西南门外大字报的活跃写手，我和许多人只是在镇压后才知道“柴玲”、“吾尔开希”这些名字）究竟有没有明确的、贯穿始终的诉求。作为过来人，我认为是没有的；不是没有诉求，而是诉求非常不明确甚至可以说非常混乱。据我所知，运动的初衷并非推翻政府，但后来显然失控了；即使是改良的主张包括一些具体的要求，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稚气有余智慧不足，让政府无所适从。运动有没有明确的诉求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政府当时究竟有没有可供选择的应对手段；换言之，后来除了镇压，政府还能做什么。
　　第二，运动的诉求有没有合理性，以及合理性有多少。我认为，某些诉求当然是合理的，要求民主、进步、惩治腐败，运动的初衷是正当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作为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仅有正确的初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现实的、合理的、可行的策略和主张。遗憾的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下，运动的诉求，尤其是后期的诉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其实，运动最多到5月19日绝食结束就可以收场了，它照样会名垂青史，王丹们也许还会坐牢，但绝不会坐那么久，许多无谓的牺牲也可以避免，中国至少会多赢得三年的、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时间。这决不是马后炮，我5月下旬就在广场上对曲阜师范大学的两个女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前女友）说，这样下去没有希望。
　　第三，除了学生运动，当时还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严家祺先生所提出的，是否发生了暴乱的问题。这至多是第三个问题，它不可能是大原则，只能是“量”的问题，而不是“质”的问题；即，有了暴乱，政府的大举镇压也不见得正当；没有暴乱，政府也未必就不能采取行动。
　　第四，政府和学生是否彼此了解，是否对当时的局势、运动的走向都有正确的判断。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在当时还没有手机、网络这样先进、迅速的信息传输方式，还可能由于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周围的人对他的某种程度的、有意无意的蒙蔽或误导，致使政府（当然，主要是最高决策者）不了解运动的性质、程度和走向，学生也未意识到政府在特定情况下会有“不怕流血”的决心和手段。其实，共产党要镇压的是暴乱，而学生认为是镇压学潮；镇压过程中死了一些学生、市民（毋庸讳言，包括少数暴民）甚至官员和军人，而全世界似乎都认为牺牲的只是和平示威的学生。悲剧由此产生，并延续至今。
　　第五，政府调动军队平息或者镇压运动是否正当、合法。如上所述，当时的“运动”，已不是简单的学潮，而是穿插了“暴乱”的成分；这是不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的；就象16年后（2005年4月）上海等地的反日活动，由于出现了针对使领馆和平民店铺的打砸行径，致使活动的意义和中国民众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开枪和动用坦克，这只能是分析到最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认为：
　　第一，“六四”运动在总体上没有明确的、贯穿始终的诉求；
　　第二，即使是可以勉强归纳出的、运动的某些诉求，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
　　第三，运动后期发生了学生所无法控制的暴乱；
　　第四，政府与学生对当时的形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判。
　　最后， 不得不遗憾地说，尽管由于导致了民众的伤亡，政府对“六四”运动的镇压在道义上失分不少，但在当时却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
　　一个没有被证明为非法的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采用过激的、扩大化的手段，平定了一场目的不明、旷日持久、已经出现非法和失控行为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学潮），这，就是我对“六四”事件的描述性结论。它也许不是最终的历史评价，但离真理不会太远。

　　3
　　事件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过去了16年；死者不能复生，历史不能重写，如何正确面对这场悲剧，对中国政府、民众、海外人士包括民运分子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课题。
　　我没有时间展开这个问题，只罗列一些基本判断或原则（无论是否与“六四”直接有关），希望历史证明我的正确：
　　第一，“六四”事件是全民族的一场悲剧，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场反动的、血腥的暴力镇压，或者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欠债；
　　第二，除非发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戏剧化政治事变（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为“六四”平反；
　　第三，在客观上（无论民主自由人士在理性上和感情上多么不情愿），中国在若干年（可能是几十年）内不可能摆脱共产党的统治；
　　第四，中国只有出现美国杰斐逊、日本福泽谕吉、印度甘地这种级别的伟大思想家、启蒙先驱，并在民众中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对“六四”事件作出盖棺论定、载入史册的客观评价，而这个时代远未到来。中共式的顽固和僵硬，民运式的壮怀激烈和预设前提，严家祺式的盛名掩盖下的肤浅，加上中国普通民众的麻木与冷漠，使我们还看不到公正评价“六四”事件的曙光。
　　迄今为止，在国内噤若寒蝉的、令人窒息的冷漠与淡忘气氛中，在海外铺天盖地的愤怒声讨和血泪控诉中，关于“六四”事件最有思想光辉、最富有建设性、站在历史和人性最高度的评论文章，恐怕只有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的《点燃第十一支蜡烛》一文（说这话会得罪不少自以为满腹经纶的仁人志士，欢迎谩骂）。这归功于他的基督教情怀，也归功于我们共同的母校。我曾经怀疑他幼稚，可时间将会证明他的睿智。
　　有兴趣的“六四”研究者，不妨找出那篇文章一读。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难得的飞速发展时期。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华人，有义务关心中国，呵护中国，摆脱线性思维，摈弃偏见和成见，用建设性的态度和甘地式的情怀，容忍所不能容忍的，将中共看作一种不能回避的客观存在而不是邪恶的象征，正视中共自身以及中共主导下的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战争和内乱的危险从来不曾消失，全世界华人，敬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