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內文書》：日本之中國崇拜的最後寫照

【編者按】
在漢字文化圈國家，作為使用不同語言者間交流的重要手段，漢文筆談自古以來多為人們所採用。因為漢文筆談可使難於進行語言溝通者通過文字自如交流，甚或用言語難以言表之內容，通過文字筆談即可使對方理解領會。正所謂“舌難傳語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黃遵憲語）。
作為重要的近代東亞筆談文獻，《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摘編自該書主編王寶平所撰寫的前言，介紹了《大河內文書》的文獻構成、特點及價值等，由澎湃新聞經浙江古籍出版社授權發布。

《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內頁
1884年春，江戶幕府儒官林羅山第12代哲嗣林學齋為清政府駐日外交官黃吟梅舉行家宴，日僧高岡殷勤作陪。屋內半晌不見動靜，僕人深感詫異，走近一看，驚訝地發現：三人宛如啞人，時而以手摹畫，時而相視而笑，不停地在紙上塗寫。於是奔走相告：文昌帝君的侍童——天聾和地啞降臨老爺家了！
無獨有偶，相似的一幕也出現在著名漢學家岡千仞府邸。晚清駐日使節沈文熒應邀做客，兩人觥籌交錯，以筆代語，一語不發。一旁殷勤服侍的岡妻不由地嗔怪：你倆一聲不吭，表情和手勢酷似啞巴。何苦作“啞飲”來着？！
這兩則軼事發生在130多年前，均是由筆談引發的“誤會”。所謂“筆談”，《漢語大詞典》有一精準的界定：謂書面談話。亦即通過書寫進行交談。明治時期，日本人不會說漢語，但擅長書寫，而中國人不諳日語，於是往往以筆代舌，開展交流。筆談與唱和、序跋、書信一起，成為當時中日文人間盛行的交流方式。本文介紹的《大河內文書》，就是明治時期筆談文獻中的犖犖大者。
何謂《大河內文書》
顧名思義，《大河內文書》原指有關大河內姓氏家的文書。但治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者，多指大河內輝聲保存的筆談資料，它是大河內輝聲等日本友人與在日中國人和朝鮮半島人士之間的交流記錄。在現存林林總總的筆談記錄中，《大河內文書》以其持續時間之長、數量之龐大、內容之豐富，參加人數之眾，名列近代筆談資料之首。
《大河內文書》總計約95卷，缺17卷，現存8種78卷76冊，庋藏於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51卷50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6卷16冊，埼玉縣賴政神社6卷6冊，以及實藤惠秀抄本5卷4冊。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和賴政神社藏本冊子裝，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子裝；冊子裝藏本書根寫有書名。筆談數據多以筆談者（《羅源帖》等）和筆談時間（《丁丑筆話》等）命名。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大河內文書》的紙背亦傳遞着不可忽視的信息：或貼有明信片，或書有文字。
大河內輝聲生前已對筆談作了精心的整理，如在每次筆談的卷首（《羅源帖》除外）用硃筆標有序號。據此可知，《丁丑筆話》共進行89回筆談（含書信）。硃筆標序號，註明筆談情景
大河內輝聲對筆談的精心整理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註明筆談者。在筆談者較多的情況下，大河內輝聲常在句末用較小字型的名字省稱寫明筆談者。其次，註明筆談時間。人數不多無需註明筆談者，僅在每次交流後寫明筆談的時間，如《羅源帖》“系乙亥第九月三日之談話也”等。但《羅源帖》以外的6種資料，則在筆談首頁硃筆註明筆談的時間或信件往來的時間。最後，註明筆談情景。大河內輝聲多在卷首或卷中用硃筆加入一些提示，這些提示，或長或短，詳略不一，補充說明筆談時的情景。
現存筆談文獻中，其保存形態概而言之有三種：一，散葉。原封不動地保留着筆談時的初始狀態，有時寫在傳統的花箋上。多走筆疾書，書主不明，次序不清。二，整理本。對原始記錄進行了整理的文本，如宮島誠一郎對大量的筆談記錄做了重新抄錄。它克服了散葉之不足，卻需今人謹慎面對整理後新產生的異文。三，半整理本。在保留原文的基礎上，對筆談時間、地點、順序，甚至背景進行提示，《大河內文書》即是。這些提示，猶如腳本中的舞台說明，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大河內文書》的發現者——實藤惠秀
實藤惠秀（1896—1985），廣島人，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文學科中國文學專業畢業，1949年起擔任早稻田大學教授，1967年榮退。他以研究中國人日本留學史起家，1939年出版《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日華學會），後推出修訂本《中國人日本留學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同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該著中譯本《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問世後，恰逢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深受好評。
