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7講座

我們所謂的波蘭，不是今天地圖上的波蘭，而是歷史和文化意義上的「大波蘭」，粗略地說，就是包括今天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內，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這個廣大的區域，或者說是叫「大波蘭」。這個歷史區域，從它剛剛開始在歷史上出現的時候，是許多零碎的小線頭；直到十五世紀，這些線頭引出的眾多線索才結合在一起，變成一束線索；到十九世紀，這些線索才正式理清，變成現在的國家體系。如果說來自地中海東岸的兩希文明是一個核心線索向四面八方擴展、不斷產生各種各樣的支線的話，那麼「大波蘭」的歷史就恰好相反，是由眾多支線慢慢地聚合起來，最後才形成一條主線的。

波蘭的實質歷史要從毀滅羅馬帝國的蠻族大遷徙以後才開始，尤其是在奧托大帝和日耳曼的諸王朝開始跟阿爾卑斯山以南的羅馬教廷建立常規關係以後。在那以前，大波蘭地區的歷史是零零星星的。羅馬人的史家和日耳曼的傳教士、騎士留下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記錄，基本上跟塔西陀時代的日耳曼部落沒有什麼明顯差別。在這以後，來自日耳曼的秩序輸出開始影響到東方，沿着波羅的海沿岸形成了幾種不同的格局。最常見、最主要的格局就是，在獅子亨利時代，在東方，大波蘭、小波蘭、東西波美拉尼亞這些地方形成了一些類似神聖羅馬帝國的公國，這些公國和那些日耳曼化程度比較淺、仍然由蓋特曼 — — 也就是部落頭人 — — 統治的部落逐步拉開了差距。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在日耳曼的影響進入維斯杜拉河流域以前，這些地方的部落民主要還是由他們的頭人統治着，組織也是比較鬆散的；後來在接觸日耳曼人和波希米亞人以後，有些比較強大或者是學習能力比較強、互動比較多的部落，開始把他們自己的酋長稱之為「大公」，把他們的部落結構改造成為類似日耳曼式的封建主義結構。

封建主義結構一開始就是邊疆性、殖民性很強的結構。無論在日耳曼人入侵羅馬以後還是周人入侵東土以後，他們分封制度的基本前提就是軍事貴族階級和殖民主義邊疆精神相結合。日本開拓東土武藏野、關東的過程，也是武士道精神產生的源泉。就歐洲的情況來說，日耳曼人入侵過去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郡縣制地區，例如勃艮第和意大利，和他向東方開拓，也就是自查理曼大帝征服薩克森人以後，直到獅子亨利開拓東土，這兩個過程是不一樣的：前一個過程當中，日耳曼人和原來羅馬帝國統治下的順民必須達成一定程度的妥協，形成兩種法律共用的情況；在開拓東方的過程中間，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封建主義，因為他沒有原先羅馬制度下的郡縣制國家和官僚機器可以接管。開拓的主體就是為數甚少的貴族騎士，形成的體制比較分散化，中間留下的餘地更大。同時，開拓過程中的軍事殖民性質也更強，因為它不像意大利或勃艮第那樣有本來就有定居人口的連綿地帶，它形成的是類似十九世紀美國西部那種斷斷續續的開拓地帶。

在各個開拓地帶中，儘管現代地圖學家往往會把這些地方劃成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但是東部的神聖羅馬帝國跟萊茵河沿岸的神聖羅馬帝國是非常不同的地方。萊茵河沿線是羅馬帝國過去開拓過的地方，沿着科隆直到阿爾卑斯山有連綿的城市和農耕地帶；但是在東方易北河一帶甚至易北河以東，理論上的國界線實際上並不存在，存在的是一個一個的孤立的居民點。封邑在這些居民點上建立，對孤立的居民實施保護，但是各個不同的封邑之間隔着相當長的距離。各諸侯要把他們的邊界連接起來，還需要幾百年的時間。在最初的時候，各諸侯也像是周天子封的東方各諸侯一樣，他們要麼是面對無人區，要麼是面對蠻族地區，彼此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也比較缺少因為邊界而形成的爭議。他們之間的衝突往往是一支探險隊和另一支探險隊在荒野上的衝突，衝突過去以後各自回到自己的據點上，而荒野仍然是荒野。

波蘭最初的幾位公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出來的。這四、五個公國彼此之間的聯繫，還沒有它們跟波希米亞和德國諸公國的聯繫緊密。同時，它們的主要任務與其說是開疆拓土、相互競爭，或者是跟德國各諸侯相互競爭，倒不如說是引進和學習對於它們來說是比較先進的日耳曼封建結構，把自己的組織完善起來。這種輸入秩序的緊迫性比較接近於西非和馬來的伊斯蘭教蘇丹國，它們必須不斷地向伊斯蘭核心地帶去取經，去培訓人員，儘可能地把自己原來比較鬆散的社會組織改造成與文明中心地帶比較相近的、組織比較完善的國家。跟這個緊迫需求相比起來的話，它們彼此之間的鬥爭還是比較次要的。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鬥爭，都是在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已經非常嚴密、內部的統治已經沒有問題以後，它們才相互競爭的，但是，最初產生的諸公國實際上還帶着過去酋長領地的濃厚痕跡，它們自身的組織還不完善。因此對於這些公爵來說，他們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加強他們跟日耳曼人和羅馬人的聯繫，把他們自己的貴族子弟送到日耳曼，甚至送到意大利去遊學，去學習那裡比較複雜的統治方式，然後他們回來，經過幾代人以後，原先的酋長領地就會變得更像是封建公國了。

在這個過程中間，這些公國也就變成了羅馬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的附庸。這種附庸不是征服性質的，而是學習性質的。因為你要到神聖羅馬帝國去學習它的封建體制，或者要接受基督教傳教士作為你自己的教師，對於你來說，自然而然的手段就是象徵性地承認皇帝和教皇的權威。這種權威不需要你付出什麼，因為你所居住的地方和開拓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荒野，承認皇帝和教皇的權威，皇帝和教皇也不會當真來統治你或者收你的稅。但是你既然在理論上來講已經加入基督教世界了，那你就可以打通一條比較穩定和暢通的輸入渠道了，可以不斷地向他們學習，不斷地流通。學習和流通基本上是不平衡的，是邊區輸入得比較多，對邊區來說這個流通曲線更加重要。這些公國當中有幾個勢力比較大的，甚至從皇帝那裡得到了國王的稱號，但是他們的後裔並不能保證繼承國王的稱號。往往是，一位比較雄才大略的大王獲得了波蘭國王的稱號，然後接下來他的幾代後裔又重新變成了波蘭公爵或者馬索維亞公爵之類的；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國王把幾個領地粘合在一起，但他死以後，他的幾個兒子或者是親屬又重新把這些領地分開了；或者是，貴族會議選立新的大公，又把原先的所謂的王國給拆解了。這在早期法蘭克王國也是很常見的現象，大波蘭、小波蘭、馬索維亞和波美拉尼亞在最初幾個世紀的狀態就是這個樣子。

再往東北方向移動，就是普魯士 — — 波羅的海地區以格但斯克為中心的這塊地方。普魯士人最初跟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是相近的，也是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他們的地位跟波蘭不同：波蘭基本上是接近於內地，它聯姻和交涉的對象是德國中部、南部的各諸侯以及波希米亞和匈牙利人；而波羅的海沿岸是海運比較暢通的地方，所以它接觸的秩序輸出主要是兩個方面的，一個是騎士團，一個是漢薩同盟。漢薩同盟沿着今天瑞典東海岸、芬蘭南海岸、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海岸直到波蘭北海岸 — — 今天的波蘭北海岸就是最初的普魯士異教徒居民居住的地方，漢薩同盟在這條線上建立了一系列城市國家，最大的就是但澤，再往東方是里加，再往北方是今天屬於瑞典的維斯瓦。但無論今天這些地方屬於哪裡，當時這些漢薩城邦都是日耳曼系居民建立的城市國家。它們在理論上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藩屬，但是實際上是享有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的獨立政治實體。它們把包括波蘭、立陶宛和羅塞尼亞 — — 也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廣大內地的出產物運到這些港口，然後轉手經營，運到西歐去，這是它們主要的經濟命脈。而內地的各大國、各部落基本上是沒有經營能力的。

第二個就是騎士團。騎士團不是只有一種，而是有好幾種，從立窩尼亞騎士團到寶劍騎士團。騎士團的組成人員是騎士加僧侶，也就是說，他們不是一般的騎士，而是負有傳教士職責的特殊騎士，是教廷和帝國聯合向異教徒地區傳教的一個推手。騎士團的組織能力和戰鬥能力，再加上他們的虔誠程度，都比異教徒的部落要強得多，所以儘管他們的人數極少，卻能夠綏服相當廣闊的地方，也就是說沿着今天波蘭和德國的西部邊界 — — 奧得河一線、一直延伸到波羅的海東岸拉脫維亞一線的地方。這些地方，通常一個騎士團的小組 — — 少的只有一個人，多的也只有幾十個人 — — 就可以維持一個城堡，打通城堡和城堡之間的連線，構成一個沿着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分布的騎士網絡。

騎士團的產生對於立陶宛來說特別重要，對于波蘭來說不太重要，因為最初的波蘭基本上是在內地發展，最初的波蘭幾位公爵主要是跟波希米亞人和匈牙利人聯姻，但是立陶宛作為東歐最大的和最後的異教徒國家，特別強烈地感受到了騎士團的壓力。最初的立陶宛人在人種上跟最初的波蘭人略微有一點差異：波蘭人跟與他們接觸的波希米亞人和薩克森人差別不大，而立陶宛人則跟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 — — 當時稱之為羅塞尼亞人 — — 的關係比較緊密，他們在語言上更多地受東斯拉夫人的影響，而不是像波蘭人那樣主要屬於西斯拉夫系，跟大摩拉維亞公國、波希米亞王國關係密切。同時立陶宛地理比較接近海路，它的多神教文化受北歐影響比較多，它的多神教文化有很多神祇跟北歐奧丁系的神話是非常相似的，閃電之神、雷電之神和戰爭女神在北歐神話系統中間都可以找到類似物；而波蘭最初的多神教文化留下的痕跡就比較少或者說是比較模糊；芬蘭人留下來的最早的神話，則具有更多的亞洲特色。立陶宛原先的多神教神話比較完善，因此圍繞着多神教形成的騎士組織和國家組織比較完善，也就是說，它是東歐各異教徒文明當中唯一有能力抵抗基督教擴張、而且能夠堅持到最後的，這種形勢也跟北方的奧丁文明抵抗基督教文明的形勢比較接近。

立陶宛最初的幾個異教君主能夠很有效地形成一種跟早期希臘羅馬相似的騎士制度，這就是為什麼只有在波羅的海沿岸才會形成騎士團制度的原因。傳教的基督教世界在進入波蘭各公國的時候，沒有感到有使用武力的很大必要。這種情況比較像是傳教士進入英格蘭和愛爾蘭的情況，一般來說，波蘭各地的原有部族酋長對基督教傳教士是比較歡迎的，他們自己原有的理論跟基督教的解釋體系相比不那麼完善，而且接受了基督教、打開了流通渠道以後，對於酋長完善他們自己的國家體制又很有幫助，因此他們大體上表示歡迎的態度，他們接受基督教甚早，而且接受得比較完善。但是傳教士進入普魯士人、史姆德人(Samogitians)、立陶宛人的地區的時候，遭遇的抵抗就比較強大，這也像他們進入挪威人、丹麥人和其他奧丁神教信奉者的地方的情況差不多，也主要就是因為原有的異教徒的國家體制和騎士體制已經比較完善了，對新來的體制的排斥性比較強。也就是說，在這些地區，傳教士如果僅僅是傳教士的話，自身很可能會站不住腳，因此和平的傳教士在這種環境下就變成了武裝的傳教團，傳教士和騎士結合在一起。因為立陶宛人是不尊重怯懦的、像唐僧一樣哭哭啼啼、只講愛和仁慈的傳教士的，但是如果這些傳教士像日耳曼騎士團那樣，既是披袈裟的傳教士，又是拿着武器的騎士，能夠跟他們作戰的話，他們反倒會對這樣的傳教士比較尊重。

在波蘭和立陶宛最初的酋長國開始演變成為大公國的時代，蒙古人的勢力從東方侵入，首先毀滅了伏爾加河流域的欽察人，然後在第聶伯河上粉碎了基輔羅斯的核心。他們的偏師進入到波蘭和匈牙利的邊境，跟波蘭人和匈牙利人組成的十字軍打了一仗，然後撤出了。蒙古人對羅塞尼亞人的影響和對波蘭、匈牙利的影響不一樣：波蘭和匈牙利雖然在跟蒙古人打仗的時候損失了很多騎士，但是蒙古人只是閃電式地來了一下又走了，沒有影響到波蘭諸公國原有的體制，反而激發出了他們的好勝心；但是對於東方基輔羅斯諸公國來說，蒙古人造成了較大的破壞，把最核心的幾個公國給打散了，扶植和產生了東方化的莫斯科公國，使西部的各公國，例如亞歷山大·涅夫斯基的公國和殘存的基輔公國，面臨着非常艱難的選擇，他們要麼是依附於東方的蒙古人，要麼就是向西方求援，而向西方，最接近的力量就是立陶宛大公國。在蒙古入侵以後的幾個世紀，立陶宛人開始向第聶伯河沿岸擴張，最後打通了通向黑海的路線，把包括基輔公國、斯摩棱斯克、羅斯托夫在內的今天屬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俄羅斯西部的大多數公國，都納入了立陶宛大公國的統治之下。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主要原因是由於莫斯科的東方性質比較明顯。在金帳汗國勢力開始衰退的過程中，像潮水退去以後，過去被潮水遮掩的那些礁石，過去在潮水之下，像是在海面下的東西，潮水稍微退一點的話，原有的礁石就會露出海面，變成小島一樣，莫斯科以西的各公國就是這樣，在蒙古撤退的過程中間逐步露出了水面。

他們選擇自己未來的歸屬，主要是看哪一方能夠給他們較多的自治權，而立陶宛人在給予他們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權方面都比較慷慨。這跟立陶宛自身的性質有關係。我們剛才提到，立陶宛長期以來是基督教歐洲最後一個異教徒大國，在雅蓋洛大公最後改信基督教 — — 這件事我們後面再提，現在先不管 — — 以後，他國內仍然有大量的異教徒居民，他在基督教世界裡面相當孤立，感覺到自己是容易被排斥的、不那么正宗的人，所以他是最早、最熱衷於宗教寬容的。立陶宛大公國的憲法首先就強調宗教寬容，在立陶宛內部，他的各個貴族世家是可以選擇自己的宗教信仰的，這種自由在法蘭西和德意志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雅蓋洛大公本人通過跟波蘭聯姻改信基督教以後，立陶宛仍然有很多世家大族並不信奉基督教，或者是名義上信奉基督教，但實際上仍然保持着傳統的異教信仰。

