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肯是我在紐約認識的維吾爾小伙子。他今年27歲，來自新疆，長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兩年前，他留學來到美國。今年以來，從昆明火車站暴恐事件起，維吾爾人和新疆話題屢屢登上新聞，我們也會時不時交換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爾肯溫和而靦腆，但討論歷史、政治、維吾爾社會等話題時，他又會變得自信而滔滔不絕。雖然在我看來，他的成長經歷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遠遠多過維吾爾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卻很注意強調自己的民族身份，時常把“我們這個民族”掛在嘴邊，伴以自豪的神情。並且他不喜歡“維族”這個漢語的簡稱，堅持要我用“維吾爾”的全稱，因為這個簡稱已經“多少帶有一點歧視的味道”。我有時會笑他太“民族主義”，於是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說，“給你講講我的經歷吧，告訴你我的‘民族主義’是怎麼形成的。”
經過前後八次採訪，艾爾肯向我詳細講述了他的成長經歷。也許因為身在海外，他在講述中相當坦誠，幾乎毫不迴避地涉及了與新疆有關的各種敏感議題：大到雙語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養成、漢維民族之間的隔閡，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誤會的體味問題，甚至他自己糾結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嚴厲抨擊體制與中國現行民族政策，同時也對維吾爾人的自身問題和自己本人有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經過艾爾肯本人審核、修改。由於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內從事體制內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隱去他的部分個人信息。至於名字，他的漢族朋友們喜歡叫他“阿穆”，但他給自己選擇了這個名字——“艾爾肯”，因為在維吾爾語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沒有什麼比自由更重要”，他認真地說。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維吾爾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黨員幹部。甚至我爺爺就是毛主席的忠實粉絲，他生前每次家庭聚會都要跟我們講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他教育我們的時候最愛說的話就是，我們小時候連白面饢都吃不上，你們現在還有啥不滿意的？
爺爺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時候趕上共和國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運，本來是窮苦農民出身，又趕上共產黨選拔本地幹部，他就被選上去烏魯木齊受教育。識字、上學，回來之後先在教育系統裡做老師，很快成了政府幹部，一直在地區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為共產黨，他的人生完全改變了。
我父親兄弟姐妹七人，全是黨員。但到了我們這一代，我們就沒有再選擇走他們這條路。我們大家族兄弟姐妹們十幾個人，一個黨員都沒有。父母還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個鐵飯碗，但我們對體制都比較失望了。我們的成長記憶就不一樣，我們沒挨過餓，可能會更想去追求一點精神上的東西。
我父親是政府的幹部，我母親是幼師。他們都是“民考民”（指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學習並參加高考，與“民考漢”相對），漢語基礎都不是很好，我們在家裡還是講維語，但完全不會談什麼民族問題。他們那一代人經歷過文革，生活中幾乎沒有什麼宗教的因素，做禮拜也只有在過節的時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隊意思一下。可以說，在爺爺的影響下，在很長的時間內，我的家庭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世俗家庭。
足球隊，漢族同學才能做隊長
我們小時候，還沒有實施“雙語教育”，每個維吾爾家庭在孩子上學的時候都面臨兩種選擇——上漢語學校還是維語學校。
我家兩個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從小就對着幹，他怎麼樣我就偏不怎麼樣，所以我要上學時就堅決要上漢語學校。從此，我就成為了一名“民考漢”（少數民族學生用漢語接受教育並參加漢語高考）。
上學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長了。那時候我一點兒漢語也不會，我就記得幾個漢族同學笑我，說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血一熱就衝上去跟他們打起來。其實具體怎麼回事，我也記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父親都還會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講這件事。他很自豪，覺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來，“兒子娃娃”應該有骨氣。
整個小學，我的成績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學四年級，那年發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伊寧市，一系列維吾爾人的抗議示威引發騷亂和嚴重暴力事件，最終釀成七五前新疆境內最大規模的社會震盪）。我到現在也忘不了這事兒，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團結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圖片都會給我們看。當時我們能想什麼呢，老師說什麼我們都覺得對。我很震驚、很氣憤，覺得這些搞破壞的民族分子確實太壞了，怎麼能這樣！
學校把我們這些維吾爾學生，也就是“民考漢”，叫在一起單獨接受民族團結和反分裂教育，漢族同學則完全不用。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好像就開始被注入了一種意識，“你們是少數民族，你們跟別人不一樣。”我家裡從來沒有對我做什麼民族認同的教導，這樣一種民族觀念是在學校養成的。
我喜歡踢球，很快就進入了足球隊。我們是漢族學校，“民考漢”的學生比例很低，但我們足球隊的主力11個人，八個維吾爾，兩個回族，一個漢族。我們這個民族還是繼承了突厥民族血熱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這種素質，因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這是我們的優勢。
問題是，我們踢球不管怎麼好，那一個漢族同學就是隊長。老師就這麼指定的，雖然那個孩子踢得一般般。我們長大後發現，不管這個地區維吾爾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書記都是漢族，唉，這種情況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對漢文化開始反感
小學快結束的時候，我的家庭開始出問題。我五年級的時候，父親開始當官、往上走了。原來他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特別喜歡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遷以後，酒席應酬增多，經常喝酒。父親漸漸開始跟我母親不說話，以工作為理由經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離異了。法院裁決，我哥哥跟母親生活，我跟我父親。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分成了兩個家庭。
