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文化不知道正義、不知道道德底線，當然不可能有公平競爭的貴族精神，當然把他人視為地獄，把他人視為負數。“人心險惡”是中國的古訓：“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無，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在互害的社會，大家相互舉報相互鬥爭，人被視為具有負能量的恐怖動物。所以，人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被視為零和負數。人民公社時代，牲口是是集體財產，比人貴多了。下雨天，農民冒雨干農活，牲口在倉庫里休息。農民給馬刷牙被馬咬斷手臂；甚至集體的豬死了，養豬的人為死去的豬披麻戴孝。

人們說中國落後的時候，其原因總是被歸結人口多、底子薄。也就是說，人的價值為負數；人口越多，這個負數就越多，中國就越糟糕、落後。因此，中國要搞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人為負數，古已有之。

一，老子視人的價值為零

在老子那裡，人的價值被視為零。他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也就是說，在統治者眼裡，老百姓是零是負數。所以，要防止民盜民亂。具體辦法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這是道德經第3章的話，可以說是老子學說的綱領。其目的就是防止智者竊國，使“智者不敢為”。這裡“智者”就是少正卯、洪秀全、孫中山似的人物，“智者”能言善辯，聚眾鬧事，所以，老子說“辯者不善”，“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見，“智者”就是“辯者”、“為奇者”，今天709律師就是這類人。

老子要求殺掉這類人，可見，老子的殘暴遠遠超過今天。那種說“老子有民主思想”是顛倒黑白的愚民師。

二，中國軍閥視人為負數

明末的張獻忠認為，人的價值是負數，人就是罪惡，所以，他乾脆把替天行道改寫成為替天殺人。他於大順2（1645）年2月13日立的一塊“聖諭碑”，頗能表明他的真實思想，碑文只有兩句話：“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傳說張獻忠在成都（今天紹成公園）立七殺碑，上邊刻着：“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魯迅說，中國的軍閥，殘殺起來比任何人都厲害，就是為了不讓對手獲得土地與人民，不讓對手比自己更強大，寧願一切都毀滅！1646年7月張獻忠率軍逃離成都前，更是對成都實行殘酷的“四光政策”，盡殺蜀人。人口消滅淨盡，自然糧食就越來越難找。數十萬軍隊，沒糧食吃，就以人為軍糧。張獻忠把自己的部下當軍糧，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剮殺之列。他離開成都時，首先將自己的300嬪妃殺掉280名，只留了20名侍候自己。並命令“各營所有婦女，齊集一處，由兵圍繞，獻忠另選兵人一隊為刀斧手，號令一聲，亂砍亂殺，叫冤哭慘之聲，震動天地。婦女屍身堆積如山，血流成河”。張軍還把這些死亡者的屍體“剮之割之，製成醃肉，以充軍糧”。開國時的一千多文官，此時被殺剩25名，忠心耿耿地跟在身邊。士兵人數亦已只剩1/3。1646年11月，他行至西充鹽亭界鳳凰山鳳凰坡，被清兵射死。當清軍到成都府時，整個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戶人。

張獻忠與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明萬曆6年（1578年）310萬降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時（1681年）的9萬，即四川人口只有原來的1/34，從中可窺戰亂血腥之一斑。

三，野蠻的“超限戰”是中國的傳統

中世紀時西方的軍隊主要由騎士組成，而騎士都是貴族。中世紀教會對騎士們的精神指引形成了騎士團體內所以人都一律平等的騎士精神，使得當時西方國家間的戰爭表現出很紳士的一面：很少有殺害俘虜的現象，在對待俘虜尤其是貴族俘虜時候都不趕盡殺絕，而是由對方的家人或國家花錢來贖；決沒有殺害使者的現象，雙方都把盟約和協議看得很重要。看《英法百年戰爭史》就知道：相互敵對的軍隊在城外列陣，明火執仗爭戰，晚上雙方紮營休息，非常默契，沒有晚上偷襲、“劫營”的事，次日天明發起進攻，雙方都約定俗成地在白天爭戰，戰役的勝敗取決於雙方統帥的策略、臨場指揮、陣法、武器的優劣、臨陣的士氣和軍人的戰鬥素養，戰敗的一方也往往“體面”地認輸，撤退或投降，並且交出城門的鑰匙。這樣的“規矩”的戰爭，能夠做到儘量少的戕害平民和非戰鬥人員，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歐洲封建主之間混戰不比中國的內戰少，但對文明的破壞卻遠沒有中國的內戰為烈的原因。