在這種情況下，立陶宛人開拓羅塞尼亞 — — 這主要是在雅蓋洛大公以後的事情，很容易接受羅塞尼亞各諸侯提出的要求。這些諸侯的要求，主要說起來也就是要保證他們自己城市的自治權，要保證他們原有的憲法結構，要保全他們原有的東正教信仰和語言，這對於立陶宛來說都不成問題。立陶宛跟波蘭和匈牙利不一樣：波蘭和匈牙利自從改信基督教以後，它們的國語都變成了拉丁語，波蘭語和匈牙利語只是他們的方言；而立陶宛卻願意用羅塞尼亞的語言做他們的國語。莫斯科人所謂的「立陶宛語」，照立陶宛人自己的叫法就叫羅塞尼亞語，它與其說是屬於立陶宛的，不如說是屬於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尤其重要的是，立陶宛不僅保留各城邦的自治權，而且願意保存他們的宗教信仰，這樣，雅蓋洛大公以後的立陶宛變成了一個宗教上的百納被。因為它把宗教寬容列入了立陶宛憲法的核心部分，結果受到寬容的人也就不僅是東正教徒或者是傳統的多神教徒，而且還包括猶太人和穆斯林。這樣一來，立陶宛的核心城市維爾納和格羅德諾變成了高度多元化的地方。在立陶宛大公、大統領和主要領主的保護之下，各種在歐洲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夠獲得寬容的宗教信徒都能夠在立陶宛立足。而波蘭的情況不一樣，波蘭自從接受天主教以後，它原有的異教文化本來就不像立陶宛異教文化那麼強勢，像是陽光下的冰塊一樣迅速地走向消融。波蘭的各諸侯接受基督教是比較虔誠的，波蘭憲法當中雖然保留了各諸侯和貴族的權利，但是沒有保存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這是波蘭和立陶宛發展路徑最早的差異。

在波蘭皮亞斯特王朝由於自然的原因絕嗣以後，波蘭貴族決定選擇匈牙利的安茹王室做他們的國王。安茹王朝在當時的地位很像是後來的哈布斯堡王朝，通過聯姻的關係把他們的種子撒向全歐洲。無論是英格蘭王國、法蘭西王國、那不勒斯王國、匈牙利王國和波希米亞王國，要麼就是由安茹家族的王子在做他們的國王，要麼就是由安茹家族的公主在做他們的王后。對于波蘭貴族來說，在本土的王室絕嗣以後迎接安茹王室做自己的國王，是進一步融入歐洲、加入歐洲封建體系的措施，他們也實現了這個目的。安茹王朝來到波蘭，最主要的結果就是使波蘭各公國原先比較模糊的習慣法穩固下來。因為原先的波蘭各公國的國王跟最初波蘭各部落的酋長是沒有很大差別的，他們是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結果就是沒有建立契約的迫切需要；但是等到他們絕嗣以後，外國君主來做了波蘭國王，波蘭本土的貴族和外國君主就感到有必要把雙方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以比較明確的形式規定下來。這就是波蘭憲法的起源。波蘭最初的憲法是波蘭貴族階級和外國王室之間的契約，很像是諾曼王室和英國貴族之間的契約。但是有一點不同：諾曼王室在英國的貴族其實也是諾曼人，撒克遜原有的貴族已經消失了；但是波蘭的貴族和波蘭的王室，他們的起源是不一樣的，波蘭貴族是波蘭本地人，而波蘭的王室則是波蘭貴族引進的外邦人。這個起始路線的差別，是波蘭貴族權力格外強大的最重要原因，因為初始條件的敏感性在以後的幾百年之中是很容易不斷放大升級的。

安茹王室是一個國際主義的、全歐洲的王室，它把它自己的公主嫁給法蘭西的路易十世當王后，它自己的親王在那不勒斯當權，同時也是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國王，對於它來說，波蘭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所以它像後來的瓦盧瓦家族一樣，覺得給波蘭貴族多一些讓步，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安茹家族在克拉科夫加冕登基的誓言就是，首先要保證波蘭貴族的自由和特權，同時也要承認波蘭貴族作為一個階級的平等性。波蘭貴族即使犯罪，不經過同儕審判 — — 也就是由波蘭貴族構成的陪審團的審判，他們的財產不得沒收，人身不得侵犯；未經波蘭貴族的同意，安茹家族的國王不能向波蘭人徵稅，不能組織常備軍。你們可以看到，這些條件跟英國貴族在大憲章時代強迫約翰王接受的條件是非常相似的。但波蘭貴族比英國貴族還得到了一個更多的條件，就是平等的條件。這個條件在英國封建制度下是沒有的，英國貴族是不平等的，貴族和貴族的附庸之間是有一系列個別和具有差等性的契約的，但是波蘭貴族在安茹家族國王的面前是一個像兄弟會一樣的組織。

波蘭憲法的基本精神就是貴族和貴族的平等。貴族之間，無論是大貴族還是只有極少數土地、窮困程度跟普通農民差不多的小貴族，他們在精神上和法律上都是一律平等的，大貴族不能夠在小貴族面前以領主自居，小貴族面對大貴族，有權利像最窮困的羅馬公民對待最富有的羅馬寡頭一樣，保持高度的自豪感和愛國精神。這種具有波蘭特色的愛國主義是以後幾個世紀波蘭戰鬥力的根源。大貴族無論多麼強大，至少象徵性地在小貴族面前必須保證說我們是平等的。而大貴族和小貴族之間則不僅接受了基督教文化，還從意大利羅馬的古典文化中間接受了他們最喜歡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把羅馬人的「公民和公民之間，無論貧富貴賤都是高度平等的，在羅馬愛國精神的薰陶之下團結起來」，改造成為「波蘭貴族無論大小都是高度平等的，在波蘭愛國主義的精神之下團結起來」。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的話，具有波蘭特色的共識政治 — — 後來演化成為正式的自由否決制 — — 是不可能執行的。也就是說，波蘭貴族和波蘭貴族之間都是心連心的一個階級，是高度團結的，而且他們出於愛國主義的公心，是不會為了私利而破壞波蘭貴族會議的正常舉行的。因此波蘭貴族會議的原則不是多數表決，而是全體一致。這是波蘭憲法跟封建歐洲其他各邦國憲法不同的第一個重要差異。

波蘭貴族還有第二個英國貴族和德國貴族所沒有的特殊權利，那就是，波蘭貴族在跟蓋特曼 — — 也就是非基督教和沒有加入封建制度的各部落酋長進行交涉的時候，無權轉讓他們自己的封建領地和教區，但是反過來就可以。換句話說，這樣的條款實際上是說，一個地方如果已經變成了基督教區和日耳曼封建體制籠罩的地區，當地的領主和牧師是沒有權利把這些地方重新交給異教部落的酋長的，但是反過來就可以。異教部落酋長可以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的領主可以購買異教部落的土地，然後在當地傳教，但是反過來的過程就不行。這樣的條款說明什麼問題呢？就是說明在安茹王朝統治波蘭的時候，波蘭實際上還是一個基督教文明和異教文明相互錯雜的地方，只不過歷史學家多半是基督教的傳教士或者修道士，或者是受基督教文化薰陶的貴族，他們在記錄的時候是只記錄基督教一邊的事情，所以我們看到的記錄，就好像是波蘭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基督教國家了。實際上，在比較醒目的基督教領地之間還穿插着很多異教徒的部落，這些部落在今後可能還要經過幾百年時間才不動聲色地被基督教的領地吸收，因為到十五世紀以後，至少在大波蘭和小波蘭，你是看不到有蓋特曼這個詞的出現，也就是說當地已經不再有部落組織了，但是在東方，波蘭人所謂的「新邊疆」，這種交互錯雜的情況是仍然存在的。這裡所謂的「新邊疆」，從構詞法來講就是「新疆」的意思，性質上來講有一半像美國西部，有一半像是英格蘭撒克遜諸王國的威爾士和蘇格蘭邊區，大多數是屬於立陶宛大公國的土地。

波蘭在它的早期歷史中，主要是跟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亞人聯姻，跟日耳曼人發生關係。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在東部是沒有邊界的，像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一樣。美國在東部跟英屬加拿大有明確邊界，但是在西部跟英屬哥倫比亞之間就沒有明確邊界，因為那是一片荒野。從理論上講，波蘭的諸公國和諸王國實際上也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藩屬，只是宗藩關係比較鬆弛而已。神聖羅馬帝國在東部沒有明確的邊界，最初的波蘭公國和王國也樂於利用這一點給自己提供外交上的方便。但是安茹家族在波蘭加冕以後，波蘭就變成了正式的王國，它像匈牙利王國一樣，跟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各公國，例如波希米亞之間，就劃出了一條比較明顯的邊界。波蘭的國王儘管在此後的幾百年內仍然跟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特別友好，但是他們不再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了，也不再參加神聖羅馬帝國的國會和皇帝的選舉了。同時，波蘭人開始跟東北方向的立陶宛人、東南方向的摩爾達維亞人發生邊境衝突，這兩個大邦在中世紀早期和中期都是邊界不明確、非常有開放性的大邦，因此有極大的開拓餘地，因為領地的關係產生了眾多的糾紛。

對于波蘭貴族來說，他們實際上是面臨着一個外交路線上的選擇。如果他們繼續他們祖先的路線，加強跟波希米亞人和薩克森人的聯繫、跟日耳曼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的話，他們就會漸漸地被引向西方，引向歐洲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上文明程度比較高，錢也比較多，但是開疆拓土的餘地基本上沒有。這個道理就像是魯國和齊國沒有什麼開疆拓土的餘地，但是燕國、趙國、秦國和楚國卻能夠開疆拓土一樣，也就是說，波蘭如果順着這個方向發展，它將失去它的邊疆性，新邊疆將不會屬於它。同時，由于波蘭更加德國化了，它跟東方的摩爾達維亞人和立陶宛人的關係必然會惡化。這兩個邦國很可能會異教化，很可能會東正教化或穆斯林化，或者保留原有的異教文化。總之，這樣是不利於整個基督教文明向東方擴張的。

這兩條路線的衝突最後在雅德維加一朝得出了結論。雅德維加是安茹王朝最後一位國王的小女兒。最初國王駕崩的時候，應該是由大女兒瑪麗亞當國王的，但是大女兒跟基督教歐洲的親王西吉斯蒙德早已訂婚，而且已經成年，她日後的人生道路將會主要跟她丈夫聯繫在一起，所以波蘭貴族對他們感到不滿意，另外立了只有十二歲的小女兒雅德維加做波蘭國王。雅德維加跟她姐姐相比的主要好處是：第一是她的年齡很小，她當波蘭的女王，實際上就是波蘭貴族全面專政，把國王給撇到一邊了；第二呢，她還沒有長大到對婚姻問題能夠產生一個明確見識的地步，所以波蘭貴族可以解除她原先跟奧地利的威廉親王的婚約關係，給她另外找一個丈夫。這個丈夫就是立陶宛的雅蓋洛大公，他在跟波蘭貴族談判的時候還是一個異教徒，為了得到雅德維加的婚約他才承諾改信基督教的。

從波蘭貴族的角度來看，波蘭貴族的權力和財富比起立陶宛的異教貴族來說要大得多，他們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波蘭貴族完全有能力駕馭波蘭的王室，而立陶宛異教貴族跟立陶宛異教大公之間的關係是不明確的，缺乏規範性。如果立陶宛大公娶了波蘭的女王，自己搬到克拉科夫來住，就會產生兩種後果：第一，波蘭和立陶宛的邊境衝突就此消失了，波蘭在東北方向獲得了一塊巨大的新邊疆，基督教在這個方面是大有可為的；另一方面就是，立陶宛大公得到波蘭國王這個頭銜以後，可以極大地加強他在立陶宛國內的地位。隨着他到達立陶宛的基督教傳教士和波蘭文化，對於立陶宛的基督教化和立陶宛憲法的正規化會有極大的幫助。

波蘭貴族和立陶宛大公簽署的聯姻條約，是後來波蘭和立陶宛憲法的第一個核心基礎。它包括的內容就是以下幾條：第一，立陶宛大公應該出錢補償威廉親王，因為威廉親王失去了雅德維加這個未婚妻；第二，立陶宛大公必須保證尊重波蘭貴族的傳統特權，未經波蘭貴族允許，不得對他們徵稅、徵集常備軍，不得干涉波蘭貴族對波蘭貴族進行的同儕審判；第三，立陶宛必須解決跟波蘭之間的領地糾紛和邊疆問題，把立陶宛東南部的某些領地轉交給波蘭。從這些條約的內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波蘭貴族，第一個部分是按照以前對付安茹家族的方式來對付雅蓋洛王室的，是保全波蘭原有的憲法結構和貴族階級統治的完整性；第二部分是外交性質的，波蘭和立陶宛聯姻等於是提高了立陶宛的文明程度，因此波蘭要索取一定的報酬，這些報酬主要就是設東方的領地、為波蘭打開新邊疆這方面的。

波蘭和立陶宛通過聯姻的方式構成聯邦，但是在雅蓋洛王朝還在的時候，這個聯邦是不穩定的。雅蓋洛本人和雅德維加過了十三年的夫妻生活以後，雅德維加生了一個小女兒，就很快去世了，去世以後沒過幾天，這個小女兒也去世了。於是雅蓋洛一度心灰意懶，想要返回立陶宛。因為他和波蘭之間的關係是依靠雅德維加個人來維持的，雅德維加一死，他作為一個根基並不深厚的天主教徒，在波蘭貴族當中沒有根基，感到很難繼續維持自己的統治。但是波蘭貴族不希望失去東方的新領土，勸說他一直留下來，把他跟其他幾個妻子生的孩子立為將來的波蘭國王。但是，雅蓋洛家族在波蘭雖然穩住了根基，在立陶宛的根基卻不那麼穩定。立陶宛的貴族不願意讓波蘭的國王繼續做立陶宛的大公，儘管這個波蘭國王也是他們的大公雅蓋洛的後裔，他們寧願迎立雅蓋洛的另外一個兒子做立陶宛的大公。儘管波蘭和立陶宛的聯盟關係仍然存在，他們之間的王室和大公都是雅蓋洛家族的人，但是立陶宛人很警惕地儘可能避免讓擔任波蘭國王的同一個親王到立陶宛來當大公，因此他們的聯邦仍然是不完善的。