我開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獨，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來了，學習學不進去，上課睡覺，下課踢球發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拋棄了。而且因為父母離異，我覺得別人看不起我，開始有一種很深的羞辱感。
又趕上我初三那一年，由於“雙語教學”的實施（自本世紀初開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學雙語教學政策，其基本模式為理科課程，如數理化、生物等，以及漢語語文、外語、政治等使用漢語授課，其他課程，如民語語文、體育、藝術等使用民語授課；小學一年級同時開設漢語文和民族語文課，漢語文每周7節，民語文每周5節——編注），維漢學校開始大規模合併。原先維語學校的同學跟漢語學校合併，那些維吾爾同學就成為了所謂的“雙語班”。
合併之後，班級調整，我父親幫忙走關係，把我調進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進地區重點高中。但那時候我學習成績已經很差了。而且從進尖子班開始，我對漢文化的反感也開始出現了。我是指這種成績就是全部、培養書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時我也覺得，相比維吾爾文化的熱情活力，漢文化比較缺乏“人情味”。
成績決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學習成績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後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個同學抄一下。中考的成績果然也非常差，只夠上普通高中。但我父親又四處走動，把我送進地區最重點的高中。我們的高中是重點學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內地名牌大學的學生都有不少。
我們這個年級有四個漢語班，四個雙語班，在整個樓層里一邊一半。雙語班裡絕大部分都是維吾爾同學。我從原先基本上是純漢語文化的環境裡，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大量的民族同學。初中時，我最好的兩個哥們兒一個是維吾爾同學，一個是回族同學，但我們在一起都講漢語。一些民考漢的孩子，要是家裡不怎麼講維吾爾語，自己幾乎都說不了幾句母語。
高中時我最好的三個朋友都是維吾爾人了。其中一個朋友最後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書。他特別鬱悶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條件幾乎同等、他甚至略微優於一位漢族同學的情況下，他沒能被錄取為飛行員學員。
高二有一次年級化學月考，最高成績是一個雙語班的維吾爾同學，他得了100分。那個雙語班的化學老師——他是漢族，同時也帶我們班，他來上課時說：“連民族同學都能考100分，你們怎麼回事？”
結果那句話說完，坐在我身邊的漢族同學們就哈哈笑起來，還笑着跟我說：“噢——你們都能考100分啦，那我們確實應該努力啊！”我當時就覺得，你們這不是歧視人家的智商嗎？我當時就跟那幾個開玩笑的哥們兒飆了髒話，甩臉給他們看——要知道，他們本來是這個班上我僅剩的幾個好朋友。
下課我還去老師辦公室抗議，我說：“老師，你剛才那句話說得太不負責任了，你知道你說完之後同學們怎麼嘲笑我嗎？好像是在嘲笑我們民族同學本來就笨！”老師趕緊說，“沒有沒有，我不是那個意思，你誤會我了。”
化學老師下次上課還專門跟同學們解釋，“民族同學用自己的非母語聽課，都能不犯錯誤，我是為了鼓勵你們，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幾個當時笑我的哥們兒說，“不會吧，艾爾肯，我們是跟你開玩笑的，你這麼認真！”現在想想，我也不知道當時幹嘛那麼較真，好像從那個時候，我就有了對自己民族的保護意識。
高三時，語文老師，他也是漢族，有一次進來說了一句話，我永遠也忘不了。他說：“孩子們，我又看到了你們的英語成績比語文成績高，可能因為你們的班主任是英語老師吧。但我真心想告訴你們，不管你們以後走到哪裡，別人的語言學得再怎麼好，只要你母語學不好，別人也會瞧不起你。”
這句話當時對我刺激太大了，因為我的母語我基本就不會。直到高三，我的維吾爾語只能聽說，讀寫方面我完全不會，等於是文盲水準。那位語文老師是想鼓勵大家學好漢語的語文，但他沒意識到，班上還坐着我這樣的“民族分子”呢。他的這些話成為了我日後自學母語的最大動力。
我的高中就這樣過去了。我的高考成績很一般，但趕上了中國大學擴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學錄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國各地的民族學生。新疆很多自治區領導的孩子，成績不好的，或者其他有點錢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兒去了。
我的宗教觀開始形成
父母離婚之後，我母親面臨着巨大的心理問題。加上後來外公去世，母親像是一下墜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幾乎變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講述自己的悲慘人生。很快她身體也不行了，腰椎間盤突出，站都站不起來，被迫手術。手術一下花了十幾萬，經濟上也背負了巨大的壓力。2004年冬天，手術後，她回到鄉下靜養、恢復身體，外婆也方便照顧她。
在那之前，母親是完全世俗化的維吾爾女性，跟他們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樣，除了飲食方面，幾乎跟非穆斯林沒什麼區別。但看到她糟糕的狀態，在她恢復身體的同時，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個阿訇那裡去做心理輔導，當時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對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對宗教有正確理解、能夠很好詮釋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這裡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誤。政府總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變得政治性很強，南疆有的清真寺里還要升國旗，講民族團結、計劃生育。這樣就產生了問題，民眾對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這樣下去，當維吾爾人遇到困難，心靈感到空虛，想要主動尋求宗教幫助的時候怎麼辦呢？宗教極端分子就有市場了。
我母親的幸運之處在於碰到一個好的阿訇。這位阿訇家裡祖祖輩輩就從事宗教研究，自己受過高等教育，還在國外學習過。母親的思想慢慢開始轉變，比如領悟“惟有忍耐與克己方能能領悟人生的真諦”，等等。她學會了讀古蘭經，學會了做禮拜，但這些我當時並不知道。她從鄉下回來以後，我常常去母親那裡住幾天，那時候哥哥已經去上大學了。我突然感覺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她明顯對父親開始有了寬恕和諒解，對生活的態度也樂觀起來。父親還是世俗化的態度，甚至會詆毀母親，來保護他自己，為他自己的選擇做辯護。母親則從脆弱狀態中走出來，變成了一位大方、堅強的女性。
她並沒有強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樣去虔誠信教。但高二那年的齋月，蓋德爾夜那天對我很重要。根據我們的宗教，虔誠的穆斯林在蓋德爾夜要通宵禮拜、祈福。當時我很好奇，就對母親說，不如我也跟你學習一下怎麼做禮拜吧。她非常開心，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想自願做禮拜。自願很重要，強迫、占有一個人就會讓人產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禮、禮拜之後，我突然覺得心裡特別舒服，思想特別清晰，早上去上課的時候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別偉大的事。
