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會議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十八屆中央巡視對宣傳、文化、新聞等單位進行了全面政治“體檢”，加強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促進意識形態陣地建設，
  會議強調，黨管意識形態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內容，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強化政治擔當，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要堅定“四個自信”，用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指導意識形態工作。
核心價值觀要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 
　　我們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之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成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的獨特精神支柱，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行為準則。
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
一、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深入理解、準確把握“極端重要”這一戰略定位的內涵和實質，就要着眼於“三個事關”，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的高度，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中央宣傳部部長劉奇葆要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加強意識形態的引導和管理，鞏固發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輿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穩妥推進文化改革發展，推動文化走出去、提高文化軟實力，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袁剛：改革阻力，利益集團還是意識形態
　　最近有一種說法，認為三十年改革阻力先是來自意識形態，現在主要是利益之爭，是權貴利益集團在拼命阻止政治體制改革，連改革吹鼓手周瑞金和原體改委調研員陳小魯也表達過這種意見。
　　這種說法乍一看似乎頗合當前的改革現實，然而，所論不僅是表面化，而且對意識形態的危害性也大大的看輕了。
　　的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對姓“社”姓“資”“不爭論”， 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改革之初從胡耀邦發起“真理標準討論”開始的持續不斷的意識形態論爭表面停息。但是，執政黨既沒有就此放棄意識形態主導權，而且死抱馬列毛作為其統治合法性基礎，對壟斷真理的作法更是擺出一幅沒有商量餘地的架式。而意識形態沒有鬆動，由意識形態全面論證並緊抱成一團的政治體制要作改革，我看是一點門兒也沒有。
　　
　　一、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
　　
　　眾所周知，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和前東歐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是全面移植於蘇聯，這套政經體制由馬列主義論說，被吹噓為無比先進，即將取代西方資本主義，用毛澤東的話說，叫“東風壓倒西風”。然而，經過不足百年的實踐，不但西風沒有被壓倒，反而是“東風不與周郎便”，其始作俑者蘇聯反倒混不下去先自我崩潰。蘇聯模式的那一套經實踐檢驗，證明其不是真理，不但不先進，反而相當封閉落後。不但經濟上效率低下無活力，政治上也專制官僚臃腫腐化，其用強力進行無數次灌輸宣傳的意識形態，更是“假、大、空”充滿偏見，成為愚民工具，現已被包括前蘇聯在內的世界人民唾棄。蘇聯模式的全面失敗表明，“走俄國人的路”，是一條死路，世界範圍的歷史經驗表明，這條路再怎麼變換花樣也走不下去了，“是沒有出路的”!!!
　　我國的改革開放，說穿了就是擺脫封閉落後的蘇聯模式，另找出路。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蘇間曾進行過意識形態論戰，比誰的列寧主義旗幟舉得高，爭論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藉此毛澤東得以操弄意識形態，發動以反修防修為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億萬愚公被偉大導師愚弄得團團轉，戰天鬥地瞎折騰。然而，建國來向私有制全面宣戰一大二公純之又純的高調意識形態實踐，卻讓中國人民吃盡了苦頭，同時，興無滅資極端形式的文革及其破產也讓人“大徹大悟”。毛死後荒唐的革命得以結束，因為此路不通，改革亦可謂是懸崖勒馬!渡盡劫波的黨國上下對改革開放另尋出路，形成了高度的共識。