同時，立陶宛在東方開拓方面仍然走得比波蘭人更遠，在宗教自由和宗教寬容方面並不分享波蘭的憲法。波蘭和立陶宛有各自的司法機構，有各自不同的軍隊，有各自不同的經濟體系，他們使用的貨幣不一樣，軍事制度也不一樣。波蘭的軍事制度跟匈牙利和德國的軍事制度基本相同，是典型的歐洲封建特質：國王沒有或者很少有常備軍，他在需要發動戰爭的時候要召集貴族會議，由各級貴族率領自己的扈從來參戰，王師的統領通常也就是國王本人。在立陶宛，大公和大統領 — — 王師的統領 — — 是不同的人。大統領或者是蓋特曼是一個羅塞尼亞的詞，這個詞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更多的是指軍事民主制之下成立的一個軍事團體，在立陶宛變成了立陶宛大公的武裝力量。但是這個武裝力量的統治是有名無實的，能夠擔任蓋特曼或者是大統領的立陶宛貴族，實際上享有跟王室平起平坐的權利。立陶宛大公在立陶宛大公國當中不是唯一的權力中心，甚至也做不了像波蘭國王這樣的權力象徵，而是幾個不穩定的權力中心之一。立陶宛的軍事統領享有的權力，比波蘭貴族將領享有的權力要大得多。

波蘭和立陶宛的第一次聯邦，最主要的後果就是產生了Sejm，也就是聯邦王國或者Commonwealth（共和國）的國會。Commonwealth這個詞，可以把它翻譯成「聯邦王國」，像英格蘭王國和蘇格蘭王國那樣的聯邦，也可以翻譯成為「共和國」。現代的波蘭歷史學家出於法統的需要，一般把Commonwealth稱為「第一共和國」，跟後來畢蘇斯基的第二共和國相對應，作為波蘭法統的來源。這個第一共和國的憲法是雙重的。一方面，波蘭和立陶宛各有自己的憲法。波蘭憲法比較單純，它跟封建歐洲的各等級共治憲法是一樣的；立陶宛的憲法本身就是多元的，它是立陶宛本土的憲法、立陶宛人跟羅塞尼亞諸公國之間達成的各種特殊條約、立陶宛跟波蘭達成的各種特殊條約的一個大雜燴。同時，在這兩個王國或大公國之上成立一個共和國，這個共和國在底下是王國或大公國，在上層卻是共和國。共和國的國會由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階級選舉產生。因為波蘭人口比較多，文明程度也比較高，在聯邦王國或者共和國的國會中間占有了大概七成的議席。這個國會是Commonwealth唯一的權力機關，然而在底層，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的貴族會議都不是王國或大公國的唯一權力機關。

雅蓋洛王室和波蘭進行了第一次聯邦以後，立陶宛和波蘭在這種鬆散的聯盟之下又走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金帳汗國的勢力完全衰退了，莫斯科大公國日益強大，最後吞併了諾夫哥羅德，開始跟立陶宛大公國爭奪第聶伯河沿岸的羅斯諸公國的土地。這使立陶宛大公國感到，他們要麼必須爭取瑞典人的援助，要麼就必須爭取波蘭人的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一系列的談判，雙方達成了盧布林的第二次聯合。盧布林的第二次聯合以後，立陶宛大公和波蘭國王就必須由同一個人擔任了，新形成的波蘭國會變成了一個常設性的機構。盧布林聯合條約是後期聯邦王國或者共和國憲法的核心。它要求波蘭國王和立陶宛大公必須是一個人，由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國會選舉產生；國會有了正式的制度，規定國王兼大公至少兩年必須召開一次國會，國會每次議事至少要有六個星期；國會由兩院組成 — — 上議院和下議院，下議院由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的貴族階級通過他們自己建立的審議會間接選舉產生，代錶王國和大公國貴族的兄弟之情，上議院由波蘭國王兼立陶宛大公通過在王國宗教界的元老和貴族界的元老中選擇德高望重的人，推薦他們擔任上議院的議員；國王兼大公、上議院的議員和下議院的議員聯合開會構成的這個Sejm或者叫做國會，就是聯合王國或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

這種憲法理論跟伊麗莎白時代「國王在國會之中」的理論是非常相似的，國王兼大公不能夠脫離上下兩院而單獨行動，他在離開上下兩院之後什麼也不是。國王去世以後，新任的國王不再由原先國王的後裔擔任，而是由新的國會選舉產生。如果國王去世的時候，兩年一屆召開的國會還沒有到新國會召開的時間，也必須產生一屆新國會，專門作為選舉國王的選舉團會議。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以前的國王和大公實際上也是由貴族階級選舉的，在特殊情況下也是貴族可以罷免的；但是一般來說，前任國王如果還有兒子或者女兒的話，貴族一般會樂於選舉前任國王的後裔擔任自己的新國王，而選舉會議也是不太正規的。盧布林聯合以後，選舉會議變得正規了。儘管雅蓋洛王朝的最後幾位君主和後來瓦薩王朝的幾位君主都是有後裔的，也有相當大的機會在國會選舉中間獲得勝利，但是國會選舉變得更加正規化了，國王變成了共和國的一位官員，而不大像是封建歐洲的其他君主。

雅蓋洛王朝在過了幾代人以後，也像以前的皮亞斯特王朝一樣絕嗣。這時，波蘭國會選舉出了當時的瑞典國王 — — 瓦薩王朝的西吉斯蒙德國王，當波蘭-立陶宛共和國的國王。這次選舉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把波蘭作為東歐大國進一步擴張。波蘭和立陶宛聯合以後，處於主導地位的波蘭貴族很想沿用他們在雅德維加時代的做法，通過聯姻來擴大國境，最主要的候選人就是兩個國王，一個是北方的瑞典國王，一個是南方的匈牙利國王。波蘭國會在不同的時期，曾經選舉匈牙利國王，例如斯特凡·巴托里，兼任波蘭的國王，這樣就可以把波蘭和匈牙利的力量聯合起來對付東方莫斯科的大公「恐怖伊萬」。巴托里果然不負所托，依靠這個聯合的力量收復了普斯科夫，打敗了莫斯科人的擴張。瓦薩王朝入主波蘭，也是出於類似的動機，只不過這一次是通向北方的聯盟。

但是這個聯盟後來出了問題，因為宗教改革來到了波蘭和整個大東歐、大北歐地區，使波蘭和瑞典的王室聯盟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了。瑞典走上了新教的道路，而波蘭繼續堅持天主教的路線，結果信奉新教的瑞典貴族不願意讓瓦薩王朝的後幾代君主繼續兼任瑞典國王，而信奉天主教的波蘭貴族則鄙視改信新教的瑞典人，甚至企圖把他們的瓦薩家族的親王再重新送回瑞典去。結果，這次聯合的結果不但沒有使瑞典和波蘭聯合起來，反倒使瑞典和波蘭反目成仇。因為後期瓦薩王朝的國王，儘管他們的主要陣地是在波蘭，但是仍然像英格蘭國王自稱法蘭西國王一樣，說我的祖先就是瑞典國王，瑞典國王的正統繼承人仍然是我，現在當瑞典國王的這個我們的新教徒表親是篡位者。這樣一來，瑞典和波蘭的關係就沒法好起來了，不但沒有辦法形成聯盟，而且為了爭奪瑞典王位的緣故，雙方是經常要兵戎相見的。

宗教改革還帶來了另外一個結果。儘管立陶宛的宗教寬容或宗教自由最初不是針對新教徒的，但是新教改革一旦來臨的話，歐洲唯一一個在憲法上正式承認宗教寬容和宗教自由的大國 — — 立陶宛大公國，就變成了新教徒的重要避難所，尤其是德國新教徒的重要避難所。他們在德國混不下去的時候，可以自然而然地跑到跟他們非常鄰近的立陶宛大公國來，建立他們自己的教區組織。而立陶宛的大貴族也看到，德國的新教徒，無論是加爾文教還是路德教徒，就文化水平來說，比起異教色彩還很濃厚的立陶宛貴族，文化水平要高得多。他們接受來自德國的新教，可以極大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尤其是著名的拉齊維烏家族，就在這個階段改信了加爾文教，變成了歐洲新教徒的一個重大的保護者。

雅蓋洛王室實現波蘭和立陶宛聯合以後的主要一個外交收穫就是，把條頓騎士團原先控制的土地變成了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或共和國的藩屬。劃分為兩個部分：西部是王室普魯士，東部是普魯士公國。這個普魯士公國後來在宗教改革以後首先接受了新教。它的地理位置插在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之間，又隔着波羅的海跟瑞典王國相望，變成了新教向東方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同時也就成了波蘭天主教徒的心腹之患。立陶宛殘留的異教徒要比波蘭要多得多，這些異教徒在這個時候看到，既然基督教已經變成大勢所趨了，他們也得改信基督教，但是他們出於對波蘭人的競爭意識或者說是嫉妒，就寧願選擇從波羅的海德語居民那裡傳來的新教，而不願意選擇波蘭人特別喜歡的天主教。這個邏輯跟伊斯蘭教在中東傳播的時候，伊朗人出於嫉妒阿拉伯人，寧願選擇什葉派而不選擇遜尼派的動機，是很有相似之處的。同時，漢薩同盟從海路向立陶宛輸出，比起向波蘭輸出更容易得多，而漢薩同盟跟瑞典、挪威、丹麥王國是有特殊關係的。在北歐各王國普遍皈依路德教以後，漢薩同盟的各港口，尤其是波羅的海東岸的里加港和庫爾蘭公國，也變成了向立陶宛大公國輸出新教的一個大本營。

這樣一來，到了十六世紀中期，立陶宛貴族當中，新教的勢力就超過了天主教的勢力。在「黝黑的」拉齊維烏(Mikołaj “the Black” Radziwiłł)當議員的時代，立陶宛大公國的國會或貴族會議當中，除了兩個天主教的大主教以外，天主教議員的份額還不到新教議員的三分之一。這時候立陶宛在憲法上講仍然是宗教自由的國家，但是已經差不多變成了新教徒的國家。這樣一來，就嚴重地危及到它跟波蘭的聯盟關係，導致了波蘭和立陶宛自聯合以來最大的一次憲法危機，就是大洪水時期的立陶宛和瑞典結盟的陰謀。這次陰謀的主要推動者就是著名的拉齊維烏家族。在這裡我得順便提一下拉齊維烏家族。拉齊維烏家族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時候，是歐洲最富有的貴族家族之一。拉齊維烏家族的公爵通常也擔任立陶宛大公國的大統領，擁有自己的私家軍隊。他的私家軍隊人數之多，跟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的王師差不多。他是加爾文教的主要保護人，同時也是羅塞尼亞東正教徒的主要保護人，是耶穌會士最主要的政敵。拉齊維烏公爵把他們的子弟送到荷蘭和德國去讀大學，在英國當兵，參加德國的宗教戰爭，是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最國際化的貴族家族。只要有他們在，東歐的新教勢力就顯得很有希望。

波蘭王室為了跟他們對抗，不得不引進了耶穌會的勢力。因為原先的波蘭天主教的組織跟這個升級版的新教改革的組織相比，在文化水平和傳教熱情方面都已經遠遠不足了。反宗教改革的主力是耶穌會，也只有耶穌會在教育質量方面能夠跟新教徒相比。歐洲整體上的現象是，大體上講，在新教徒的改革以前，歐洲的大學是比較少的，關注教育的程度也不太高；新教改革以後，新教徒在最初時期關注教育的程度比較高，傳教熱情也比天主教徒高，因此他們最初占了上風。而天主教反攻的方式之一就是耶穌會，耶穌會建立了很多大學，至少在教育這一個領域把過去新教徒占據的優勢給扳回來了。波蘭國王揚·卡齊米日是瓦薩家族的後代，他對抗拉齊維烏家族的方式就是把耶穌會引進到波蘭和立陶宛。現在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大學，就是新教和天主教在王國進行教育競爭的產物。立陶宛的新教徒和拉齊維烏家族給揚·卡齊米日起了一個侮辱性的綽號，叫做「耶穌會的國王」，或者叫做「僧侶國王」，意思就是說，他太虔誠了，只關心宗教事務，不關心行政事務和軍事事務，尤其是波蘭-立陶宛王國自古以來最強調的軍事美德，在這位文弱的國王身上體現不出來，他簡直就是一個和尚或者是僧侶，只配去做祈禱或者寫文章，沒有資格做尚武的貴族的領袖。

當然，國王本人是不是這樣的人，這是另外一回事，這個主要是新教徒和拉齊維烏公爵方面的宣傳。這個宣傳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把立陶宛從波蘭聯合王國中分離出來，重新歸到瑞典人這方面去。由於瑞典在三十年戰爭中是新教徒方面的主力，在戰爭結束以後，在英法兩國的支持之下已經在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獲得了很多領地，跟立陶宛大公國密邇。尤其是立陶宛的出口渠道基本上都要通過瑞典國王的領地，尤其是里加這個大港，所以立陶宛跟瑞典國王聯合，在經濟上是有莫大好處的。同時，這個時候正好是烏克蘭哥薩克大叛亂的時代，烏克蘭人投靠了莫斯科人，構成了一個壓迫立陶宛和波蘭東部邊境的東正教大聯合，立陶宛人迫切需要軍事上強有力的支持。而瑞典軍隊在三十年戰爭當中打遍德國，跟強大的西班牙步兵團打仗，屢次取得勝利，在歐洲積累了極好的軍事聲譽。在位的波蘭國王揚·卡齊米日又是個文弱的、不尚武的、一心抓教育抓宗教的人，看樣子，這樣的一個波蘭國王能夠給立陶宛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而尚武的瑞典國王卡爾十世·古斯塔夫能征慣戰，似乎可以給立陶宛人提供很大的支援，可以幫助立陶宛人在東方戰線上跟莫斯科人作對。