我們學校附近有一個清真寺，我和一個朋友一起去。我們高中的時候做禮拜是地下狀態的，如果學校知道，肯定德育處會找麻煩，搞不好要處分、開除（儘管中國並無明確法律規定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據中共黨紀規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設立行政規定，禁制未成年人進入清真寺活動；在學校，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宣傳教育被視為是引導學生牢固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舉措——編注）。
學校的老師們一直教育我們，宗教是封建迷信——這幾乎是學校的正式教條，我們要崇尚科學，做共產主義接班人。但阿訇跟我們說什麼了呢？“一個撒旦不懼怕一百個無知的人，但一百個撒旦會懼怕一個有識之士。”“你們應該去學習、去求知，不論是《古蘭經》還是科學。”他還舉例說，你不會看到一個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會看到教師在當街大小便。我內心覺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們好好學習、不要做壞事，這也不算什麼封建迷信吧？加上母親的改變，宗教在我內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去定義宗教，要別人不能這樣、不能那樣，讓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電視也當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蘭經》都背下來了，但他們沒有去鑽研。如果問他們某段經文的原意，他們解答不了。這樣容易產生兩種後果：要麼讓人完全遠離宗教，要麼容易讓人變得特別狹隘，容易走極端。
在新疆，談到宗教，大家下意識都覺得宗教是保守、傳統的狀態，排斥現代文明。如果問這些阿訇們，為什麼有一段這樣的講法？由於自身對伊斯蘭認識太膚淺，他們就只會告訴你，《古蘭經》就是這麼說的，沒有為什麼。你要稍微多問幾句，他馬上就會給你扣帽子，批判你。這些阿訇們也有一種獨裁的意識。很多獨立思考意識比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從。這時候如果遇到一個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帶領一批人達到他自己的目的。這也是新疆很多問題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認識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進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刻板而嚴格，再加上地方官員的腐敗、諸多事務上的大漢族主義等因素，確實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帶有民族情緒的極端伊斯蘭思想。但我說的這種極端思想，主要是對伊斯蘭教的狹隘理解和誤讀，而不是簡單的恐怖主義思想。
虔誠的信徒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這樣的宗教環境下，很多信徒對宗教的理解能到什麼程度呢？我後來遇到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烏魯木齊實習時，有一次和朋友去網吧，在二道橋附近一個維吾爾人開的，條件很好。我去用了一會兒電腦之後，想去找廁所，前台的人給我指了一個方向，我就往裡走。但當時光線有點暗，我一直往裡，路過一個門口時，不小心踩到一個東西。一看，壞了，是一個人做禮拜用的氈毯，原來門裡面居然有一個維吾爾小伙子在做禮拜。
破壞人做禮拜儀式是冒犯別人的“罪過”。但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道歉的話，小伙子衝過來一拳打到我臉上，我直接就懵了。還沒來得及說話，他人高馬大，一套動作奇快的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門去。一邊打他還衝我大吼，你腦子有病嗎？我在做禮拜！
我返回去找到廁所一照鏡子，發現自己嘴巴腫了，鼻子流血，眼睛變成了熊貓眼。我洗了洗臉才緩過神來，我要去找他理論，但他和網吧的老闆都趕我走，根本不給我講理的機會。我直接走出網吧給我叔叔打電話。叔叔是這個區政府的幹部。我說，叔叔，我被人打了，他們還不給我講道理的機會，你能不能幫我解決一下？
叔叔很快帶着這片派出所的所長和兩個警察過來了。叔叔把那個打我的小伙子揪過來，沖他一通怒吼，“還敢打人？你們這兒有沒有王法了！這是什麼地方，網吧、檯球廳，這是做禮拜的地方嗎？你們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嗎？”那個老闆和小伙子都嚇壞了，扣這個罪名，整個網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問我說，你想怎麼處理？他說，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個小伙子揍一頓，然後讓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關10天。我說，千萬別，叔叔，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給他講我的道理，他們不給我機會說話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邊的房間跟他說，我打斷了你的禮拜是我不好，對不起，但你沒必要這樣衝動吧？我們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蘭教義。我跟他說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樣子。這樣的人，看起來很虔誠，認真做禮拜，但對古蘭經的理解實在太膚淺了。我跟他談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點頭。
我就讓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個所長還跟叔叔開玩笑說，叫我們來，啥事都沒幹啊，你這個侄子簡直是“聖人”嘛！後來，那個網吧老闆給叔叔打電話，說自己把那個小伙子打了一頓，算是嚴肅處理了。我也覺得很無奈。
在新疆，很多人對《古蘭經》的領悟還停留在十世紀以前的階段。如果加上頭腦簡單，又容易衝動，很容易被人煽動，做一些極端的事。歸根結底，他們幾乎沒有正規的渠道去真正學習宗教，沒能適應現代社會。
其實維吾爾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實現農業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們可能是最溫和的。而且只要接觸到先進文化和新鮮事物，我們總是樂於接受。就連宗教這樣難以變更的東西，我們也先後接受過薩滿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我們不是一個保守的民族。
而且維吾爾族在接受伊斯蘭信仰的時候也保留了大量我們自己的文化，比如我們有麥西來甫(Meshrep)，這是一種男女都可以參加的大型歌舞聚會，其中還包含詩歌、遊戲、教導，等等，這完全是我們維吾爾的文化，與阿拉伯文化差別很大。我們沒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們為伊斯蘭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總之，學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禮拜成了我高中時主動學習的一個課堂。後來我們才知道，那位我覺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蘭學習宗教知識回來的。他教給我們尊敬長輩、不要殺生。我從他這裡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學到了要做善事，要給予，等等。兩年期間，那個清真寺人來得越來越多，甚至清真寺裡面坐滿了都會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緊張了，我高三快畢業的時候，政府找了個藉口說這個阿訇有問題，不讓他講了。
