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公眾號伍雷（LJXLSWL） 

李金星律師（網名“伍雷”）

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律師

“拯救無辜者-洗冤工程”發起人

 

我在寫一些關於刑事辯護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題是以刑辯的艱辛為視角，反映刑事辯護乃至刑事訴訟的真實狀況。

我必須聲明，歡迎所有人拍磚。

有人說，你們是否誇大了刑事訴訟中的問題？這句話當然問得比較含蓄，其實領導說這話的意思可能是：你們是不是在炒作案件，是不是在抹黑司法，攻擊司法機關，給司法機關施壓？

帽子大批發！

果真如此嗎？

那麼，我就乾脆寫篇公檢法正能量的刑辯故事。

死刑覆核被告人叫李雷，男，1970年出生，吉林榆樹人，在北京居住，賣菜為生，被控在河南南陽殺人，一死一重傷。可憐李雷的父親，在李雷被一審二審判決死刑（立即執行）後的最高院死刑覆核程序，不遠千里來北京找律師。李雷的父親是一位可憐的老人，叫李瑞祥，七十多歲，其老伴雙眼失明，自己還要照顧孫女即李雷的女兒李雪（化名），生活艱難可想而知。尤其是在此之前，李雷案發後三年來，多次到河南，律師費差旅費等等各種費用，讓這個家庭到了絕望的境地。

但老人知道還是要到北京來找律師，雖然他兜里並沒有一分錢能支付律師費。

他在北京住了好多日子，期間艱難自不待說，好長時間沒有找到合適的律師為兒子辦理死刑覆核——畢竟從案捲來看，他兒子當時死刑覆核辯護難度極大。後來老人聽說在中國法律方面最高學府就是中國政法大學，因此他就到中國政法大學試着看能不能找到好心人。他在法大薊門橋校區大概轉了幾天，沒有效果，就跑到昌平校區繼續轉。偶爾有一天，聽到有個學生說有個叫滕彪的老師特別願意關注死刑案件，或許能幫他，他就全學校到處問誰是滕彪，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就真的找到了滕彪。

滕彪就給我打電話，問我能否接下這個案子，電話里特別說明：當事人很窮，沒有錢支付律師費，差旅費也支付不起。那時，我大概剛剛看了幾本反對死刑的書，有點“廢死情節”，正好想辦死刑覆核案件辯護，了解國內死刑辯護、審判狀況，於是答應了滕彪決定援助此案。後來，我又邀請北京王興律師一起代理，王興律師也愉快地答應了。我們都是從北海案一起走過來的，王興律師是一位有公益心，專業很靠譜的青年律師——律師界的青年才俊。

為此案，我和王興多次到現場，調查取證，核實卷宗，會見被告人李雷，實實在在做了很多工作，找到了對李雷有利的一些情節，但對這個案子能否做好死刑覆核這一關，完全沒把握，畢竟一死一重傷。要命的是，李雷父親口口聲聲說兒子是被冤枉的，兒子的案子是假案，而我和王興律師得出的結論卻是相反，毫無疑問本案就是李雷干的。

非常困難的辯護，原來能查清的案件情節一審二審基本查清了，這個案子可咋辯護呢？死刑執行覆核結果隨時可以下來，人頭落下可就安不上了啊！你說本辯護律師上火不上火？李雷父親在電話里還一個勁地和我們辯論案子不是他兒子干的，固執地堅持認為河南公檢法方面陷害他兒子。

你在找我們接案子的時候咋不和我們辯論呢？   

一時，辯護工作陷入僵局。 

我一直認為，刑事辯護的特點其實就是，你要想辦法，總會有辦法。每個案子仔細做起來，都可能找到切入點。

切入點來了。

2011年冬天，我和王興決定到李雷老家吉林榆樹縣去一趟。可能有人會問：案子發生在河南，到吉林幹什麼呢？是因為這個案子，在北京，在河南的調查取證已經很難取得突破，再往前走就是死胡同了，只能等死刑執行的消息了。我和王興就覺着，試試看到吉林能突破點什麼。

