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知識｜85年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為何在杭州召開國務會議

據浙江新聞客戶端5月15日報道：據浙江省檔案館資料記載，85年前的今天，即1932年5月15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杭州召開國務會議，調整了國務委員的分工，制定了重要事件處理方案。今天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韓國獨立運動元勛金九先生也參加了會議。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杭州舊址紀念館（今長生路55號）  本文圖片均來自浙江新聞客戶端
韓國的國務會議為什麼會在杭州召開？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院成員合影
歷任韓國駐滬總領事上任後必訪杭州
杭州有一個地方不僅在韓國的知名度遠超中國，甚至還是韓國歷任駐上海總領事上任後的必訪之地，它就是位於杭州長生路55號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杭州舊址紀念館”。
穿過西湖邊商場周遭喧鬧的人群，一片老建築群呈現眼前——暗灰色的磚牆、褪了色的赭色玻璃窗，身處鬧市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杭州舊址紀念館靜落於此。
進門是一間不大的會客廳，也是臨時政府會議室，房間的一邊掛着當時的大韓民國國旗，另一邊是當時臨時政府3位國務委員的照片。再進去是廚房，二樓則是兩個臥室。
紀念館內金九先生的半身像
紀念館副館長呂旦介紹，這裡其實就是一處典型的老杭州民宅。大隱隱於市，把臨時政府地址選在熱鬧城市中，看起來危險，其實相對比較安全。當時周圍的居民並不知道，這裡進進出出的是韓國的革命人士，更想不到這個簡陋的民房裡是一個國家的臨時政府。
2014年9月1日，國務院發布了第一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杭州市政府撥巨資修建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杭州舊址紀念館”名列其中。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為何遷到杭州
1905年8月，戰場主要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接近尾聲，日本擊敗沙俄，朝鮮半島完全為日本控制。
1910年，日本正式吞併朝鮮，當時國號為“大韓帝國”的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韓國人民並未屈服，在韓國各地乃至中國、遠東、美洲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抗日復國運動。其中大批韓國抗日義士來到了中國上海，並在1919年4月建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金九和尹奉吉
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副所長陳輝說，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時，日本的壓迫和圍剿加上內部的派系鬥爭，臨時政府處於極為艱難的狀況。“這個時候他們的經費十分匱乏，甚至連房租都交不起，政府要員有時要去菜場拾爛白菜葉子充飢”。
1932年4月29日，侵華日軍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役祝捷大會”，並慶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天長節”。突然，韓國青年尹奉吉兩手一揮，將兩顆炸彈扔到檢閱台上。一聲巨響撼天動地，爆炸聲中，侵滬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傷重而死，日本駐華公使、駐上海總領事、日軍第九師團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等一批在滬的軍政要員被炸傷。
刊載虹口公園事件的日文報紙
這是日軍侵華期間，高級官員和將領集體死傷最多的一次。1945年9月2日，美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代表日本政府簽署向盟軍投降書的日本外務大臣走路一瘸一拐，他就是在尹奉吉虹口義舉中被炸傷一條腿的重光葵。
尹奉吉的義舉是金九直接策劃的，這驚天的一聲響，使得困難中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和金九在中韓抗日義士中威信大增，但也招致日軍的瘋狂報復和毀滅性的打擊，日本軍警特務到處抓人，成立已13年的臨時政府再也無法在上海立足，其中一批要員流亡到了浙江。金九等人在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褚輔成的幫助下，在嘉興海鹽等地避難，1932年5月，臨時政府由國務委員金澈、車利錫、宋秉祚等人轉移至杭州的清泰第二旅社，在32號房間設立了臨時辦公處。
韓國革命義士據點之一的清泰第二旅館（今群英飯店）
4天后，時任財務部長的金九也到了杭州，住進了當時位於郵電路上的聚英旅社。之後兩天，臨時政府成員們在“辦公處”開了國務會議。
除上海和重慶外，杭州是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大陸駐紮時間最久的地方
“1932年6月經國民政府的介紹，臨時政府辦公處又遷到了長生路湖邊村23號，就是現在紀念館的這個位置。”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副所長陳輝說，為了躲避日本偵探的跟蹤，臨時政府不停變換地點，“我們專門尋訪過這些地點，加起來至少有18處，比如今天的思鑫坊、五福里等”。他們住過的所有地方都有一個共同特徵——“房間附近至少有3個門同時開着，萬一遇到跟蹤，馬上可以轉移”。
韓國革命義士據點之一的杭州五福里
臨時政府在杭州期間，得到了中國民眾和政府的同情和支援。時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的浙江人陳果夫，還派部屬蕭錚專門到杭州幫助解決所需的各種問題，包括財政支持，為他們培養軍事人才等。最高當局還從德國召回羅霞天等人回國秘密保護他們。
在浙江期間，臨時政府經歷了最艱苦的歲月，但也是韓國獨立運動走出低潮，轉入重振復興階段的轉折期。1935年10月，就在5位國務委員棄職，臨時政府面臨解體時，金九等人在嘉興南湖遊艇上舉行非常會議，使得情況轉危為安。
“七·七事變”後臨時政府又輾轉多地，最後於1940年到達重慶，直至抗戰勝利後，主要成員回到國內。
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來賓提名表，上有周恩來、董必武的簽名。
據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資料，韓國臨時政府在華的時間，除最開始的上海和最後的重慶之外，杭州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大陸駐紮時間最久的地方。
浙江軍民曾冒死保護金九避難
“當年在上海，3塊大洋可以讓一個普通人生活一個月，而日寇懸賞60萬大洋捉我父親。中國人民不為金錢所動，從上海到嘉興到海鹽，到處受到中國人民的保護，這是一種多麼可貴的精神。”1996年，韓國國父金九的兒子金信將軍在浙江海鹽尋訪父親故跡時激動地說了這句話。
金九照片
“虹口爆炸”事件炸死了那麼多軍政要人，日軍恨透了金九，懸賞60萬銀元買他的人頭。1932年5月20日，辛亥革命元老褚輔成冒着生命危險，掩護金九和其他幾位要員及其家屬，從上海緊急轉移到他的家鄉嘉興，一個多月後轉移至褚的兒媳娘家海鹽暫避。
金九在海鹽裝扮成來訪友的廣東商人，因為不會說中國話，他和一個淳樸忠厚的船娘假扮夫妻，度過了最困難的日子。
據載，金九回國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常常叮囑兒子金信，要他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有機會一定要找到這些中國恩人，感謝他們的忘死相助。
以中國船娘和韓國國父的故事為背景的《船月》（左）、以韓國義士在上海暗殺親日派為背景的電影《暗殺》。
後來，浙江女作家夏輦生以中國船娘與韓國國父的傳奇故事為題材，創作了長篇小說《船月》，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在該書的第十章第7節有這麼一段話，在金九遇到危機時，一個普通浙江百姓說“鬼子要抓的人，肯定是好人！是好人，我們就得幫他。哪怕有天大的難處。”
（原題為《85年前的今天 韓國國務會議為什麼在杭州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