實藤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上也有頗多建樹。“二戰”中，學術自由受到嚴格限制，實藤潛心於《大河內文書》的整理，戰後分別將《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平凡社，1964）和《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硏究會，1968）付梓。他還出版《中譯日文書目錄》（國際文化振興會，1945）和《日本譯中國書目錄:日中友好の一つの礎石として》（與小川博合編，日本學生放送協會，1956），並在此基礎上，監修出版《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譚汝謙主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同上，1981），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此外，1933年，實藤作為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華特別研究員來華研究。在這一年中，收集了許多東遊日記等清末民國時期的珍貴文獻，它們現在全部庋藏在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成為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資料寶庫。
實藤主要研究近代中日關係、中國文學和中國語言學，前者的成果還有：《日本文化の支那への影響》（螢雪書院，1940）、《近代日支文化論》（大東出版社，1941）、《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光風館，1943）、《アジアの心》（與實藤遠合著，淡路書房，1956）、《日中非友好の歷史》（朝日新聞社，1973）、《中國留學生史談》（第一書房，1981），以及《日中友好百花》（1985）。著述豐富，為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主要開拓者。
1943年11月14日，在大河內輝聲哲嗣大河內輝耕的斡旋下，實藤偕黃遵憲《日本雜事詩》合譯者豐田穰前往平林寺調查中日筆談資料。該寺位於埼玉縣新座市野火止，屬臨濟宗妙心寺派，也是大河內家的菩提寺（家廟）。當住持白水敬山打開保存資料的庫房時，他倆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原以為僅有五六頁散葉的數據，不意竟達數十冊之巨，並且裝裱如此完整！從此，《大河內文書》撣去蒙垢半個世紀之久的封塵，重現天日。實藤根據藏主姓名，命之為“大河內文書”。
筆談資料深藏於遠離市井的平林寺，固然無遺失之虞，無奈庫房下流淌着來自多摩川的居民用水——玉川上水，濕氣嚴重，以致筆談資料即使夾有煙葉，仍不敵紙魚的侵蝕。白水住持介紹：前幾年已處理了部分蟲蛀嚴重的數據。大河內去世後，著名漢學家龜谷省軒為其撰寫墓志銘，其中“有詩數卷、清韓筆話百卷藏於家”一語。實藤據此推測：完整的筆談數據或有百冊，不排除在《羅源帖》《戊寅筆話》和《庚辰筆話》之後，尚有佚卷。
《大河內文書》主人——大河內輝聲
大河內輝聲（1848—1882），初作輝照，後改輝聲，字子斌，江戶（今東京）人，嘉永元年（1848）十月望日（十五）生，故號桂閣。祖先乃江戶時代前期著名的大名松平信綱（1596—1662），生於大河內久綱家，過繼給松平正綱做養子，易姓松平。慶應四年（1868），松平哲嗣恢復舊姓，輝聲始稱大河內。由於大河內家源於攝津（今屬大阪府和兵庫縣）源氏源顯綱（鎌倉時代後期公卿），而源顯綱為平安末期著名武將源賴政之文孫，故輝聲除大河內外，又時稱源氏。
大河內輝聲的父親輝聽早逝，他13歲就繼承了八萬二千石領地的家業，成為上野高崎藩（今群馬縣高崎市）最年輕的藩主。文久二年（1862）任從五位下右京亮（右京職次官），慶應二年（1866），聘請法國教練，帶兵苦練西式軍事。翌年，擔任陸軍奉行，負責幕府的步兵、騎兵和炮兵。
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1867年11月9日），江戶時代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面對西學東侵無力應對，被迫宣布向天皇“大政奉還”。從此，大河內輝聲的命運開始多舛。明治二年（1869），“版籍奉還”，他被任命為高崎藩知事，貴為華族。明治四年（1871）五月，進入大學南校（東京大學前身），研習英語。未幾（七月），政府宣布“廢藩置縣”，大河內被免去知事，成為高崎藩末代藩主。被褫奪權力後，他在東京過起寓公生活。明治十四年（1881）七月，大河內任職修史館，王治本、王仁爵以及葉慶頤致函祝賀。在修史館任上，他曾吟詩《史館夜翻古書，與僚屬校讎即作，伏乞郢政。仍用史館僚屬鈴木成章韻》一首，詩曰：
檢點雲篇燦燭花，此書原是屬官家。
半殘半闕遺三篋，且閱且披滿五車。
玉軸頻陳香木架，縹囊高曝竹竿叉。