因為聽說死刑犯李雷有個女兒叫李雪（化名）。

聽李雷父親說，李雪在吉林榆樹高中級部1000人考第一，班主任、老師、學校校長為了不讓這個孩子輟學，管吃管住管學習。據說為了不影響孩子學習，李雪還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被判處死刑，隨時可能被立即執行。

那年的冬天，特別冷。我和王興律師從北京飛到哈爾濱，然後從哈爾濱機場到吉林榆樹，直奔李雪上學的高中。

在學校外等人的時候，把我凍得，簡直成了冰激凌。當地的溫度大概是零下幾十度吧，那陣我正發低燒，想找個倒點白開水吃藥的地方都沒有，總之是狼狽至極，是我平生被凍得最慘的一次。

王興律師西裝領帶，也凍得夠嗆。

還好，學校非常重視，見到了校長和班主任，和藹可親的老師們，他們把李雪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都夸李雪是個好孩子，只是說這孩子心事很重。經過我、王興律師以及學校老師、李雷父親的商議，大家都同意把李雪父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消息告訴她。

在校長辦公室見到了李雪。一個懂事的、臉上寫滿憂傷的女孩子，站在我和王興律師以及學校領導面前。

當我告訴她，李雷現在是死刑覆核階段時，李雪嚎啕大哭，一個勁的問我們為什麼，爺爺不是說父親是冤枉的嗎？

我們經過之後的談話才知道，其實小女孩早就知道父親被判處死刑，雖然爺爺奶奶瞞着她，但小女孩也在瞞着爺爺奶奶，害怕爺爺奶奶擔心自己。這可憐的一家人，就害怕彼此傷心而一直互相隱瞞着。

平靜之後，我們與李雪座談。因為之前我們知道李雪的基本情況，所以溝通毫無障礙。李雪是一個苦孩子，出生不久媽媽就離家出走杳無音訊，都是父親李雷既當爸又當媽把她拉扯大。可想而知，一名單身男子，獨自拉扯一名小女孩多麼艱難！李雷後來到內蒙古、北京輾轉各地以賣菜為生，一直把幼小的李雪留在身邊，父女相依為命。李雪就這樣隨父親在內蒙古、北京等地讀完了小學，後來因為要升初中，才回到老家跟着爺爺奶奶。

所以當我們說到，你父親雖然犯下重罪，但是他仍然是疼愛你的一位好父親的時候，李雪禁不住嚎啕大哭。

哭，救不了父親，我和王興其實已經準備了一套策略。自古以來，人命案辯護就是天理王法人情之辯，這次我們要用親情打動最高院死刑覆核法官（那時好像還沒有死磕的概念，再說本案也不適合死磕）。

第一，我們和校長商議，由學校校長親自給最高院負責死刑覆核法官寫一封信，闡述如果留李雷一命對於未成年人李雪教育的重大意義，會讓她感恩祖國，勤奮學習，報答社會。校長答應了。

第二，我和王興律師與李雪提到，只有你自己能夠救你的父親，希望你每月給最高院法官寫一封信，主題就是雖然你父親犯下重罪，但你的父親至少對你來講是一位好父親，是你唯一的親人，請求最高院叔叔阿姨手下留情，留父親一命，自己會以更加勤奮地學習將來報效國家等等。

非常幸運，開明的校長非常支持我們這樣做，認為這對孩子的教育和成長有利。

說好兩件事，我和王興律師都長出一口氣。中午，學校領導熱情地請我們“北京的客人”吃了一頓飯，熱氣騰騰的飯菜，那個香啊！

由於此時我們還不知道最高院誰負責李雷案覆核，因此上述寫信都是寄到“最高院李雷死刑覆核法官”收，我記着，臨走時，我對李雪說，如果是一名女法官負責你父親案子，我們就有一半成功率！可能我主要考慮女法官更有同情心吧！

