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天，北京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當年5月23日下午兩點，三位來自毛澤東家鄉湖南的年輕人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在天安門城樓下打出一幅大橫幅：“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隨後用裝上顏料的雞蛋投擲塗污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

三人的行為讓廣場上一直和平抗議的學生感到很意外。之後，三人被廣場上維持秩序的學生糾察隊扣留，後轉交給北京市公安機關處理。

是時，余志堅25歲，為瀏陽一名小學教師；喻東嶽22歲，為《瀏陽日報》美術編輯；魯德成26歲，為瀏陽汽車運輸公司修理工。同年8月11日，魯德成、喻東嶽分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破壞”和“反革命煽動”等罪名判處16年有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作為主謀，余志堅被判無期徒刑。他們成為中國成千上萬的六四政治犯中判刑較重的三位。

1998年，魯德成獲假釋出獄；2004年8月，他離開中國，經緬甸偷渡到泰國，並向聯合國難民署尋求庇護；2006年4月，他以難民身份進入加拿大，獲得永久居留權。2000年9月，余志堅經減刑，獲假釋出獄。2006年2月喻東嶽獲得減刑出獄，但已經精神失常，出獄後由余志堅照顧其生活。2008年4月底，余志堅攜妻子和喻東嶽及他妹妹喻日霞偷渡至泰國，一年後獲得庇護抵達美國。

曾有人問余志堅為什麼要這麼做。2010年，余志堅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毛澤東是中共專制的一個基礎，我們反對個人崇拜，應該從這裡入手。”

今年3月30日，余志堅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因糖尿病併發症去世，享年54歲。去世前不久，余志堅在他的Facebook上貼出最後兩張照片：一張是1989年5月23日學生扭送喻東嶽的情景。另一張則是當天下午約3:30至4:30的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着修復被他們三人污損的毛澤東像，照片中間有一個橫幅寫着：“這不是人民、學生干的”。這橫幅“到現在都讓我傷心不已”，在照片說明中，余志堅感嘆道。“二十七年多過去了，神州大地上仍然只見五千年專制依舊，個人崇拜不改。”

余志堅去世消息傳出，三人污損毛澤東像行為再次引起爭議：三人的行為與政治訴求是這場舉世震驚的民主運動的“靈魂”還是“異類”？28年前，究竟是他們太激進，還是學生過於保守？與此同時，余志堅三人的遭遇也讓“六四”政治犯的境遇再次引起關注。

天安門民主運動28周年之際，以為中國政治犯提供人道幫助為主旨的民間組織“人道中國”創辦人之一周鋒鎖接受了採訪。1989年，周鋒鎖是清華大學物理學系四年級學生，他組建了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台，成為了代表清華大學的北高聯（廣場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常委。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周鋒鎖在官方發布的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13日被捕，入獄一年。1995年，他來到美國，1996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學習，現生活於舊金山。2007年2月，他與另外兩位89民運參與者趙京、徐剛一起創辦“人道中國”組織。余志堅和喻東嶽到美國後，“人道中國”為他們專門募捐幫助他們安頓；余志堅去世後，“人道中國”承辦了余志堅的葬禮，並再次為他們募捐，幫助安葬余志堅、安頓喻東嶽，並設立余志堅紀念獎，“用於鼓勵為推翻中共專制奮鬥的勇士”。

採訪用電話和郵件進行，經過刪減和編輯。

問：1989年5月23日，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在天安門城樓用雞蛋投擲毛澤東畫像。當時你如何看待此事？

答：我當時不在現場。5月20日，戒嚴令頒發。5月23日，清華學生組織撤離廣場，所以那天我剛好離開了廣場。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震驚，很意外。在絕食期間，我們有過很多設想預案，比如說在遊行的時候，要防止政府派人砸商店污衊學生暴亂，這樣的問題我們都考慮過。不過，5月17日大遊行的時候，什麼問題都沒有出現，當時有百萬人上街，但沒有出現任何事情。那個時候一個警察都沒有，連交通警察都沒有，所有的現場秩序都是由學生維持的。所以，當余志堅三人做出這種行為時，作為維持秩序的學生，當然首先是懷疑的，這是他們當時的責任。

此外，我們八九一代抗議的時候，“反毛”不是主題，所以學生們對這個事情很意外，雖然現在看來很了不起。其次，學生作為一個整體，比如我們清華，都有一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當時也是想實踐一下代議制民主。我們清華有一個班代表大會，重要的議題都是由班代表大會決定的，班代表大會通過之後，大家要按決定做事。比如絕食，我們大家開會是不參與絕食，如果其他學校絕食的話，執行救助的義務。所以，我們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行動的，包括我們的政治取向，也是按照集體決策來進行的。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很多學生。在政治取向上，作為學生整體，當時並沒有想推翻政權，我們也很清楚這一點，也執行這樣的指定。因此，雖然余志堅他們的行為非常了不起，但當時，學生是沒有辦法和他們站在一起的。