這個阿訇有什麼錯呢？無非是沒有按照要求宣講政府的政策、綱領，他就是要獨立地講解自己對《古蘭經》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證，他絕沒有講過任何反抗政府什麼的敏感的話。完全沒有政治的話題，他就是在講道德，講處世之道。
新換的阿訇我也去聽過，但特別沒意思，幾乎就是隨便讀讀經文，到時間就趕緊散場了。我個人認為，這個系統有一種讓人悲哀的思維，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管是維吾爾幹部、學者還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間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藉口把他打下去。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父親就是政府的官員，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麼也得不到組織信任。信任問題始終是一個雷區。
假如官方還是以打擊極端為由，繼續打壓正常的宗教活動，我認為矛盾會愈演愈烈。這種打壓甚至已經觸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狀態的穆斯林的底線。比如“黑袍”現象的出現，就是一些本來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為對社會整體的失落感，開始以“黑袍”行動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立場。
現在大家都覺得民族關係有問題，我覺得好像就是一個電腦，它的系統壞了。你不重裝系統，永遠就是卡機，各種卡，怎麼也順不了。這是最讓人鬱悶的事。
我們被當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學了。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這座南方的城市，氣候非常濕潤，到處鬱鬱蔥蔥，跟大西北滿眼黃土色的景色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色調。城市也非常繁華，來到這裡我當然很興奮。學校招收了很多少數民族，有40多個民族的學生。
大學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們五六個維吾爾學生一起進城去逛街。學校在郊區，我們去城裡一趟並不太容易，本來是很開心的事。逛了一天，我們碰到一個挺大的超市，就進去買水喝。但也就十幾分鐘的功夫，警察來了。
兩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們身邊，要求查我們的身份證。我們先是特別驚訝，為什麼超市那麼多人，要來找我們查？警察說，“有人報警，說你們偷東西。”
我臉一下就紅了，特別尷尬。我的一個哥們兒比較衝動，嘩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開喊，“你們來檢查呀！我們偷什麼東西了！”我們趕緊拉住他，跟警察抗議說，怎麼能這樣！我們都是XX大學的學生！我們還給警察看了學生證。警察一下也很尷尬，只好說，可能報警的人誤會了。但我那個比較衝動的哥們兒不依不饒，在超市裡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來台，只好一直說不好意思，最後還用警車幫着把我們送回學校。
真的很氣憤，也很無奈。其實我也知道，的確在這個城市裡有維吾爾人做不法生意。我去過一些維吾爾餐廳，知道他們同時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們學校里的美國留學生都知道找維吾爾學生來這裡買大麻。
我還記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師的電話，說學生會有老師希望我去給他們幫一個忙。我趕緊過去後才知道，當地片區的派出所抓到一個維吾爾小孩子偷東西，但他完全不會漢語，需要我去幫忙做翻譯。我趕緊去派出所，看到這個小男孩才八九歲，但一點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練的樣子。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別害怕，我會儘量幫助你。他卻只跟我說，哥哥，你讓他們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個縣都不知道。他說自己很小的時候，一個“叔叔”說帶他來內地轉轉，他睡了一覺就到了這個城市，具體是什麼時間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請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這樣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後接着偷東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時候，我們在火車上還碰到過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他們兩人十五六歲，都是小時候被拐騙來內地偷東西的，然後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們回新疆。那個女孩子後來給我們講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們的人強暴。我真的特別憎恨這些人，他們做的事徹徹底底違背了我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文化。
很多開新疆餐廳的人也都從事非法營生。他們利用民族問題比較敏感的情況，鑽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決”。有的乾脆是黑道白道都有關係。這些人敗壞了我們民族的聲譽，也敗壞了新疆的聲譽。
很多內地人對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幾年還加上了恐怖分子。我們一開始還會全力解釋，認真地講要區分個別人和整個民族、地區，但時間久了真的有點麻木。碰上一些張口就罵的人，我們也無能為力。
幾乎90%以上的聚會都會打架
雖然是在內地，但跟以前“民考漢”的環境相比，我幾乎是生活在完全維吾爾的環境裡。哥兒們在一起喝酒、踢球、彈吉他，加上有點盲目和狹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來了。
但第一次老鄉會，就有人打起來了。後來我才發現，幾乎每次維吾爾同學聚會、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後都有人打架。這次是一個庫爾勒的學弟和一個和田的學長打起來，然後他們各自的老鄉就衝上去。他們打到門外，門外是一條酒吧街，有不少人圍過來看熱鬧，還大聲喊，“新疆人打架了！快來看啊！”特尷尬。女孩子們很快就散了，聚會也就這麼狼狽地結束了。
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本身就血熱，而且民族性之外還有地域性的問題，就很容易在酒後衝動、摩擦。維吾爾同學之間打，維吾爾人和西藏、內蒙的同學也打。我當然也得參與。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面子上下不來。
有一年我過生日的時候，我們在酒吧里喝酒，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結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來了。幾個“民考漢”的同學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幾腳。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說話。我說，你們能不能講點民族感情？這個樣子，讓別人怎麼看我們這個民族？為了一點點小事就彼此傷害，以後我們會成什麼樣子？講到後來，有的哥們兒都哭了。
