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習近平會見二階俊博是兩國關係中的重要事件，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此次會晤的政治級別高。日本並沒有向“一帶一路”峰會派出官方代表團，但是它不打算也不能無視這一事件。北京明白這一點，並從實用角度採取了對策。北京沒有擺出“委屈”方的姿態，而是告知，把“一帶一路”論壇看作是可能同日本和好與合作的又一個平台，儘管兩國間存在着尖銳的領土紛爭和政治矛盾。
這可讓北京利用中國的老朋友二階俊博前來參加論壇的機會改善中日關係。習近平在自己同前來北京參加峰會的多國政要會晤的緊張日程安排中還抽出時間接待了日本政治領導人。而各國政要約有30人。中國外交部表示，習近平在會見二階俊博時呼籲改善中日雙邊關係。中國領導人強調，我希望雙方將努力讓兩國關係朝着正確方向發展，成功克服現存的障礙。
基斯塔諾夫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日本加入這個金融機構只是個時間問題。
他說：“當然這是關係轉暖的信號，因為已有數十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包括亞洲和歐洲國家，甚至還有英國和法國。日本發現，亞投行會成為恰好是日本唱主角的亞洲開發銀行的競爭對手。它對中國的項目持雙重態度。一方面，亞投行的實力不斷增強，這是客觀事實，出現了它將在亞洲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前景。日本當然還會看美國的臉色行事。美國沒有加入亞投行，否則就意味着自己的競爭對手中國實力將加強。而日本，作為美國的小兄弟，通常都要在華盛頓的戰略中行動。同時明白也可晚乘‘中國快車’。所以日本悄悄地開始傾向加入這家銀行。在日本已經能聽到應當這樣做的聲音。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鳳英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談了自己對日本在亞歐行問題上的立場的改變的看法：
陳鳳英說：“首先，日本的經濟、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都是受美國影響。特朗普上台後，他作為商人，首先看到的是美國的機會和利益。亞投行主要致力於基礎設施建設，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投融資平台。美國將此視為機會，其政策發生了轉變 ，有意加入。而且美國此次也派了代表團參加‘一帶一路’論壇。我認為，促使日本立場發生改變的最大因素就是美國政策的影響。第二，亞投行和亞開行的合作已經展開，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第一大股東，中國是第三大股東。在這兩個銀行合作進展順利的背景下，能夠看到它們都是為了亞洲經濟的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的發展，這也對日本的政策產生了影響。第三，‘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已經是中國貢獻的超出亞洲的國際公共產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加入也讓日本看到，亞投行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亞投行的運營高效，避免了當下一些國際機構所固有的機構臃腫、效率地下等問題。還有日本所擔心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綠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正在亞開行和世界銀行中推廣，但是亞投行已經率先實施了。相信日本已經看到亞投行的發展理念和方向、投資和運營效率以及未來發展空間。這就是事實勝於雄辯。而且亞洲的投資銀行，日本不加入也實在說不過去。日本對亞洲的發展既有責任，也有利益需求。”
日本人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很矛盾。他們一方面很警惕，認為中國想不僅獲得經濟實惠，而且還想加強自己對東南亞和中亞鄰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而這意味着，中國將成為日本更大的競爭對手，而日本自己也想保留和加強自己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另一方面，看到該倡議運作良好，日本擔心失去本能從“新絲路”中撈到的好處。所以做出了妥協的決定——向“一帶一路”論壇派出的不是官方代表，而是政治活動家——著名的執政黨自民黨幹事長。這表明，北京論壇後雙邊關係有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轉暖，目前它還處於凍結狀態。
凍結的原因眾所周知，但其中主要原因是東海領土糾紛。觀察家們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尖銳程度不僅不亞於，甚至還有可能超過中印關係中的喀什米爾問題。正是這個問題成了印度參與中國“新絲路”項目的障礙。新德里沒有參加此次北京論壇。實際上是因為中國西部至阿拉伯海的瓜達爾港的中巴經濟走廊穿過印巴存在主權爭議的喀什米爾地區，而拒絕參加“新絲路”項目。
顯然日本參加北京論壇的妥協形式，完全可讓新德里好好考慮一下：從使用和長遠角度看自己對中國“新絲路”持反對立場是否有益於自身的戰略利益。
印度專家以及北京論壇的參加者的意見也值得關注。中國《環球時報》援引了他們當中一些人的觀點。印度應當重審自己對“一帶一路”的立場，中巴印應當解決糾紛，共同尋找問題的突破，孟買觀察家研究基金會主席Sudheendra Kulkarni認為。而印度外交部發言人Gopal Baglay則強調，如果印度把自己置於中國提出並得到幾乎全世界支持的各大州間的聯合項目之外，那麼久會讓自己損失巨大利益。他還指出，印度不應當忽視“一帶一路”倡議，因為印度的內部增長和外交利益能讓它自己成為該倡議中不可替代的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