不過，余志堅他們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的行為，也從來沒有隱瞞什麼，也不想為自己開脫或是逃跑，把責任推給學生，這點非常了不起。只是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引起了學生這樣的反應。這是讓他們吃驚的。當然，是學生把他們送到警察手裡的，作為學生群體中的一員，也是需要給他們三人道歉的，後來確實有不少學生給向他們三人道歉。我本人每次見到他們，也會向他們三人道歉。但是，這麼大的傷痛，這樣的道歉也是很蒼白的，雖然他們也能接受。不過，他一直強調我們的共同敵人是這個專制政權。

問：他們三人是5月18日來到北京了。到北京後，他們給當時廣場上學生指揮組織北高聯寫了一份《建議書》，其中第一條建議是北高聯應該以全國人民的名義，宣布中共政府為非法偽政府。他們的建議書沒有得到任何回應。於是，他們才決定取締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像，象徵性為共產暴政劃個句號。當時廣場上，除開他們三人外，還有沒有別人提出類似主張的人呢？

答：余志堅認為，學生不應當停留在那個階段，而是要站起來推翻政權。這個想法是非常前衛的，不過內心有類似想法的還是有非常多的人，但真正做出來的，就不多了，能看清楚的人，意識到戒嚴令後面的殺氣騰騰的人就更少。80年代學生的抗議活動，全社會都會去支持的，很難想象政府會開槍殺人。所以像余志堅的主張是很難成為主流的，不過，他們的想法不是唯一的。

我當時是在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台工作，那時候的廣播台有各種各樣的人過來，告訴我們他們的主張，甚至有官方的電台、電視台的人過來，因為在他們那裡不能說，希望在我們的廣播台說話。一些人就主張要去占領電台、電視台，把廣場上的民意傳播到全中國去，或許就可以結束專政實現和平革命，實現歷史性的轉折。我後來看別的國家的革命，那些民主轉型比較成功的國家，都比中國“八九民運”走得遠，反抗力度大。反觀八九，其實是非常溫和的，甚至到了自我約束、畫地為牢的地步。

此外，“八九學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可以說，當學生完成了聚集民心的使命後，沒有一個更有力的力量來支持他們，沒有一個、形成一個更強烈的社會共識，沒有及時把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凝集的民意凝固起來、實體化，沒有及時從抗議階段推到下一個階段和平革命階段。比如說，之後，我遇到過不少部隊的人，包括一些級別很高的，他們甚至有全家穿便衣，在開槍時候站在學生市民這邊保護學生，但為什麼不站出來公開支持學生，呼籲中立甚至發生政變呢？1991年8月蘇聯解體前夕，葉利欽(Boris Yeltsin)站在坦克面前發表演講，最後坦克調轉。

問：余志堅出獄先做了些什麼，後來為什麼要離開中國？

答：余志堅之前是一位老師，出獄後不可能再從事之前的職業，只能做一些零散的工作謀生。他出獄後還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從不隱瞞自己的想法，和許多老朋友，特別是“六四”難友互相來往，因此還常受到打壓，（2006年2月）因為支持（維權律師）高智晟而被抓起了一個月。

喻東嶽的情況更為悲催一些。對於余志堅來說，喻東嶽是他的一個兄弟，也是一個重負。他們三人去天安門，余志堅是主謀，是策劃。但喻東嶽是最後一個釋放的。喻東嶽釋放的時候，余志堅很激動，去監獄接他。結果喻東嶽認不出他了，叫了幾聲，喻東嶽把他當做警察，跪了下來喊饒命。余志堅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他，就一直照顧喻東嶽。他們後來到美國，也是想給喻東嶽治病。喻東嶽的妹妹喻日霞出嫁之後，喻東嶽就一直生活他們家裡，余志堅照顧得很好，喻東嶽儘管還沒有清楚的神智，但還是能感覺到關愛。

問：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出獄後的經歷，是否是“六四”政治犯的一個普遍經歷？

答：“六四”的經歷，給人留下的創傷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創傷。再加上隔離，中共使用的隔離無所不在，這是他們的一個常見的政治武器，用隔離來壓迫你的家庭成員，讓家庭成員覺得和你在一起是一個負擔；讓社會上其他人認為你是一個怪物，讓你沒有辦法正常生活。所以，這些政治犯及其家屬的境遇都非常艱難，經常受到各種打壓，因此，即便“六四”過去這麼多年，依然有“六四”政治犯、良心犯陸續離開中國。即便在美國也是，一方面是對華人社區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很多人會自動按照政府劃定的紅線活動。我們在這裡也經常遇到各種騷擾，甚至毆打。

問：“人道中國”是如何為中國政治犯及其家屬提供人道幫助的呢？

答：我們是盡力而為。“人道中國”也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一個遺產。趙京是我清華大學物理系的系友，他們兩位都是“八九民運”海外參與者，“人道中國”現任負責人葛洵，是1989年美國留學生抗議組織全美學自聯的監事會主席。“八九”的經歷，以及政治上的覺醒，讓我們覺得，海外人道救助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國內的需求也很大，被迫害的政治犯很多，但是能得到國際關注的人的很少，最多排名前5位的人才能得到一些關注，長期坐牢的那些政治犯、良心犯很少被人知道。所以我們成立了這個組織，我們是一個靠個人志願服務的草根機構。