我們走後，李雪和所在高中的學校領導很快給“最高院李雷死刑覆核主辦法官”寫了信。 

回北京，我就立即給最高院的法官寫了要求約見法官的信，那時，還不知道具體的承辦人，抬頭也是：最高院李雷案死刑覆核法官收。

但此時，當初千恩萬謝求我們接下這個案子的李雷的父親李瑞祥老人和我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是因為辯護思路的問題。

這對我們以後接案當然是重大教訓。在接受此案時，我們過多相信了李瑞祥老人關於他兒子被河南方面陷害的說法。但接手案件辯護後，閱卷，現場勘查，會見李雷，我和王興得出的結論是：本案雖然證據有些瑕疵，但完全可以排除別人殺人的可能。作為本案辯護人，我和王興內心確認本案就是李雷所為（案件不再細說了，有興趣的可以參閱本案辯護詞）。

但是，李瑞祥老人不接受我們的辯護意見。他說了一大堆意見，振振有詞。難啊難！和一位基本是文盲而又固執的老人解釋清楚一件重大刑事案件，我真的做不到！

怎麼辦？我和王興判斷，如果死刑覆核階段堅持本案是錯案（本案並非李雷所為或者證據不足做無罪辯護）的意見，李雷必死無疑！如果堅持是李雷干的，李瑞祥老人又堅持不同意！那時，這位倔強的老人甚至不接聽我們電話！

最要命的，是李瑞祥老人竟然說我們是騙子！

是因為，熱心的最高院法官直接把電話打到了李瑞祥老人村里，可能是徵求李雷家人是否願意進行民事賠償。李瑞祥老人堅決不相信最高院法官會給其打電話，他認為我們是串通好了一些人騙他的錢——雖然，他根本沒有錢，但老頭很堅持他的判斷。李瑞祥老人在電話里對我們說話已經很不客氣了！

我和王興律師都快被氣死了。

最高院法官這次真的不錯，最後通過法院系統的安排，把電話打到老頭所在鄉里的派出所，讓老頭在派出所里接的電話。

老頭還是半信半疑。

直到後來到了北京，最高院法官當面證實，老頭才真的確信，我們是在幫助他，不是騙子，他接的電話確實是最高院的電話，不是我們安排的“騙錢”電話。 

死刑覆核辯護的特點就是，不管律師受到多大委屈，都必須撐住，不能撒手，因為，死刑覆核，開弓沒有回頭箭啊。

為慎重起見，我和王興律師又多次到南陽會見李雷，李雷承認自己當天是喝了一瓶多二鍋頭，買了刀，去找的被害人，作案細節雖然有的部分記不清楚，但李雷同意我們的辯護方案，一再對我們表示感謝。

我們千叮嚀萬囑咐李雷，如果最高院法官來提審，一定要承認錯誤，方有一線生機。

李雷都答應了。

我們又反覆去作案現場，勘查，分析，反覆閱卷，內心確認此案絕無冤枉李雷的可能，本案不可能有其他人參與作案（這些，都在後來死刑覆核不予核准後，河南高院再審庭審中證人出庭證實，李雷父親終於心悅誠服）。

幸運！最高院法官通知我們聽取辯護意見！

我和王興選擇了罪輕辯護的意見。須知，這是冒極大風險的，本案一二審律師都是做的證據不足的無罪辯護！我在此無意貶低同行，我只是說，如此重大的案件，死刑案件的辯護，我們一二審律師顯然：一是屈從了家屬的壓力，二是辯護經驗明顯不足，三是辯護水準不高。本案做無罪辯護無異於把被告人推向極為不利的局面。

所以，在最高院死刑覆核大樓，主辦法官接待我們的時候，先是聽我和王興的辯護意見。在聽到我們做罪輕辯護時，氣氛明顯緩和，才開始和我們討論有無可能民事賠償問題。事後我和王興律師判斷，明顯的局面就是，如果我和王興律師不承認這個案子是李雷干的，法官是不準備和我們多談一句話的。而本案民事賠償大門一旦關閉，則死刑覆核結果可想而知。