蘭台日落吟情倦，聊撥紅爐烹澗茶。
栩栩如生地傳達了在修史館夜翻古書的氣氛。明治十五年（1882）8月15日，患哮喘病去世，享年35歲。彩色影印保留了彩色箋紙的信息
大河內輝聲是中國文化的鐵杆“粉絲”。祖上輝和（1750—1800）號聽雪，祖父輝充（1822—1862）善書法，父親輝聽（1827—1860）號樂甫，從他們的號和愛好中，可以窺見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之一面。大河內輝聲對中國文化充滿敬仰之情，與中國人吟詩筆談，樂此不疲。首屆公使何如璋駐日後，大河內輝聲是較早主動拜訪的日本友人之一。他“陶然心醉，於是來往無虛日，談笑戲謔，以至彼我相忘”。他經常赴使館筆談，“終日不知倦，紙迭作丘，奇論成篇”。
景仰中國文化、有錢、有閒，這些缺一不可的要素催生了百卷之巨《大河內文書》的誕生。
而今冢木已拱，但墓碑依然高聳於平林寺。
《大河內文書》的特點
筆談資料是近年開始受到學界關注的一種新的文獻，由於其文獻資料跨越數百年，內容林林總總，其文獻特點、學術價值等有待於進一步深入探討。李慶教授曾有過比較精準而全面的表述，他認為筆談文獻具有四個特點：內容的廣泛性、表述的簡要性、交流的直接性和存在的單一性。“因為筆談記錄有着如上的一系列特點，所以保存至今的筆談記錄保持了原始性，作為歷史數據可以說彌足珍貴。”
《大河內文書》確實也具有內容廣泛性的共性。現存晚清筆談文獻中，“宮島文書”與《大河內文書》堪稱雙璧，但前者多集中在與黎庶昌等駐日外交官的對話，有時抱有刺探情報的目的，因此，其外交史料價值勝於《大河內文書》，長期以來受到治中日近代史學者的關注，並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大河內文書》的主事者乃一介被褫奪政治權力、早已被邊緣化的舊藩主。他熱衷於筆談僅僅是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好，用今天的話來說，完全是為了中日友好。明治維新後，日本雖然在政治上與清朝漸行漸遠，但社會上普遍存在着中國文化的擁躉，大河內輝聲就是其中典型一員。他與中國人過往密邇，熱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甚至愛屋及烏，連小孩、侍從、門房、店員等，不分長幼貴賤饒有興趣地與之對話。他甚至稱僅年長他9歲的何如璋為“慈爺”，自己是匍匐伏拜的“乳兒”。難怪一直主張中日友好的實藤惠秀，在《大河內文書》付梓前，禁不住在扉頁上寫下了意味深長的一段話：
這是明治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不斷進行筆談的珍貴記錄。論文、作詩、問俗、話風流，這是中國崇拜的最後寫照，蘊含着日中友好的諸多問題。
正因如此，“整個‘筆談’，內容五花八門，上至天文地理、人文歷史、博物醫學、古典章句，下至兩國間的名山大川、風情民物、民間習俗、販夫走卒用語、扇頁的題字和漫畫等幾乎無所不包”，“且因彼此關係親密無間，語言上不見什麼客套和外交辭令，十分親昵，身邊的瑣事，特別是涉及男女之私，向為中國士大夫們所諱，但在‘筆談’中卻從不掩飾”。由此構成了《大河內文書》內容廣泛性的特點。硃筆標註王桼園、鷲津毅堂、林櫟窗等筆談者
《大河內文書》除了一般筆談數據的共性外，還具有自己的個性。一是時間長，頻度高。如前所述，該資料現存8種78卷76冊，上自1875年9月3日《羅源帖》第二卷，下迄1881年10月13日《桼園筆話》第十七卷，共記錄667次筆談（含信函），持續時間6年1個月零3天。當然，僅就筆談時間長度而言，《大河內文書》略遜於宮島文書。但是，《大河內文書》的筆談頻度遠勝於宮島文書。它們宛如錄音機，原生態地記錄下交談內容，又如智能手機，精準地記錄下每天的行蹤。二是參加人數多。據統計，在6年的筆談交流中，中日韓共有132人參加（不包含出席，但未參加筆談者），其中中國58人，日本69人，朝鮮半島5人。中方參加者主要有首屆駐日外交官和寓日民間文人。如羅雪谷為《羅源帖》主角，畫家，尤其擅長指頭畫，是晚清較早赴日的文人之一，也是明治初期較為著名的中國畫家之一。
日方參加者可分為三類：漢學家、江戶時代舊臣和其他。這些人皆為一時之選，或漢學愛好者，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前朝舊臣。其他還包括僧人、漢方醫、報界人士、藝術家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圍繞在中國駐日公使館身邊的士人，構成了明治十年代中國外交官和寓日民間文人在日活動的主要社交關係網，他們就像蠟像館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1890年，黃遵憲在英倫使館為《日本雜事詩》撰寫自序時這樣回憶道：“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這裡所說的“舊學家”，當主要包括上述漢學家和前朝舊臣。他們時常出入公使館，“腐儒輩頻頻出入公署”，尤其周五，“敝邦迂生爭來，門無容車”。因此，他們對黃遵憲等中國人產生的影響需要具體分析，不能以“友好”二字大而化之。《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筆談資料·大河內文書》，王寶平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