反觀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戰爭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是不擇手段的“超限戰”，為了獲勝，使盡三十六計，什麼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採用：斬殺來使、背信棄義、出爾反爾是家常便飯，甚至穿着敵軍的衣服偷襲對手也屢見不鮮，而且一旦獲勝，任何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成了大智慧，堂而皇之被列入《三十六計》、《孫子兵法》、《百戰奇謀》，被收入《三國演義》、《水滸傳》、《厚黑大全》等權謀詭詐梟雄黑道叢書，成為上流社會精英嚮往的智慧境界；成為下層草民膜拜和津津樂道的智慧範例。而歐洲中世紀一千年，宣揚權謀詭詐梟雄黑道的書只有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該書因為鼓吹不擇手段而臭名昭著，為歐洲上流社會所鄙視，馬基雅維里主義也成為卑鄙下流的代名詞。

1999年出版的《超限戰》提出了“超限戰”的血說。它指的是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既可以是軍事的如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等。書中詳述了恐怖分子劫持民間客機，滿載着燃料猶如一顆飛行炸彈，對着敵國的中樞部分以及核能電廠進行攻擊。《超限戰》鼓吹：“沒有什麼道德底線，也沒有什麼自由和民主，主宰這個世界的，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不過一樣東西：利益。”超限戰，無非是回到法西斯、回到野蠻人的叢林思維而已。這是該集團的歷史經驗的總結。當年冷戰時，談起核大戰，世人無不色變，唯有M氣吞山河，說打核戰爭怕什麼，中國有六億人，死一半還有三億呢。似這等豪言壯語，哪個民主國家的總統敢說？前幾年有個朱德的後人說，我們準備犧牲西安以東的人民來打核戰。這就是超限戰鼓吹者的最後底牌。

中世紀的騎士在戰場上的爭鬥往往不以殺戮對方為目的，更多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殺死對手，就無法做生意了，就損害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儘量少殺是西方戰爭的特點。中國或亞洲古代戰爭的目的不是商業利益，而是占領土地，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殺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權。

中古騎士在戰場上甚少殺戮對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傷亡過重會引起嚴重的復仇。歐洲中世紀的互相優待被俘騎士的不成文的制度，顯得相當的智慧化和人性化。有着這樣的理念和精神，就必然能設立出《日內瓦戰俘公約》了。而在中國，不要說“同級別文明民族之間”，就是同為華夏族內部間戰爭都沒有這樣理念，對於戰俘採用坑殺、砍頭、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腳乃至挖祖墳等等，顯得相當的野蠻。偶而有幾個被俘軍人獲得優待，只是因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戰勝者首領的青睞，而不是因為有互相優待制度在產生約束作用。這一切都在證明西方人是善於建立各種制度、進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體，而華人不是。

有人用兩次世界大戰死了很多人來說明西方文化殘酷，中國人愛和平。其實，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尤其是二戰結束後，中國繼續內戰違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後又積極投入到斯大林挑起的朝鮮戰爭。這樣的歷史，怎能證明中國更愛和平？中國內戰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看看1948年圍攻長春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西方人的惡是有底線的，中國人的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為了私利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西方歷史上的罪惡比起中國歷史上的罪惡來，只是小巫見大巫，簡直微不足道。

四，中國人一直不懂公平競爭，中國從來就無貴族精神

在道家儒家的教化下，中國社會始終行不成依規則行事的風尚，歷史上中國的權貴沒有公平競爭的精神、沒有紳士風度，中國上流社會的爭鬥幾乎純粹是爾虞我詐，普遍以施放暗箭為能事、為智慧。

在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連續一千年多年，貫穿其中就是公平競爭的精神。公平競爭的精神還深入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

在基督教的教化下，中世紀的歐洲上流社會越來越按規則行事，崇尚公平競爭；甚至仇敵之間的鬥爭，也崇尚一種公開和公平的方式——決鬥，一種公開化、透明化的單挑武鬥，有裁判和明文規則，在決鬥中雙方把糾葛怨系交給上帝裁決，死傷無怨，如在決鬥中雙方都沒死，則恩怨從此了斷。應該說，比起中國人習慣的陰招暗箭式的爭鬥，西方式的決鬥是一種光明磊落的鬥爭方式。

任何時代，上流社會都是下層社會追求和效仿的目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國上流社會崇尚的不擇手段（從黃帝、大禹吃掉對手肉體的行為，說明中國文化不知道公平正義、不知道道德底線，當然不可能有公平競爭貴在參與的貴族精神），自然帶動整個社會崇尚不擇手段；整個社會的崇尚不擇手段，就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公德，這就是把不擇手段當作智慧的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不知社會公德為何物的原因；而西方基督教國家在依規則行事的基礎上，能夠形成社會公德，進而能夠形成公民社會和市場經濟，再進而能夠形成憲政國家。

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精神氣質決定了中世紀歐洲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中世紀歐洲雖然黑暗，黑暗中卻孕育着光明，歐洲人在一千年當中，靠着自身的力量步入了憲政文明；中國傳統社會更加黑暗，中國人在黑暗中渾渾噩噩地折騰了兩千多年，不僅混到鴉片戰爭之前沒有任何長進，至今仍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