從最高院出來，我和王興長出一口氣，感覺李雷案有一線生機。

竟然真是一位和氣的女法官！請原諒我不能披露這位女法官的名字，但我們一直對她心存敬佩之情，卻沒有機會表達感謝！沒有她，這個案子成不了！就是這位女法官幾下河南，提審李雷，反覆約談被害人，與河南當地法院法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賠償調解工作，終於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賠償方案，好像是賠償5.8萬元（具體數目沒找案卷核實，以調解書為準，有關數字以實際發生為準，下同）。

雖然沒有任何人承諾說賠錢就可以保命，但任何刑辯律師都知道最高院、河南兩級法院法官苦口婆心談成的這個賠償條件意味着什麼！

天助我和王興律師，我們遇到了最具有人文關懷精神的最高院法官！應當說，如果沒有最高法院法官的堅持，地方法院法官也不會在死刑覆核階段下功夫繼續做民事賠償調解工作。

後來這位最高院法官對我們說，她遇到了最善良的被害人（重傷的被害人），所有這些，都是天意吧！ 

 我們欣喜若狂地把這個消息（爭取民事賠償保命）告訴李雷父親，告訴他趕緊籌集錢保命。沒想到，那邊老頭一句“沒錢！”就把電話掛了！

我，當時感覺就像掉進了冰窟窿！絕望，懊惱，死的心都有了！

⋯⋯

又經歷了很多波折，我們才知道，這個可憐的家庭，在我們介入辯護之前經濟上已經完全破產，幾年來借光了所有的親戚、朋友，可謂山窮水盡，幾乎揭不開鍋，別說5.8萬賠償款，就是500元也拿不出來了！

老頭一方面仍然固執地認為兒子是被冤枉的，另一方面家裡確實拿不出一分錢。

怎麼辦？我們距離勝利只有一毫米，難道要前功盡棄、痛失好局？

我和王興心急如焚，最高院有時限呢！我們滿口答應了呢！

我直冒冷汗！這可是我第一次辦理死刑辯護！出師未捷身先死，僅是因為缺幾萬嗎？！

李雷啊李雷，因為你的魯莽，一失足成千古恨，給你的家庭帶來多大的災難！

李雷啊李雷，我們素不相識，由於你的濫殺無辜，讓我們無償援助自貼腰包的兩位死刑覆核辯護人，遭遇如此尷尬！

我一向認為，考驗刑辯律師的，絕非高歌猛進之時，而是越到諸如入此類的困難局面，越是堅信方法總比困難多：考驗我們智慧的時候到了！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突破僵局！

活人，堅決不能讓尿憋死！

關鍵時候還是親兄弟。我記着李雷還有個弟弟，給我打過電話說過客氣話。某個夜晚，我摸起電話就給他打過去：李猛，你還想不想救你哥哥，死命活命，今天就你一句話。

其實，我在打電話的時候，膽戰心驚故作嚴肅。因我早已經知道，作為李雷的唯一親兄弟，這幾年為了營救哥哥，照顧老人，也已經家徒四壁了。而且，新婚妻子還經常埋怨他。

果真是親兄弟！李雷弟弟在電話里說“李律師，我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湊錢，賣房賣血也要湊，N萬，李律師，我只能東拼西借湊這些了”。

夠了！有這N萬墊底，先拿給法院，保命再說。

沒想到被法院斷然拒絕。這次可不是鬧着玩的，法院為了這個賠償意向，已經做了一火車的工作！誰都知道人命案子賠償調解是天下第一難！我和王興對法院一點脾氣沒有。一死一重傷，賠償5.8萬，全中國能不能找到第二家？估計很難！最高院已經給我們打開了這扇大門，接下來就看我們的了！說再降低點，根本張不開嘴啊！

天無絕人之路，刑辯律師必須學會變戲法。經過我和王興律師的鄭重協商，我們就這樣變了一個聖誕節之夜的大戲法，當年的《南方都市報》是這樣報道的：

“在這個聖誕節的平安之夜，我們向您尋求支持。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而是為了我們正為之辯護等待死刑覆核的一位被告人，以及他那個可愛、可憐的女兒和風燭殘年裡悲苦的雙親。甚至，也為了所有那些在獄中因貧窮而等待法律援助的被告人。”