這幾個動機加在一起，所以立陶宛人的貴族就動搖了。他們在亞努什·拉齊維烏公爵(Janusz Radziwiłł)和博古斯瓦夫·拉齊維烏公爵(Bogusław Radziwiłł)的遊說之下動搖了，跟瑞典的卡爾國王達成聯盟。這個聯盟條約跟立陶宛大公國以前跟波蘭達成的聯盟條約基本相似，就是，瑞典國王要尊重立陶宛貴族的傳統權利，只是瑞典國王兼任立陶宛大公國的大公，同時在外交上瑞典和立陶宛結成聯盟，但是立陶宛的內政仍然是屬於立陶宛人的。從立陶宛愛國者的角度來看，這樣一個條約加強了立陶宛的國際地位，挫敗了波蘭人利用文化和經濟優勢逐步把立陶宛吸收為波蘭一部分的陰謀。但是從波蘭的角度來講，這是最卑鄙的背叛。在波蘭人正在因為烏克蘭叛亂的緣故跟俄羅斯人纏鬥，快要民窮財盡，處境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立陶宛人和瑞典人聯合，突然從背後插上這一刀，這是極為卑鄙的背叛行動。同時尤其不可原諒的是，你們竟敢改信異教 — — 因為自從雅德維加王后死的時候把自己的寶石、衣服和財富都捐給克拉科夫大學的學者以後，天主教文化和波蘭的愛國主義是密不可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愛波蘭跟熱愛天主教文化是分不開的，立陶宛倒向新教這一方，在宗教比國家重要的十六世紀，對波蘭人來說尤其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傷害。

但是無論如何，立陶宛和瑞典已經聯盟了，而「耶穌會的國王」揚·卡齊米日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王國，波蘭和瑞典陷入戰爭之中，這就是波蘭人所謂的「大洪水」。大洪水結束了波蘭王國的黃金時代，使波蘭走上了沒落的道路，所以波蘭愛國者直到顯克微支時代仍然對此耿耿於懷，用盡一切方法，通過文學作品來黑立陶宛人，尤其是黑萬惡的拉齊維烏家族。《洪流》這本書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曾經出過一個譯本，當時是中國最反蘇的時代，出版波蘭的文學作品可能是反蘇外交的一部分。但是他沒有正確理解顯克微支的原意，用無產階級革命文化來解讀：顯克微支的那本小說，英譯本應該叫做The Deluge，就是「洪水」的意思；而中國譯者按照無產階級革命的原理，把這個詞譯成「洪流」。什麼叫做洪流呢？就是人民抗戰的洪流，波蘭的廣大人民在瑞典人和莫斯科人的侵略戰爭之下團結一致，像中國人民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時代一樣，形成了抗戰的偉大洪流，因此這部小說叫做《洪流》。其實這是胡說八道了，波蘭人用這個名詞的意思就是大洪水，大洪水就是聖經上的大洪水。因為波蘭人悲哀地發現，這場戰爭儘管他們最後取得了勝利，但是經過瑞典人和莫斯科人洗盪以後，波蘭全國都變成了戰場，經濟生活徹底雕敝，以前的波蘭是歐洲的經濟文化中心之一，之後就變成了一個荒涼的、只剩下狼在嚎叫的地方，變成了歐洲的主要戰場之一，以後就不可逆地走向了衰落，直到十九世紀。這是他們使用「大洪水」的原意。中文譯者既不了解聖經文化，也不了解波蘭歷史，就用中國抗戰時期和革命時期的政治宣傳口號，於是把大洪水變成了人民抗戰的洪流。

在這部小說中間，偉大的文學家和歷史發明家顯克微支發揮了一個文人能夠掌握的最高級別的誹謗藝術，把新教徒的卓越領袖和立陶宛人的民族英雄亞努什公爵和博古斯瓦夫公爵醜化為卑鄙的陰謀家。按照他上面的描繪，這兩位公爵是通過欺騙手段才使立陶宛貴族背叛波蘭的，他們打着愛國的幌子，使立陶宛人背叛了長期的同盟。他們在公開場合大談立陶宛的愛國主義，而在私下場合則厚顏無恥地說：「我就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你能拿我怎麼樣？什麼愛國主義，愛國主義都是拿來騙人的，最重要的還是我們的私人利益。現在瑞典國王這麼強大，我們把立陶宛賣給瑞典國王，對我們家族有很大好處，這對我們就已經足夠了，我們還在乎那些幹什麼？我們在外面的貴族會議發表演講說的那些話你千萬別當真，那是我們騙你的話，我們實際上可聰明了，才不會上這種當。」按照小說的描繪，博古斯瓦夫公爵在自己的密室中對他的寵兒克密達(Andrzej Kmicic, a fictional character)發表這些演說以後，嚇壞了克密達，以至於克密達沒法忍受這種赤裸裸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又叛逃回揚·卡齊米日那一邊去了。當然這個故事純粹是捏造的，克密達和他的女朋友作為波蘭愛國者的典範具有的這種性格特徵和愛國主義人格，按說應該是十九世紀在波蘭被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三次瓜分以後才會出現的，在當時封建時代和宗教改革時代是不會出現的。

尤其重要的就是，博古斯瓦夫公爵和他的表兄亞努什公爵都不是他描繪的這種人。從新教徒的角度來講，這兩位公爵都是具有高度自我犧牲精神的人，非但不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反倒是毀家紓難，為了立陶宛的事業和新教的事業把自己的家財拿出來保護新教的教堂和學校，為了立陶宛大公國的事業甘願使自己冒極大的風險和犧牲的人。他們因為支持新教的事業，受到卡齊米日王室極不公正的迫害，甚至連參議院都沒有進去。我們上次提到，聯合王國或共和國的規矩是兩院制，下議院是普通貴族通過審議會間接選舉產生，上議院則是國王推薦。原則上講，國王應該把王國和大公國最有影響力的大貴族和宗教長老都放進上議院裡去，這樣上議院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然而，拉齊維烏公爵家族儘管是立陶宛最大的貴族和立陶宛的大統領，卻變成了立陶宛大貴族當中唯一沒有享有上議院身份的人。從立陶宛人的角度來看，卡齊米日的做法是極不公正，他把很多天主教的暴發戶都送進了上議院，而這個源遠流長、最高貴、最古老、最強大的家族卻沒有資格進上議院，這很明顯是卡齊米日國王在濫用他自己的王室特權，企圖用摻沙子的方法把上議院變成王室的工具，逐步地使波蘭人和天主教徒在議會中占優勢，排擠立陶宛人和新教徒的舉措。

這個推定其實是不錯的。波蘭國王沒有什麼大的權力，他所有權力中間最重要的就是兩個：第一，就是通過國王作為軍事領袖的英明和勇武，像斯特凡·巴托里國王和後來的索別斯基國王一樣，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利用率領貴族打仗的這個機會，在貴族當中樹立自己作為英明統帥的威望，從而獲得一種非正式權力；第二，就是運用他提名上議院議員的權力，對上議院施加影響。卡齊米日國王，如前所述，是個不能打仗的國王，因為不能打仗，不僅受到立陶宛貴族的鄙視，在波蘭貴族當中也不是很得人心，所以他唯一的力量就是上議院議員的提名權。而他淋漓盡致地使用了這個權力，拉齊維烏家族是他主要的受害者。而由於拉齊維烏家族在歐洲新教界的地位，這種行為明顯是針對新教徒的敵對行為。同時，因為宗教寬容法案是立陶宛憲法的核心，同時也是立陶宛統治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東正教地區的主要依據，沒有這條憲法，那麼立陶宛就是一個小小的大公國，有了這條憲法，立陶宛就是兼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東歐大國，所以，這條憲法不僅是立陶宛內政的一部分，而且是立陶宛國家利益和外交利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波蘭王室卡齊米日國王對立陶宛憲法的這種進攻，本身就是對立陶宛國家利益和未來前途的重大威脅。所以從立陶宛歷史發明家的角度來看，拉齊維烏公爵不但不是什麼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和賣國者，恰好是立陶宛民族的大英雄，最慷慨最無私的利他主義者。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民族發明學的妙用。民族發明學必須處理各民族共同的歷史，像波蘭和立陶宛這樣曾經是同一個國家的歷史，對於民族發明家來說就必須做雙重處理了。同一個人物，同一件事情，在波蘭愛國者和民族發明家看來是大逆不道的、必須堅決譴責的反面教材，但是在立陶宛民族發明家和立陶宛愛國者的角度來看，則是偉大的立陶宛人的英雄事跡，是廣大立陶宛中學生必須認真學習、無限崇拜的對象。

無論如何，立陶宛人的倒戈給波蘭人製造了極大的麻煩。從卡齊米日國王后來的表現來看，這位國王大概沒有像顯克微支描寫的那樣偉光正，而是確實是像當時歐洲新教徒嘲笑的那樣非常不好戰，因為瑞典人一旦兵臨城下，不僅立陶宛人倒戈了，波蘭人的很多貴族，像大波蘭的歐帕靈斯基這些人也跟着倒戈了。他們倒戈的理由就不是宗教方面了，因為他們既不是立陶宛人，也沒有東正教的臣民，也沒有打算改信路德教或加爾文教，他們即使在倒向瑞典國王以後，仍然是忠誠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們背叛波蘭國王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一位波蘭國王實在是太不能打仗了，而波蘭貴族是最尊重、甚至可以說是只尊重英明的軍事統帥的。瑞典的卡爾國王是一位能征慣戰的統帥，他能夠給追隨他的貴族帶來軍事榮譽和戰利品；而可憐的「耶穌會國王」揚·卡齊米日只能給他們念經，帶着他們去寫書，波蘭貴族對這樣一種前途實在是很不感冒。於是瑞典人在大洪水的高潮席捲了整個波蘭王國，卡齊米日國王帶着他的耶穌會的會士一股腦地逃到神聖羅馬帝國去了。

但是歷史畢竟還是公正的，卡齊米日國王得不到軍事貴族的支持，卻能夠得到天主教會的支持。天主教會非常清楚，這位國王是為了保護天主教、對天主教太虔誠的緣故才被他自己的貴族所拋棄的。所以，瑞典人儘管席捲了整個波蘭，但是在天主教的聖地 — — 光明山修道院(Jasna Góra)面前卻碰了釘子。修道院利用宗教虔誠召集了大量的波蘭民兵，一定不准瑞典人進來，而瑞典人一定要進來，雙方發生衝突。結果全歐洲都驚訝地看到，能征慣戰的瑞典軍隊在德國和荷蘭把最善戰的西班牙步兵團打得落花流水，唯獨到了波蘭，居然打不過一幫連貴族身份都沒有的鄉巴佬組成的民兵。這些民兵的統帥也就是新教貴族嘲笑的那些只會念經的僧侶，而這些民兵的成員則是一幫平時只會用斧子、連刀劍都不會用的農奴鄉巴佬，而這樣一支可笑的民兵，居然能夠讓能征慣戰的瑞典貴族連續啃了幾個月啃不下來。這一次失敗嚴重損害了瑞典人的軍事聲譽，結果使本來已經倒向瑞典國王卡爾的許多波蘭貴族又重新回到了揚·卡齊米日一邊。尤其重要的是，他把瑞典人和波蘭人之間的戰爭變成了一場宗教戰爭，天主教徒一邊倒地重新回到卡齊米日這一邊。這時，出於軍事榮譽方面的需求，願意支持瑞典國王的波蘭貴族處在一個尷尬的地位。卡齊米日國王雖然很不能打，但他畢竟是天主教徒，而他們麾下的天主教臣民不願意接受異教徒的君主。

結果，瑞典和波蘭的戰爭變成一場破壞性極強的拉鋸戰。瑞典人雖然沒有能夠攻下光明山修道院，但是他們仍然在每一次戰役中都能打敗揚·卡齊米日。卡齊米日儘管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重新回到了波蘭，而且召集起了比瑞典入侵者要大五、六倍的軍隊，但他在每一次戰爭中都是失敗的。他回到華沙，瑞典國王像後來的卡爾十二世打彼得大帝一樣，率領着幾千名瑞典偏師來打他，而波蘭國王率領的幾萬大軍在瑞典幾千人的打擊之下潰不成軍，又一次的把波蘭丟給了卡爾。但是，由于波蘭人口大多數都是天主教徒，揚·卡齊米日儘管是屢戰屢敗，但是每一次失敗以後，他總可以逃到利沃夫或其他邊遠地區，重新召集全國的天主教徒勤王，很快又能召集起幾萬人的大軍，然後再去打瑞典人。再一次碰到戰場上的時候，一般來說他又要打一次大敗仗，把這些召集起來的民兵重新打散，然後他又必須做再一次的逃跑，逃跑以後再一次召集新的軍隊來打瑞典人。結果，瑞典人的處境很像是皮洛士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一樣：從戰役上來看，瑞典人每戰必勝，但是每次勝利以後他們的精銳部隊都要受一次損耗；而波蘭人儘管每一次都要失敗，但失敗以後他們總可以組織一支跟原來差不多的大軍，回過頭來打瑞典人。最後瑞典人終於喪失了耐心，決定放棄波蘭，回到那些比較歡迎瑞典人的德國新教諸侯當中去。在德國新教諸侯當中，瑞典人能夠得到相當多的支持，能夠獲得大量的給養；而在被戰爭嚴重蹂躪過的波蘭，獲得給養很困難，而人民也是敵對的。

最後瑞典人主動退出了戰爭，揚·卡齊米日回到了國王的寶座上。但是他已經精疲力竭，而且即使回到國王的寶座上，他跟波蘭貴族的關係仍然搞不好，於是他變成了波蘭歷史上很少有的幾個辭職的國王。大多數國王都是在自己壽終正寢以後，波蘭國會才選舉一個新國王的，只有卡齊米日，是自己的身體還沒有出現問題，就藉口宗教虔誠的緣故宣布他要退休了，要全心全意的為自己靈魂的福利着想，放棄了王國的政務。實際上他是厭倦了。他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企圖把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變成天主教在歐洲最堅強的陣地，為此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但是卻搞得吃力不討好，所以自己也感到很厭倦。卡齊米日的瓦薩家族和拉齊維烏家族在宗教改革的問題上基本上收到了兩敗俱傷的後果，誰都沒有達到目的，而波蘭的社會經濟，經過他們這一場折騰以後基本上徹底毀滅，造成的嚴重後果跟三十年戰爭對德國造成的後果差不多。烏克蘭叛亂只影響了波蘭和立陶宛的邊疆地區，而「大洪水」則把波蘭最精華的地區變成了一片荒蕪。

波蘭憲法，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跟英國憲法相比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波蘭下議院是沒有自由城市的代表的。英國下議院是騎士和市民的代表，而波蘭下議院則只有騎士，沒有市民。市民階級在波蘭憲法結構中原有的地位就比西歐要低得多，經過這場大洪水的洗盪以後，波蘭原有的市民階級基本上是徹底破產了。瑞典和波蘭變成敵對勢力，這樣一來就意味着波蘭和立陶宛通向波羅的海的出海口都被封閉了。波羅的海沿岸的各個城邦和封建領地基本上都是新教徒，不是普魯士人就是瑞典人，總之是跟德國的新教諸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經過這次宗教色彩極其濃厚的戰爭，他們跟波蘭天主教徒已經變成了仇敵。波蘭的市民階級在本國的憲法中得不到地位，在戰爭中受到了嚴重的損失，失去了波羅的海的航運之利，在未來的一百多年內迅速地走向破產。破產的結果就是，從此以後波蘭王國的資產階級基本上就是外國人了。他們要麼就是德國人，要麼就是猶太人，真正的波蘭人和天主教徒不是農民就是貴族。這是以後一百多年波蘭經濟走向破產、國家財政全面崩潰的基本原因。