那段時間很混亂。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禮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們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來懺悔。在學習過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學了很多新知識。我還記得自己看了《伍爾夫日記》後開始寫日記，對社會、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開始想做一些對我們這個民族有意義的事。比如，至少能改變一些別人對新疆人粗俗、野蠻的壞印象，也是一種貢獻。
被人誤解的體味問題
我從大二起就被選作我們班的班長，我對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慮要代表維吾爾人的形象和名聲。班上有搗蛋的同學，我把他們叫到宿舍里來，喝酒，談心，要求至少給我撐面子，他們還真都做到了。
學校把少數民族和漢族分成了不同的班來上專業課，只有選修課大家才有一起上課這樣的接觸機會。漢族同學常常問一些對新疆特別缺乏常識的問題，比如你們平時上學是不是騎駱駝的，有的是半開玩笑，有的還挺認真。學校可能覺得少數民族同學底子薄，於是給我們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漢族同學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這種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漢族同學會覺得是一種給我們的照顧、優惠，但後來我學社會學的課程時才意識到，它應該叫做“反向歧視”。當時我沒有這種認識，但也去找輔導員抗議過。我說，老師，這種政策不是歧視少數民族同學，暗示他們本來就能力低嗎？老師很吃驚，她說，“啊，第一次有人這樣想這個問題呢！……嗯，那你說的也很有道理，我會去反應一下！”
後來？後來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樣，沒了下文。其實我鼓起勇氣去找老師反應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同時面臨着很多同胞們的壓力。我的一個哥們兒就很生氣我這樣做，他覺得是我成績好，太自私了，不考慮他們這些成績比較差的同學。“你這樣搞，要是我們不及格了怎麼辦？”他們是維吾爾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這些已有的“優惠政策”，但他們不明白，這樣的政策只會讓少數民族的同學不好好學習，那畢業了怎麼辦呢？到社會上工作的時候，誰會給我們優待呢？
班主任老師有一次特別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談一件事，她反覆強調，艾爾肯，你千萬不要生氣啊，我就是問一問。她是害怕傷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說，你們這個民族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衛生習俗？我這裡有幾個同學反映，他們宿舍的維吾爾同學體味太大，很影響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臉一下就紅了。我說，老師您千萬不要誤會，這個跟我們的民族習俗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嚴格按照伊斯蘭教要求，我們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禮的，從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絕對的純淨。
我問清了老師，是哪幾位同學味道特別不好，並且保證自己會去跟他們談談。但從老師的辦公室走出來，我也很發愁要怎麼做。我們這個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較發達。尤其是夏天的時候，如果不注意清潔衛生，的確會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講的話，太傷害這幾個哥們兒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學長，跟他說了這樣的情況，然後一起商量要怎麼做才能解決問題。後來，我們把這幾個同學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時候，我和學長互相使了一個顏色，他就開始講述自己比較懊惱的事。他說，“我一度不太注意衛生，身上味道讓其他同學們很不喜歡，後來特別後悔這樣的事……”
然後我趁機就表示，這樣的事太可惜了，我們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為這種事損害維吾爾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幾個同學好像想到了什麼，紛紛表示贊同。
過了幾天，老師特別高興地找到我。“艾爾肯，太神奇了，你是怎麼做到的啊？”她說，“我找那幾個反映情況的同學了解了一下，他們居然都有點不好意思了，說維吾爾同學都已經很注意個人衛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氣了！”
難產的維吾爾文報紙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漲的自信和熱情受到了一次嚴重打擊。我們新聞學院裡，漢族同學們風風火火地做起了各種各樣的媒體工作，電視台、報紙，尤其他們一份報紙，經常報道學校和我們周邊的新聞，讓我特別羨慕。我突然想，不如我們辦一份維吾爾語、或者維漢雙語的報紙怎麼樣？
辦一份維吾爾文報紙，免費發放，也確實能給我們這個群體有很多啟發，比如我特別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好好學到東西，才能讓自己的民族強大起來。至於經費應該也不是大問題，全市的維吾爾生意人有不少，我覺得可以拉到贊助。我身邊的哥們兒們都很支持這個想法，一個個躍躍欲試。
於是，我興沖沖地去找我們輔導員談了這個想法，她當場表示很好、很支持，讓我去找新聞學院的副院長，也是“中國新聞史”的老師談談。我做了很多準備，寫了一個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長談。他聽完後說，小伙子，很不錯嘛！這個想法非常好！但是——總要有個“但是”，我覺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話一大堆，後面來個“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長也是怕打擊我的熱情，“但是”後面只是提了一個問題，我們沒有懂維語的指導老師啊，出了政治問題誰來把關呢？
“學校從來沒有這種先例嘛，”他補充道。這倒是實話，我當時查過，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國只有中央民族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有學生辦過維語報紙。最後副院長讓我做兩件事，一是去找學校的民族部，問問有哪些相關規定；二是去找文學院的一位漢族老師，他以前在兵團生活過，懂一些維語，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導老師。
我就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調也很為難，“啊……這個嘛……這個不好辦啊，我們沒有這種先例，要不然，你們再去找找院領導具體談談？”兵團生活過的漢族老師也差不多，熱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為難，特別委婉地表示，自己維語的語言程度沒到給報紙把關的水準，最後把我很客氣地送出了門。
這個時候我就有點兒失落了，原來新聞這個東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漢族同學們，很容易副院長就給簽字同意，拉來贊助，報紙就辦起來了，還是每周都出的。為什麼我們想辦一份自己語言的報紙就這麼困難呢？
我又找了院長助理——這位助理人非常好，經常跟我們一起踢球，也特別喜歡我。他表達了支持，並且幫我想辦法約到了院長（兼書記）的時間，讓我直接去說服領導。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準備，想到的理由包括，報紙幫助疏導學生們的民族情緒、理性正確看待民族問題、鍛煉民族學生的媒體運作能力，有利於畢業後找工作，等等。
但聽我囉嗦了一大堆之後，書記的第一個問題問出口，我的心都涼了。他居然問我：“你們這個民族的語言，在電腦上可以打出來嗎？”