2011年12月24日深夜，北京律師李金星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一篇文章，《平安夜裡的一封求助信》。

“我們懇請您為促成該案和解，捐一些錢，哪怕一分錢。這些錢的總數，如果在十萬元以內，將專項用於該案的和解。十萬元以上部分，我們將考慮建立類似最貧窮被告人的辯護基金。我們會定期向大家報告資金的募集和使用情況，我們保證每一分錢都公開透明。”

為了拯救一個命懸一線的殺人犯，為他免費法律援助的律師們藉助網絡發起了一次在技術層面上相當原始的募捐。十天裡，這個在倫理道德方面引起巨大爭議的募捐告示收穫了1.6萬多元。

為死刑犯募捐，全中國可是頭一遭！雖然網上挨了不少罵，但看到這1.6萬元的愛心，我和王興還是喜上眉梢。

李雷弟弟的錢到賬了，加上網上募集的1.6萬。行了，辯護律師也不好意思再向最高院匯報困難了。

印象中還差近兩萬元。此時，我和王興下河南上東北差旅費也已經花了幾萬了。

我和王興律師在辦公室里大眼瞪小眼（王興律師那眼睛大，我眼睛小）。

任何困難都難不倒咱中國刑辯律師是不是？打碎牙咽下去！記不清我和王興誰先提議的，一拍即合：咱們倆偉大的刑辯律師就一起墊上吧！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

錢，就這樣湊齊了。

事，就這樣成了。所以，我特別感激王興律師，別人邀請王興律師一起辦案子掙錢，我第一次邀請人家一起辦案子，賠錢！

今天翻出我給最高院主辦法官寫的那封信，在此一併貼上，主要是讓讀者體驗一位刑辯律師的“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就李雷案給最高院法官的一封信

尊敬的C法官：

您好！  

我是承辦李雷死刑覆核案的律師李金星。

冒昧給您寫這封信，是因為作為李雷案的現階段的律師，雖然已經提交了正式的律師意見，但我仍然認為，有必要向您匯報一下我感覺沒有表達出來的想法。甚至可能是一種非法律專業的觀點，因此請您諒解這封信的冒昧。

我首先感謝的是C法官對於此案認真負責的精神。在這一點上，我和王興律師都有同感。上次會見，C法官給我們展現了您的高度專業素養的法律人良好面貌，我們為之感動。不僅如此，作為一名法官，尤其是承辦死刑覆核案件的法官，您給予我們的對於人性的關懷，對於社會問題深刻理解的印象，都使我和王興律師深表敬佩。

不管這個案件的最終結果如何，我們這樣的感謝都完全發自內心而並無功利之圖。

但李雷案給我的思考，一直不能平靜。尤其是我和王興律師找到李雷的女兒，見到學校周校長，見到小女孩那個必須給我們300元錢路費神神叨叨的爺爺，這更增加了我的困惑。可憐的小女孩問我的一句話“為什麼要判爸爸死刑，爸爸是個好人”至今縈繞在我的耳邊，即使到目前，我也不能給予這位小女孩一個明確的回答。甚至，我亦無法說服我自己。

李雷案，一死一重傷的結局，是李雷不能承受之重，是被害人家庭不能承受之重，是李雷家庭不能承受之重。而本案，不僅僅關係李雷，更關係更多人，至少三代人。所以，我們告訴李雷之女，作為高中生，案件問題你理解可能有偏差。但在任何時候你都不要仇恨社會，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幫你？