在波蘭本土遭到宗教戰爭蹂躪的同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也遭到哥薩克叛亂的蹂躪。歷史發明家顯克微支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火與劍》當中，也作了跟《洪流》當中差不多的污衊性的描寫，把烏克蘭民族發明家心目中的大英雄、哥薩克人的領袖、扎波羅熱人最崇拜的赫梅爾尼茨基醜化成為波蘭的賣國賊。但從烏克蘭人的角度來看，自從立陶宛和波蘭王國合併以後，他們的日子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臣屬於立陶宛大公國的時候，因為立陶宛憲法規定宗教自由，它們原有的東正教的體制是不受干擾的。但是聯合王國成立以後，立陶宛把自己東南部的四個公國(Volhynia, Kiev, Braclaw (eastern Podolia), Podlachia)轉交給了波蘭王國，這四個公國就包含了今天烏克蘭的核心地帶，而波蘭的憲法是不承認宗教自由的，波蘭人的愛國主義體現在天主教信仰上面。因此，立陶宛人不積極要求烏克蘭人改信天主教，而波蘭人則十分積極地派來了很多傳教士，尤其是波蘭人跟耶穌會發展關係以後，敦促烏克蘭人改信天主教的進程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樣一來，就把原有的那些不願意改信天主教的東正教徒全都得罪了。他們原先很討厭莫斯科人，在這種情況下也開始打新的主意了。赫梅爾尼茨基和扎波羅熱的哥薩克叛亂就是這些人的政治代表，他們首先在黃水戰役(Żółte Wody)中間打敗了波蘭騎兵，然後把莫斯科人引進了烏克蘭，形成了東正教的聯盟。莫斯科人一旦參戰，波蘭人鎮壓這次內部叛亂的企圖就完全沒指望了，國內的叛亂變成了國際性的戰爭。

在赫梅爾尼茨基還沒有把莫斯科人引進來的時候，波蘭的大臣一度還設計過一個三元君主國方案，也就是把原先的二元君主制 — — 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聯合形成的共和國 — — 變成三元結構，把立陶宛統治下的白俄羅斯和波蘭統治下的烏克蘭劃出來，成立一個獨立的「羅斯大公國」，然後在以後的三元君主國當中，波蘭國王兼任立陶宛大公和羅斯大公，波蘭王國、立陶宛大公國和羅斯大公國在內政上彼此獨立，但是在共和國這個層面上由共同的國王聯結起來。這個計劃如果能夠形成的話，莫斯科人大概就沒有機會進入東歐了，後來彼得大帝的改革也變得不可能了，十九世紀強大的俄羅斯帝國和後來的蘇聯大概都不可能產生了。但是這個計劃沒有成功，主要是由于波蘭天主教貴族一方面歧視東正教徒，一方面瞧不起烏克蘭鄉巴佬，他們尊重立陶宛尚武的貴族，但是不尊重烏克蘭哥薩克，不願意讓烏克蘭人獲得跟立陶宛人平起平坐的地位，而立陶宛人在這方面倒還是比較開明的。

羅斯大公國沒有成立，於是整個烏克蘭的糧食產區就變成了波蘭人和莫斯科人搞拉鋸戰的戰場。第聶伯河以東的烏克蘭落入莫斯科人的手中，第聶伯河以西的烏克蘭落入波蘭人的手中。哥薩克團體一分為二，分別效力於莫斯科人和波蘭人。對於烏克蘭來說，這是一場民族的災難。像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時代，西烏克蘭向着歐洲、東烏克蘭向着莫斯科那種局面，在當時就已經出現了。撕裂的烏克蘭民族把烏克蘭變成了戰場，烏克蘭由歐洲的糧倉變成了一個只聽見狼在嚎叫的荒野，也是在這個時代。於是，Commonwealth的整個疆土，從北方的波羅的海一直到南方的黑海都變成了戰場，陷入全面雕敝之中，波蘭的黃金時代也就到此為止了。

隨着瓦薩家族的結束，波蘭王位變成了外國君主獵取的對象。波蘭國會的貴族很可能覺得，他們在瓦薩家族絕嗣以後選舉薩克森人或者法國人當他們的國王，會像是以前選舉匈牙利國王和瑞典國王當他們的國王一樣，加強波蘭的外交勢力。但是以前這種策略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波蘭自身還有很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所以外國來的國王大體上來講是給波蘭增加了一個外交上的助力；但是在波蘭本國的經濟完全雕敝以後，兼任波蘭國王的薩克森君主就不再把波蘭當作自己的核心了。瓦盧瓦家族的亨利三世當了波蘭國王以後，朝思暮想的就是哪一天等他的哥哥查理九世死了以後，他可以以閃電的速度逃回法國去競爭法國的王位，波蘭本身的利益如何，對他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他待在華沙的日子是非常無聊的，一天到晚翹首以待，等待巴黎的消息，對波蘭本地的事業基本上是無所建樹。後來薩克森家族的國王在波蘭也是這個樣子，他們雖然兼任波蘭國王，但是大部分時間都在薩克森度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德國的諸侯政治當中，把波蘭人拋在一邊不管。

在這種情況下，波蘭貴族的離心力更加擴大，自由否決權逐步戰勝了原有的波蘭貴族階級的兄弟情誼和愛國主義。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前，儘管波蘭憲法原則上仍然是推行共識政治的，但是參加國會的貴族仍然能夠做到基本上達成協議。一個貴族議員投票反對、整個國會議事就進行不下去這種事件，是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才有的，也就是大洪水時代才有的。它的觸發點也是宗教戰爭。第一位因為他自己不贊成國會多數派的意見導致國會議事搞不下去的議員，就是拉齊維烏家族。所以波蘭人那麼恨拉齊維烏家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拉齊維烏家族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在國會70%以上的議員是波蘭人和天主教徒的情況下，他如果不行使少數派的否決權的話，是保障不了立陶宛人和新教徒的利益的。但是經過他這樣開了頭以後，自由否決權就漸漸成了風氣，任何一個議員只要不高興的話，就會讓整個國會的會議開不下去。最初拉齊維烏家族使用否決權的時候，他還是出於比較大的理由，也就是要麼是出於立陶宛的國家方面的理由，要麼就是出於新教徒這個宗教方面的理由，並不像是後來誹謗者說的那樣是為了拉齊維烏家族的私利，但是過了一百多年以後，後來搞自由否決權的貴族就真的是為了自己家族的私利了。波蘭貴族的兄弟情誼和愛國主義逐漸瓦解，國會變成了各個貴族家族為自己私人利益爭奪的場所。每一次某一個大家族的私人利益得不到滿意的時候，他的代表就可以站起來行使自由否決權，讓國會的會議開不下去。於是，聯合王國或共和國唯一的核心機構 — — 國會，在大洪水時代以後完全陷入癱瘓。

貴族的黨羽失去了共和國全體一致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後，邊疆的防禦也就變成了幾個大家族和大統領私人的事情了，大統領漸漸變成了幾個大家族的私人軍隊。除了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邊境擁有大量田莊的、有個人和家族利益的幾個大家族以外，誰也不關心東方邊境的事情。於是，立陶宛人和波蘭人跟莫斯科人的戰爭就不再是聯合王國跟俄羅斯帝國的戰爭了，而變成拉齊維烏家族和幾個大家族跟莫斯科人的戰爭。這幾個大家族，從封建主義角度來講是相當強大的，因為他們動員他們自己的附庸，多的時候能夠集結一萬多人的軍隊，少的時候也能集結幾千人的軍隊，比起大多數貴族已經強得多了。但是在俄羅斯帝國動不動就能夠召集起來的幾萬大軍甚至幾十萬大軍面前，他們的軍隊總是處在一種以卵擊石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值得奇怪的不是為什麼立陶宛人和波蘭人輸給了俄羅斯人，而是他們在最終失敗的情況下居然還能夠連續打很多勝仗。

立陶宛人和波蘭人打俄羅斯人的情況，很像是瑞典人打波蘭人的情況，只是這下雙方的角色顛倒了，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東方戰爭當中扮演了瑞典人的角色，而俄羅斯人在東方戰爭中變成了波蘭人的角色。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總是以敵人十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的軍隊投入戰場，但是在大多數戰役中間，他們能夠擊敗十倍於自己的敵軍。但是每一次勝利都是得不償失的，因為敵人總可以像是打不死的小強一樣，經過幾個月或者是幾年以後，又帶着跟上次一樣多甚至更多的幾萬或幾十萬大軍投入戰場，而波蘭人和立陶宛人仍然是只有幾千人、頂多上萬人的軍隊。每一次勝利，都使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下一次戰役中處在比原來更糟糕的地位；而每一次失敗，都使俄羅斯帝國下一次帶領着更多的士兵投入戰場。最後的結果是，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打贏了絕大多數的戰役，卻輸掉了所有的戰爭，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的東部領土逐步地被俄羅斯人所征服。

與此同時，華沙的中央國會正在忙着搞派系鬥爭。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聯合國外的勢力，例如法國人、俄國人或者是普魯士人，把親近自己的外國君主推上波蘭的王位。大洪水時代以後，國會選舉出來的波蘭君主多半都是外國人了，要麼就是法國人支持的萊什琴斯基家族，要麼就是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支持的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國王。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依靠外國君主的津貼收買波蘭的大貴族，然後利用這些波蘭大貴族的派系在國會中成立自己的黨派，利用這樣的黨派把自己推上國王的寶座。而在國會下一次召集的時候，很可能是敵對派系上台，例如上一次國會開會的時候是法國人給的錢比較多，於是選上了法國候選人，但是下一次開會的時候又是俄國人給的錢比較多，於是又選出了俄國的候選人。同一個時期往往有兩個波蘭國王在位，隨着法國和俄國在歐洲國際政治天平上的此起彼伏，今天你把我趕出華沙，明天我把你趕出華沙。經過這樣反覆的折騰以後，波蘭的國力一天不如一天，由大國變成了小國。最後，等到路易十五國王在英法七年戰爭中元氣大傷、法國人再也拿不出錢來支持法國候選人，而葉卡捷琳娜女皇打敗了土耳其、使俄國的地位極大上升以後，俄國候選人在俄國軍隊的護送之下開進了華沙，強迫波蘭國會的議員選舉他們的候選人當波蘭的國王。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波蘭王國就變成俄羅斯帝國的附庸了。法國候選人逃到洛林，接受了法國王室的支持，變成了洛林的一個小諸侯。

俄國候選人來到波蘭以後，波蘭憲法問題再一次以宗教戰爭的方式體現出來。傳統的波蘭貴族討厭俄國東正教徒的傀儡，於是他們的愛國主義再一次以天主教的形式體現出來。他們在波蘭國會中間成立了天主教聯盟，提出「一個真正的波蘭人必須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而親俄派則提出「宗教信仰自由宣言」，要求非天主教徒，比如說東正教徒和路德教徒，在波蘭王國當中享有跟天主教徒同樣的特權。天主教黨派的後台是法國人和波蘭民族主義，宗教自由派的後台則是葉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當時歐洲的啟蒙知識界是反對法國和波旁王室、支持腓特烈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像伏爾泰和狄德羅這些人，他們就經常接受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的津貼，在法國境內跟法蘭西王室唱反調。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瓜分波蘭是保衛宗教自由的一次措施。伏爾泰就在葉卡捷琳娜大帝瓜分波蘭的時候反覆說：這次行動不是侵略，而是三位英雄所見略同。他們認為，波蘭愛國者代表的天主教勢力是跟波旁王室一鼻子出氣的，代表了啟蒙思想家最憎惡的耶穌會和天主教徒的勢力，跟他們所提倡的啟蒙運動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背道而馳；而葉卡捷琳娜大帝作為東正教徒的代表，腓特烈大帝作為新教徒的代表，跑到頑固的天主教保守主義的大本營波蘭去，是替他們弘揚宗教信仰自由的事業，替他們出了一口氣。因為他們在法國是經常受天主教會的氣的，看到天主教會在波蘭倒霉，他們興高采烈。

波蘭王國最後的滅亡，就是在天主教黨派和宗教信仰自由黨派的鬥爭當中發生的。在波蘭國會當中，天主教黨派仍然占優勢，他們在波蘭民族的最後垂死掙扎中，宣布新教徒沒有資格享有跟天主教徒同等的公民權；而宗教自由聯盟就毫不猶豫地投靠腓特烈大帝和葉卡捷琳娜，把俄國人和普魯士人的軍隊拉進來維持平衡。他們在外國軍隊的支持下最後實現了波蘭的宗教自由，也就是說，最後實現了波蘭王國的滅亡。波蘭王國的宗教自由是在外國干涉者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的，對于波蘭民族主義和民族發明家來說，宗教自由跟國恥是一回事。在英格蘭和荷蘭，宗教自由是愛國主義的體現，是民族發明學家最珍愛的王冠寶石；但是在波蘭和立陶宛恰好相反，宗教自由的實現，是聯合王國的滅亡和古老光榮的最後毀滅。波蘭不用說，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忠實的天主教徒；立陶宛原本是一個新教徒、東正教徒和天主教徒混雜的地區，居然也在被瓜分的最後時代徹底皈依了天主教，主要就是為了對付他們的俄羅斯征服者。

瓜分波蘭的結果，是形成了俄羅斯的波蘭行省、普魯士的波蘭行省和奧地利人的克拉科夫自由市。經過拿破崙戰爭，拿破崙把普魯士人占據的那一部分波蘭從普魯士人的嘴裡面挖出來，劃歸了拿破崙保護的華沙大公國。這個華沙大公國，就是近代波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最珍愛的對象。他們把法國人看成是波蘭民族獨立的保護者，把華沙大公國的成立看成是波蘭復國運動的先聲。華沙大公國成立的波蘭軍團有一首軍歌叫做《波蘭沒有滅亡》，後來就變成了波蘭國歌。在拿破崙東征俄國的戰役當中，波蘭軍團為拿破崙效死，創造了他們的民族神話。維也納會議把拿破崙的華沙大公國變成了「波蘭會議王國」，由大公國變成王國，由俄國沙皇兼任王國的國王，沙皇本人繼續住在聖彼得堡，派康斯坦丁·巴甫洛維奇大公到華沙來做它的總督。按照會議體系的要求，俄羅斯帝國應當是一個複合制的國家：沙皇在俄羅斯本土是一個專制君主，但是在芬蘭大公國是立憲君主，在波蘭王國也是立憲君主。波蘭王國不包括所有的波蘭領土，克拉科夫作為一個自由市，是由神聖同盟擔保、主要由奧地利人保護的，由奧地利人控制的那一部分上西里西亞的波蘭貴族仍然是當地的主人，但是普魯士人控制的波美拉尼亞就不再是了。