目前，我們的目標群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六四”政治犯這個群體，包括天安門母親；一個就是長期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此外，我們還支持了一些國內NGO的啟動。現在，中國人權狀況日益惡化，中國政治犯的處境尤為惡劣。所以，哪怕是微小的支持，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大鼓舞。目前，我們主要是為他們募捐和呼籲，最近幾年每年資助次數有一百多次。

比如余志堅、喻東嶽剛來美國的時候，在舊金山呆過一個星期，他們當時四位大人一個小孩，“人道中國”為他們募捐了一些錢讓他們、幫助他們安頓下來。余志堅去世前，病了一年多，沒有工作，家裡經濟比較困難，所以他去世後，我們再次募捐，幫助安頓他的後事，以及對喻東嶽的照顧。

問：能談談“人道中國”做的比較突出的案例？

答：目前我們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可以說是方政。方政很傳奇。1989年，他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6月4日清晨被坦克碾壓，失去雙腿。我在幾分鐘後就出現在他出事的地方六部口，但我沒有看到坦克，所以我是出獄之後才知道坦克壓人的事情。出獄後，為了謀生，我去海南做生意，在那裡第一次遇到方政。當時，方政報名參加1994年在北京舉行的遠東及南太平洋殘疾人運動會，但被鄧朴方點名，趕出北京來到海南。我就是那個時候遇見他的。我們一見如故，聊了很多。方政是為了救人而被坦克碾壓的，但事後被救的女孩迫於壓力，說不認識他。大屠殺之後，所有的人都要過關，被坦克碾壓的人不能說是坦克壓的，要說是交通事故。方政就說，雖然之前我沒有見過坦克，但是坦克和汽車我還是分得清的。方政拒絕撒謊，所以他也沒有拿到畢業證。我來美國之後一直記着他，“人道中國”成立後，我們找到他，幫助他來了舊金山。如今他不僅可以自立養家，還為“六四”做見證，為人道中國和海外民運做很多事情。不管在哪裡，他的開朗笑容都會打動很多人。

問：“人道中國”也幫助政治犯的家屬。你們工作中遇到過什麼樣的挫折？

答：中共很無恥的一個手段就是用家人來要挾。因此，我們試圖幫助“六四”政治犯和維權律師的家屬，幫助他們的孩子來美國讀書，比如劉賢斌的女兒、齊志勇的女兒等。不過，我們也有失敗的例子。

比如去年營救王宇律師的兒子包卓軒。2015年7月8日深夜，包卓軒和他父親從北京首都機場飛往澳大利亞留學，在機場被抓的。7月9日凌晨，王宇在家中被抓。709大抓捕就是這樣開始的。因此，這個孩子的命運是和中共決鬥的一個關鍵。可是他們所有的證件都被沒收了，沒有任何渠道可以出來，所以只有讓他去緬甸，然後去泰國，我去泰國接他。10月2日，包卓軒從內蒙古逃走。我在泰國等了好幾天，一開始充滿希望，後來變得焦慮，直到我回來之後，我才知道幫助包卓軒逃離監控到緬甸的唐志順和幸清賢都被抄家了，失蹤七個月後才被確認關押在天津第二看守所。這件事，在海外只有我參與了，我之所以需要公開說這件事，是因為中央電視台在2015年10月17日播放長篇報道，說這件事是海外民運人士汪岷、徐文立做的，雖然他們兩個人公開否認了，但央視和《環球時報》還是說是他們兩個人。此外，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人道中國”為709律師設立的基金也成為了709律師的罪狀，這完全是顛倒是非黑白。我們這個基金是這些律師被抓之後才設置的，和他們之前做的事情沒有任何關係。我們這麼做完全是出於人道。而且我認為，在中國變革之前，還是很需要一個通道，幫助被迫害的異議人士和他們的家人，比如最近謝陽律師的妻子陳桂秋和兩個女兒，在對華人援助會(China Aid)的幫助下，經泰國來到美國。

問：“人道中國”為什麼要設立“余志堅紀念獎”？

答：余志堅的思想和精神都是可貴的。中共宣傳說他們是三個鬧事的農民。實際上，他們的思想非常大膽也非常前衛。那個時候大部分學生還強調自己愛國，並不以直接推翻專制為目的，余志堅他們很堅決地認為這個政權是暴政，是沒有合法性的，而毛是專制的代表。28年後，我們回頭去看，便會更多地認同餘志堅的思想。

其次，他的勇氣和錚錚鐵骨，和隻身擋坦克的坦克人(Tank Man)一樣，是非常可貴的。他們三人當時還不像學生，在社會上有着同情心，余志堅又是主犯，當時很多人認為他活不了，包括他自己，都認為自己要死了。但他還在監獄的牆壁上題詩《仍然──我的五四宣言》：“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鐵屋/仍然要倒！──倒不爛的醬缸！……”他的這個精神，和另一個湖南人李旺陽很相似，李旺陽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民主，砍頭也不回頭。我想，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紀念他們的地方：雖千萬人吾往矣！這種單純，為了理想可以付出一切，這就是“八九民運”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