我沒想到他會說出這樣讓人心寒的話。我都有點不想回答，但還是只好說，“可以的，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幾十年了，一直有維吾爾文報紙。”他也有點不好意思，說，“我不是這個意思……嗯，年輕人，你的這個想法非常好啊！促進民族團結嘛。但是——”得了，“但是”又來了。
就這樣，新聞院、民族部、團委，各種領導和老師把我推來推去。幾個回合下來，我的熱情也沒了，放棄吧。雖然從始至終也沒有人給我解釋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辦一張維吾爾文的學生報紙。
那個壓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廣東韶關事件發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廣東韶關市旭日玩具廠廠區，維吾爾員工與漢族員工發生衝突並引發大規模集體鬥毆。當局出動400名警力平息事態，但據官方統計，事件仍造成120人受傷，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維吾爾員工死亡。事件起因為約10天前，有網帖謠傳該廠兩名漢族女工被維吾爾工人強姦。）我記得是法學院的一個哥們兒給我打電話，叫我去他宿舍，說出大事了。我到的時候，發現好多維吾爾同學都圍在一起看YouTube視頻。
我們看到的視頻裡，有一群漢族工人拿棍棒什麼的打死一個維吾爾人之後在歡呼，旁邊有保安樣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畫面太慘了，我法學院的哥們兒立即血往上涌，他當時就喊，我們學校有沒有廣東韶關的同學，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們趕忙把他勸住。
之後很快，網絡上各種激烈的言論碰撞就開始出現了。漢族人罵“新疆小偷”，“這樣的民族就應該從地球上消失！”維吾爾人就罵漢族人豬、“黑大衣”（Hitay，原為俄語中對“契丹”的稱呼，後統指“中國人”，現維語使用中帶貶義），說他們掠奪新疆資源。從組織維吾爾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區政府在事件後的不作為，大家不斷爭吵，各種骯髒激烈的話都不斷出現。
再到後來，所有的語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們能看到的語言就變成了“今天下午3點，自治區政府門前集合，討回說法。只要你是維吾爾人，就把這條信息轉發20個人。”對，這是我們收到的短信，而且這條短信最後還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國牧師的短詩《起初他們》，他是在懺悔，二戰前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時自己沒有說話，“等他們來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收到這條信息時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車上，信息來自我一個中學同學、後來在新疆讀大學的一個朋友。當然，信息我很快也轉發了20條。沒有多想，當時就是覺得大家該出來說話的時間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車，回到家。我還給父親帶了兩本《鳳凰周刊》雜誌，一期是講熱比婭，一期是講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國還有雜誌用這樣的視角來報道新疆問題——不那麼官方，比較真實客觀。我和父親、叔叔坐在家裡看雜誌，還一邊聊着相關的問題。
突然，表哥來到我家，氣喘吁吁地說，大學生集會了，可能要出事。我們趕緊上網看，發現人人網、QQ空間上很多圖片都已經出來了。從下午3點集會開始，三個多小時，自治區沒有任何人出來回應。人群卻在不斷聚集，旁邊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個維吾爾族的中學同學事後告訴我，他在新疆財大上學，本來也在集會現場的。他說原本人群以學生為主，後來很多無業青年、混混、社會渣滓模樣的人都進來了，而且開始喊民族口號，人群也越來越激動。他就開始害怕了，覺得不對，就抽身跑回學校。他真是幸運，離開不久，就出大事了。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殺人、搶劫、砸店，整個世界都瘋狂了。徹徹底底的悲劇。那些殺人的人是完完全全違反伊斯蘭教義的，《古蘭經》清楚地說過，凡枉殺一人者，如殺眾人。更別提那些強姦女性，殺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劇的是，這樣的事一發生，兩個民族直接的對立和仇恨就深到難以想象了。
不過，直到後來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說，這是境外勢力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我個人覺得，如果有組織有計劃，那些人不是更應該直接衝擊政府或者電視台，宣布什麼政治主張嗎？當時的局勢已經完全失控了。我覺得就是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爆發，然後無法無天的狀態讓那些社會渣滓為所欲為了。
整個夏天，新疆都處在緊張和動盪的氣氛中。網絡全部斷了，短信每天也只能發15條。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幾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邊的很多人，都寧可聽信謠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說了什麼，大家就會把消息猜測一番，他們是想掩飾什麼呢？新增裝了數字電視盒之後，很多維吾爾人都認為電視盒裡有監聽器，不敢在家裡講什麼不好的話。
我有一個哥們兒，維吾爾人，他的女朋友是一個漢族姑娘，這個姑娘的父親是自治區公安廳的，他在七五之後痛恨維吾爾人，要求家裡饢都不許吃。姑娘偷偷告訴我哥們兒之後，哥們兒不但沒有安慰她，反而兩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對於新疆人來說，這個夏天很壓抑。
我的這個民族也不是那麼完美
大學裡，我對自己的民族命運有了新的認識。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記得那時YouTube和Facebook都還可以使用，我們有一次在網吧上網的時候，突然有人發給我們一個鏈接，是熱比婭女士的演講。我們當時都被震撼了。一排維吾爾學生坐在網吧里，屏幕上全是一個內容。她在講話里講到了“東突厥斯坦”這個詞，對當時的我們來說，太震撼了！幾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動。我們以前從來沒聽過這個詞，當時只覺得這名字好牛逼！當然，事後我們有爭論，有人覺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覺得她本身沒有能力代表我們的民族。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沒什麼更多的知識，只是好奇。還有哥們兒找來了庫萊西·蘇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後因政治原因被軟禁，最終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義的歌曲，歌詞裡大致有這樣的意思，“今天，我們邁向為自由而奮鬥的道路，要讓自由的火炬點亮所有地方。”在我們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覺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賽前都要聽這首歌曲，然後就感覺好像是在為整個民族踢球，特別有衝勁兒。