　　改革首先從經濟上突破並獲得巨大成功，由於突破了僵化的蘇聯計劃經濟摸式，搞市場經濟，到今年我國GT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這顯然也與馬列主義相去遙遠，似乎就是文革中毛澤東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復辟”。為此，鄧小平對意識形態作淡化處理，勇敢地擺脫教條束縛，從而“殺開一條血路來”。
　　然蘇聯模式不光光是計劃經濟體制，還包括封閉落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蘇聯垮台後新任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反思蘇聯模式是：“ 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經濟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和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三項壟斷形成一整套的極權體系，其中意識形態部門發揮着極其惡劣的祭司功能，不僅搞書報檢查鉗制思想，為維護統治還編造謊言指鹿為馬。三項壟斷都是社會進步的攔路虎，是需要改革拋棄的對象。
　　經濟壟斷已拋棄，另外兩項壟斷也應該拋棄。改革如何改，其實已很明確，就是開放，改革一開始就與開放分不開，叫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就，就是開放的結果，放開私有經濟，引進外資和西式管理，中國政府並主動爭取加入國際資本主導的WTO，與國際接軌，使被教條束縛的生產力一下子迸發出來。
　　經濟開放之後下一步就是政治開放，胡趙改革路線圖也是先經濟後政治。
　　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政治開放，說穿了就是逐步開放政權，拋棄蘇聯模式集權於黨的那一套，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叫“還政於民”。不開放政權的行政改革，對蘇式黨國體制的修修補補，仍然壟斷政治，都不叫政治體制改革。因為牽涉到相當多人的既得利益，政改具有一定難度和風險，搞不好有天下大亂之虞，所以要謹慎。明白人都同意有步驟漸進改革的方式，但又不能製造藉口老拖延不改。中共“十三大”曾作出“黨政分開”的改革方案，準備放權，但阻力重重改不下去，反而是強化黨政體制，並出現與金錢的結盟，形成權貴利益集團，使腐敗叢生。官僚既得利益者唯恐大權旁落，竭力阻止政改，於是危言聳聽打意識形態牌，有開歷史倒車的動向。
　　
　　二、索爾仁尼琴說把主義留給中國
　　
　　蘇聯黨政模式用意識形態刻意包裝，理論上吹得好聽，實踐上已經全面失敗，其特點是：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黨在國上，議行合一，由黨統管一切，即一黨專政。這個極權政體的行政作為，從蘇聯斯大林到中國毛澤東，再到朝鮮金氏父子，不僅乏善可陳，而且教訓相當慘痛!但是，意識形態說教卻顛倒黑白，硬說其具有“先進性”，“規律性”，且“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為了建立宗教式的盲目信仰，採取了封閉性強制灌輸和鋪天蓋地宣傳的辦法，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反覆宣講並要死記硬背考試這一套。
　　壟斷性宣傳灌輸不僅霸道，而且愚蠢，是早已過時的法家愚民之術，在當今信息時代顯得相當落伍，是政權脆弱的表現。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曾向秘書林克承認搞的是愚民，文革時連“偷聽敵台”都要被打成反革命，封閉得猶如鐵桶，被稱為“竹幕”。現在也有人認為當今是“訓政”時期，要強化意識形態灌輸，於是又有了“唱紅歌”的做法。由於害怕群眾探尋歷史真相，不敢公開擋案，連文革真相都設置“禁區”不准研究。
　　我國從中小學的輔導員，大學的學工部，到軍隊中的指導員、政委、政治部，及各單位普遍存在的政工幹部，其數約在千萬，相當多的大官甚至將軍都是搞政工出身。搞政工是幹什麼，就是搞意識形態，相當於祭司神職人員，他們不事生產不做業務也不搞真學術，光靠耍嘴皮子，卻要納稅人去供養，可謂是吃冤枉的一族。
　　而我國黨政合一龐大的幹部官僚體系，早已呈現蘇聯滅亡前勃烈日涅夫時代的那種臃腫衰敗症狀。據統計，我國的行政開支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即財政收入超過一半用於行政公務人員的工資、“三公消費”等，吃冤枉的人超過古今中外任何國家。為“維穩”不敢觸動官僚特權階級利益，幹部再人浮於事也不下崗。而對不滿者異見人士，則採用各種手段封堵，據報道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5140億元，超過當年國防預算4806.86億元。世界多數國家通行的剷除腐敗的官員財產申報辦法，在中國卻行不通，反倒宣稱共產黨員有“先進性”。越是腐敗叢生的危機時刻，越更抓緊意識形態宣傳，不惜血本耗費巨資大搞馬列毛鄧工程，最高層甚至提出抓意識形態要向朝鮮學習。
　　其實，朝鮮就是腐朽沒落“三壟斷”的蘇聯模式的活樣板。金氏政權死抱斯大林體制，壟斷一切權力竟搞三代世襲，意識形態方面也提出了朝鮮特色的“主體思想”，封閉落後造謠生事，其邪行鬼道醜態讓世界側目。這個活樣板昭示的就是蘇式馬列主義的破產，向他們學習，還能有什麼出路?