1863年波蘭起義以後，俄國人鎮壓了波蘭起義，把波蘭王國的建制也廢除了。於是，波蘭的特殊體制被消滅，維也納會議規定的那個波蘭王國完全併入了俄羅斯本土。這是波蘭歷史上的最低谷。康拉德流亡英國，在這個時候就相信波蘭王國是永遠不可能復國了，因為它的傳統領土同時被三個相敵對的勢力控制。如果德國人占了上風，也許華沙會獲得解放，但是克拉科夫就不可能獲得解放；如果俄國人占了上風，也許奧地利會失去克拉科夫，德國人會失去波茲南，但是俄國人同樣不會讓波蘭獨立的。波蘭獨立的前提條件是，德國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同時失敗，但是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俄國人如果失敗了，那就會是德國人勝利；德國人如果失敗了，那就會是俄國人勝利。他沒有料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緣故，這樣的情況居然當真發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于波蘭王國來說是一次最好的機會，因為交戰雙方都希望利用波蘭的勢力為自己服務。德奧雙方在最初的幾次勝利以後占領了華沙，於是在華沙成立了攝政國。由於大戰造成的兵員不足，他們成立了波蘭軍團，波蘭軍團的首領就是後來的畢蘇斯基將軍。與此同時，波蘭流亡者，尤其是國家民主黨，在巴黎成立了波蘭流亡者委員會，爭取老朋友法國人的支持，要求法國人在戰後為波蘭成立民族國家。也就是說，這時候的波蘭人實際上劃分成了兩個陣營：協約國的陣營主要由波蘭過去的自由主義者組成，他們的主要政黨是國家民主黨，國家民主黨是在巴黎的波蘭流亡者委員會的核心主力，他們站在協約國一邊，把波蘭流亡者組織起來為協約國戰鬥；而在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占據的大部分波蘭領土上，主要勢力是社會黨和畢蘇斯基的波蘭軍團，他們站在同盟國一邊，從同盟國那裡得到了許多資源，如果同盟國占領了俄國，又把俄國控制的那部分波蘭解放出來，就能建立波蘭王國了。這兩支力量，一個站在協約國一邊，一個站在同盟國一邊，各自搞自己的外交活動。國家民主黨從法國人那裡取得了波蘭復國的許諾，而畢蘇斯基和社會黨則從德國人那裡取得了波蘭復國的許諾。只有俄國人始終堅持波蘭不能復國，但他們能夠堅持的時間不久了。

二月革命爆發以後，臨時政府表示願意尊重波蘭人的民族權利，但是還是希望自由的波蘭和自由的俄羅斯能夠形成聯邦，同時臨時政府不願意讓烏克蘭獨立，認為大俄羅斯人和小俄羅斯人是同一個民族，而不是不同民族。這時候，俄羅斯最堅定的解體論者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也不是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而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只有布爾什維克堅持，俄羅斯帝國不僅可以解體，而且理應解體。他們宣布，任何人如果不承認波蘭的獨立，不承認烏克蘭人有追求獨立的權利，他就沒有資格作為社會主義者。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和白軍的生死搏鬥當中，布爾什維克最主要的同盟者就是爭取獨立的烏克蘭人和高加索人。布爾什維克在十月政變以後控制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兩個核心城市，而白軍或志願軍，鄧尼金和弗蘭格爾，控制了南方烏克蘭的土地。列寧天才地看出，白軍的致命弱點就是他們所在的地區有太多的少數民族，如果布爾什維克把少數民族爭取過來，那就可以瓦解白軍的大後方。而鄧尼金和弗蘭格爾本身並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朋友，他們認為資產階級自由派瓦解了沙俄帝國，才使像布爾什維克這樣的德國人的帶路黨和解體論者占了上風。他們的目的是要恢復統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羅斯，他們願意讓這個統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羅斯廢除沙皇，變成一個共和國，但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這個統一的俄羅斯解體成為一系列小國。因此，從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和拉達的角度來看，烏克蘭人的死敵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鄧尼金。波蘭人的看法也與此非常相似。

在白軍和紅軍做生死搏鬥的時候，彼得留拉和烏克蘭人民共和國跟布爾什維克結成聯盟，在後方狠狠地戳了鄧尼金一刀。而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軍團按兵不動，等待雙方最後打出一個結果來。畢蘇斯基本人就表示，如果白軍勝利了，他們大概不會容忍波蘭獨立的，如果紅軍勝利了，儘管他們理論上能夠容忍波蘭獨立，但是他們畢竟還是卑鄙的俄羅斯人，所以他們一定會玩弄花招，把他們理論上承認的東西用實際手段取回去的。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畢蘇斯基這個看法實在是太英明了，這正是後來歷史發展的結局。紅軍利用少數民族的勢力消滅了白軍以後，很快就把他們在革命當時許諾的各民族自決權給收回去了。列寧同志是這樣解釋的：「是的，我們是說過各民族都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但是你們也不要忘記我們是無產階級國家，我們的意思是，波蘭無產階級完全可以獨立，但是波蘭的地主資產階級不能獨立，烏克蘭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獨立，但是烏克蘭的資產階級絕對不能獨立，等到紅軍把烏克蘭和波蘭的資產階級消滅了以後，烏克蘭的無產階級自然而然地就會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自願地、自覺自發地加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 — —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不是俄羅斯人的國家，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國家。」這樣一來，列寧的理論就一點漏洞都沒有，任何人無論嘴再伶俐，都不可能說他不正確了，但是畢蘇斯基的擔心也就會很快成為現實。

畢蘇斯基是波蘭第二共和國真正的國父和創始人，沒有他，第二共和國是很難建立起來的。他的特點主要不是在軍事方面 — — 儘管他也是軍人 — — 而是在政治上拿捏分寸的能力。例如，在德國人搞布列斯特和約、席捲東歐的時候，他堅持壓住波蘭民族主義者，堅持不跟協約國發生關係，不肯提前行動，因為那時候德國軍隊仍然很強大，幼弱的波蘭軍團大概不是德國人的對手。過了一年，德國本土發生革命，於是德國人派駐東歐的軍團在一夜之間瓦解了，這時候他突然翻臉反對德國，從克拉科夫進軍華沙。一年前仍然是所向披靡的德國軍團，這時候急於回國去參加革命，輕而易舉地把波蘭和東歐的領土留給了波蘭軍團。他兵不血刃地統一了克拉科夫和華沙，建立了獨立的波蘭。

這時候，他又一次表現出良好的政治感覺。他跟巴黎的國家民主黨和親協約國的波蘭人達成一個協議，把克拉科夫的波蘭人和華沙的波蘭人、社會黨的波蘭人和自由主義的波蘭人、站在協約國一邊的波蘭人和站在同盟國一邊的波蘭人重新組合起來，建立了波蘭第二共和國。這個任務的艱難，比起他後來跟蘇聯打仗要困難得多。這個困難的程度，就相當於像是抗戰結束的時候蔣介石和汪精衛能夠順利地建立聯合政府一樣。如果國民黨也能有這樣的政治美德的話，那麼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發明就會成功了，但是我們知道國民黨在這方面干的是什麼事情，你也就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發明的條件和波蘭民族發明的條件差別多麼遠。各個黨派、站在各方的波蘭人，在關鍵時刻能夠重新煥發出中世紀那種愛國主義和波蘭全民一致的精神，忘掉他們過去的分裂和仇恨，把波蘭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拋棄他們過去的德國和俄國保護人，建立新的波蘭第二共和國，這樣一種看上去非常不可能的奇蹟居然能夠發生，就說明波蘭民族發明實際上是已經成功了；而蔣介石和汪精衛始終合不來這件事情，實際上就是從側面表明，中華民族的發明遭到了很悲慘的失敗。

第二共和國在華沙成立，從憲法角度來講，它是一個高度民主的議會制國家，一切權力都歸於議會。這個很自然，因為第一共和國的法統就建立在國會之上，一切權力是歸於國會的。第二共和國和第一共和國的主要區別就是，它沒有國王，主要的權力歸於攝政內閣。但是這只是紙上的憲法，實際上的憲法、活的憲法跟紙上憲法有一個重大的不同，就是畢蘇斯基的統帥部和華沙的國會之間的關係。華沙的國會首先是由各黨派的協商會議成立的，社會黨和國家民主黨是其中的主要大黨，國會所建立的波蘭內閣首先是在巴黎成立的，他們選舉鋼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當波蘭的總理。這個內閣主要的任務不是治理國內，而是搞外交，也就是在巴黎和會當中為波蘭人爭取利益。

這個內閣的主要成就，就是在法國人的支持下劃定了波蘭人和德國人的邊境。英法兩國對波蘭的態度是不一致的：英國人認為，波蘭內閣為未來的波蘭提出的邊界要求太過分了，把很多德國人、俄國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居住地也划進了波蘭境內，這樣一個太大的波蘭本身是無法穩定的，如果協約國不得不承擔義務保護這個大波蘭的話，它將來就會沒完沒了地跟德國人和俄國人打仗，而大英帝國的利益在海上，很不願意捲入中歐的政局，所以他們不願意在和會上支持波蘭代表團的要求；而法國人則恰好相反，法國人一方面希望儘可能地削弱德國，另一方面希望在東歐製造一條防止布爾什維主義擴張的免疫線，所以他們支持波蘭人的要求，希望儘可能地把波蘭疆土劃得大一些。最後巴黎和會劃定了波蘭的西部邊境，規定，根據威爾遜總統提出的民族自決的原則，波蘭人和德國人交錯居住的地方劃分為一小塊一小塊，由協約國派出的國際觀察團監督，通過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他們自己的家鄉是屬於德意志還是屬于波蘭。但是東部邊境，由於蘇聯代表團沒有參加巴黎和會，和會沒有辦法為波蘭劃出東部邊境，東部邊境最終仍然要依靠畢蘇斯基和波蘇戰爭來解決。

國會和內閣完成了凡爾賽和約的外交，而畢蘇斯基和他的參謀總部作為一個平行政府，完成了波蘭東部邊境和波蘇戰爭的工作。這種憲法模式如果放在其他國家是非常古怪的，如果放在拉丁美洲那就很可能是軍事專政的體現了，但是在波蘭卻是其來有自。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聯合形成的波蘭第一共和國憲法有一個特徵，就是它的外交權是分割的：波蘭王國負責面對歐洲的外交，在跟法國人或神聖羅馬帝國各諸侯打交道的時候，波蘭大使宣稱，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立陶宛人跟波蘭人的關係就像威爾士人跟英格蘭王國的關係一樣；但是在東方針對莫斯科人和烏克蘭人的外交當中，一向是由立陶宛大公國做主的，在面對東方的外交當中立陶宛人的外交官會說，波蘭和立陶宛雖然是聯盟，但還是兩個國家，它們有自己的軍隊和外交政策，我們跟波蘭人的政策不一樣，我們願意保護東正教徒，儘管東正教徒在波蘭是沒有利益的。

第一共和國存在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它的二元性質和雙元外交，這個特點也被畢蘇斯基的第二共和國繼承了。國家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是比較接近西歐的，國會當中他們的議席相當多，在波蘭政府門面上的文官當中也是他們占上風，所以他們負責凡爾賽巴黎和會和針對西歐的外交；而畢蘇斯基的總部基本是由一戰時期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扶植起來的波蘭軍團構成的，他們構成了波蘭的戰爭主力，但是在議會和文官政府當中地位顯得不顯眼。但是針對蘇聯的交涉主要不是由華沙的國會和波蘭的外交代表進行的，而是由畢蘇斯基和波蘭統帥部進行的。畢蘇斯基做這種事情有個理論依據，他說，俄羅斯人無論是保皇黨還是布爾什維克，都是卑鄙的、背信棄義的，他們的外交像廢紙一樣不值錢，波蘭無論跟他們達成什麼協定都要看到，他們只有在軟弱的時候才會遵守協定，強大的時候就會撕毀協定，所以保障波蘭東部邊境不能靠外交，只能靠統帥部。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他這個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最後波蘭東部邊境還是依靠華沙戰役打出來的。

關於這方面的軍事和外交活動，因為跟主題沒有太大關係，就不詳細提了。整個進程大體上就是這樣的：列寧出於國際主義的理由和欺騙性的理由表示說，只要波蘭人願意站在俄國人這一邊，就可以把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大部分領土全部劃給它，比1772年瓜分波蘭以前的邊界還要大，這個一點問題也沒有。蘇維埃俄羅斯的談判代表契切林有一個特點就是，他不爭的自己領土。他跟德國人談判的時候，願意把大片俄羅斯土地送給德國人；跟波蘭人談判的時候，他願意給波蘭人的邊疆，比波蘭人自己提出的邊界條件還要更優惠、更有利。但是涉及內政問題，他就很陰險地要求在波蘭憲法內部插入幾個特洛伊木馬。在波蘭人最初在軍事上占上風、一路打到基輔的時候，他要求波蘭人在自己境內保證「立陶宛人」的權利，甚至他都沒有提俄羅斯人的權利，但是「立陶宛人」的權利是什麼呢？是蘇維埃立陶宛人的權利。因為共產黨在立陶宛的第五縱隊比在波蘭的第五縱隊要強大得多，他要求波蘭人在憲法內部給這些人留一個位置，這就是等於說他要在波蘭成立一個克倫斯基內閣，這個內閣當中要有幾個共產黨的代理人，為將來的世界革命做準備。波蘭人拒絕接受這個要求，於是談判破裂，紅軍一度打到華沙城下。