熱血之餘，我也開始主動搜尋一些“三區革命”（1944年9月，在蘇聯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爆發對抗國民政府統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裝割據，並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那段時間的歷史資料來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裡，還特地問我父親和爺爺，咱們維吾爾人是不是還有這麼一段“東突厥斯坦”的歷史？父親拍了我腦袋一下說，唉，小子不錯啊，你還知道學習這些！於是父親就給我找來了祖爾東·薩比爾(Zordun Sabir)的小說《故鄉》(Anayurt)的無刪節版（祖爾東生於1937年，為維吾爾文學史中地位極其重要的當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歷史小說《故鄉》描寫的正是“三區革命”前後的歷史），讓我來閱讀。這部小說特別棒，像是我們民族的史詩。
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候，我卻受了一次打擊。有一次，哥們兒們聚會喝酒，大家本來應該平攤費用，但有幾個哥們兒當時提出沒錢了，讓我先墊上，我就掏錢墊了。第二天，誰也沒有主動還錢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學院找他們要。有的人就半開玩笑，陰陽怪氣地說，唉，艾爾肯江（“江”在維吾爾男性名字中後綴，本來表尊敬之意），就這麼幾個錢你翻山越嶺地跑來要，至於麼？還有人就磨磨蹭蹭說，暫時沒錢。
我特失望，覺得人真是自私的動物！我當時每個月父親都會從銀行賬戶給我轉賬生活費，一下沒錢了，我不好意思問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們喝酒什麼的會失望。但這樣一來，到月底之前，我的經濟一下就困難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頓飯。
於是我中午下課不吃飯就回到宿舍，喝點水，在床上趟一會兒，節省體力。長期挨餓的感覺真是太讓人難忘了，整個人先是身體變得虛弱，然後意志力也漸漸消退。那是非常難過的感覺，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爺爺那一輩人為什麼對共產黨充滿感激之情，從戰亂動盪、“連白面饢都吃不上”的時代到吃飽肚子，這真是一種巨大的恩情，給你飯吃的人你永遠也忘不了。
這時候，給我飯吃的人出現了。這是一個我同班的女孩子，我們關係非常好。她是一個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連續好幾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飯，就問我怎麼回事。我當然是不好意思說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麼，就說她要請我吃飯，我就更不幹了。要請也應該是男孩子請，怎麼能讓女生付錢？
結果第二天中午，她給我打電話，讓我從宿舍下樓一趟，說她就在宿舍樓門口。我下來之後，她遞給我一個飯盒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試着做飯，沒別的意思，請你嘗嘗，給我提點意見。你別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說完她就笑着走了，連反應的時間都沒給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種幸福的感覺真的是用語言無法表達。這個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愛心午餐過活，我那些平時喝酒聊天的哥們兒們，居然沒有一個出來關心一下我、幫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這個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麼完美，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親人。加上這期間我看了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講述了“九一一”之後穆斯林在美國遭遇的各種歧視，以及主人公如何證明，穆斯林不等於恐怖分子。看完後我懂得一個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為兩種，好人和壞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之前實在是太民族主義了。我常常抱怨漢人歧視，但不知不覺，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漢人，對漢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種“異族”的對立感。
後來我也意識到，其實新疆的很多問題跟內地是類似的，比如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但很多維吾爾同胞把漢人等同為政府、共產黨，把內地同樣存在的社會矛盾變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戀情
那位給我愛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來自甘肅。我們很快就無話不談，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吃飯、逛街、看電影，我們做了所有戀人做的事，留下了那麼多美好的回憶，但我們就是沒能成為真正的戀人。
原因很簡單，民族問題。我是維吾爾族，她是回族，在現在的情況下，維吾爾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戀愛、結婚是非常困難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等，還要被別人指指點點、私下議論。我們本來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須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間做出一種選擇。
我們彼此離不開對方，但又不能公開戀愛，本來走在一起的時候，一看到遠處有其他維吾爾人，她就得趕緊躲在後面，裝作跟我不認識的樣子。現在看起來，當時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為這段感情，我也曾經失眠、憎恨、飽受折磨，她也罵過我，也跟我抱頭痛哭。我們考慮的事情從來都不是什麼物質生活，什麼買車買房，但我們要面臨的障礙好像更難逾越。
大四的第一學期是實習期，我們可以選擇留在家鄉實習，也可以選擇回到學校所在地實習。她為了想見我，決定回學校。而我那時想躲避、想結束這段不可能的戀情，就決定留在家鄉實習。
這段時間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經常跟朋友們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鄉已經早起在床邊做禮拜了，但我卻翻身開始吐酒，把髒東西吐在了他做禮拜用的氈毯上。當我看到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嚇得幾乎渾身發抖，喝酒本身就已經是罪了，我居然還把污穢的東西吐在別人的禮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間反覆洗臉清醒，回來趕緊懺悔。之後我非常生氣，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們兒們都吼了一遍，我說，從今往後，我不喝酒了！你們要覺得不喝酒就沒法做朋友的話，咱們這朋友就別做了！說完就氣沖沖地回家。從那時起，好幾年了，我真的沒再喝過酒。
大四下學期，我趕緊回到學校去跟姑娘相見。那天晚上，我們在飯館一起吃飯，本來我打算當面了結我們這段感情，但說到祝福她今後幸福的時候，她突然大哭起來，身體直發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難受。我們決定先不談論離別，在一起好好過一學期。
帶着一種末日一般的感傷，我徹底把一直戴着的虛偽面具撕下來了。我開始不再躲避其他維吾爾同學，我甚至帶她一起去參加我的維吾爾朋友們的聚會。她特別感動，覺得我終於願意把她帶進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學了一些維語，就為了能夠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們兒們一開始有點不自然，好像有點彆扭，但後來他們也接受了。
