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4 騰訊思享會 本期作者：尹保雲（北京大學教授）

過去流行的“現代化”這個詞的含義很清楚，就是向現代文明轉變，是向先進國家學習。

為什麼中國老是對現代文明的意義認識不清？陷入一次次迷茫和爭論？不少人認為是反改革的“特權集團”為了守住自己的特權和利益，故意裝聾作啞甚至顛倒黑白。這種看法並不完全正確。也許“特權集團”真的是不懂現代文明，因而其所作所為總是被幻想所左右。

不容諱言，我們民族的整體智慧目前是比較弱的，精神是昏暗的。雖然改革開放來教育普及成就巨大，但在對文明的認識上，我們基本還是一個“文盲”國家。有眾多會打字的“文盲”，還有不少副教授、教授級別的“文盲”。與某些宗教盛行地區的情形相似，儘管識字率很高，還有大量高級知識分子，但卻總是不能理解現代文明，人們的大腦被反文明的觀念所統治。這樣的國家搞起現代化來，要比真文盲的國家更加困難。西歐現代化就是在真文盲的基礎上起步的，中世紀時期，別說普通民眾了，連很多國王都不識字。真文盲有天然的工具理性，更容易接受新東西，樂於學習外來思想。而能夠識字的、有學問的“文盲”就不同了，他們堅守自己的觀念而排斥別的知識。

蘇聯傳播來的教條主義知識體系是反現代文明的。改革開放來，教條主義被逐步削弱，一些正常的知識得以進入教材。但這個過程很緩慢。就像拉美地區二戰後的天主教改革一樣，改來改去總是改不掉其反資本主義和反文明的本質。教條主義思想體系有兩個主幹，砍掉它的一些枝丫，因為這兩個主幹完好無損，它們不斷地長出新枝丫，一代代地構造人們的認知框架，導致個人和民族的智商下降：

經濟決定論的世界觀

顧名思義，經濟決定論的特點是認為經濟決定一切。這套理論本質上是對啟蒙思想的顛覆。啟蒙思想認為現代文明的核心是自由民主制度，而經濟決定論卻認為它的核心是經濟和技術。這一顛倒帶來很多的問題：

首先，它歪曲了世界現代化歷史，把西歐現代化解釋為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發展憲政民主。而實際上，西歐現代化是在世界最落後的社會土壤上起步，廣泛地吸收了世界其它地區的文明元素。它並非是啟動資本主義，然後推動其它變遷。因為資本主義早就存在，就像恩格斯臨死前的一篇文章說的資本主義在一萬年前就存在。西歐現代化是因為蒙古人入侵引起巨變，儒學的一些思想和對中華文明的嚮往激發和滋養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思想上和政治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上萬年前就存在的資本主義因素獲得了現代的環境，在一個與憲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共存的文明系統中，它才變成了“現代的”。然而，教條主義卻宣布先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然後有憲政民主制度，把政治進步解釋為經濟發展的結果。這一因果顛倒，不符合現代文明發展的真實歷史，構築了一套扭曲的世界觀和歷史觀。

與此相關，它導致把經濟作為單一目標而不顧其它。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大干快上，等等，無一不是經濟運動。經濟搞砸了導致政治鬥爭，回頭來還是按照老路子搞經濟。改革開放後盛行的GDP主義，同樣是經濟決定論的產物。經濟決定論在大量政府官員和社會民眾中成了一種宗教，一出問題就是全國性的，而且得不到深刻反思。因為對其它現代性事物的理解處於“文盲”水平，所以也只能不斷地搞經濟運動。從來理解不了市場經濟與憲政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關係，認識不到很多經濟問題都是由政治體製造成的，因此，解決的方案也常常是倒因為果的。甚至經濟之外的問題，如社會衝突、民族矛盾、國際關係等等，只會金錢手段來擺平。

其三，它使社會精神進一步庸俗化。中國人的觀念本來是很世俗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千里來做官為的吃喝穿”、“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樣的思想滲透歷史，缺乏超越精神始終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局限。然而，經濟決定論的一套理論，進一步把人們引向物質主義和動物本能，使整個民族精神更加庸俗化。這種極端的物質主義，相當於頭（精神）還藏在肉身之內。就像黑格爾認為的，中國比波斯還要落後一個檔次，因為埃及的獅身人面像的人頭（精神）冒出來了。以我們這種物質主義境界來理解現代文明，無異於井蛙窺月。