在紅軍快要打到華沙城下的時候，契切林提出更加苛刻的條件，要求把波蘭軍隊作大幅度裁減，波蘭正規軍裁減到只有一萬人，波蘭民兵裁減到只有五萬人，而波蘭民兵要由工兵代表蘇維埃控制。這就是意味着他要把未來的波蘭政府變成一個軟弱的、毫無能力的政府，在這個政府之下，就像是克倫斯基控制不了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一樣，這個未來的波蘭政府只有一萬人馬，控制不住由工農委員會控制的五萬民兵。為了保險起見，假定波蘭貴族地主是能征善戰的，說不定這五萬無產階級民兵會打不過一萬貴族地主的正規軍，波蘭還要跟俄羅斯達成軍事協議，把波蘭的大部分軍用物資轉交給蘇維埃俄羅斯，同時禁止波蘭人從海外進口武器或者從海外輸入軍官，因為波蘭在海外的流亡者勢力是相當強大的。這樣一來，萬一五萬無產階級民兵鬥不過一萬名貴族地主的正規軍，蘇維埃俄羅斯還可以隨時隨地支持這五萬民兵。這樣的條件實際上就是亡國的條件。這樣一個「獨立」的波蘭，儘管在領土問題上會得到蘇聯的極大優惠，但是實際上是註定要變成蘇聯的傀儡國的。波蘭人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畢蘇斯基打了著名的華沙戰役，然後又打了涅曼河戰役，把大部分進入波蘭境內的蘇維埃軍隊要麼是俘虜了，要麼是趕到德國境內去了，他們在德國境內也被德國人解除了武裝。到1921年冬天，列寧和托洛茨基發現蘇聯的經濟形勢已經不足以支持進一步的戰爭，於是同意跟波蘭簽署里加和約。

里加和約以後，波蘭的二元體制變得更加突出。畢蘇斯基變成了波蘭的民族英雄，但他的黨派在國會並沒有占據優勢。國會政權實際上號令不了統帥部，而且內閣也很不穩定。最初幾年的波蘭第二共和國很像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各政黨之間形成的聯合政府極不穩定，因為極小的原因就會倒戈。最後的結果是導致1926年的政變。從1926年以後一直到二戰爆發，這個波蘭第二共和國實際上是在統帥部監護之下的。在這個時期，波蘭的國家元首由統帥部推舉出來的「波蘭元帥」擔任。「波蘭元帥」這個詞不是個簡單的軍銜，是在畢蘇斯基打敗了蘇聯以後由波蘭國會授予他的一個榮譽稱號。以後，具有這個榮譽稱號的人實際上就變成了波蘭真正的國家元首，議會和政府是在波蘭統帥部和波蘭元首監護之下的一個次要機構。後來二戰爆發、蘇聯和德國再次瓜分波蘭以後，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就是這種波蘭人稱為薩納奇體制(Sanacja)的繼承者。

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斯大林在盧布林成立了一個傀儡的波蘭政府，然後把這個政府安置到華沙。而波蘭流亡政府的武力在華沙起義中基本消耗殆盡，已經不是蘇聯傀儡政府的對手了。美國人跟蘇聯達成的協議要求在東歐各國成立聯合政府和自由選舉，但是蘇聯用共產黨常用的那種辦法，輕而易舉地操縱了聯合政府和自由選舉，在選舉之前把波蘭農民黨和主要代表都逮捕起來，於是成功地建立起來了後來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就是共產黨的波蘭。在這個體制當中還留有幾個政協式的傀儡黨，包括波蘭農民黨，但他們在國會中的議席是固定的，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動性。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末，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組成的聯盟迫使雅魯澤爾斯基做出讓步。而雅魯澤爾斯基做出讓步的主要原因，其實還是戈爾巴喬夫不願意再為統治波蘭付出更高的成本。雅魯澤爾斯基本人是波蘭共產黨最後一位軍事獨裁者，但是他自己的父母都是死在科雷馬的蘇聯集中營裡面，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他在蘇聯勢力占上風的時候表面上裝得像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一樣，但是實際上對俄羅斯的共產黨人和蘇聯本身不可能是一點意見都沒有。

波蘭開放的第一次選舉使共產黨人丟人現眼，他們在所有的自由選舉席位中間只得到了兩個議席。於是波蘭很快就建立了第三共和國。第三共和國為了進一步地侮辱蘇聯，否定了共產黨波蘭的合法性，把共產黨的波蘭當成是瓜分波蘭時期的普魯士人和俄羅斯人一樣的外國侵略者的傀儡。第三共和國的代表飛到倫敦去，從第二共和國流亡政府的代表手裡接受了波蘭國家的象徵物，宣布第三共和國的法統是從第二共和國直接繼承下來的。第三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的主要不同在於，它沒有畢蘇斯基，因為它不是通過戰爭建立的，所以就沒有畢蘇斯基和統帥部的特殊勢力。但是較之第一共和國和第二共和國，儘管第三共和國也是議會制的國家，總統在第三共和國當中卻享有比較大的象徵性和榮譽性的權力。

總統往往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比議會和內閣更加傾向於天主教。波蘭現在是天主教保守黨執政的地方。議會和政府往往是保守主義者和自由派的聯合政府，或者是自由派的政府。他們根據波蘭加入歐盟時期的承諾，要把波蘭搞成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但是波蘭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仍然是天主教會的保護者，對天主教會負有特殊義務。第三共和國的憲法規定，天主教和波蘭民族的關係是不可分割的，這種不可分割性體現於總統和教會的關係；但是在議會和內閣這個層面，波蘭仍然是一個經典的議會制國家。所以可以說，波蘭從聯合王國時代和第二共和國時代就延續下來的這種看似矛盾、但實則是相輔相成的二元性質，在今天的第三共和國當中仍然能夠體現出來。這種二元性質的體現最近一次爆發，就是波蘭政府最近宣布的耶穌基督加冕為波蘭王國國王這件事情了。儘管波蘭在憲法上面是議會制的共和國，而且是只有總統而沒有國王的，但是這次加冕事件是強調了波蘭的天主教性質和歐洲性質，把波蘭作為天主教會最忠實的追隨者和保護者、作為歐洲文明邊疆守衛者的性質，通過宗教和憲法的形式固定下來。可以說，現在波蘭有一部成文憲法和一部活憲法，成文憲法是那部議會制的憲法，活憲法是一部天主教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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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

問：波蘭的天主教傳統與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在破壞共產主義的入侵時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今後的波蘭憑它的宗教傳統，是不是抵禦歐洲伊斯蘭化入侵最堅實的堡壘和未來的種子？

劉仲敬：這個是可以肯定的。波蘭人在戒嚴時期，其他的社會組織都轉入地下或者基本停止活動了，只有教會是波蘭一直沒有被制服的。斯大林直到自己臨死的時候，最大的遺憾仍然是他沒有能夠制服波蘭人的教會，同時也沒有能夠在波蘭建立集體農莊。他預感到波蘭留下的這個缺口會是將來蘇聯統治東歐的一個破口，未來蘇聯的統治會在這一點上發生問題。但是即使是斯大林，對這一點也是無可奈何的。後來，斯大林以後的歷屆蘇聯統治者的政策也就越來越傾向於綏靖、越來越缺乏強力鎮壓的能力了。在八十年代的戒嚴時期，只要有教會在，團結工會和知識分子自由派的領袖就有了一個庇護所，波蘭政府出於外交方面的理由不敢對教會斬盡殺絕，同時里根政府把波蘭人的宗教自由作為美國對波蘭提供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現在的歐洲，也就是波蘭和匈牙利兩個國家是天主教保守主義的堡壘。跟匈牙利相比，波蘭是一個更加強大的勢力。這種情況很像是回到十五、十六世紀奧斯曼帝國入侵歐洲時的局面。在那個時代，匈牙利王國和波蘭王國是歐洲的主要堡壘，他們跟奧斯曼人和伊斯蘭教徒作戰，是為了全歐洲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波蘭人的民族利益。像索別斯基的維也納之役拯救了神聖羅馬帝國，但是對波蘭本身卻沒有多大好處。現在的波蘭和匈牙利的天主教會也是歐洲天主教會中間唯一理直氣壯要維護基督教文明正統性的教會，而西歐的教會要麼是萎靡不振，要麼是在多元文化面前缺少伸張自己正義的自信心。

問：波蘭地區的社民黨與北歐的社民黨在清除布爾什維克黨部、街頭動員的過程中有沒有嚴密的組織？嚴密的組織需要的資金和人員靠民眾的捐助夠用嗎？對德國來說，元首為何可以通過演講募集資金，而盧布黨卻不行？

劉仲敬：波蘭和立陶宛在一戰以後情況不一樣。立陶宛的情況跟芬蘭差不多，就是布爾什維克一度軍事占領立陶宛，在當地播下了很多種子，最後立陶宛人清除布爾什維克的方式跟芬蘭白衛軍是差不多的。但是波蘭不一樣，波蘭一開始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種子，所以它不存在瑞典、芬蘭、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都出現過的那種社會民主黨的武裝團體和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團體在街頭打仗的情況。波蘭一開始就沒有強大的布爾什維克武裝，蘇波戰爭更強化了波蘭人的民族情緒。波蘭的社會主義黨派在蘇波戰爭爆發的時候一邊倒地反對布爾什維克，以至於在波蘭境內根本就沒有成建制、能夠強大到足夠搞成街頭械鬥的共產主義組織。列寧和托洛茨基就公開承認這是他們最大的失敗，他們把紅軍派到波蘭去本來是想席捲法國和德國、點燃整個歐洲的革命的，當時匈牙利和巴伐利亞都已經出現了蘇維埃政權，波蘭本身在戰前是社會民主黨勢力非常強大的國家，然而這樣強大的社會主義組織當中竟然產生不出一個親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紅軍就是因為在波蘭這個壁壘上碰了壁，才沒有能夠在德國和匈牙利燃起共產主義更大火焰的。可以說，波蘭是全民反對布爾什維克、全民反共，波蘭的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不容許布爾什維克的出現，也就沒有發展到後來德國那種布爾什維克已經出現以後才必須用武力清除他們的情況。波蘭早期的社會黨人在畢蘇斯基組織軍隊的時候，留在本土的社會黨人大多數都已經加入了這支軍隊，所以即使蘇聯真的在波蘭成立了工農民兵，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支工農民兵也會像波蘭正規軍一樣是反蘇反共的。

波蘭軍隊、軍官團最初是由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扶植起來的，在德國人和奧地利人撤退以後，他們的資金問題一度是相當困難。在波蘭獨立政府成立的第一年，波蘭政府依靠海外匯款超過依靠國內收入。當時波蘭的出海口還沒有打開，國內能夠得到的主要也就是糧食和民兵；而國外，美國和法國的波蘭僑民給它的匯款，幫助畢蘇斯基的波蘭軍團和華沙的波蘭國會度過了第一年最艱難的時期。但是在凡爾賽和約簽署，波蘭獲得了維斯杜拉河在但澤的這個出海口，後來又建立格丁尼亞港以後，波蘭的財政狀態就迅速好轉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初的十幾年，波蘭經濟發展的情況實際上是比德國更好的。

問：如果1920年圖哈切夫斯基攻占華沙的話，將會對當時的波蘭及整個東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劉仲敬：圖哈切夫斯基如果攻占華沙，他肯定會在華沙成立一個波蘭蘇維埃政權，然後馬不停蹄地直奔易北河去支援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這時候協約國將會不得不直接跟布爾什維克開戰。波蘭人即使失去了華沙以後，他們仍然會退到各地去，像是1945年和1947年那種情況，通過各種地方性的反抗來騷擾蘇聯進攻的。但是蘇聯人按照托洛茨基和列寧制定的計劃，他們的主要目的並不是波蘭本身，他們不會停下來跟波蘭人拼死纏鬥，而是會越過易北河直接深入中歐，把世界革命帶到德國去。共產國際在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把自己的總部從莫斯科遷到柏林或者是慕尼黑，很可能是慕尼黑。布爾什維克在大俄羅斯主義者看來，根本上就是德國間諜、猶太人和各少數民族建立的入侵機構，是對大俄羅斯民族利益慘無人道的迫害。列寧對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他完全清楚大俄羅斯人恨布爾什維克的程度，不亞于波蘭人恨布爾什維克和大俄羅斯人的程度，而德國人和中歐人左傾的程度和支持革命的程度反而可能比較多一些。這樣一來等於是實現了列寧最美好的設想，可能布爾什維克最主要的幹部都會遷到德國去，德國這個卡爾·馬克思的故鄉會變成世界革命的真正家園。而波蘭和俄羅斯很可能會變成白衛軍蜂起的地方，因為布爾什維克主力一旦撤到德國以後，很可能就會失去對波蘭和俄國比較偏遠的地方的控制。他們多半還能控制華沙到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鐵路地區，但是比較偏遠的地區，像克里米亞、西里西亞、加利西亞這些地區，就會變成波蘭白軍和俄羅斯白軍打游擊戰的地方。這些白軍自然而然地會向英法和協約國要求援助，於是新的世界大戰很快就會爆發了。

問：有一種說法認為，波蘭在二戰初期的覆滅，自身的內政外交決斷是負有很大責任的，您怎麼解讀第二共和國的滅亡？

劉仲敬：第二共和國即使換一種外交政策，恐怕也沒有辦法頂得住。設想一下，像貝奈斯的政策就是非常合作的，他把蘇台德區完全讓給了德國，讓斯洛伐克獨立了，把捷欣地區也讓出來了，但是最後德國還是沒有放過他。波蘭如果要換另一種外交政策的話，它能夠怎樣？是依靠德國去反對蘇聯，還是依靠蘇聯去反對德國？無論選擇哪一種政策，希特勒和斯大林都不會放過它，得到第一階段的好處以後，第二階段還是會下手的。

如果採取合作政策的話，波蘭將會失去它自己的史詩，也就是說，波蘭人會像是德國人一樣，在投降以後再被俄國人和德國人宰割的，它將會失去民族神話，失去大國的自尊。1990年以後的東歐，波蘭仍然以大國自居，而捷克卻不再以大國自居了，或者說捷克或波西米亞王國從來就不以大國自居的，而波蘭則是一向以大國自居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區別。同時，這樣做波蘭的損失可能會少一些。波蘭在二戰時期人口損失比例之大，比蘇聯和歐洲所有國家都要大得多。如果它選擇了捷克式的道路的話，至少在德國占領區的人口損失會少一些，但是在蘇聯占領區會不會少一些則是很可懷疑的。為了這一點點好處，是不是值得犧牲波蘭人的民族神話和軍事傳統，那是非常可疑的，因為畢蘇斯基創立起來的這支軍隊是有軍事傳統的，中世紀的波蘭第一共和國是歐洲基督教軍隊最光榮的體現，是騎士精神的載體，是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的剋星，很難想象波蘭愛國者願意犧牲這個偉大的傳統，去換取少死一點人這種微不足道的利益。