但我確實無法想象，假如有一天，該小女孩知道父親被執行死刑消息的痛苦和打擊。

她那麼努力地學習，是3000名高中的全校文科第一名，是在意圖證明什麼？但如果這樣一個消息，是否會徹底的把這個小姑娘擊跨？她有多大心理承受能力？她會垮嗎？

所以，這樣一個案件本身，即使李雷罪該萬死，作為律師，我仍然感到萬分痛心。

而更令我痛心的是，被告人家裡已經極度貧窮。幾年的訴訟下來，已經使這個家庭經濟完全破產。甚至，我感覺打電話要錢支付賠償款，都極為殘忍。

我和王興律師在小範圍內發動了捐款。只籌到了不到2萬元。當然，更大範圍的捐款或者炒作也許會更多一些捐款，但我們擔心給最高院帶來壓力，事與願違，因此權衡利弊，放棄了。募捐只能在2萬元，總數雖少，但這2萬元卻都是9元、11元這麼少的金額積累起來的。死刑賠償能夠得到大家的捐助，我們也非常感動，基於此，即使作為法律援助的律師，我和王興律師仍然想自己墊一些錢，湊夠5萬元。

錢，實在太少。我們極為慚愧，擔心您會直接拒絕。

應當承認，我和王興律師對於最貧窮的被告人有一種特殊的同情。也許自身都是農村出來的緣故。但正如C法官提醒我們的，被害人家屬也非常可憐，我們深以為然。但，如此5萬元，不知道除了給您出難題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在對於一個人的生死問題上，我相信您作為法官更會比我們慎重萬倍。請您相信，雖然我和王興律師並不屬於名律，但代理本案，絕非出於名利，或者其他。本案的代理只是因緣巧合的法律援助，而小女孩問題，始終困擾我和王興律師。

所以，我請求您，在考慮本案的時候，不僅僅考慮我們的辯護意見，還有其他。您知道，我們給您提出了難題。但請您相信，雖然是第一次工作接觸，您的認真負責精神已經深深打動了我們。

我和王興律師正在貴州代理案件，這封信，不能親自遞給您，只能通過特快專遞發給您。臨時書就，不知所云，還請您諒解！

祝您新年好！

李金星律師

2012年元月8日於北京往貴陽飛機上

這封信，應當是在辦理“小河案”過程中寫的吧！現在回頭看看這封信，還是非常感慨。我承認我們辦理此類案件時，是被一種痛苦的情緒折磨着，視而不見當然很輕鬆，但顯然，我做不到。 

後來，王興律師揣着這些錢，到了河南進行調解，還費了另一番周折，此處不再細表，但最終調解成功了！

不久，李雷死刑覆核結果出來了，不予核准死刑。當然，需要強調的是，本案辯護成功，賠償和解只是原因之一，被害人過錯以及婚戀糾紛問題可能都是最高院考量不予核准死刑立即執行的因素，當然，還可能包括吉林榆樹高中令人尊敬的高中校長周校長給最高院法官寫的信，一定非常感人吧，還有李雪給最高院法官阿姨寫的信！

管他哪個因素，反正我們贏了！

李雷的女兒，那個可愛的小姑娘，後來考上了大學，我和王興還給她寄去了一點錢，5000？只是，不知道，不知道她過得怎麼樣？還有疼她的爺爺奶奶！前年我好像還收到過李瑞祥老人的拜年短信，這位可憐的老人！

李瑞祥老人還專門到北京給我和王興律師每人送了一個大錦旗，他為自己以前對我和王興律師發火非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

李雷後來被河南高院改判為死緩，限制減刑。

這就是我和王興律師辦理的李雷死刑覆核案件的流水賬。今天回憶起來，很是感慨自己當年的激情澎湃。

我從來不過份關注所謂刑辯律師的辦案技巧。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技巧也是重要的。但是，你須知，在這個國家研究技巧或者技術也許是多餘的，是奢侈的，就像有時你研究法條會嘲笑自己是痴呆一樣。作為刑辯律師，除了知道某案辯護成功的因素必然包括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外，還必然包括一名真正的刑辯律師投入的一名真正法律人真正的情感，這種情感必然時刻激盪着自己的內心。

只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案子，那些艱辛，那些喜悅與懊悔，已經在一名刑辯律師回憶中永遠定格！ 

2016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