　　那麼出路何在呢?就在改革開放!放棄蘇聯模式，與世界接軌。經濟開放之後是政治開放，但由於我國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緊密結合，政教合一，增加了改革開放的難度，陳小魯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還有個意識形態的開放鬆綁問題，即解放思想。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識形態干擾被鄧小平一錘止音，其成功就在於剝離馬克思主義，去意識形態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識形態問題更加嚴重，在蘇聯垮台的情勢下，中共出現深刻的意識形態危機，但當局不是順應世界潮流放棄空洞的主義，對高舉馬列大旗仍死死不肯鬆手。被勃烈日涅夫放逐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到祖國時曾說：“把馬列主義留給中國，領土一寸也不放!”那一聲“炮響”送來而又被人遺棄的主義，現在除了一點點“維穩”功能外，已是一文不值!維穩也主要是維護統治者的特權，為既得利益集團耍耍花腔打打圓場而已。
　　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阻止改革，其拿手好戲就是操弄意識形態，將明明白白的改革路徑攪亂，使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中國要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先去意識形態化，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不能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要求當局切實放棄“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政教分開。
　　
　　三、鄧小平說五十年以後可以搞普選
　　　
　　在政教合一的中國，不解放思想，任何方面的改革都改不動。有人會說政教分開就是顏色革命，開放政權就是顛覆政權。其實，當年鄧小平南巡時就說過五十年以後可以搞普選，這句話可以理解為“還政於民”， 就是開放政權，只不過有個五十年的過渡期。
　　鄧小平在莫斯科留學時的老同學蔣經國臨死前，毅然在台灣放棄列寧式的一黨專政，並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永遠執政，於是開創了台灣的憲政民主。大陸有十三億人口，情況較台灣複雜，鄧小平提出五十年的過渡期，先把經濟搞上去，意識形態作淡化處理，雖然過渡期略嫌過長，但應該說是飽含睿智。過渡期有如清末“預備立憲”，國民黨的“訓政”，最後要“普選”，終歸要立憲。這就不是顛覆不顛覆的問題，而是政權開放時間早與晚的問題。
　　我國改革要突破蘇聯“三壟斷”的極權體制，現在經濟上已經開放，不再是極權，被稱為“威權政體”，確切說應是“開明專制”。 開明專制的“開明”就體現在淡化意識形態上，不搞中世紀的“宗教裁判”和文革時的“全面專政”，取消思想言論罪，反黨反社也不為過，在開放政權之前先開放思想，放棄意識形態的壟斷。
　　開明專制可暫不開放政權，反而加強中央權力，推行市政經濟，集中資源儘快把經濟搞上去。同時，也要加大反腐敗力度，向自身官僚弊病開刀，清除吃冤枉耍嘴皮的祭司冗散官員，大刀闊斧地革除弊政，以政績獲得民眾擁護，換取執政的合法性。
　　意識形態既不能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在放棄對真理壟斷的同時，執政黨搞區別於馬列毛的“鄧小平理論”，提出“三個代表”，與時俱進搞意識形態創新，使自身社會民主黨化，這值得歡迎。但放棄對真理的壟斷，解放思想，就不能禁止非黨民眾還有權探索選擇其它出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執政當局要做到足夠開明，容納反對的聲音。開明專制不但要求經濟開放，也要求思想開放，最後是開放政權，由開明專制走向民主自由。而政權開明不開明，人民的言論自由是最主要標尺。
　　我國憲法明載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但從來都只停留在紙上，雖然言論尺度也在逐漸放寬，但仍有因言入罪，距開明專制尚有差距。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在拼命阻止開放，當局也明顯強化了意識形態管制，這是極不自信的表現。對於政改，官方反覆強調不照搬西方，不搞三權分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也是西方的馬列主義，蘇聯模式黨在國上、議行合一那一套，又為什麼要照搬，且死抱不放呢?臃腫腐敗的黨國政體，連批評反對都不允許，又如何談得上開明?
　　從開明專制到開放政權似乎遙遠，鄧小平說的五十年後可普選竟還要等三十年，清朝“預備立憲”所定預備期不過九年，且鄧所說“普選”後的政體又如何?不搞三權分立，還堅持議行合一嗎?對此應解放思想，允許民眾探討。既不照搬西方，也要突破蘇聯模式，到底怎樣的政體好，也不是一個政黨說了算，更非少數既得利益權貴說了算。1957年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鈞提出搞一個“政治設計院”，選拔一些專家來精心設計，我看是一個忠心體國的好主意。清末立憲時也設立了“憲政編查館”，並派員出洋考察，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也提出“開制度局，以統籌全局”。政權早晚要開放，為避免亂局，開放前先統籌設計，全民討論全民公決，是對歷史對人民負責。如此，流落民間的陳毅元帥之子、趙紫陽在任時的體改委調研員陳小魯就可重操舊業，參加政治設計院搞政體設計工作了。
　　總之，改革開放三十年，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要求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明專制也要求放棄對意識形態的壟斷，除掉守舊權貴官僚勢力的華麗包裝，澄清改革的思想障礙。
　　對於中共來講，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如何在大局不亂的情勢下儘快開放政權，並考慮如何在普選中仍能當選執政。然而，既得利益權貴集團企圖死抱政權永不開放，面對經濟開放後日益活躍的思想界，驚恐萬狀，封堵打壓要向朝鮮看齊。改革三十年後能不能繼續前進，在於敢不敢進一步開放，眼下最要緊的則是意識形態的全面開放。壟斷真理的禍害在前蘇聯和中國都教訓深刻，要再以操弄意識形態愚弄百姓，以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來當法老，只能從開明專制倒退回斯大林式極權統治，最後是全面專政開歷史倒車。如此，就必然要再搞反右，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這樣的機會對於原教旨頑固派來說，實際上已沒有了。