我一個哥們兒還給她起了個維吾爾名字“迪麗乎瑪爾”(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許到現在，她偶爾也會掛念這個名字吧。後來這哥們兒私下還跟我表示，支持我倆在一起，但他給出的理由卻非常“民族主義情緒”。他說：“相對女孩嫁異族，男孩取異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於我們民族的擴張。”我只好一笑而過。
不過，這樣幸福的時光太短暫了，怎麼都不得不面對的就是畢業分手。火車站告別的時候，我先上火車，火車都開動了，她在站台上開始跟着火車跑，邊跑邊哭。
畢業後，我們試着不再聯絡，但又總是忍不住聯繫。那時，我在內地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們想跟土耳其進行合拍片，以新疆風土人情為主，就讓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譯、聯繫的工作。我跟同事去烏魯木齊出差，事情不順利，待了很久。這時候快到十一國慶節了，她突然聯繫我說，她和父母都想來新疆走一走，問我可不可以陪他們一起看一看？
我怎麼能拒絕呢？我怎麼忍心拒絕呢？
我鼓起勇氣，回家跟我父親講。在開始講這件事之前，我連說了幾遍“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一邊身體發抖，一遍講述了這段感情。父親很感慨，但他冷靜地給我分析了幾點。他說，“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時間來接受這個現實，我跟她也會有一些磨合的時間；接下來，咱們得一起試着讓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最後你要有心理準備，也許你們最終會無法被我們這個社群接受，過相對獨立和隔離的生活，這些是你要為感情付出的代價。當然，最終的選擇權在你。”
我們談了很久，我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感情。當時的我無法冒風險去跟整個維吾爾族群隔離。我覺得，相比愛她，我可能愛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麼一點點。當然，父親答應我好好接待他們一家人。那時候我剛剛工作，沒有積蓄，父親如果不幫助我，我是沒有辦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親和叔叔的幫助下，我盡全力招待他們一家三口，展示家鄉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還請他們來我家裡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別喜歡我，甚至還故意留出時間給我們單獨相處。抱着如果我們最終決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親還問到當地的房價，但我幾乎不敢看她們的眼睛。
告別時，我開叔叔的車送她們去火車站。告別之後，在回來的路上，她給我發短信說，她媽媽給我留了一個信封在車後座。我趕緊去看，天，原來她媽媽裝了幾千塊錢，還有一封信給我。錢算是這些天他們的花銷，他們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讓他們花錢，所以當面沒有跟我爭着付賬。信里媽媽說，特別感謝我這幾年照顧她的女兒。還說不管以後我們會怎麼樣，都祝福我。
我心裡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惡的政治，覺得是它把我們這個民族變得自我保護意識過強——與其他民族共處的困難也是因為過度自我保護，怕被同化、怕受傷害。但現在看，不管怎樣，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來到了美國：“維吾爾，那是什麼？”
大學的後半段，我漸漸開始對電影着迷，同時對美國文化也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我也越來越熱愛英語，甚至把奧巴馬選舉獲勝的演講背得滾瓜爛熟。
我迷戀看的美劇有一大堆，《越獄》什麼的都看，最喜歡的電影則是《教父》。我選修了電影課，自己拍攝了一部作業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時起，我就想畢業後投身電影事業。我最大的夢想是做電影導演，拍攝一部以維吾爾人為主題的電影。
我喜歡美國文化，美劇里那種人道主義、英雄主義的東西我很喜歡。維吾爾人不是不接受外來事物。相反，我認為維吾爾社會很容易對外來文化產生認同感，只要這種外來文化有足夠的軟實力來征服我們。比如，俄羅斯文化一度被廣泛認同。但漢族文化的軟實力一直沒能征服我們，我們常常會想到文革、饑荒、現在官場的腐敗橫行等等，這些事都是漢人帶來的。這常常讓我們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漢文化，現在維吾爾人顯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維吾爾人之間聊天，要是維語裡夾雜幾個英文單詞，別人會覺得你挺棒、挺有格調的，但你要是夾幾個中文詞，肯定會招來一通嘲笑：是不是維吾爾人啊，連維吾爾話都不會說了嗎？
大學畢業後，我的工作也很不順心。在新疆出差的過程中，要跟文化口、宣傳口的各種機關部門打交道，結果讓人非常失望。非常簡單的事情，他們拖來拖去，互相推諉。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就滿口講一些虛偽無用的話。公司請各種官員吃喝了很多次，也沒有結果。耗了幾個月也沒有批下來合拍片的許可，公司只好決定讓我們回去。文化領域的非常明顯的“大漢族主義”太讓人失望了。
我決定重新考托福，申請去美國讀書。很幸運，我居然被美國一所大學新聞專業的碩士項目錄取了！而且更加幸運的是，由於我在大學裡表現很好，又是優秀畢業生，老師和學校給我開具了證明，讓我比較順利地拿到了護照。
於是就從公司辭職，回家準備。我把消息告訴了迪麗乎瑪爾。她吃驚過後，既替我高興——她知道我一直夢想去美國學電影，又很難過、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裡不久，真正讓我震撼的消息來了。她突然短信告訴我，她要結婚了。自從他們一家從新疆回來，確定我們無法在一起之後，她的父母給她安排了相親。她告訴我，那個男生比她大幾歲，人很好，他們很快就要結婚了。她結婚之前那天，QQ狀態變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於是，兩年前，我終於來到美國。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結束了。
在海外的感觸很多，但首先一條是，這個世界對維吾爾人的了解太少了。我們在新疆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和歷史驕傲，也總覺得全世界應該都了解我們。但在美國發現，完全不是這樣。跟藏族人比，我們太默默無聞了。
我跟很多美國朋友聊天，他們問我哪兒來的，我說我來自中國，很多人都以為我是開玩笑——畢竟我長得太不像他們印象里的中國人了。我只好說我是少數民族，我是維吾爾人。但“Uyghur”（維吾爾）這個詞說出口之後，美國人最常見的反應是：“Uyghur? What is that?”（維吾爾？那是什麼？）
這時候我簡直尷尬極了。我只好問美國朋友，你知道西藏嗎？他們會說，Yes!然後，我就不情願地說，“好吧，我們在西藏旁邊，我們的問題都是類似的。”
為了讓美國人能多了解一點我們，我甚至和維吾爾朋友們做過一些傻事，比如，我們跑到第五大道的蘋果旗艦店去，把所有的幾十台電腦桌面上的Wikipedia（維基百科）都打開，在裡面輸入Uyghur（維吾爾），然後悄悄走開。說不準就有一兩個顧客用電腦的時候，會停下來看一眼呢。這樣，不就多一兩個人對維吾爾人和我的家鄉多一點點了解嗎？
這段時間裡，我對美國文化，對我們的宗教，對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有了全新的認識。比如，我學會了分析問題，而不是簡單地選邊站。我不會帶着那麼狹隘的民族情緒去看這個世界和社會上的很多問題。我也慢慢體會到了天賦人權的含義。我相信我現在的民族觀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來越相信，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出現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當然，我做電影的夢想沒有改變，希望有一天，我能為我的民族，做好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