問：波蘭裔作家約瑟夫·康拉德是最早看出馬克思主義是胡說八道的作家，請您評價一下他的作品。他的略微保守的思想是否勝於文學內容本身？

劉仲敬：這個說法應該很有問題吧。看出馬克思主義是胡說八道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在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可以夠得上這個條件的德國人、法國人就已經有一群了。英國人倒是很少，因為英國人根本就沒有把他放在眼裡，直到馬克思死還不大知道他的存在。康拉德確實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也很難說他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思想家。他主要是文學家，而且即使在文學作品方面，他也很難被稱之為波蘭的民族發明家。有很多流亡作家儘管一輩子很少或者是根本沒有踏上過波蘭的土地，仍然可以納入波蘭文學史，但約瑟夫·康拉德更多的是屬於英語文學史，他的大多數作品是用英語寫成的，針對的讀者也是英語。像《吉姆爺》、《陰影線》這些小說，基本上就是英國式的航海小說，跟波蘭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所以很難說他是一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家，或者說是復興波蘭民族的思想家。

問：國內對波蘭文學的譯介不多，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些能充分體現波蘭的民族精神和文明氣質的文學作品。

劉仲敬：國內對波蘭文學的介紹一開始就是高度政治性的，從魯迅那個時代就是介紹所謂東歐被壓迫國家的著作。他們主要是引進那些十九世紀的詩人和短篇小說家，這些詩人和短篇小說家的靈感主要就是1812年拿破崙的東征和被俄羅斯人毀滅的華沙大公國。他們是夠格的民族發明家，他們把已經毀滅的第一個波蘭共和國或者聯邦王國的歷史以浪漫的方式重新展現出來。從歐洲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者是民族發明家最好的朋友。第二波波蘭文學的引進是在共產主義時期，作為引進蘇聯俄羅斯文學的一部分，也相應地引進了東歐各蘇聯衛星國的文學。但是這一批引進的文學家基本上是傀儡作家，在波蘭文學史上沒有什麼地位。八十年代以後做了以反蘇為目的第三批引進，也就是說引進了像顯克微支這些強烈反俄的波蘭民族發明家的作品。

這三部分的引進構成一個零零碎碎的圖景，但都是不完整的，因為波蘭是歐洲的文學大國，它除了屬於民族發明家這一系列的文學以外，還有很多本身是體現天主教博愛精神和歐洲歷史文化的作品，這些作品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完全引進。現在引進的這兩個系列中比較夠格的作品，像萊蒙特的《農民》或者是顯克微支的那些作品，在波蘭文學史上只能算是半壁江山。但是較之漢語世界引進東歐其他國家或者引進以色列文學作品更加偏頗的局面來說的話，漢語世界對波蘭文學的了解相對而言還算是比較全面的。

問：如何理解波蘭、大東歐以及斯拉夫人對法蘭西文化的推崇？

劉仲敬：斯拉夫人並不都推崇法國文化，但波蘭人確實是推崇法國文化。但推崇法國文化的時間比我們想象的要晚一些，基本上就是十九世紀的現象。第一共和國時代的波蘭在文化上是很多元的，受德國的影響比受法國的影響要大得多。當時波蘭的居民當中有大量的日耳曼系居民和猶太人，講德語和意第緒語的人口非常之多，而且代表了波蘭文化水平最高的居民。波蘭文化受法國影響是在十九世紀波蘭幾次起義以後，大量的波蘭流亡者逃到法國，而法國在外交上多次支持波蘭，波蘭流亡者又在法國國會和政界贏得了一個相當強大的地位，為波蘭復國打下了基礎以後才有的事情。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肖邦的波蘭就是在這個時期誕生的，它誕生的時間比我們想象的要晚得多，而且也代表不了波蘭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匈牙利人不是斯拉夫人，但也出於類似的原因是強烈親法的。烏克蘭人是更加典型的斯拉夫人，但他們親德的程度是超過親法的程度的。

問：如果把滿洲和北方勒拿河以東都給波蘭統治，能不能成為保護世界和平的一支主要力量？對亞洲有哪些積極作用？

劉仲敬：波蘭人基本上不可能深入亞洲的。對于波蘭人來說，所謂的邊疆就是烏克蘭，是通向黑海的海道，是連接哥薩克人和土耳其人的那個邊疆。波蘭人的野心最大也就是到東烏克蘭，把東烏克蘭文明化，建立起天主教波蘭貴族保護下的農業，把第聶伯河的水道打開，打通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貿易線，使烏克蘭的糧食進入歐洲市場，用波蘭天主教文化把烏克蘭文明化，這就是波蘭人的最大野心了。波蘭人對亞洲是沒有野心的，相反，他們非常珍視自己作為歐洲人的身份認同，要把作為亞洲人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奧斯曼人和莫斯科人排異出去，他們的邊界意識是極其強烈的。

問：請您評價一下瓦文薩。

劉仲敬：瓦文薩就是波蘭的紅脖了。共產主義像一個割草機一樣，降低了留在波蘭的波蘭人所能達到的天花板，所以瓦文薩個人作為波蘭的紅脖來說，他在波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天主教知識分子的眼中並不是一個很有學問或者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能夠溝通波蘭的最基層選民和民眾，可以說他就相當於在光明山修道院民眾起來反抗瑞典軍隊的時候那些平時只會用斧頭、連寶劍都不會用的天主教鄉巴佬，他能夠動員群眾，而且他有樸素的波蘭愛國主義和天主教的感情。他在擔任波蘭總統任內，議會中絕大部分黨派是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跟他不合。而他維護自己權力的手段是強調他自己作為天主教徒的身份認同和作為波蘭三軍總司令的角色，也就是說他要把自己塑造成畢蘇斯基傳統的繼承人，這一點是體現在波蘭的活憲法當中的。

問：揚·卡齊米日的失敗應該如何歸因？他應該選擇什麼策略規避最後的慘澹下場？

劉仲敬：他與其說是失敗，不如說是求仁得仁。他如果變成波蘭貴族所熱愛的那種軍事領袖的話，那麼他就沒有那麼多精力和資金去支持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的教育事業了。他如果選擇了這條路，也許他不會被迫辭職，也許他能夠打很多勝仗，在波蘭歷史上留下英名，但是這樣一來，將來還會不會有我們現在這個波蘭是很成問題的。因為中世紀早期的天主教化是比較膚淺的，是走王公貴族路線，大多數人民還是文盲，沒有文化，這樣一來，無論天主教的根基還是波蘭民族主義的根基都扎得不太深。很可能是少數講拉丁語的上層人士信奉天主教，下層人士在波蘭上層人士被征服以後就會背叛，忘記自己是波蘭人和天主教徒，很容易地皈依新教和東正教。特別是很容易皈依新教，因為新教抓教育這件事情比早期天主教徒要厲害的多。卡齊米日雖然犧牲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但他跟耶穌會的合作，為波蘭天主教基層民眾提供了良好的教育，鞏固了他們的波蘭認同。尤其重要的是，他雖然得罪了拉齊維烏家族和立陶宛貴族，但是他成功地建立了立陶宛現在的教育制度，把大多數立陶宛的基層民眾變成了天主教徒，今天的立陶宛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則是新教國家，這一點非常重要。天主教的教育體制如果沒有搞起來的話，後來的波蘭人和立陶宛人還能不能存在，民族認同還能不能形成，還有沒有復國的希望，這是非常可疑的。但是教育的功效是細水長流、是慢工出細活的，從事教育的人不得不在短期和現實的政治上付出很大的犧牲，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應該說這是一個求仁得仁的問題，你總共只有那麼多資源，用在東面就顧不了西面，用在西面就顧不了東面。從波蘭民族的長期利益來看，卡齊米日犧牲他自己和波蘭王國的短期利益其實並沒有做錯。顯克微支和十九世紀的波蘭民族發明家把卡齊米日描繪成為聖潔的好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從波蘭民族發明的角度來看是相當有道理的。

問：如何看待波蘭和德國的「大中歐計劃」？

劉仲敬：嚴格意義上的大中歐計劃是德國的計劃，它跟現在的歐盟有點相似，而且更好一些，因為它把現在所謂的歐洲四國給踢了出去，只保留日耳曼系的各國和東歐各國。如果當初這個計劃得以實現的話，這樣形成的一個歐洲，至少是在經濟上講比現在的歐盟有活力是沒有問題的。但這個大中歐計劃跟波蘭的大中歐計劃是不一樣的。波蘭的大中歐計劃實際上是以波蘭人為核心，保護波羅的海各國，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對抗俄羅斯擴張主義的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不包括德國的，是以波蘭為核心，恢復波蘭第一共和國時期籠罩整個東歐的大國地位的一個計劃。現在的波蘭還有一個小的聯盟，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小協約國和中世紀的大波蘭聯合王國。但是烏克蘭是這個大中歐計劃的主要考驗，這個計劃如果不能夠維持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整個交通線的話，它的意義就不大了。只有在所謂的波蘭走廊或波蘭地峽 — — 也就是連接兩海的通道能夠完整打開、烏克蘭能夠擁有黑海出海口而且建立起親波蘭政權的情況下，這個計劃才能真正實現。在將來歐盟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單憑波蘭和東歐國家的力量，有沒有充分的能力維持這個大中歐計劃，目前猶在未定之中。這個大中歐計劃搞得好，可以像波蘭第一共和國最強勢的時候一樣，把匈牙利人和摩爾達維亞人也包括進來。

問：未來的俄羅斯有沒有可能解體，波蘭重新主導東斯拉夫？

劉仲敬：俄羅斯在任何時候都有解體的危險，但是俄羅斯會不會解體，這還是主要取決於俄羅斯精英的選擇。合理的推斷就是，普京政權在強化中央集權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但也消耗了俄羅斯太多的資源，他很可能使俄羅斯走向傳統的周期性循環道路，也就是說，經過一段時間強勢的中央集權，榨幹了地方的活力，然後在這個中央集權政府倒台的短時間的窗口期，突然出現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局面。這種情況在莫斯科公國的大空位時期、二月革命以後造成的短暫窗口期和葉利欽時代的窗口期都曾經出現過，那時，西伯利亞人和喀山人、亞洲各小公國曾經一度企圖獨立。將來的普京政權以及普京的繼承者所維持的這個中央集權式的、繼承沙皇傳統的俄羅斯政權，早晚也免不了經歷類似的窗口期。在那個窗口期俄羅斯的精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現在是無法預見的。

問：作為陸上的英格蘭，波蘭有沒有過當年在科技上領先世界的可能性？

劉仲敬：有的，就是十六世紀波蘭所謂的「黃金時代」，產生出哥白尼的那個時代。我們都知道，偉大的學者只是一個花園中間最美麗的那一朵花，他們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從來沒有哪一朵美麗的花是在沙漠中成長起來的，總是在你的花圃已經有了很多不起眼的草還有很多很平庸的花，當中才會產生一朵非常艷麗的花。哥白尼就是十六世紀波蘭最繁榮時代的產物。那時候的波蘭，由于波蘭跟立陶宛的聯合的緣故，在宗教上是開明的，在德國和意大利受不了宗教迫害的文人學者往往會投奔波蘭。幾種知識分子色彩最強烈的異端，例如像布魯諾所代表的那種異端，也是在波蘭產生和繁榮的。當時的格羅德諾和維也納是極其繁榮的新教城市，有大量的人口，有猶太人和新教徒的社區，波蘭有很多強大的領主都以新教徒和猶太人的保護者自居。在所謂「黃金時代」的一百年當中，波蘭的思想自由是比德國的很多地方都要更強的，產生出來的文人學者也更多。對于波蘭來說，主要的轉折點就是剛才說過的大洪水。大洪水以後，波蘭的上層經濟生活雕敝了，只有天主教會才能維持比較基層的、底層的文化生活，但是以後，波蘭就不再是享譽全歐洲的文人學者和思想家的主要產地了，直到十九世紀。

問：未來的歐洲被綠化的可能性大還是右翼排外勢力成為主流的可能性大？如果是後者的話，波蘭具體會處於何種地位，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劉仲敬：現在看來顯然是右翼抬頭的可能性較大。右翼抬頭的一個側面反映就是，歐盟可能會實質解體 — — 不一定會正式解體，但是很可能會像後期的神聖羅馬帝國那樣，上層的架構仍然維持，但是變成了一大批高級律師玩弄辭藻和文獻的場所，實質性的政治要通過歐盟底下那些比較小的聯盟，包括波蘭領導那個小東歐聯盟來進行。在這樣的一種前提下，波蘭的大中歐計劃是很有實現的希望的。

問：對於川普的當選，波蘭是什麼樣的態度？

劉仲敬：波蘭和東歐國家傳統上講是親民主黨的，因為民主黨在美國是移民的主要政黨，共和黨是比較本土的。民主黨發揮的作用就是，新移民到美國以後、在完全同化以前，以民主黨為中轉站，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波蘭人都是這樣的。波蘭人對克林頓家族尤其有感情。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在克林頓時期主管美國的外交，對波蘭和東歐國家在1999年加入北約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所以波蘭的政治傳統和波蘭在美國的院外集團都是屬於民主黨一系的。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對川普當選有什麼看法，但是至少在今年以前的幾十年，他們跟民主黨的關係都比跟共和黨的關係更密切。

問：請您評價若望·保祿二世，他對日後的波蘭有何深遠的影響？

劉仲敬：這個影響，可能是因為我們離他的距離比較近，所以容易誇大。我們知道，波蘭人歷來是天主教會最忠實的女兒，在反宗教改革當中做出了極大的犧牲來維持天主教會。若望·保祿雖然是強化了波蘭的天主教認同，對冷戰以後波蘭第三共和國的活憲法的天主教性質有着極大的貢獻，但是還真不能說在波蘭的天主教傳統中間他是一個格外特殊的人，只能說是在英雄輩出的波蘭天主教思想家當中他是一個重要角色，是一個承前啟後、守先待後的重要角色。但比起以前的那些人來說，如果再過五百年來看的話，他可能也只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員，而並不是一個一覽眾山小的絕頂高峰。

問：在您看來，波蘭的塑造可以給如今出現的民族發明家怎樣的啟示？

劉仲敬：波蘭的發明是民族發明最成功的典範，最成功的典範當然是最值得模仿的。你只要能夠達到它十分之一的成就，在亞洲就足以傲視群雄了。波蘭的教訓，從世俗的意義上來講主要是：第一，獨特的民族教會對於培養民族傳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貴族地主作為民族精英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在東亞可以體現為土豪；第三，在塑造知識分子傳統的時候排擠左派勢力，或者通過民族主義統戰左派，使左派和右派的力量都匯集到民族發明的事業上來，也是非常重要的。波蘭提供的教訓主要就是這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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