鬥爭與詭辯的方法論

儘管歐洲古代也有事物不斷變化發展的思想，但教條主義體系中的辯證法則來自於中國先秦就有的陰陽五行說和道家思想。黑格爾一邊抱怨中國資料翻譯太少，一邊利用中國古代思想而建立起他的辯證法體系。其實，黑格爾的辯證法比他的客觀唯心主義要糟糕得多。這種方法論無非是披着理論外衣的詭辯論，研究越多就越糊塗。通過它的灌輸，人們貌似有了深刻思維，實際上連正常的識別能力就丟掉了。

首先，辯證法教導把事物分成矛盾對立的雙方，並把雙方的鬥爭看作事物發展的內部動力。這連接着階級鬥爭思想，把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推動力。這種鬥爭理論別說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即便是與封建皇帝相比也是一個巨大的墮落。中國古代的皇帝儘管經常陷入權力鬥爭，但他們信奉和宣傳的從來都是“和為貴”哲學。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很多人只會運用矛盾鬥爭的框架來分析問題。沒有一分為二的框架，他們就不知道該如何分析事物；不把人分成對立的群體、不搞鬥爭、打壓和控制，他們就不知道該怎樣管理社會。甚至在有的人眼中，別說資產層了，就連普通的學者、教師、律師、公務員等中產階級也不屬於“人民”，只有下層窮人才是“人民”。智商墮落到如此程度，何談現代文明？

其次，它鼓勵詭辯而削弱科學理性。辯證法喜歡闡述各種詭辯色彩的大道理：壞事變好事；傳統也有好的，現代也有不好的；先進國家也有落後的東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新事物取代舊事物，今日興盛則明日衰落，如此等等。不能說這些道理沒有一定的經驗基礎，但畢竟都是大而化之的認識，與科學認識完全是兩回事。波普爾說：辯證法的思想“不可證偽”，所以不是科學。辯證法以模糊思維宣布任何事物都是合理的又都是不合理的。而現代思維則是建立在牛頓之後的實驗科學的基礎之上，以定量的、實證的、具體的分析為特徵。按照現代思維，一家國有企業好不好，查查它的賬本便可認定。而辯證法則不然，它要從壞中找到好，竭力為那些該倒閉的國企詭辯。智力衰退到連一個企業的好壞就不能判定，又怎能識別文明系統的高低優劣？辯證法總是顯得振振有詞、考慮問題全面，實際上毫無科學理性，與陰陽八卦的學問沒有區別。

其三，它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思維模式，把人們引向歷史迷途。懷戀“正”（過去），嚮往“合”（未來），就是不敢正視現實。它忽視了人類歷史的現實性和現世性，認識不到人類歷史進步是由現實的競爭超越所推動，認識不到先進事物就在眼前。換句話說，它把人們的思想引向迷途，只相信虛幻的東西，只相信自己的憑空設想。左一個方案、右一個設想，就是不願意向眼前的榜樣（即先進國家）學習。這就是完全脫離了正常人的思維軌道。

以上只是分析了兩個主幹，這兩個主幹還橫生和許多枝丫。砍掉一部分，又會生長出新的，從而使這一毀滅教育的大樹不死。一套反文明的知識體系的灌輸，必然導致整個民族的理性精神不斷下降。當然，事物是千差萬別的。不是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如此，現在也不乏理智的知識分子和開明的政治人物。但主體傾向卻是如此。我們的教育體系一方面在普及識字率和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在培養會讀書看報的、會寫文章的和有各種頭銜的“文盲”。學理工科的人可能會認為自己倖免於此，其實不然。因為這一套思維框架是在中學時期就已經通過學校和社會而灌輸了的。按照皮亞傑發生認識論，人們的認知結構在14歲時就定型了，極少數人後來能發生一些改變，大多數人則不會有很大改變。

這就是說，我們目前的民族精神整體上不是理解現代文明，而是抵制現代文明。這種精神會變換花樣而不斷傳承，從而把中國固定在文明金字塔的底部區域。能夠穩當地呆在底部區域也是一種選擇，怕的是不能。因為金字塔的塔尖-中部-底部的梯級結構雖然在很長歷史時期不會輕易變動，但這個金字塔作為一個整體卻是隨着時間而不斷提升的。那些處於底部區域的國家如果不能隨之提升，最後連現在的梯級也呆不穩了，就會發生崩潰、瓦解和重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